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徐明 | 纸张与战争：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及其社会反应
2022-09-01 16:19:28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19年第4期，注释从略
作者作者卢徐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带来了对纸张的巨量需求。日本的全面侵华打破了四川传统的纸业市场格局，导致纸张供应危机，纸张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注意的普通日用品，因之转而成为战时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战时文化传播的迫切需要，诱使四川本地的机器和手工造纸业发展起来，逐渐形成对西方机制纸的替代，但改用土纸虽缓解了出版界的缺纸之急，却制约了印刷业的技术选择。舆论界多将纸张紧缺归结为奸商囤积，故要求政府管理市场，但政府的管控举措却不断被来自纸张产销各方的变通应对所消解，反而导致纸市更加混乱。战时四川纸张紧缺问题的产生和演进，反映出战时环境中纸张的生产者、消费者和管理者等不同群体，基于其自身或行业利益基础上的话语选择与生存实践。
关键词
抗战大后方；造纸业；纸张消费；书报印刷；物资管控
纸张是一种重要的日用必需品，近代中国对纸张的巨量需求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动及转型有着密切关联。日本的全面侵华导致中国市场出现纸张供应危机，严重影响了社会各界的生产和生活。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已经习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书报等印刷品所记载的内容中，去找寻历史的真相，但却忽略了书报的物质载体——纸张——本身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战争爆发前相比，全面抗战时期大后方印刷的书报，大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纸张粗糙或字迹模糊等问题，印刷质量普遍变劣，纸张这一平时很少被人注意的普通日用品，也在战时转而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一现象背后有着怎样的历史缘由?对此有必要对当时的纸张问题进行一番细致地考察。
四川在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纸业市场中有着重要地位，其不仅是大后方机器和手工造纸业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纸张消费量最庞大的地区。学界对战时四川纸业问题的研究，多围绕战时大后方造纸业的整体概况和夹江这一典型手工造纸区的历史来展开。对其关注点主要在纸张的生产层面，而相对忽视纸张的分配和消费层面，特别是对战时四川纸张紧缺问题产生的根源、社会反应和后续影响关注不够。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发掘史料，以战时四川纸张供应紧张为切入点，考察与其密切关联的造纸业、印刷出版业、纸张管制机关、社会民众等不同方面的反应和影响，以此来呈现纸张在全面抗战时期的特殊角色和作用。
一、纸张供应危机的出现
长期以来，中国纸张生产基本以传统手工造纸业为主，其产区主要分布在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安徽、湖南和广东等地。18世纪以来，西方机器造纸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机器产纸速率更快且质地更优，特别是在印刷用纸和钞券等特种用纸方面，机器纸更有着手工纸难以比拟的优势，而手工纸除少量用作传统书画外，其余多作为迷信用纸焚烧。随着两类造纸技术各自的发展，在制造方法上，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技术特点;在产品层次上，也有着不同的需求对象和市场范围。在纸张的多种功用中，书写和印刷是其最日常、也是最重要的用途。
在西方机器造纸和印刷工业快速发展的冲击下，中国手工纸越来越难以适应机器印刷的需要，国内虽有个别机器纸厂能制造印刷用纸，但产量微小，因此国人多购洋纸。1936年全国文化用纸消费总量的187711吨中，进口文化用纸为127175吨，占总比重的67.75%;国内手工纸39089吨，占总比重的20.82%;国内机制薄纸21447吨，占总比重的11.43%，可见使用洋纸之多。据张剑鸣估计，全面抗战前印刷用纸在所有进口纸张中的比重高达50.95%，远远超过特种用纸、钢笔书写用纸和包扎用纸等其他进口纸类。洋纸在上海等地的青年群体中十分风行，有人曾公开批评：“除他们如厕时所用的揩纸，也许没有全改用洋纸外(然而用洋纸的已不少)，日常所用的信封、信笺、稿纸、账册、日记簿，以及阅读的书报，大抵已完全洋化了。”
中国机器造纸业不仅产量较少，且地域分布不平衡。战前机器纸厂多设于沿海各省，特别是江苏机制纸产量约占全国机制纸总产量的70%左右。四川机器造纸业一直十分落后，战前仅有嘉乐造纸厂一家机器纸厂，而省内传统手工造纸业则十分发达，分布在夹江、梁山、铜梁等30多个县区，全省年产值有2000余万元，以造纸为生者有百万之众。四川省内虽出产手工纸甚多，但在全面抗战前手工造纸业曾一度衰落。据赵克谐估计，仅1932年四川梁山出产的黄表纸，每年就有200万箱，以东北四省购用较多，但日据东北后销量锐减，梁山黄表纸生意日渐萧条。
战前四川新闻出版业的发展，使省内对进口印刷用纸的需求日增。重庆的新闻业在战前已比较发达，最盛时约有22种报纸同时出版。对进口纸需求的增加，使得纸张成为继布匹、纸烟和五金等货物之后，四川进口数量最多的工业制品之一。就海关统计的纸张进出口结构来看，1932年至1934年间四川进口纸主要以上等纸和特种纸为主，历年二者平均进口值约为94190海关两，占进口纸总值的97.6%;出口方面，除1933年出口上等纸456海关两、1934年出口上等纸86海关两外，其余则全部为次等纸和下等纸。特种纸类即为原表中未列名的纸类项。这反映出全面抗战前四川输入洋纸和输出土纸的鲜明特征。除直接输入纸张外，战前四川已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商店、书局和报馆、印刷社等用纸单位，选择从省外邮购或直接在上海印刷后运川，其数量处于不断增长之中。
1936年底，受国际纸市动荡影响，中国曾一度减少进口纸。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造纸所用木浆可用作制造无烟火药，陆续有国家将其列为统制物资，使我国洋纸来源大减。1935年至1943年间中国印刷用纸进口情况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中国印刷用纸的进口，除1936年输入数量较少和世界纸张减产有关外，战前普通印书纸和印报纸年输入量在110万公担左右，1938年减至391308公担，为1935年输入量的34%，1943年更减至28834公担，仅及1935年输入量的2%，其他印书纸的输入也同样大幅减少。在战时洋纸输入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国内上海等地机器纸厂还在战争中被迫停产，或被敌伪接管，有限的国产印刷用纸因战时交通阻塞，难以运至后方。1937年9月11日，重庆市纸张印刷业同业公会形容当时的情况称，淞沪会战爆发后长江运道阻绝，纸张来源顿缺，渝市所存纸料为数无几，“尤以关系最大，需要最广之新闻纸与公文用纸为甚，市场空虚，实感无从供给”。
洋纸供给减少的同时，战时四川对印刷用纸的需求却在急剧增加。报业是印刷用纸数量最大的单位之一，战时四川新增的报馆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东部沿海等地撤退至四川的报纸，如《中央日报》《新民报》《大公报》《益世报》和《扫荡报》等;二是战时各地方机关、民众团体与私人新办的报纸。1939年4月，重庆的10余家报社中，除《新民报》一家是小型报外，其余均是每日出一至二张的大报。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的陈克文，于该年4月1日参加重庆市各报社资助审查会后不由发出感叹：“重庆市的报社实在太多了。”报社以外，战时四川其他文化机构数量也急剧增加，特别是上海和香港相继沦陷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大东书局等各大书局，先后在重庆设立印刷厂，其他如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外出版社和群益出版社等小规模出版社也在重庆成立起来。这导致了当地对纸张的需求激增。
战时公职文化人员的内迁和四川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为纸张市场提供了潜在的消费群体。战时四川学校和学生数量都快速增长，1937年，四川共有公、私立中等学校267所、教职员3829人、学生73527人;至1944年，学校增至536所、教职员16031人、学生216630人，增幅分别高达100.7%、318.7%、194.6%之巨。师生数量增加，对教学及教辅用品的需求也日益加重，这更加剧了用纸紧张。商务印书馆王云五曾描述当时大后方出版市场不平衡的供求关系说：“尤其是无数学校之内迁与文化界之不安于沦陷生活，不惜冒艰险而群赴后方;教育界与文化界之视精神食粮仅次于口腹食粮。且后方各地之出版力量薄弱，存书亦不甚丰。”
在战时全国纸市和文化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四川纸张供需矛盾凸显。对于全面抗战初期因纸张缺乏而引起纸价高涨的现象，时任四川大学教师的吴虞在其日记中有记录，1938年10月2日，其在鸿兴公商行买六行卷格纸，一刀96张，合钱6200文，并感叹从前只需3800文。纸价持续上涨，而纸市供应不足又难在短期缓解，这导致四川的纸张紧缺局面逐渐走向常态化。重庆《大公报》也发出评论：“自抗战发生后，四川顿成文化中心，纸张之供给，乃呈当前文化上一大问题。”战时四川文化用纸严重缺乏的现实，对当地纸业的增产提出了迫切要求。
二、谋求纸张增产的努力
纸张紧缺状况出现的同时，四川也在努力谋求纸张增产。机制纸方面，全面抗战时期洋纸输入减少和后方对纸张需求的增加，成为原有纸厂进行扩建的市场机遇。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等政府机构的协助，为沿海纸厂的内迁复建提供了便利。此外，为应对纸张供给不足，战时四川还新建了部分纸厂。
扩建或原厂改建的机器纸厂，有嘉乐造纸厂和铜梁造纸厂两家。嘉乐造纸厂于1927年4月出货，当时无法与洋纸竞争，每天出纸数千张，尚有滞销和过剩的顾虑。全面抗战爆发后，该厂因应市场需求进行扩建，经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贷款，先后增订圆网造纸机2台，连同原有纸机，共有圆网造纸机3台。铜梁造纸厂是在原铜梁实业示范工厂基础上改建而成，1940年有广成造纸公司从江苏拆迁圆网造纸机1台到川，与实验造纸厂合并，于1941年11月投入生产。
中央造纸厂、中元造纸厂、万县造纸厂和中国造纸厂四家内迁复建纸厂也是战时四川机器造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造纸厂，原为设于上海的龙章造纸厂，全面抗战爆发后迁川，1941年1月17日正式出货。中元造纸厂，原设苏州浒墅关，全面抗战爆发后由工矿调整处协助将机器运川，于1940年10月试车生产。万县造纸厂，亦称湖北建设厅造纸厂，武汉即将失陷时，湖北建设厅将原白沙洲造纸厂机器内迁，1940年抵四川万县后建厂复工，于1942年1月投入生产。中国造纸厂，1941年经济部和筹建未成的温溪造纸厂商议将机器迁川，但因途中机件失落而难以生产，1943年10月由翁文灏和陈立夫邀集各银行及书局，合组中国造纸厂股份有限公司，于1945年6月1日建成投产。
战时四川新建机器纸厂有正中造纸厂、建国造纸厂和华元造纸厂三家。正中造纸厂原名兴蜀造纸厂，于1938年开始筹建，1939年7月试车出货，该厂原由四川实业界人士与正中书局合办，1941年7月由正中书局独资接办，改名正中造纸厂。建国造纸厂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与中国银行合建，利用拆迁来川的汉口谌家矶官造纸厂机件，经重新添配设备后，于1942年10月试车出纸。华元造纸厂设在四川万县，1943年6月开始筹备，1944年8月正式投产。
结合表2和其他资料可知，战时四川机器纸厂呈现出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除嘉乐造纸厂外，开工时间都较迟，多数纸厂都是1941年后开工，华元造纸厂和中国造纸厂更迟至1944年后才开工。二是内迁纸厂普遍设备简陋，机件缺损严重。如建国造纸厂拆迁来川的只有残缺不齐的烘缸20只、压光机1部、超度压光机1部，由于内地机件添配不易，该厂自1939年7月起，经多方努力，至1940年6月才大致完成机件补充。三是各纸厂产品中，书报用纸即新闻纸所占比重较少，1941年纸张总产量8500令中，新闻纸为4800令，占56.5%。特别是中央造纸厂，除附产少数道林纸、牛皮纸及其他纸张外，全部力量用于制造钞票用纸。
战时四川机器纸厂还存在动力不足和原料短缺的困扰，致使多数纸厂开工不足，产量有限。中元造纸厂1940年10月投入生产后，因电力供应不足每日仅能产纸0.5吨，1941年3月电力供应正常，日产才提高到1吨。战时外洋原料供应中断，各纸厂只能依赖各地收集的破布、废棉、稻草和废纸等作为原料。如中央造纸厂因原料不足，导致产量颇受限制，平均日产3—4吨，仅及原来在沪产能的一半。1944年，张志诚估计后方各机器纸厂年总产量约1万吨，然而实际只有6000吨左右，这一数字仅相当于战前我国机制纸产量的1/17。
机器纸厂数量有限，一时又难迅速增加，故国人转而谋求改良四川的手工纸业。四川多数县份有着制造手工纸的资源区位，省内传统手工造纸业更有着良好的技术传承。战前四川手工纸难以和物美价廉的机制纸竞争，在洋纸进入后曾一度衰落，加以当时省内民众购买力相对薄弱，对文化用纸需求有限，故手工槽户多选择生产迷信用纸。战前四川省建设厅也曾有过改良当地手工造纸业的举措，但由于时间较短，加上市场环境的限制，收效并不明显。而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纸市供需已不同于战前，这正好为手工纸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增加手工纸的制造除了可以弥补机制纸产量不足外，对槽户收入和农村经济也有着重要意义。有人分析梁山生产迷信纸，“使有用原料归于浪费，殊堪叹惜”，若能够对其进行改良，则“既可使本县农村经济，重获调剂，复能救济纸荒，福国利民，良非浅鲜”。以产量来看，每架手工纸槽每年可产纸2吨左右，“如使停工之纸槽恢复千槽，或将造迷信纸者使改造文化用纸，联合各纸区共同推行，增产三两千吨并非难事，就民生问题论，为救济若干数失业同胞计，更有积极扶持之必要”。故社会各界要求改进手工纸之呼声日甚一日。
为了应对全面抗战以来日用品缺乏的局面，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提倡并奖助手工业生产以裕战时国民生计案，造纸业为提倡奖助的主要手工业之一。国民政府经济部中央工业试验所是当时从事四川纸业研究和改良的重要机构之一。1937年9月，中央工业试验所曾拟具救济纸荒的办法，其第一项即为以土纸替代新闻纸。为了解决当地手工造纸技术陈旧、工具简陋和成品不够标准的问题，该所曾于1939年开办训练班，传授改良造纸技术，指导使用新式工具及管理纸厂办法，32名受训人员毕业后分发原纸厂工作。该所还与工矿调整处合办铜梁造纸厂作为示范工厂，并与广安、夹江各产纸区槽户直接联络，派员赴槽户集中地区巡察指导。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中国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等其他机构团体，则主要以建立合作社、发放贷款的方式来推动纸业改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两年间在四川建成造纸合作社50余家。这类以合作方式组织经营的小型手工纸厂，资本自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设备简易、机器灵活，“其产量不可忽视，诚抗战期中纸业之特征”。
除了上述各种直接因素，战时四川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对造纸行业起了间接推动作用。漂白粉是造纸的重要助料，也是纸料成本中最大宗的支出项目。全面抗战初期广安所用漂白粉多系在重庆购买洋货，全面抗战爆发后因价格极昂，除少数资本雄厚的纸厂尚有囤资可用外，资力薄弱者便只得停做白纸而改做本色纸。随后战时内迁化工厂相继恢复生产，为四川当地纸业提供了使用国产助料的便利。1941年初，四川天原电化厂便将造纸业定位为重要销售对象，广告中宣称其所产漂白粉“实为改良土纸之佳音”。从1942年10月中国农业银行成都分行对夹江的调查来看，当地手工纸所用漂白粉也系向天原电化厂采购。
当时四川文化用纸市场巨大的消费需求所形成的高昂利润刺激，对普通纸农具有更为切身的诱导作用，部分槽户逐渐从生产迷信用纸，转而改造利润更高的文化用纸。如1939年广安县约有熟料纸槽500余架，生料纸槽100余架，熟料纸槽制贡川、对方、连史及土新闻纸等，用作书写印刷;生料纸槽制草纸及黄表纸，供包扎、迷信之用，因贡川纸需求大增、纸价高涨、获利丰厚，多数生料纸槽均设法增加设备，改制熟料纸。正是在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使造纸成为槽户有利可图的事业。韦斐斌曾论及，“各地手工纸户，只要劳力，资本有解决，服从政府指导，从事改良制造，无有不赚钱，此诚手工纸业千载一时之良机”。
在这种有利环境中，战时四川手工造纸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在主要手工纸产区，梁山县1937年尚不生产土报纸，1938年生产土报纸21000担，1940年增至102000担。夹江县手工纸的产量，1937年为4000吨，1938年增至8000吨，1940年达到9000吨。产量增加的同时，手工纸的纸类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文化用纸比重大幅增加。如梁山和铜梁战前文化用纸生产比重较小，分别占7%和30%，而迷信用纸比重则高达93%和67%，战时两地文化用纸比重分别升至95%和52%，迷信用纸比重则相应降至5%和45%;夹江和广安战前文化用纸生产较多，分别占全部纸张数量的60%和62%，战时该项比重进一步增至80%和79%。
和此时其他国家的纸张主要产自机器纸厂不同，受习惯和现实条件的制约与影响，战时的四川呈现出另一番景象。由于机器纸厂所需的资本、原料和技术在战时极为缺乏，且纸厂的建成和运行也需要一定周期，故战时四川机制纸的产量有限。另一方面，当地的手工造纸业资源条件好，扩张成本又较低，故改良手工纸在四川纸张供给中发挥了更为突出的作用。就1943年二者的产量比重来看，机制纸的产量仅占四川省纸产量的20%。这些国产纸张由于生产环境和技术水平所限，虽然整体质量并不高，也不足以完全满足当地书报业的巨量用纸需求，但至少提供了部分可以替代洋纸的材料来源。
三、书报业的用纸策略
造纸业和印刷出版业之间一直存在着高度的产业关联性，仅从成本投入来看，纸张作为报馆印刷器材中最重要的一项经常支出，其费用一般要占到报纸全部成本的70%左右，如何维持白报纸供应无缺，一直是报馆经营中的重要问题。战时四川纸市变动对书报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书报业又是如何应对?本节将依次考察战时报业和书业的相关情况。
全面抗战初期，因四川一般报社纸张多有存留，故尚能用白报纸印刷，随着战事扩大，白报纸来源渐感缺乏。1938年3月，位于四川万县的《新文摘旬刊》宣称将改用土纸印刷，并解释该刊在纸张缺乏的情况下，一直苦撑到现在才改纸，希望读者体谅其苦衷。1939年2月，香港《申报》文章称，由于白报纸无处购买，重庆大多数的内迁报纸，都是“用着旧存的纸，那是半年以前设法运来的，恐怕不久都将用罄”。1939年5月期间，除《自由西报》有西文报纸的特殊背景，尚有白报纸可用，《时事新报》和《扫荡报》订有德国白报纸尚未用尽外，其他报纸基本已改用四川本地纸张。若不计各零星小报，此时重庆每日共出报10万余份，日用纸量50余令，“其数量虽甚不大，但已足使各制造工厂疲于供应”。
战时洋纸缺乏的特殊环境里，国人的用纸心理也逐渐发生变化，韦斐斌即曾指出，“此时国人对于用纸之条件，已随抗战之环境而大为放宽，故对于纸质之优劣，颜色之美否，双面是否光滑，尺寸、厚薄及性质是否适宜，均不十分苛求，盖问题之所在，不在纸张之良否，而在纸张之有无”。1941年4月2日，重庆《大公报》公开宣告，“本市唯一经常使用白报纸之《自由西报》，自昨日起，亦改用土纸”。至1942年，“书报刊物，能以嘉乐纸印刷者，已属寥寥，率多用土纸印刷”。印刷机与纸张的关系甚密，因迁入印刷设备多以对开机为主，使得与其匹配的手工对方纸的需求增大，其价格亦逐渐提高。如1941年3月夹江产的土报纸，每万张值国币300元左右，质量次一点的也在250元左右，上等的对开纸需500元左右，次一点的在450元左右，劣等的亦需380元左右。
纸价上涨，虽然加重了报馆和印刷所的困难，但部分报纸的销路却并未减少。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成都地方报纸《新新新闻》的发行量为1.2万份，战争期间其发行量曾高达2.2万余份。《大公报》在战时的最高发行额，一度达10万份上下，因销路较好，甚至有相当盈余。面对纸张缺少，政府层面曾制定法令，限制新闻报馆的登记，这自然有在物资困艰时力求撙节的考虑。此外，战时报纸在纸张成本加重时仍能有相当销路，主要和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紧张的战局对急切盼望新闻消息的民众本身就有吸引力，加以战时后方舆论界极力塑造“中华民族到了严重关头，不可一天不看报纸”的社会氛围，这使得民众对报纸的需求更为强烈;另一方面，部分报刊也在主动调整经营策略来进行应对。这些策略既包括频繁提升报价，也包括减少篇幅、多出合刊和延期出版等紧缩发行办法。直接提高售价，是应对成本升高的最简单办法，也是最为普遍的一种办法。1938年12月1日，《大公报》称，由于重庆纸价上涨，“如依汉口定价售报，赔累过巨，故不得不将报价略予提高”。1939年12月27日，重庆各报联合委员会亦表示，各报将于1940年元旦起，增加发行价格。
相对于涨价这一方式，报刊减少篇幅、缩减附赠和延期出版，则显得更为无奈。如《艺文印刷月刊》即表示，将自1939年第4期起，调整售价和发行日期。《新新新闻》原随报附赠每旬增刊，但由于纸源减少，开支增大，该报于1939年元旦节后，特将旬刊改为单独订阅，不再随报附赠。《四川日报》报社因购纸经费紧张，曾先后于1937年9月16日至18日、1938年2月21日至3月7日、1939年1月8日至11日数次停刊，并从1937年9月19日改为四开小版。在紧缩发行的基础上，有条件的报纸尽可能为用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如1942年5月22日《大公报》宣称，将应读者需求，于次月增加用白报纸印刷发售。但随着订户增加，这一权宜之计变得难以继续维持。1943年3月11日，该报称“因白报纸供不应求，自即日起停止接受白报纸报订户，至必要时并即停止白报纸报之供给”。类似情况在战时四川的报刊界相当普遍。
由于国产纸张纸质粗劣，出版行业增加了不少因使用土纸而产生的间接成本。其原因一是土纸因压榨时压力不足纸质疏松，故印刷时吸墨甚多，浪费油墨;二是国产报纸两面光度不同，且多未上胶，纸毛易脱落，不但易填塞铅字空隙，还散沾于印刷机各处，增加了清理麻烦;三是土纸印刷时容易折皱，导致印成报纸在折皱处呈空白或脱格现象，制约了印刷机器的使用。战时土纸对铅印机器使用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书局改用较为便捷的石印或油印办法。据商务印书馆张毓黎回忆，因当时商务在内地没有先进的影印设备，故只能采用石印机及化学药水的旧办法翻印。由于排印困难，成立于1942年7月的商务成都分厂专做石印工作，“除以篇幅简少，内容较简者重排外，不得不以一部分改为石印，以应需求”。
上述不利条件，一方面增加了报纸印刷的成本和难度，另一方面也影响了读者的观感。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吴亦兰称，战时各报馆“印刷油墨也只好用国产，因此字迹亦常常模糊不清，致使读者感觉看报是一件吃力的事”。余理明也曾形容：“一张报纸，封面油墨透到里页，里页油墨透到封面，印刷模糊难于辨认，报纸读者大伤脑筋。”
实际上，战时书业在纸价飞涨、纸张缺乏和纸质粗劣这些问题上，也面临着和报业相似的困境。关于纸张在书业成本中所占比例，据吴铁声估计，假定某书为32开本，印数2000本，每面17行，每行40字，共100页，共计13.6万字，在不计利息、管理费和销售折扣等费用的情况下，1944年整本书籍的直接成本从战前的白报纸本每本735.02元增至战时土报纸本每本96592元，较战前约增131倍。其中，战前白报纸每令只需3.5元，1944年土报纸每令需2100元，增加600倍，如仍用外国白报纸，则增加4000余倍。排除物价因素影响，仍可发现纸张项的价格涨幅远高于整本书籍的价格涨幅(如表3所示)。从各项成本比重来看，正文纸张项由战前占书籍总成本的6.3%，上升至战时的30.4%，稿费项由战前占书籍总成本的58.8%，降至1944年的22.4%。这反映了战时书籍出版在纸张成本上升时，不得不采取压缩稿费比例的做法如表3所示。
战时书业在用纸问题上，也是以力求节约为核心，采取多种类似于报业的应对措施，这导致战时书籍印制质量明显降低。陈存仁是战时生活在上海的一位名医，据他回忆，当时跑屯溪走单帮的人常带来重庆出版的书报，但“纸张粗糙得比旧时的草纸(厕纸)还薄还黑。有一本书叫做《中国之命运》，大家抢着要看，但是只要四五个人看过之后，这本书就会变成纸糜一般，所以看的人必须轻轻地翻阅，到后来用蜡纸糊裱起来，互相传观”。
同时，由于报纸和书籍在读者范围、编排方式和信息承载等各个方面有着一定区别，报纸时效性较强，更注重瞬时新闻和生活讯息的传递，每份报纸的售卖周期通常都很短，多数报纸的读者范围都相对大众化;而书籍则更多承载着教育和文化传承的意味，售卖周期更长，读者范围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其他文化工作者群体。这些区别使得战时书报业面对纸张紧缺，在采取节约纸张的相似应对措施时，却引发了程度不同的读者感受和社会反响。
单就书报涨价来说，除报馆会将涨价和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外，一般人对报纸涨价的感受是比较简单的。吴虞一直有订阅报纸的习惯，在1939年6月8日、1940年11月17日、1941年4月1日和1943年2月18日的日记中，他分别对当地《新新新闻》的价格变化作了简单记录，并无其他评论。而由于书籍的销售周期较长，更有部分战前印就的书籍，故读者能明显感受到书籍定价和售价的巨大差别。1939年12月7日，陈克文到商务印书馆购得《政治教育引论》一本，定价4角，付账1元多。1940年2月20日，陈买书后深感“这是战争以前印刷的书籍，为甚么会涨到三倍的价，真不可解”，故寻求店主解释，结果被回复：“这不是他们一家如此，所有的书店都如此。”
书籍虽为精神食粮，但与食品、衣被等其他日用必需品比较，终究还是可以节省的东西。吴铁声道出了此时因生活艰辛而无钱买书之人的心声：“一天不看书，总不致于精神上发生恐慌，然而一天不吃饭，肚子就会在里面闹起来。”与书为伴之人，在书价高涨、生活艰难之时，自然可以选择放弃购书，或者至少可以少购书。但对于学生群体来说，教科书担负着知识传承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特殊使命，战时纸张紧缺对教材使用的影响，自然牵扯更为复杂。全面抗战时期，围绕教科书纸张和印刷问题，曾在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引发普遍关注。1939年1月，有人在重庆《大公报》发文，称由于全面抗战初期教科书的印刷和运输成本增高，导致后方教科书的供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
对于教科书印刷问题，国民政府曾制定了多种办法。1940年2月3日，教育部规定教科书用纸，“纸质不必求其精，装订不必求其美，但使校引无讹，印刷明晰，在今日便成善举，纸可改用土产，凡道林纸白报纸之类舶来品一概屏绝不用”。为节省印刷纸张，1942年4月2日，四川省政府令各学校在采用教科书时，高年级应以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常识为限，中年级以国语、算术、常识三种为限，低年级以国语、算术二种为限。常识、社会、自然等科目的教学，应充分运用实物研究、采集制作、参观调查、集会讨论等实际活动，如必须以书本作为教辅，可由学校发借各班学生轮流使用。1942年8月，教育部再次规定，小学教科书插图可酌量减少，另印小挂图廉价发售;除初小国语生字须有注音文字外，各科课文均可单用文字，不加注音符号;教科书封面需改用较粗而坚固之纸张;小学教科书之版口需酌量缩小。
但针对版口缩小问题，随后社会上颇有责难。民众认为世界书局出版的小学教科书，不但版口改用42开，且在一面上下分印两课，字迹细小，导致教学困难，此举更被认为是偷工减料，趁机牟利。教育部也认为此类教科书不合规定，“应即改正送缴，否则禁止发行”。随后，世界书局在复教育部函中表示，其深知教材对学生的影响甚大，故对于字体、插图、纸张、印刷和内容方面都不敢擅自更改，只得酌量变通，改缩版口，以减轻重量，免增书价。
实际上，不仅世界书局，其他如商务印书馆和生活书店等书局在战时皆以改变版口、增加排字的方式来节约纸张。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回忆，他自1938年以后，即将新排各书变更版式，减少空白，以增加行数，节省纸张。于是一面大小相同的书此前仅能排500字者，现在排1000字上下;又每面的天地书头平时空白甚多，战时重版各书，尽量将天地书头进行减缩，经此新排或重排后，同一字数的书，所用纸张仅为平时五成。此时的生活书店也改革排印版式，以减少纸张用量。如大部分图书改用新五号字排印，10万字的书稿，老五号字要排239面，而新五号字只需198面;文艺书对话多者改用横排，一律不排书眉，并减少插页和空白页。印稿纸也有此种变化，据杨亚书言，战前16开500字的稿纸，战时改印32开400字，差100字可省一半纸。
战时教科书的需求量十分巨大，据1940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三家出版机构报告，后方各省销售中学教科书290万册，小学教科书2200万册。在必须要保证纸张和印刷质量的情况下，教科书也不得不涨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和开明书店等曾多次联合呈请教育部，请予核准增加中小学教科书售价。纸价一直影响着书价，教育部面对的总是“第一次提出问题尚未解决，而第二次加价、第三次加价之呈文又到”。从书局的立场，以节省成本的方法来增加书本流通，其用意固好，但民众则对破烂的教科书如何用来进行文化教育产生了怀疑。对此，满广信的总结可谓简单而直接：“何以社会里的书报流通不广，学生又无书读以至不读书呢?说得严重一点，一言以蔽之，‘纸’的问题。”可见，战时书报业虽然主动或被动的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应对困境，但纸张问题依旧严重制约着其生产和经营。
四、纸张管控与纸市演变
纸张问题不仅关乎报业和书业的生存，也与政府文书行政密切相关。在战前国货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用纸也面临着在进口洋纸与国产纸张之间做出选择。1936年4月3日，为提倡国货，国民政府行政院曾训令实业部，“嗣后各机关印刷及行文一切用纸，非有万不得已情形，务须购用本国出品，至于以前业经购备之外国纸张，一经使用完罄，不得再行购用”。战时纸张紧缺的环境中，政府机关的日常用纸原则，逐渐从战前购用国货堵塞漏卮的初衷，转向战时力求节约这一更为现实的应急之策。1938年3月，行政院特别规定，“以后凡非十分必要之报告及计划书，均不得印刷，其必须印刷者，亦应注意篇幅之节约与物料之撙节，不得加入无谓之材料，除图表以外尤不得用洋纸印刷”。随后，这一应急用纸原则，在四川各级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中被不断强调。实际上，对政府来说，比维持自身需求更重要的显然是如何调剂纸市供需，以利于整个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
社会人士和新闻出版界一开始也愿意，甚至要求政府出面来管理纸市。1939年初即有人提出，“现在纸荒的真正原因，固然由于供求之不能相应，其中也难免不有奸商囤积居奇，趁机操纵”，故政府有必要对纸张市场进行管理。1942年1月21日，重庆《大公报》《益世报》《新华日报》同时刊发社论，认为纸荒已严重威胁新闻界的前途，解决此问题已刻不容缓。纸张紧缺在后方舆论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战时进行纸张管控也是政府保障民生的重要途径，因此，纸张管理的制度建设亦在逐步推进。1939年初，为稳定日用必需品价格，国民政府在经济部设立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处，随后该处办理登记存货，规定土纸数量在5000张以上，洋纸在1令以上者，必须在登记后才能继续供销，违者以囤积居奇论罪。1941年2月3日，国民政府制定《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也包含了纸张管理的内容。1942年2月26日，经济部物资局拟具了5项补救纸张恐慌的办理原则。一是实行登记，取缔囤积，纸与一般物价的比例及生产成本采取议价办法，以维持市场供应;二是疏通来源，鼓励商运，并由交通部驿运管理处及四川省船舶总队协助运输;三是协助用户向产地直接收购，政府予以运输及资金上的便利;四是控制造纸原料及办理槽户贷款，增加土纸生产，必要时设立机构加以管理;五是纸张消费应力求节约，迷信用纸应予以适当取缔。此原则涵盖了纸张的产、运、销等多个环节，后来四川对纸张的具体管制，基本也是依此原则展开。1942年4月1日，经济部物资局成立纸业筹备管理委员会，该会成立后即逐渐开展纸张收购业务，随后，经济部在此筹备处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物资局纸业管理处，专门负责管制纸业。1943年2月1日，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正式成立，前物资局纸业管理处业务由该处接管。
限制纸价是纸张管理的重要内容。1943年5月，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决定依照各类纸张对民众需求的重要程度，除土报纸实行限价外，其余种类纸张实行议价。第一次限价实施后，因产区成本与销区售价未能配合，致使梁山和大竹等地纸张运渝数量从之前的每月3万余令，减至300—500令，随后政府不得不将土报纸的限价从167元提高至275元。在此后的1943年8月、10月，1944年3月、10月和1945年4月，重庆市又五次提高纸张限价，但无论是机制纸或手工纸，每次调整后的限价均远远低于同期市价，甚至低于此前几个月的市价。限价之所以难以平抑市价，通货膨胀所造成的纸业生产成本增加是重要因素。在1942年12月第51次星五聚餐会上，中元造纸厂的钱子宁曾抱怨，道林纸从前每磅2角，现在每磅售价60元，烧碱从前每吨200元，现在黑市每吨10万元，以涨500倍烧碱制造涨300倍纸张，纸厂生产难以维持。
推行限价制度的同时，自1943年6月起，重庆还推行纸张核配办法。规定机器纸厂每月必须生产白报纸及米色报纸的最低数量，并应将其全数交由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分配，凭证发售。但实际配售中，纸厂并未完全遵照上述规定。1944年5月22日，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发出公告，不满部分纸厂借口其纸张不在配售范围以内，而在尚未交足认制数量前，即私自售卖;或则在呈报该处核准前先私下交易，待事后再来请求该处发证追认。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此特别规定，此后将对这类违反规定的纸厂，停发额外产纸准购证及准运证，并认定其交易为违法。纸厂之所以阳奉阴违，原因在于官价收购和其实际生产成本相差甚多。如1944年6月，建国造纸厂出产的白报纸官价3680元，成本为9086.28元;米报纸官价2720元，成本为8081.64元。11月白报纸官价6200元，成本为10212.4元;米色报纸官价4620元，成本为8896.22元，官价均远低于成本。
限价和配售制度对纸张产量和纸类结构的转变所产生的影响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因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机制纸的管制，仅涉及白报纸与米色报纸两种，其余纸张虽亦议价，但只是轻度管制，或根本不在管制之列，这导致机器纸厂逐渐减少白报纸的生产，而转向生产其他种类的纸张。如中元造纸厂在1944年就已停出白报纸，改制其他劣质纸。建国造纸厂更总结道，此时纸厂盈亏，除和产量有关外，更和制造何种纸张有关系，“制造报纸之多寡，恒为该月盈亏之重要因素”，“因打字纸及白道林纸售价较高，报纸受限价影响，售价仅及成本之一半，如多造报纸势非亏损不可”。
抗战后期生产成本高涨的环境下，手工造纸业也普遍减产。手工纸主产区梁山、广安、夹江和铜梁等地纸张，全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按定价收购，但各厂商以其不够成本，多设法在黑市销出，或借口原料问题而减产。战时梁山纸业兴盛时共有3000槽，限价实施之时，因规定售价与成本相差太远，由3000槽降低为300槽。铜梁县在1939年与1940年间改产报纸，亦达3000槽之多，重庆市场几乎全由该地供给，至1943年时，铜梁纸业已一蹶不振，全区不过数百槽。1944年,夹江县“槽户无利可图，歇业减产者，比比皆是”。
手工纸减产的同时，部分纸农逐渐从生产文化用纸转而生产纸面较小、纸品较粗的迷信用纸。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对此转变也有认识，“综观最近生料报纸之量少价昂，非由游资囤积之故，实缘成本超过售价以及黄表二元等类纸价刺激之所致”。手工纸产量减少和生产方向的改变其实不难理解，因为作为兼营造纸的槽户，其生产生活要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中过活，当自家产粮不足食用，市场粮价升高远远超过其他农产品的幅度，生产纸张又成本高昂、利润难保时，纸农减少或放弃纸张的生产，对其来说便是最迫不得已、也最为理性的选择。
政府为鼓励槽户生产文化用纸，不得不多次调整对迷信用纸的管理办法，从全面抗战初期限制迷信用纸的消费，到抗战后期对迷信用纸产销进行更严厉的限制或查禁。为劝令槽户改造印刷用纸，政府规定自1943年5月起，梁山、大竹、达县、铜梁、广安、夹江和洪雅等产区各县，由地方政府劝令各槽户限期改造印刷用纸，限制迷信用纸出产，并劝告民众不再使用;各槽户商号旧存迷信用纸及制造原料，由地方政府登记，限期禁止产销，在限期内迷信用纸一律征收80%从价税，以期寓禁于征;在实行禁止后，各槽户及纸商行号仍有继续产销者，将依法惩处。但这一办法的实际效果似乎有限。1945年6月23日，重庆市颁布了比此前更为严格的《取缔迷信用纸办法》和《重庆市节约书报杂志用纸办法》。
纸张产量的下降和纸类结构的改变更加剧了纸张配售不足的情况。1944年3月，重庆每月土报纸需要量约在3万令左右，但每月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实际配销数仅为1万令。书报业深感管制太严，“往往请数多，而获数少”。1945年7月，经济部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图书杂志及机关用纸审查委员会共收到83个单位的申请，其申请数分别为生料土报纸1450令，熟料土报纸1443令，梁山官堆纸408令，溥泉纸68令，共3369令。该会依核配标准按优先顺序分别配售，只准购生料土报纸554令，熟料土报纸325令，梁山官堆纸114令，梁山白报纸70令，溥泉纸33令，共1096令。可见配售远远难以满足需求。
限价远远落后于市价，官价远远落后于成本，促使纸张交易多转向黑市。1944年1月，当交通银行总管理处进行调查时，重庆手工纸正在被以超过议价30%的黑市价格进行交易。黑市扰乱了大后方正常的纸张交易秩序，洪江造纸厂负责人谭天萍曾感慨：“这种种的教训，使我们自己怨恨，为什么不去做囤积商，轻而易举的赚钱，却要带着百数十余名员工，天天在大风浪中生活呢?”纸市混乱，也使纸商和报馆等群体对政府管制政策日益不满。重庆市纸商公会代表黄庄毅认为，重庆正当纸商无法进货、无货应市，而操纵纸市者则另有其人，随时可发现有身着革履西装者来各纸铺兜售。重庆各报联合会认为，除公营报社由日用必需品管理处充分供给纸张外，民营报社则配数过微不足需要，以致经营艰困，故政府应“视民营各报社需要，分别配售，设或不能充分供应，至少应视实际需要比例配给，以期公允而维报业”。
总之，由于抗战后期四川整体经济环境恶化，纸张生产成本日益加重，而政府有限的管控举措却不断被来自纸张产销各方的变通应对所消解，最终导致四川文化用纸的生产日益减少。由于供需相差甚巨，市场遂出现纸价愈限愈涨、纸张愈配愈缺、纸市愈管愈乱的现象，书报业的经营自然更趋困难。
结论：纸张紧缺的话语与实践
综上可知，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的纸张紧缺问题，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纸张绝对数量的紧缺，这源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造成中国进口纸张数量的大幅减少，战时文化格局的变动使得四川纸张消费需求激增，从而造成当地纸张供给的严重不足。第二个层面是纸张结构方面的相对紧缺，因战时四川机器和手工造纸业所生产的文化用纸数量较少，且纸张价格高昂、质地粗劣，从而严重制约了印刷出版业的纸张使用。第三个层面的紧缺，则主要受到战时舆论的影响，可称其为“紧缺”的话语。紧缺话语的出现，既受到政府对战时纸张价值不断强调的影响，也包含社会人士对中国传统造纸业发展道路的反思，以及印刷出版业等用纸单位对其生存现状的忧虑，上述不同诉求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紧张与矛盾，使纸张紧缺在不同场合被不断表述。
纸张紧缺话语的出现，深受抗战这一特殊环境的影响。战争使纸张问题超出了一般普通物品的范畴，而有了特殊意义，纸张的角色和作用在战时被无限放大。张志诚曾形象地说：“假如吾人承认文化宣传是一种战争的话，则造纸厂应该是宣传战的文化兵工厂。缺乏纸张，便等于战十〔士〕缺乏弹药一样，战争的形态便不能延续下去。”战时纸张被认为与粮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942年1月21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中央日报》刊出《纸与粮食同等重要》一文，纸张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舆论认为，抗日战争不仅是中日两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也是文化力量的决战。一国纸张消耗量的多少，被认为和该国文化事业及民智的发达程度成正比。国人无不感慨中日两国人均用纸量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国国民平均每年每人用纸仅二磅余，较之敌寇——日本国民每年每人用纸二十七磅尚不及远甚。”
战时纸张的实际生产者和消费者，与政府对纸张问题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对于战时四川的大多数纸农或纸厂来说，其除了以“文化的名义”，要求政府调整不合理的限价政策和降低纸张税率外，似乎并没有自觉地将其日常生产活动和国家文化传承这一神圣使命联系起来。无论是抗战前期四川机器与手工造纸业的快速发展，还是抗战后期手工槽户和机器纸厂对纸张产量和纸类结构的调整，更多的则是其在战时经济政策和纸市利润变动影响下，不断根据自身条件而调整产能的结果。印刷出版业是一个依赖造纸业为生的行业，钱存训在分析中国长期形成的行业文化对印刷业的影响时曾指出，“在西方，印刷事业只是一种谋利营业，而在中国社会却有很强烈的道德意义。对知识的保存和传播，被认为是人生的一种美德”。战时书报业的发展，更需要在商业经营与文化传播之间努力寻找平衡。由于战时环境的限制，使得书报业不得不因陋就简，采取多种节约发行，甚至被部分人士形容为偷工减料的用纸策略，以此来适应纸市变化，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书报的印制质量，甚至引发教科书用纸恐慌，这反映出战时纸张供应的窘态和文化传播的不易。
但不可否认，正是战时造纸业和书报印刷业的发展，对四川乃至整个大后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力的物质支撑。战时四川大量国产纸张的出产，为书报业提供了洋纸缺乏时可供替代的纸张原料。就像程其恒所形容的那样：“无论那〔哪〕一家报纸在物质上都是采用着粗糙的土纸和不很鲜明的油墨，但，正因此而可表现出我们新闻纸的原料已经可以自制自给了!”虽然战时纸张获取不易，但却坚定了长期依靠舶来纸的民族出版业的发展信念。战时重庆新闻出版业自身亦宣称，尽管“经营的前途如此的困难，但精神均好，大家都知道它的使命，而艰苦的奋斗;这在抗战全局的后防〔方〕，建起了精神给养的兵站”。整体来看，虽然抗战后期的书报印刷和出版业中也曾出现个别文化投机的现象，但战时这一行业的绝大多数，还是选择努力为社会提供文化用品，这对丰富战时民众精神文化生活和支援抗战宣传有着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9-01 16: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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