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江：刘英在闽浙边游击战争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述略
2022-10-12 09:27:03  来源：浙江党史和文献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内容摘要：1935年2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并率部进入闽浙边地区，他作为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主要负责人，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起坚持了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开创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在此期间，刘英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思路，建立了正确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对党在闽浙边开展革命工作及其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刘英 闽浙边游击战争时期 群众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从来没有动摇过，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党自成立伊始就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党的一大提出重视群众、发动群众的主张;党的二大明确提出要到群众中去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大革命失败后，党进一步认识到发动群众在革命中的重要性;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多处提到“群众路线”;在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群众观点，创造出许多党群关系融洽的光辉典范。

　　1935年2月，刘英任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政委，并率部进入闽浙边地区，他作为闽浙边临时省委和红军挺进师主要负责人，与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起坚持了艰苦卓越的三年游击战争，开创了浙西南、浙南游击根据地。在此期间，刘英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观点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思路，建立了正确的党和群众的关系，对党在闽浙边开展革命工作及其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与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始终把群众工作看作革命的中心工作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刘英心系群众、爱戴群众，无论在哪里从事革命活动，都高度重视群众工作，始终坚持群众的立场就是党的根本立场。

　　(一)提高思想站位，充分认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刘英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群众工作，这是他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1905年11月26日，刘英出生在瑞金县竹岗村一户农民家里，从小秉承了农家子弟固有的勤劳、节俭、吃苦的品德。长大后，重视农民社会问题，开始思考怎样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1927年八九月间，南昌起义军途径瑞金，在瑞金城宣传“铲除贪官污吏，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穷人不打穷人”等，这些宣传对刘英思想上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使他找到了解救穷苦大众的奋斗路径。1929年3月，刘英在福建长汀参加革命，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对党卓有成效的群众工作耳濡目染，坚定了他为群众谋幸福的革命初心。1934年7月7日，刘英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部队从瑞金出发，8月先遣队攻打福州受挫，这次失利使刘英认识到“党与群众力量的伟大及其配合军事行动的重要性”。

　　1935年2月，挺进师成立后，刘英作为师政委非常注重开展群众工作。他在《北上抗日与坚持浙闽边三年斗争的回忆》中写到：“当挺进师进到闽浙边的时候，师政委会作了很大的努力，号召与教育全体党员和每个红色指战员成为‘党与苏维埃的宣传者与组织者’，要求每人每日写十条标语、找十个民众谈话，并以班排为单位随时随地举行群众大会、军民联欢大会与组织群众。”1935年11月7日，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任书记，群众工作始终是他担任书记主抓的重点工作。1936年4月，刘英在制定《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各种组织与工作大纲》时深刻指出，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斗争具有伟大的意义，特别是在目前革命与战争进行到最尖锐化的时期，更加要求我们以最大的努力，刻苦地耐心地深入到广大的民众中去进行群众工作的历史任务。

　　(二)提升融入意识，主动学习当地方言

　　刘英热爱群众，关心群众，他每到一地总要召集一些群众开座谈会，到群众家里叙家常。为了更好地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刘英还下功夫学会了难听、难说和难懂的地方方言。在闽浙边地区，地方语言较杂，在那里通行的是闽南话和温州话，非常难懂，语言关是挺进师扎根浙南的一个重要挑战。刘英专门调了两个既会讲普通话又会讲地方方言的同志在身边做翻译，并向他们学习本地方言。后来，他不仅能听懂当地群众的方言，而且还可以用方言与群众进行一般性的交谈。

　　由于掌握了语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日渐增多，群众也都喜欢和他一起谈话，刘英也成了群众家中的常客、自家人。当时，刘英的化名是‘可夫’，据一直在刘英身边工作，做过他保健医生、警卫员、特务队长的程美兴回忆：“群众只要一听到‘可夫’二字，就知道是红军来了”。

　　(三)加强自身建设，在群众中树立良好形象

　　刘英在做革命工作时，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对红军队伍也要求严格，注重游击队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

　　1936年8月初，刘英率一支红军队伍进住泰顺峰文西山村，刘英住在卢声招老人家中。当天老人拿出一点米粉干，准备烧给刘英吃。刘英警卫员看到后，就跑出去摘了几只辣椒和几根葱回来作调料。刘英是江西人，很喜欢辣椒、葱、蒜，但刘英没吃上几口，便向警卫员问道：“这辣椒是哪里搞来的?”警卫回答是从一家老乡园子摘来的，并且已经在辣椒和小葱地里都放上了铜板。刘英还是不放心，当他带着警卫员到菜园里去亲自检查确认无误后，才回来继续吃粉干。附近董家坪、青皮坳、峰文等村的乡亲，听说刘英的队伍来了，都争先恐后地挑米挑菜，翻山越岭送到西山来。对每个送粮来的老乡，刘英都热情接待，亲切谈话，同时询问部队事务长有没有付清乡亲们送来的米钱、菜钱。在部队临走时，刘英亲自挨家挨户去告别，同时看看战士们住过的地方打扫得干净不干净，借用的东西是否齐全无损地归还了原主。这些细节不仅体现出刘英克己修身、严于律己的高尚道德情操，更彰显他对群众的尊重和爱戴之情。

　　二、全心全意为群众谋利益

　　毛泽东讲到：“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刘英在闽浙边游击战争时期，坚定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一)完善地方党组织建设，加强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团结带领群众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党的任务的战斗堡垒。刘英在挺进师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之后，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开始加强地方党组织建设。1936年3月，临时省委决定将闽东特委在福鼎、鼎平、泰顺等地建立的党组织及其所辖地区，与挺进师在浙南所发展的党组织及开辟的地区，统一划归浙南特别区，建立中共浙南特委，下辖福鼎、鼎平和瑞平泰3个县委。6月，临时省委决定瑞平泰县委改为瑞平泰中心县委，鼎平县委改为鼎平中心县委，成立桐霞县委、泰顺县委、平阳县委，加上福鼎县委，共6个县委，下属21个区委，304个支部，共有党员2000余人。地方党组织的日益完善，使党在闽浙边开展群众工作更加顺畅。

　　为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临时省委编印了《贫农团组织与工作大纲》，强调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必须依靠贫雇农，建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并对贫农团和贫农工会的组织办法及其任务作了明确规定。根据临时省委的指示，根据地扩大了贫农团和贫农工会，同时成立了手工业工会、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抗租团、赤卫队等群众组织。这样就构建了根据地较为严密的群众工作体系，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

　　刘英也非常重视培养和提拔地方干部，他认为：一方面要大胆与适时的创造大批当地干部，特别是有威望的干部，另一方面要大胆信任这些干部去干，包办主义、事务主义、信而不用、打小算盘和狭隘经验等等都是有害无益的东西。在对各地的巡视中，刘英发掘了一批地方上参加革命不久的、有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如刘清扬、郑香山、郑奎、陈希简等，就让他们担任机关文字工作和方言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再安排他们去做群众工作。在培养知识青年的同时，刘英也注重对工农干部的培养，比较突出的有黄明星、苏君忠、刘宝生、陈辉、蔡爱凤等，均成为当地著名的群众领袖。地方干部具有熟悉本地事务的独特优势，对他们的大力培养和提拔，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领导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

　　(二)通过调查研究，精准掌握地情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刘英在担任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期间，十分注重通过社会调查来了解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群众的真实愿望。

　　刘英通过调查，全面掌握了闽浙边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他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中指出：山地的农民多属贫农和稍好一点的小农，生活都极端的困苦，终年都以自种的红薯作食粮，除少数节日和喜庆日是吃白米以外，有许多都不够吃，需要借贷，再以菜等副业作抵。一家七八口人，都只睡在一两张大一点的床上，甚至有很多已经出嫁年龄的少女和成人的兄弟或父母同床。一间房子的前半就是厨房及客堂等等，后半就是寝室，以床背面作屏障。夜里除喜庆等事外从不点灯，羊圈等就在房边搭一小棚。猪就有好多人家是任它在厨房也就是堂屋睡。日间除正常的农作外，就是打柴割草，多数都没有读过书;平地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以上的贫农和小农，生活情形和上述差不多。刘英基于多年的调查实践及其对地情的精准掌握，对闽浙边群众拥护红军情形进行了科学分析，他认为：山地的农民，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完全同情于游击队的活动;而在平地，只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在地主层内，山地可以说没有地主，在平地居住的地主，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是同情的。农民又指贫、中、富等阶层，在贫农中百分之百完全同情，中农有百分之六十，富农有百分之三十。农村中的小商人，同情于游击队的也占有很大的比数。正由于刘英注重社会调查及其基础上的科学分析，为闽浙边临时省委制定各项政策，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可靠依据。

　　(三)精准施策，为群众解决最迫切的生活问题

　　恩格斯说过：“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刘英在开展群众工作时，始终重视群众的切实利益问题，他深知党只有满足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需要，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大问题，是关系群众实际生活水平的关键要素。刘英在担任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期间，结合党的政策和通过调研了解的当地实情，采取科学有效的办法，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他在党和群众工作基础比较好的鼎平、福鼎、瑞平泰、桐霞4县开展以分青苗为主的土地革命;在平阳、泰顺2县则领导农民进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的“四抗”斗争。1936年8月，临时省委召开第十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确定了浙南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即：依靠雇农和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将集中在地主手中的土地分给农民。分田的方法是：各县以村为单位，在原耕地的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按人口平均分配。会议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先斗争土豪劣绅和恶霸地主，废除债务，烧毁田契，然后分配土地;不使中农受任何损失;把打击的目标集中指向封建地主，同时给地主以生活出路。

　　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的以分青苗为主的土地革命和“四抗”斗争，开仓分粮，把饥饿的群众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贫苦农民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分配到土地的农民更是笑逐颜开，他们最大的困难得到了解决，使这些地区广大农民群众加深了对革命意义的认识，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纷纷热烈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三、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人民群众蕴含巨大的能量，取得人民群众对革命工作的支持是革命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刘英非常注重对群众的动员、宣传、教育工作，他深知对根据地而言，真正的铜墙铁壁，就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

　　(一)创新宣传方式，让党的方针政策深入人心

　　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是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刘英在开展宣传工作上，注重因地制宜，善于采取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创造性地开展各种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推进革命信念和党的方针政策深入民心。他提出：要发挥大标语小传单的形式，利用分发谷物的机会进行充分的宣传教育与解释工作，发扬早去晚归的工作精神，分散争取群众、集合讨论问题的作风，化装演讲挨户宣传，利用当地耆老和有威望的人士深入民间工作，利用姓名与宗族的乡民心理与群众结成骨肉相联等等。为了更贴近群众生活、取得好的宣传效果，刘英还执笔创作了《工农歌》《工农兵四季歌》《工农苦生活歌》三首民歌，民歌深刻反映了贫苦农民的“苦生活”，倡议“工农团结一齐心，特举红旗帜，奋心做斗争，全中国就会太平”，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在刘英的领导下，红军士兵们每经过一个地方都注重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通过标语、口号、图画、戏剧、红色歌谣、化装演讲、讲解报纸等方式，采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利用广大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的事例，使很多革命的道理深入人心。每逢重大节日，党组织都抓住有利时机，开展一系列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通过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对群众进行了革命性质、宗旨、目标，革命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等革命道理的教育，提高了群众的思想素质和革命热情。在宣传的过程中，全体党员和战士们都坚决执行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群众打成一片，获得了群众对革命队伍的同情和拥护。

　　(二)运用统战策略，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

　　刘英在开展群众工作中，积极争取一切进步势力与中间力量，他指示各地党组织对乡保长、小学教师、公正士绅、进步的知识青年与乡村父母等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方针与方法。由于方法得当、措施有效，刘英在闽浙边游击战争期间争取到了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最为经典的范例是刘英成功地瓦解了大刀会组织，争取到大刀会群众的支持。

　　大刀会是地主阶级所操纵的一个反动迷信组织，是挺进师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障碍，但参加大刀会的人多数是被欺骗的贫苦农民。鉴于此种情况，刘英经过认真分析之后，确定了对大刀会的方针：以政治解决为主，以军事打击为辅。在政治上开展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对大刀会会徒及其家属进行反复的宣传教育，达到瓦解其组织的目的。指出穷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才是唯一的出路。红军是工农自己的武装，只打国民党反动派，不打工人农民和一切穷人。经过反复的多方面的政治工作，以及必要的军事打击，参加大刀会的群众都感到参会不但没有好处，而且白白成了地主阶级的牺牲品。当他们觉悟之后，许多大刀会的组织都由反对转为支持挺进师的活动，有些还加入了红军。

　　(三)构建“鱼水关系”，党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刘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广大青壮年踊跃参加红军游击队，积极投身武装斗争;儿童参加站岗放哨，监视坏人的破坏活动;妇女帮助红军买米买柴，为红军缝洗衣服，做干粮袋等，红军打仗时，她们参加战地服务队抢运伤员，护理伤员等等。在刘英的努力和带领下，临时省委及红军游击队与闽浙边地区群众已营造出一种鱼水情式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他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关于闽浙人民拥护红军情形的报告》中形象地描述了当时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在很多村庄都把游击队当成自家人，每当游击队到村庄活动时，村民会像接待自己人那样接待红军;迷路掉队或伤病的同志，可以走到任何一些小村庄或单独的农家去，群众会热情招待和隐藏战士，直至游击队在附近经过时，他们才引战士归队;当游击队需要补充一些用品时，一些小商人会帮忙去买来，如药品、文具等;有些乡长、村长、保长、甲长等，常会把他们上级对付游击队的指令给游击队看，通知游击队及时应对;有时游击队袭击某些地方、村庄、镇市等，如果人数较少，群众很多会自动带着刀枪来听指挥，帮着攻击或堵塞敌人;有时缴获的枪太多，带不走时，会托付一些可靠的群众，他们会替游击队保存好，用时再来取。

　　刘英在闽浙边游击战争时期所采取的群众工作方法成效显著，党和群众始终保持着血肉联系，广大群众积极投身革命斗争，人数达10万之众，使党获得了永不枯竭的力量，在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重兵围剿中渡过一次又一次生死考验的难关，群众成为了根据地真正的铜墙铁壁。至1936年底，挺进师已发展到1500余人，还有数千人的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党员人数3000多人，地方工作干部有500多人。游击战争的范围到达闽浙边界两侧、浙江南部、金衢盆地以及台州部分地区，共计30多个县。其基本区域包括瑞安、平阳、泰顺、福鼎以及青田、景宁、丽水、寿宁、霞浦、庆元、永嘉等县的部分地区，纵横200余公里。

　　刘英群众工作方法的成功实践，深刻地验证了一个科学规律，即：只有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最大优势，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才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对于我们在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今天，重温刘英在闽浙边游击战争期间开展群众工作这段历史，不仅是学习他如何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和实践经验，更要继承和发扬刘英等革命先烈的精神品质，启迪未来。正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2005年11月23日纪念红军挺进师创建浙南游击根据地70周年暨刘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书面致辞所指出的：我们缅怀刘英等革命先烈的光辉业绩，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给我们留下的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学习他们矢志不渝追求真理、坚定不移投身革命的崇高理想，学习他们不怕困难、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要以刘英烈士等革命先烈为榜样，坚定信念，务实进取，始终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

责任编辑：高杨 最后更新：2022-10-12 09:28:40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陈小恒：试论三北地区在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下一篇：倪清：中国共产党与浙江抗战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