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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
2022-11-18 10:41:04  来源:丁晓杰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3月, 傅作义将军率部重创盘踞绥西五原之敌军, 取得大捷。事后我方报刊宣传称“击毙敌酋水川中将”①。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出版的回忆录、学术论著及报刊登载的文章皆称“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 一些新闻报道还称水川为“日本皇族”。

  如《大公报》谓:“绥西我军, 自二十日开始向敌进攻以来,鏖战三日, 迭克西北重镇五原及要点西山嘴等地, 歼敌三千四百余人。仅少数残敌由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中将率领, 自五原旧城突围溃逃。二十二日晚窜抵二骡沟时, 复经我军围攻, 残敌仍事顽抗, 狼奔豕突企图逃窜。卒以我战胜之师, 勇敢无匹, 激战四小时, 残敌全部被歼。敌酋水川当场被击毙, 我军遂完成光荣壮烈之大歼灭战。”

  1982年, 张汉三发表《击毙水川伊夫中将亲历记》,张汉三时任傅作义军二驴湾子游击区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连连长, 因为“击毙水川”有功, 于1940年8月被提升为团长。1987年王龙胜著文称“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2005年,王龙胜再发论文, 称“击毙敌绥西警备军司令、蒙疆政府治安部次长水川一夫”。他虽不再强调水川依夫为“日军中将”,但仍坚持“水川一夫”被击毙。

  2005年出版的《傅作义传》中写道, 击毙水川“是继八路军于1939年11月在河北涞源击毙日本所谓‘名将之花’ 阿部规秀之后的第二个中将”。

  2005年9月《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 在声称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的同时,特别写到:“有研究者考证, 水川伊夫其实是个著名的地质专家。他来中国, 主要的任务并不是打仗, 而是勘察内蒙古的地矿资源, 准备进行掠夺性开采, 达到日本‘以战养战’的目的。和水川伊夫一起来中国在‘五原战役’中被击毙的还有二百多日本军人, 其中不少人虽然肩扛‘大佐’ 、‘少佐’之类的肩牌, 但实际上都是日本的地质专家、技术员和钻探工人。他们组成了‘蒙疆地矿勘探研究所’, 为了活动方便, 对外称‘绥西警备队’……因此, 击毙水川伊夫及其随从, 不仅是一场军事战斗的胜利, 更是保护我国资源主权的一次胜利。”

  2005年, 内蒙古五原县(当年的战场)决定修复1942年由原绥远省政府修建的抗日烈士公墓, 扩建为“五原县抗日烈士陵园”。新陵园于2007年4月3日举行了揭幕仪式。第二天的报纸作了报道, 内容有“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等内容。陵园内的纪念墙上镌刻的介绍五原战役的内容中也有“击毙日本皇族水川伊夫中将”等字样。

  以上观点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及社会上的主流认识, 近年虽有国内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受资料限制, 拿不出有力证据。

  与中国学界及社会上的主流认识、质疑及网友的炒作相比,日本似无人关注此事。日本学者大概认为这早有定论, 即水川依夫不属于旧日本陆军系统, 不是陆军将校,故无须研究。

  笔者拟利用在日本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 对五原战役时水川依夫的职务头衔、生死以及是否为日本皇族三个问题进行考证, 以澄清事实, 纠正误说。

  一、水川依夫非日军中将

  事实上, 水川依夫不是日军中将, 而是绥西战役后临时仓促编成、由伪蒙疆政府日系和现地系警察组成的“绥西警备军”司令官。该警备军未采用军衔制, 其成员各自沿用过去的警衔, 依次为警监、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士, 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水川依夫当时为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 领警监警衔。

  绥西战役后日军虽然占领了五原, 但五原在日军大本营规定的作战控制线之外,所以战后日军必须回防, 由日军直接控制五原无望。为此在遵守大本营规定的作战限制线的同时,为达到控制五原的目的, 日本驻蒙军参谋长田中新一少将计划依靠驻蒙军所属包头骑兵集团的机动支援, 由伪蒙军及王英的绥西联军担当该地区的防务, 由此达到将五原附近控制在日本势力下之目的。为协助伪蒙古军、王英的绥西联军防守五原, 田中还计划向五原派出由日本警察担任指挥的警察部队。伪蒙疆政府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次按照田中参谋长的旨意, 指示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以所管政厅、盟的直属警察队为基干, 选拔其中有战斗经验者编成一个小队, 在此基础上编成“绥西警备军”,于1940年3月初开始由伪蒙疆各地抽调日系、现地系警察陆续赴包头集中。

  因此, 驻蒙军主力于3月1日撤离五原后,按田中的意图在五原设立了特务机关, 由桑原荒一郎中佐任机关长, 统一指挥伪蒙古军、王英的绥西联军及从伪蒙疆各地临时抽调警察编成的“绥西警备军”担任防务。绥西警备军由4个大队及司令部构成, 司令部下设4科及副官部, 司令官由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水川依夫警监担任。

  水川依夫, 日本冈山县人, 1905年10月出生,旧制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1928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合格,1929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内务省。1933年后历任岛根县警视课长、岐阜县保安警务课长、长野县工场课长, 伪蒙疆政府保安部理事官、警监。1939年9月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立后任治安部代理次长。从他的履历可知,他从未在日本军中任职, 更不是日军中将。

  二、水川依夫未被击毙在五原,而是1985年死于横滨

  前述回忆录、论著和报刊文章皆称, 五原战役时水川在逃跑途中被击毙于五原县境内,其实这是误说。事实上水川当时未被击毙于五原,而是先逃至安北(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大佘太), 后被日军接至包头,不久调回日本内地, 于 1985年死于日本。

  战役进行时五原城及附近有伪蒙军3个师(约3000人)、绥西联军约1000人、绥西警备军1500余人(其中日系警察约310人)。伪蒙军两个师驻防新城郊外担任外围警戒,一个师驻守五原新城;绥西警备军驻防旧城, 特务机关亦设在旧城; 中间为王英的绥西联军。

  3月20日夜, 傅作义军开始进攻五原城。当夜战斗激烈, 迫击炮弹在绥西警备军司令部屋顶上爆炸, 死伤者众多。 21日晨, 傅军集中兵力猛攻特务机关和王英的司令部。桑原荒一郎指挥特务机关人员拼死抵抗, 企图等待日军救援。午后, 桑原登上屋顶指挥, 被从前方射来的流弹击中腹部毙命。王英的绥西联军毫无战意, 开战后便四散逃亡。新城外围的伪蒙军抵抗至 21日晚开始骑马而逃。

  21日下午2时30分, 日军飞机空袭五原。趁此时机水川依夫命令撤退, 向安北方向逃窜。23日清晨, 水川等被日军搜索队发现, 进入安北, 当夜被送往包头。

  3月26日, 水川就败退经过向驻蒙军包头战斗司令所(驻蒙军司令部设在张家口, 驻蒙军包头战斗司令所是五原战役时的日军前线指挥部)的稻垣正次参谋做了汇报。水川讲:“当时感到形势险恶, 将队伍分成三大队, 配置于新城东西南正面防御时, 突然受到攻击。城内留守者约300余人,200-300人配置于城外的各个分哨担任警戒。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由于王英属下的归顺部队反叛, 城内大乱, 各个方面联络中断。特务机关方面枪声渐稀, 认为特务机关已经撤退, 所以21日中午决定撤退。乘15时我军飞机轰炸, 敌军射击暂时停止之间隙,搭乘汽车向南方退去。途中汽车抛锚, 遂丢掉汽车徒步向西山嘴方向进发。遭石玉山部队追击,不得已向西北方向退去。途中受土民匪贼追击,在乌镇南方乌加河右岸,分成数个小队, 最后到达安北。”水川最后对稻垣讲“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今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善后工作”。

  伪蒙疆政府内日系人员认为绥西警备军的溃败与水川在指挥上的失误有直接关系, 所以当时非难水川在五原撤退时指挥不当的说法广为流传”。水川受到指责, 被迫辞去治安部代理次长职务, 被调回日本内地, 暂时脱离警界, 任福冈县商工课长, 1942年10月后任冲绳县警察部长。1945年10月27日,水川由和歌山县经济第一部长调任农林省开拓局第一部长,1946年7月9日被任命为东海北陆地方行政事务局次长,1949年任三洋渔业社长,后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1952年3月, 兼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专门调查员。后辞职赋闲在家。1985年 1月 28日死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 终年79岁。

  张汉三《击毙水川伊夫中将亲历记》一文中讲, 当时曾从一个被击毙的日本人身上搜到刻有“水川伊夫”字样的印章, 由此断定该人是“水川伊(依)夫”。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人使用印章的习惯。日本人的印章使用频繁, 且种类繁多。略有身份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拥有三枚以上印章,即个人实印、银行印、便印, 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印章。政府机关、公司等也是如此。如公司有公司实印、银行印、公司角印等。日本社会的公务交往、文牍往来、命令颁发等习惯是在加盖公章的同时, 由发文机构负责人签名或加盖其个人印章, 以示明确责任。各个机构负责人的印章亦可能由其下属持有, 以便在必要时加盖。如前所述, 绥西警备军司令部设有副官部, 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该部由日系警察4人组成, 第一责任者为长沼一郎警佐, 水川依夫的个人印章可能就是他保管的。被张汉三等击毙的应该是长沼一郎警佐, 因为他是五原战役中副官部唯一被击毙者。

  此外, 日本印章用字有隶书、篆书、行书、楷书及日本独特的古印体、印相体等6种,极其复杂, 因此当时的人极有可能将缴获的水川依夫印章上的“依”字误辨为“伊”或“信”字。因为日本人名中, 叫“某某伊夫”、“某某信夫”的较多, 称“某某依夫”者鲜见。笔者认为, 这可能是将“水川依夫”讹传为“水川伊夫”、“水川信夫”的原因所在。

  三、水川依夫不是日本皇族

  最后谈谈水川依夫的皇族身份问题。前述《人民日报》发表的《在乌梁素海边》一文中讲,在缴获被击毙者印章的同时还缴获了其战刀,战刀上镶有纯银的日本皇族标志——梅花图案(日本天皇家的家徽为16瓣8重表菊纹), 刻着“天皇御赐”字样, 由此判定被击毙者为日本皇族。

  事实上, 二战前日本天皇向军人下赐的物品, 主要以香烟为主, 此外还有军刀、手枪、银制钟表等, 凡天皇御赐的物品都带有皇族标志。天皇也不仅仅限于向皇族“御赐”军刀。战前日本陆军大学、海军大学优秀毕业生都可获得御赐军刀。如在冈部直三郎之后任驻蒙军司令官的山胁正隆中将, 1914 年在陆军大学毕业时, 曾因成绩优秀获天皇赏赐的军刀。所以,仅凭从被击毙者身上缴获的天皇御赐军刀, 并不能断定该人就是日本皇族。

  那么水川依夫是否为日本皇族? 我们只需对日本皇室、皇族、皇族宫家制度加以简单介绍, 问题自然明了。

  日本皇室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族, 即天皇家。1889年制定的明治《皇室典范》规定皇族为: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太子妃、皇太孙皇太孙妃、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1947年《皇室典范》规定: 皇后、太皇太后、皇太后、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以及女王为皇族。现在日本皇室由天皇及皇族成员构成, 分居于内廷者和居于内廷之外的宫家皇族两部分。居于内廷者有天皇、皇后、皇太子一家共5人。作为宫家的皇族有秋筱宫 (现天皇次子 )、常陆宫 (现天皇之弟 )、三笠宫、宽仁亲王一家、桂宫 (三笠宫次子)、高円宫 (三笠宫三子, 2002年死亡, 其妻为现在的户主)等5宫家共18人。

  天皇及皇族有名无姓。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 一般平民不准有姓, 只有贵族统治者以其被封赐的家号、称号、官职、爵位等为姓。因为天皇历来被尊为“神”, 所以天皇以及皇族也都没有姓, 只有名。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政府实施户籍法。为了登记户口, 编造户籍, 才准许平民有姓。但是作为“神”的天皇及皇族只受《皇室典范》约束, 不在户籍法的管辖范围内, 所以至今依然无姓。

  1875年, 日本制定《皇子女降诞诸式》, 规定皇室男子名“某仁”, 女子称“某子”, 延续至今。如大正天皇名嘉仁, 昭和天皇名裕仁, 其三个弟弟分别名雍仁、宣仁、崇仁, 昭和天皇的长女名(照宫)成子, 现平成天皇名明仁, 皇长子名德仁, 皇次子名文仁, 2006年9月6日出生的皇长孙名悠仁(文仁之子)。

  明治《皇室典范》规定: 从皇子到皇玄孙男子为亲王, 女子为内亲王。五世以下男子称王,女子称女王。即五世以下皇族所有的男子都称王,女子都称女王,制定了永世皇族的原则。1947年制定的《皇室典范》规定: 嫡出的皇子及嫡男系嫡出的皇孙, 男子为亲王, 女子为内亲王, 三世以下的嫡男系嫡出的子孙, 男子称王,女子称女王。皇族的范围虽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旧典范, 但亲王、内亲王限定于皇子及皇孙(或皇孙女)。

  战前的《皇室典范》关于皇族的婚嫁规定:皇族婚嫁限于同族或经敕旨特许后限于华族 , 如昭和天皇的长女照宫成子内亲王嫁东久迩宫盛厚王后改称东久迩成子。1947年《皇室典范》规定: 天皇的女性子孙与天皇或皇族以外者结婚, 出嫁后即脱离皇籍, 随夫家称号或改随夫姓。如现平成天皇之女原称纪宫清子内亲王, 2005年与东京都厅职员黑田庆树结婚后, 改称黑田清子, 称庆树夫人。

  天皇的男性子孙成年或成婚后, 除被立为皇太子者外, 其他均被封赐为“宫家”, 即称“宫”的皇族之意。称“某某宫某某亲王”或“某某宫某某王”。如1931-1940年任陆军参谋本部参谋总长的元帅闲院宫载仁亲王;1939年 7月到过诺门罕战场的关东军炮兵中队长东久迩宫盛厚王;侵华战争期间曾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指挥日军进攻南京、上海的中将朝香宫鸠彦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盛厚王之父)等。

  日本皇族的宫家制度始于镰仓幕府中期,几经变迁, 到明治末年的宫家有伏见宫、有栖川宫、闲院宫、山阶宫、小松宫、华顶宫、北白川宫、梨本宫、久迩宫、东伏见宫、竹田宫、贺阳宫、朝香宫、东久迩宫等14家。大政年间, 有栖川宫、小松宫、华顶宫由于后继无嗣废除, 剩 11宫家。1922年设秩父宫 (雍仁, 大政天皇次子 )、1913年设高松宫(宣仁, 大政天皇三子 )、1935年设三笠宫 (崇仁, 大政天皇四子), 又增加到14宫家。1947年, 根据新的《皇室典范》,除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外, 其余11宫家均脱离皇籍,其成员降为平民。宫家降为平民后, 便去掉“宫”和“王”字, 以宫名为姓, 如上述东久迩宫稔彦之子盛厚, 姓名为东久迩盛厚。

  由以上介绍可知, 战前日本皇族14宫家中, 既然不存在“水川宫”,而且从水川依夫“有名有姓”(水川为姓, 依夫是名), 既不带“宫”,又不称“王”,便可断定他绝不属于日本皇族。

  总之, 通过以上考证、分析可知, 五原战役时水川依夫既不是日军中将, 也非日本皇族, 更不是什么地质专家, 而是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 领伪蒙疆警察警监之警衔, 一时兼任过短命的“绥西警备军”司令。当时他更未被“击毙”在五原, 而是 1985年死于日本横滨。

  抗战期间, 为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鼓舞士气, 在情报不十分准确的情况下出现失误性宣传报道, 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 如果现在还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和义愤, 不顾历史事实和真相, 坚持不准确的说法, 只会加剧国外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怀疑以及国际间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笔者认为有责任与义务澄清相关事实,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作者丁晓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相关链接:

  1.关于《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 一文的资料检讨

  2.毙命日寇:水川伊夫(陆军中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1-04 16: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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