陆祯严：秩序的重建：194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综述
2023-08-27 09:53:02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2023年3月25—26日，秩序的重建：194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在复旦大学召开。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国内30余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70余位学者参会。本次论坛旨在打通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研究的边界。与会学者立足跨国史视角，探讨中外在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军事活动等层面的交往互动。
1940年代，中国乃至世界都迈入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以英美中苏和德意日为代表的两大阵营渐次形成，旧秩序轰然崩塌，新秩序方兴未艾，法西斯集团与反法西斯力量都在争夺重建世界秩序的话语权和领导权，世界各国的命运从未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作为秩序的崩溃：193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跨国史论坛的延续，本次论坛再次从跨国史视角，围绕“秩序的重建”议题，深入讨论194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拓展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乃至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一、 在历史脉络中把握国际秩序的演变
本次论坛特设主题报告环节，邀请资深学者结合自身专长，从跨国史视角介绍各领域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是把握1940年代中外关系和国际秩序的关键命题。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桑兵教授从1930年代和1940年代反法西斯主义的提出和国际秩序的重构展开，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属性。他认为，一战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造成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难以应对的困局，使各国纷纷意识到集权政治的重要性。相继形成的法西斯主义和苏维埃制度，正是时人解决战后乱象的两种方案。法西斯主义崇尚国家主义，苏维埃主张国际主义，二者在道路方向和价值立场方面存在本质不同。共产国际较早与法西斯主义开展斗争，随后更提出反法西斯主义战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自始就秉持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举措，在当时也被视为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因此，从局部抗战开始，中国抗日战争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教授立足国际抗战视角，深度解析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东方主战场的关系。东方主战场又称中国战场，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即形成，是二战中最早建立且相对独立的主要战场。理解东方主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需要跳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内部视角，将之置于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中加以考察，特别要重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国际抗战。这一时期，中国多次派出远征军，与英美军队联合作战，向主要参战国出口战略物资，中国抗日战争已经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总之，国际抗战不仅是一个历史阶段，更应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引领学界挖掘、理解和正确评价东方主战场的历史意义。
国际秩序的转变，往往与重要事件、人物、思想有密切联系，这就要求研究者把宏观考察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员深入比较毛泽东、蒋介石对于共产国际解散的因应策略。他认为，二人对共产国际的解散均持欢迎态度，几乎同时加强党内一元化领导和思想统一，而且都认识到日苏战争是否爆发直接影响着世界局势和国共关系的走向，但蒋介石误判日苏必将开战，据此谋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在国际战略方面，毛泽东强调独立自主，蒋介石则将中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同盟国。在国共关系方面，蒋介石总是围绕国际背景权衡得失，毛泽东则是最大限度利用国际局势，以便引导国共关系的发展。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戴超武教授以美国战略思想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斯派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为切入点，研讨中国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与19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关系。李普曼认为，战后美苏将合作，中国应成为亚太地区的领导力量，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认同。然而，斯派克曼却判断，战后美苏可能爆发战争，并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只有日本能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基石。这一观点为国务卿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及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所接受，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意见。由此可见，中国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变化，某种程度上也是美国战略思想变化的缩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陈雁教授围绕1949年在中国召开的亚洲妇女代表会议，分析会议的主办国选择、前期筹备、国际民主妇联与中国同志的分歧等问题，以及宋庆龄、邓颖超、蔡畅等妇女领袖的角色和作用。她认为，此次大会为新中国拓展国际交往提供宝贵平台，使妇女运动和妇女组织成为中外互动的有效纽带，有效提升了中国妇女的国际地位和责任意识。
围绕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和国际秩序变迁，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在研究议题上多有互通之处，但在方法、视角和问题意识方面各有千秋，互为助益。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刘德斌教授结合学科发展的历史经纬，着重讨论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关系、特点和走向。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渊源深厚，但二者分别注重历史事实的特性和共性，很长时间内存在学科鸿沟。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乏善可陈，就是因为相关学说都是欧洲历史经验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产物。与之相应的是，历史学界也日益重视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知识和概念工具。当前国际秩序的深刻变化，推动着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的对话，进而携手建立全新的阐释体系，重新认识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历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栋教授评述国内冷战史研究的多样化趋势。这一趋势，在史料运用上，表现为政府档案、地方史料、口述史料和多边多语种史料的大幅扩充；在研究范式上，表现为探索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的新路径；在研究对象上，表现为重视超级大国以外国家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特别是后者对大国的引导与约束；在研究领域上，表现为关注冷战格局下的社会变迁、经济发展、文化思潮、技术革新和个体境遇。总体而言，多样化趋势将使学界进一步反思冷战的本质和影响，最终应将冷战置于现代化与全球化的长程历史中加以审视。
二、 中国抗战与国际体系的变迁
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牵涉中日关系、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全局。本次论坛有多篇论文在立足中国视角的同时兼具国际视野，或者从长时段角度反思日本侵华战争的根本原因，或者从典型案例入手揭示中外关系的深刻变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马建标《下代之内必有大战：芮恩施的“二战预言”及其对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着眼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有关中日冲突将引发世界大战的预言，深入研讨芮恩施认识中日冲突的亚洲视角、解决中日冲突的和平方案及其战争预言对于美国外交的思想遗产。该文强调，芮恩施的核心思想是坚持“门户开放”、保卫中国主权、抵制日本侵略，他的战争预言表明美日两国在华竞争已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深刻影响美国与东亚国际关系的历史走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商兆琦《“二十年危机”在日本——日本何以成为二战策源地?》指出，1918—1937年，日本政府因权力分割引发反复内斗，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混乱秩序加剧社会不平等，由此国民转而支持军部和右翼势力，使得军国主义不可一世。正是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潮等方面的危机叠加和相互影响，最终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张燚明《1942年蒋介石对罗斯福总统特使威尔基访华的因应》认为，蒋介石对于美国总统特使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Lewis Willkie)访华，经历从拒绝到谨慎邀请，再到积极欢迎的态度变化，表明蒋介石将威尔基访华视作居里(Lauchlin Bernard Currie)第二次访华时未竟问题的延续。由于威尔基与美国驻华使馆之间的矛盾，又因国民政府准备不够充分，威尔基访华并未取得实质成果。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姚江鸿《转折的年代1944——日军“一号作战”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深入剖析1944年日军“一号作战”对于中国乃至东亚政治格局的深远影响。一方面，“一号作战”在重塑国共两党实力分配和合作方式的同时，也为民盟提供了活动舞台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一号作战”使美国最大限度介入中国政治，同时促使苏联出兵远东，奠定了中苏关系发展的格局。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沈志刚《“小地方”的“大历史”——日本侵华海军大将大角岑生坠亡黄杨山史实考论》通过对比中日有关史料，详细考订大角岑生坠亡的真实原因、舆论反响和国际影响。文章指出，午间云层过厚致使飞机触山或为坠毁的主因，由此导致日本“南进”战略文件外泄，直接改变了苏美英澳荷等国的战略判断和军力部署，进而影响国际战局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地位提升，中国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休戚与共，进而影响到中美英苏等同盟国之间的战略协调。本次论坛不少论文的研究对象不限于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而是着眼于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相互联系，以及国际抗战的实际运作和得失影响，呈现出中国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多元互动。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熊斌《同命相怜与同舟共济：旅华韩侨“八·二九”纪念与近代中国各界的反应》详细梳理旅华韩侨的“八·二九”纪念活动和中国各界的接受过程。文章指出，“八·二九”纪念经由跨国传播，成为中韩两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共同历史记忆，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郑州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占西《全面抗战时期中印公路的交涉与修建》指出，围绕中印公路的修建，国民政府与英国政府、英印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反复交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军进一步介入，才得以修筑完成，但公路的政治和国防功能已大为降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陆昆《1940—1941年泰国、印支领土纠纷与日英美博弈》综合利用多国档案，从1940—1941年日本调停泰国、印支领土纠纷出发，全面研讨日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战略博弈。该文认为，由于英美和维希法国各自为政，使日本得以借调停领土纠纷渗透进东南亚局部地区，但当日本进而触及英国属地，开始触及英美核心利益时，其南进计划也受到阻碍。泰国、印支在东南亚地缘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使这一领土纠纷成为沟通局部和全局的枢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近代史系孙歌《全面抗战时期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运用中英档案，着重梳理中英围绕修筑滇缅公路的交涉全貌。该文认为，英国政府立足“援华制日”方针，尽管对中国多有戒备，但因政治扩张、殖民统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仍积极协调以促成其事，对中国抗战具有积极作用。
三、 全面抗战时期跨国关系的日常状态
相较于宏观层面的中外互动和战争演进，历史人物的个体境遇也是近年的研究热点。本次论坛有若干论文关注外交官、跨国组织领导人、海外华侨等微观个案，挖掘出全面抗战时期国际关系在日常生活层面的生动实态。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蒋杰《流浪的外交官：战时法国驻华、驻日大使亨利·戈斯默日记述略(1939—1945)》详细介绍戈斯默(Henry Cosme)日记的收藏情况、起讫时间和主要内容。该文认为，戈斯默日记翔实展现战时中国实况、中法及日法关系、同盟国与轴心国在远东的博弈，对于抗日战争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法关系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福建社会科学院海峡文化研究中心梁珊《〈1940年夏的远东〉：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干事巡视报告中的战时中国》梳理1940年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赴远东考察的主要目的、所见中国抗战图景和美国各界反响。文中指出，鲍乃德的报告成为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宣传凭借，揭示了跨国宗教组织人员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密切联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钊《二战时期伊拉克海员华工交涉(1942—1945)》考察二战后期国民政府与英军、英印政府围绕驻伊拉克海员华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一事的交涉过程。这一境外司法实践的成功案例，表明战时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反映出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由混乱到有序的调整过程，从中还可窥见二战时海外华工的生活状况。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非儿《人道主义与身份政治：太平洋战争期间侨生救济与中英交涉》从抗战时期英属地归国华侨学生入手，讨论中英两国围绕侨生救济的交涉和冲突，揭示了英国面对亚洲殖民帝国解体、中国大国地位奠定时的复杂心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陈佳奇《他者之思：柯乐博在华期间对中国革命的观察与分析》细致爬梳1940年代美国外交官柯乐博(Oliver Edmund Clubb)对于中国革命兴起、苏联对华影响、美国应对国共纷争等问题的观察和主张。柯乐博的“他者之思”，既有作为美国外交官的现实考量，又不乏作为“中国通”的理想愿景，揭示出中层外交官在美国对华决策中的独特作用。
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本次论坛有三篇论文聚焦中国走出不平等条约体制、维护国家主权乃至参与塑造战后国际秩序的艰难探索和经验教训。复旦大学法学院王伟、刘佳芸《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中国国际法学会”考论》探讨抗战时期中国国际法学会成立的背景宗旨、组织人事、学术活动和后续影响。文章认为，中国国际法学会的成立，不仅标志着国际法在中国从萌芽走向成熟，也表明中国学界从被动接受国际法转而主动参与改造国际法，中国声音开始影响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塑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钟荣帆《平等新约签订后国民政府外侨土地政策的调整》指出，平等新约订立后，国民政府决定有限开放外侨土地权，但实际仍按旧法办理，最终改为根据条约和法律，推行外侨土地权相互平等，国民政府在处理条约与主权、条约与法律关系时，只能通过牺牲局部的土地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薛克胜《收回弹性主权：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外轮航权”的经过》围绕外国商轮在华航行权的观念变迁、国民政府取消外轮航权的探索、1942年中英和中美订立新约时有关取消外轮航权的分歧等问题展开。该文强调，商船航运主权涉及抽象条约特权和现实行业竞争，具有较大弹性。中国徒有正当的主权诉求，但在航运业实力、西方法律熟悉程度上均处劣势地位，因此国民政府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历尽艰辛，由此也可进一步理解中国走出不平等条约体制的曲折历程。
二战时，报纸、书刊、无线电广播等传播媒介已高度发达。战时宣传不仅充当对外交涉的辅助工具，更成为军事行动的组成部分。本次论坛即不乏讨论战时宣传的专题研究，颇可反映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和国共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毅《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对美国驻华新闻界的态度转变——以1940年代的〈大美晚报〉为中心》通过勾勒1940年代前后《大美晚报》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变化，探讨美国驻华新闻机构与中美关系的联系。该文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形成实质性同盟关系，国民政府不再迫切需要美国记者进行国际宣传，同时推行更为严苛的新闻审查制度，致使二者的关系日益恶化。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倩《抗战时期延安新华外文广播的政治宣传》从宣传战角度，分析抗战时期延安外文广播和中共对外宣传工作。文章指出，日文和英文广播分别问世于战略相持和反攻阶段，前者主要对侵华日军开展反战宣传，后者旨在向西方宣传报道中共抗战策略和根据地实况，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争取美国的合作支持，充分发挥政治宣传作用。
四、 冷战下的东亚国际关系与中国内政
国内秩序重建和经济复苏是战后中国的首要任务，与美苏对华政策亦密切相关。本次论坛有五篇论文涉及美国战后援华、国共军事调处、中英贸易往来等经典议题。这些论文在观察视角、研究深度和整体关怀方面皆有创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美国政府与中国战后经济计划——以经济情报为中心的考察》认为，美国政府借助赴华经济专员和国务院—驻华使领体系外交人员之间的情报竞争，准确把握战后中国经济重工轻农、国营事业扩张、迫切需要美资等特点，但也存在意识形态先行、选择性搜集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线索的倾向。文章指出，美国政府以美援为工具，促使国民政府片面发展工业、推行自由主义，不仅加剧中国国家资本扩张，更阻碍美国私营厂商对华贸易和投资，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叶铭《此路不通：北平军调部恢复交通任务的缘起与结局》聚焦国共停战期间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推行恢复交通的缘起、过程和结果。该文指出，由于国共双方政治上缺乏互信，军事上持续冲突，加之美国以“中立”之名行“扶蒋”之实，最终未就恢复交通达成一致。这一研究有助于理解战后国共关系的发展逻辑。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作楠《顾维钧与1948年美国〈援华法案〉的出台》探讨美国出台《援华法案》前后，顾维钧在促使美国制定政策、追踪草案内容、影响国会辩论、确定最终文本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文章认为，顾维钧的外交才干和积极努力，无法改变美国“最低限度”的援华理念，这反映出中国在美国战后战略版图中的边缘地位和国民政府求援外交的失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徐高《马歇尔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将中美关系置于冷战史和美国对外关系史的视野下，认为马歇尔对中国问题的考量，立足于冷战整体格局和美国全球利益，而国共两党仍主要关心本国具体的政治、军事问题，二者诉求的根本差异决定了马歇尔调停的最终失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李方恩《战后英国贸易访华团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爬梳1946年英国贸易访华团的组建原因、参访过程、各方反应、评估结论和后续影响。文章强调，访华团认识到英国财力有限、中国国内状况混乱和民族主义高涨、美国的强势竞争等因素，促使英国政府采取守成、收缩的对华商业政策。这一调整是非殖民化浪潮下，英国回归务实主义外交传统的一种表现。
二战结束后，美苏冷战随即展开，中国和东亚地区也卷入其中。此次论坛上，不少学者通过深入精彩的个案研究，刻画出冷战初期国共关系、中外关系和东亚国际关系的互动联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翟韬《美国官方对“中美友谊”话语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以1940年代驻华新闻处和文化项目为中心》分析1942—1949年美国官方宣传话语“中美友谊”的思想渊源、建构过程和战略目的。该文认为，中美关系神话源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秩序观，服务于美国对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中国角色的设计，即从文化上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最大盟友，从而促进殖民地国家的亲美倾向，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模式的宣传攻势和以美国文化改造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外交的预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牧云、王叶伟《冷战初期新中国与世界和平运动关系研究》重点围绕世界和平运动的发起背景，相关跨国组织系统的形成过程，世界和平运动与新中国融入社会主义阵营、拓展对外交往、表达国际秩序构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深化新中国与世界和平运动关系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可能方向。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蔡梓《“无主化”：多边关系视野下冷战时期英国南海诸岛政策的形成(1946—1951年)》指出，随着中英化友为敌，英国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抑日遏华态度。考虑到南海诸岛军事价值有限、中国海空军力量尚弱，加之英国专注于欧洲事务、与美国携手建立全球防务战略，英国最终形成“南海诸岛无主化”政策。这既从法理上消除日本染指南海的可能性，又给中国制造恢复主权的障碍，同时标志着英国主动退出以南海诸岛为主题的大国博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卢宇扬《重审“两航案”——兼论冷战初期的中美英关系》详细分析1949年中国政权鼎革之际，国共美英四方围绕“两航起义”和“两航案”审判的因应策略和交涉过程。文章指出，国民党意图利用该案，将美国拖入东亚冷战的泥潭，英国的司法独立原则也因国内、国际政治压力难以落实。该案折射出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多元面相。
五、 跨国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视角而非方法
在本次论坛的圆桌讨论环节，汪朝光、王建朗、吴景平、陈谦平、韩东育、苏智良、章清、张俊义、李少军、侯中军等资深学者先后发表真知灼见。他们针对与会论文提出诸多中肯批评，同时展望跨国史视角下抗日战争史、解放战争史乃至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未来走向，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学者们一致认为，在跨国史视角的指引下，学界同人在研究范式与议题拓展、国际合作与反法西斯战争、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学科交叉等方面，仍然大有可为。
第一，要充分拓展跨国史研究的范式和议题。一方面，要推动跨国史视角和各研究领域的充分结合。作为一种新视角，跨国史研究提倡超越民族国家界限审视本国历史，关注某一国家对地区和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重视跨国组织、跨国联系、跨国人员的关键作用，有助于重塑历史书写和历史认知，但与之相关的研究实践方兴未艾，只有将跨国史视角广泛运用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环境史等不同领域，在实践中拓展范式、方法和问题意识，才能使跨国史成为独树一帜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要从研究时段出发，努力丰富跨国史的研究议题。例如，秩序的重建是1940年代的主题。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代表性案例自然值得关注。不过，中国在战后跻身强国行列，主要得益于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深刻变化。因此，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互动往来同样富有研究价值。又如，中国在参与塑造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固然向战败国争取到主权和领土利益，但在盟国外交方面，却未必得大于失，背后的原因令人深思。再如，联合国创建时，中国在修改全体一致原则、推动殖民地独立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也需要深入发掘和重新认识。
第二，应着重探讨国际合作与中国抗日战争、东方主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进一步凸显国际友谊和中国贡献。二战使世界各国真正结成命运共同体，相关研究也应把握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联。首先，要立足中国，着力弘扬战时的国际主义精神。二战期间，中国见证了上海庇护犹太难民、饶家驹(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建立南市难民区、派遣滇缅远征军等跨越国别界限的人道主义壮举。挖掘这些国际合作的生动实践，有助于凝聚共识、传承国际情谊。其次，要从研究日军暴行入手，充分彰显中国做出的巨大牺牲和突出贡献。东方主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对于日军侵华造成的损失和破坏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否则会导致中国在相关问题上缺乏话语权。因此，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田野调查等方法，花大力气、下硬功夫，扎扎实实推进日军暴行史研究。再次，要加强学界与政府的通力合作。研究者既要发挥政府资源优势，推动数据库建设、纪念场馆营建和史料征集工作，又要重视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为政府处理中外关系和历史问题提供学术支撑。
第三，要促进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深度融合。围绕中外关系、国际关系等诸多问题，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多有交集。二者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具备学科交叉的基础和空间。一是要坚持理论思考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国际关系学重视理论模型的归纳总结，有助于历史研究者跳出具体的研究课题，提炼和深化问题意识。更重要的是，近代以来英美等国家的外交政策，深受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思想家的影响。由此观之，国际关系理论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面。二是要坚持宏观视野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历史研究提倡深耕细作，研究者难免深陷史实细节。国际关系学着眼宏观层面，主张历史的整体观，恰能弥补其中的不足。就时间维度而言，要采取一战、二战和战后相联系的长时段考察，检讨国际秩序从崩溃到重建的演变逻辑。就空间维度而言，要立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全局，反思个案研究的定位和意义。三是要坚持现实关怀与历史眼光相结合。二战之后形成的国际体系，时至今日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居今识古，时代为历史研究带来灵感和启发，也期待着研究者从历史中总结经验、资政育人、启迪未来。
作者：陆祯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8-27 09:5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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