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伪军参与制造的惨案浅析
2022-09-24 11:16:17  来源：《理论观察》2014年第4期，作者王学良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日军攻陷河北后，相继扶植建立起各级地方傀儡伪政权，随即成立汉奸伪军部队。伪军遂充当了日军对河北军事殖民统治的暴力“打手”。 为了对日军效忠，伪军为日寇马首是瞻，极力贯彻“三光政策”。 在河北沦陷区，这群灭绝人性的刽子手同日军一起制造了大量的惨绝人寰的杀戮，是屠杀河北人民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可谓丧心病狂、罪行滔天。 实为华胄之败类，终遭国人所唾弃。

　　[关键词]伪军;河北;助纣为虐;屠杀

　　[作者简介]王学良(1986—)，男，河北抚宁人。 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伪军”即由侵略国家组织占领地人组成的军队，在中国多指抗日战争时期由中国人组成、协助日本军队进行军事侵略活动的军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战线延长，占领区的扩大，其兵力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为了稳定其占领区的安全，奴役和屠杀中国人民，日本采取了“以华治华”的殖民政策，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在占领区建立伪军，充当维护与扩大侵略权益的工具。由于河北沦陷区的经济和战略地位重要，日军始终将河北作为其控制的重要区域。日军在河北建立起各级傀儡政权后相继成立了为日本侵略者服务的伪军事力量——河北伪军。河北伪军存在于整个日伪统治时期，以日本侵略者的指令是从，残酷压制河北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肆意屠杀爱国志士及无辜民众，参与实施了诸多的惨案，犯下滔天罪行，严重阻碍了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一、制造惨案的客观因素

　　日伪为了打击报复河北沦陷区爱国力量——国共双方的不屈抗争。

　　河北虽然沦于日寇之手，但国共双方爱国力量抱着“宁为抗战死，不当亡国奴”的坚定信念，英勇奋战于广大的河北沦陷区。他们从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秘密壮大于河北的农村中，运用有效的战略战术神出鬼没的抗击着日伪军，使其疲于应付。日伪对河北军民日益高涨的救亡热情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对抗日势力活跃的村庄开展了“大扫荡”和“强化治安运动”等大规模的治安“剿匪”行动。此时伪军就扮演了日军“马前卒”的重要角色，跟随日寇武装讨伐，杀戮随即展开，无辜民众惨遭空前浩劫。

　　国民党军队在河北沦陷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的强烈抵抗是日伪军制造屠杀的一个诱因。

　　河北省沦于敌手后国军主力虽已撤走但在此地预留了相当数量的兵力。1938年6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将其编为敌后游击队——冀察战区国军游击队，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统辖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军事，以此打击着日寇的淫威。1940年底河北省国军游击队有：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后乔明礼);河北省保安司令鹿钟麟(后庞炳勋)，辖3个保安旅，其中，第一旅旅长周朝贵，驻束鹿;第二旅旅长邵北武，驻献县;第三旅旅长刘凤凯，驻河间。另河北省保安队李允声(占冀东三河一带)。河北国军游击队编成后多次主动出击袭扰日伪，被日伪看做“肉中刺”。1939年6月，国军蒲安良部和邵鸿基部驻扎于冀县东兴村，不料被伪军的密探得知。17日，驻县城日军得到报告后立即出兵，50名伪军协同作战，向该村国军发动猛烈进攻，国军不敌退到村西北处继续抵抗，“进村的日军和伪军只用一部分兵力对付西北角上的邵部，用大部分兵力来残害我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时间刀光剑影血肉横飞，日伪军临走又对多户人家的钱粮进行了洗劫。此次屠杀“全村三百六十户中，一百四十八人被杀害，五十三人因受重伤而成了残废;十三户全家罹难，二十六户由于子女被杀而断后……”

　　中共领导抗日军民开展的不屈不挠的救亡斗争，使日伪蒙受巨大损失，是伪军参与制造惨案的另一个诱因。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在河北沦陷区的一些村庄陆续建立起了抗日民主政权，这些村庄的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经常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抗日斗争，使日伪军背上了沉重的治安“包袱”，日军视其为“心腹大患”，誓必予以“彻底的消灭”。故凡是有“通共嫌疑”的村庄均“在数难逃”。如1940年，日伪军在扫荡牛辛庄时遭八路军的袭击，后穷凶极恶的日伪军纠集兵力对该村进行了野蛮的报复血洗，“毫无人性的日伪军，整整在牛辛庄烧杀了三个多小时，屠杀无辜村民49人，烧毁房屋309间，抢劫财物难以数计。”

　　二、河北伪军参与制造惨案的主观动机

　　日伪军制造屠杀的直接目的是报复泄愤，长远的目标是借屠杀之淫威“可以收震慑人心，动摇我抗战军民意志的‘功效’”。以此迫使人人甘做“顺民”，妄图永久占据中国变中国为其永久殖民地的险恶目的。伪军是一群毫无民族观念的败类(成分极其复杂以土匪、流氓、地主等反动恶势力为主)在国难关头经不住日寇金钱、权力等利益的收买而组成的汉奸军队，故其伤天害理的禀性难移，且亦极其凶残。日军为了利用伪军，便极力拉拢之，使伪军看到了自身的存在对日军的用处。伪军“士为知己者死”心甘情愿做日军的爪牙，唯主子之命是从，竭力贯彻“三光政策”跟随日军大肆烧杀抢掠，是屠杀河北人民的具体执行者。伪军越是参与制造屠杀就越能显现他的卖力从而拼命向“皇军”表示他的忠心耿耿(中国人杀中国人)，以此作为对日军“知遇之恩”的回报。这种用屠杀国人的实际行动来向日寇证明自身的“能力”以此博得主子的信任和青睐，进而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金钱和“加官进爵”等等)，这便是河北伪军参与制造惨案的主观动机，真可谓禽兽不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头目大汉奸王辑唐的话充分的印证了上述观点，他说：“地方，治安责任，应由我官民合力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受人家的支持，如果因有此可靠的援助而忘却或放弃自身的责任，一味依赖他人，实在无以对国家。”他的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河北诸汉奸伪军参与制造屠杀的动机：要使伪军时刻不忘自身“责任”的履行，为确保“国家”的“治安”稳固而“同心戮力”，从而让主人看到伪军在确保治安中的作用。说穿了他们不想让日本人将坏事做尽，“治安功劳”—屠杀也得有“他”的一份。伪冀东道丰润县顾问佐佐木二郎在制造潘家峪惨案前召开军事部署会议,命令伪县长凌亮丞(兼警备大队长)应充分集结兵力“以便调遣。”凌亮丞散会时对他表示忠心说他们警备队定会严守军令，完成任务。随后他又对与会的伪军头目们说此次讨伐“大家都要服从顾问的指挥，服从他的指挥等于服从我的指挥。……日本军帮助建设，我们才有生活，……日本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找出八路，找不出来不能罢休，谁要袒护，一律同罪。”他的话充分暴露出伪军为了献媚日军而不遗余力，奴才嘴脸显现无遗。伪军越是对主子死心塌地的卖命，就越会更加疯狂的残害同胞，其结果只能是使日本侵略者坐收渔利。

　　由于伪军占有“地利”上的优势，遂充当了奴役和屠杀河北人民的急先锋，积极配合日军奔赴河北各地进行“讨伐”，残害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残害同胞的手段毒辣如火烧、水淹、活埋、刀挑、绳勒、灌凉水、压杆子等，与日军一道制造了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1939年1月，在获鹿县的南龙贵村，日伪军进村后强逼无辜百姓集中到一起，“日本军官指挥伪军用机枪向群众射击，众多群众惨死在日伪军的机枪之下。”5981939年8月13日，日伪军将安国县中阳村包围严刑逼问八路军的情况未能得逞，把村民押回县城“当日即有22名青壮年在‘万人坑’前被日伪军以剖腹、刀砍、火烧、狼狗撕咬等凶残手段杀害。”2341942年伪冀东道出动丰润、玉田、迁安等县伪警备队协同日军共数千兵力组成“联合讨伐队”,对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实施了的大屠杀。伪军听从日本主子号令，一时间机枪怒吼着开始了“点名”，受难群众纷纷倒地，鲜血染红了土地。这次大屠杀“有1230名潘家峪百姓惨遭杀害，被圈进杀人场而得以生存的仅有276人，其中有96人受伤，1100多间房屋被烧毁。”伪军在屠杀过后用刺刀“验尸”，发现有一口气者立即刺死,凶残程度令人发指!在大城县小完城村，日伪军将村包围后对抓住的13名村民严刑逼问我方村干部下落未果，用木棍逐个击晕。及至午后，将这些被打昏的村民(其中一人被村民藏起逃脱)拖往村南，“日军军官指使五名伪军用刺刀在这些人身上乱戳，其他日伪军则在两旁围观取乐。”诸如此类的血债，一定程度上要算到河北伪军的头上。经过一系列的屠杀，留给河北人民的场景惨不忍睹：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村村皆戴孝，无处不啼哭”;房屋变焦土，家具衣物尽成灰;田地荒芜，一片凄凉。伪军的暴虐行径是在为虎作伥，俨然和日本法西斯兽兵一般不二。伪军身为国人在国难当头之际，不拿起武器与日寇作殊死抗争，反而通敌叛国成为任由日军摆布的棋子残害同胞,实乃历史之悲剧也。

　　勤劳善良而又不缺乏骨气的中华儿女是杀之不尽的，面对疯狂的敌人从未低下高傲的头颅。他们化悲痛为力量，誓为死难的同胞报仇，纷纷踊跃参加到抗日队伍当中。保家卫国的抗日之火在河北各地燃起，势不可挡。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参与策划及实施屠杀的伪军主要头目罪大恶极、天理不容。在抗战胜利后,有的被国民政府以“通谋敌国”罪依法实行处决，如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1946年12月执行枪决;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辑唐1948年9月被枪决。有的被我人民政府所审判，如判处伪河北省长兼省警备司令吴赞周无期徒刑。这些民族败类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中国人民应当也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中国沦陷区的那段暗无天日的经历。伪军甘为日军驱使，参与实施了诸多的暴虐屠杀，从中我们可以探知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亡华的险恶目的及揭示伪军的凶残本性。伪军这群民族败类终将遭到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唾弃。而死难同胞的英灵将会永垂不朽，不断激励我们代代勿忘国耻。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清算崇洋媚外思想，增强国防观念，时刻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是十分必要的。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9-24 14:0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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