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币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
2022-08-31 09:44:18  来源：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第24卷第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抗币在抗日战争的发展中诞生，又在与法币、伪币和土杂钞共存交错的斗争环境中壮大，并逐步树立起信誉，占据了市场。在围绕货币展开的斗争中，各抗日根据地因时因地制定出相应的措施，推动了以抗币为核心和媒介的信贷、投资与合作事业，进而使抗币体现出了民族革命运动的时代特点。

　　[关键词]抗币;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时代特点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引用：樊建莹,郭晓平.抗币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J].许昌学院学报,2004(01):84-88.

　　作者简介：1.樊建莹(1954—)男，河南新野人，许昌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

　　2.郭晓平(1954—)，男，河南洛阳人，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抗日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逐步建立并完善的抗日根据地和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以下简称抗币)体系，在对敌经济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以抗币为核心和媒介的信贷、投资和合作事业，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本文拟就抗币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以及其时代特点和历史地位试作论述。

　　一

　　抗币在与伪币和法币以及土杂钞共存交错的斗争环境中发展壮大，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占据了市场，为开展与搞活外汇贸易奠定了基础。

　　抗日根据地金融工作开展初期，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以及对货币斗争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抗币发行较迟，被日伪滥发纸币掠取了大量财富。不仅如此，由于缺乏金融斗争经验，抗区的一些经济工作者一度存在两种不正确的观念，一是片面强调政治尊严，不承认伪币外汇，拒绝与日伪接触;二是怕资敌，什么东西也不愿卖给敌人，甚至整个敌占区，也拒绝从敌方购进货物。其结果，只能使抗区一些主要日用必需品的来源断绝;土特产输出受敌方控制，被大量掠夺;抗币对伪币的比值压低，物价上涨。

　　抗区与敌占区相邻，接壤地带更不可能没有经济联系。一个时期，一些抗区曾实行只禁止伪币而不利用伪币的政策，与敌区贸易通过法币来作中介，甚至采取以货易货的原始方式。“排法”斗争后，失去了作为中介作用的法币，环境和任务迫使抗区经济工作者转变了观念。他们认识到外汇(指伪币外汇，下同)管理与贸易工作是边区金融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支持了抗区独立自主的经济秩序;帮助了财政军需供给，有助于克服度荒中的困难。经过初期阶段的转变认识，抗区经济工作者在实践中学习，制定出适应斗争形势和抗区特点的有效措施。

　　(一)加强外汇管理，保障抗区利益    在限制伪币入境的原则下，采取严格管理外汇的办法，即划定地带，指定地点，由银行或银行指导下的交易所规定比价进行兑换。敌占区的商敌持伪币向抗区购买土特产(战备物资除外)时，要在银行或交易所换成抗币使用。抗区公私商店如向敌占区买进必需物品时，也要在银行或交易所换成伪币。1944年起，日军根据时局的发展，为了准备后路，大量抛出伪币，向根据地、游击区套购战略物资和银元。针对敌人的企图，各抗区针锋相对地制定了严禁战略物资和银元出境条令，规定“白银之出口，必须携带区行统一之白银出口证(分行局不能开)始可通行”，否则“皆以走私论罪”。银元或金银首饰，允许私人保存或饰用，不得在市面流通;如愿兑换，得需银行按规定价格兑给抗币。严格管理外汇的政策，在保护抗区经济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加强兑汇储蓄，增强斗争实力    自1940年起，陕甘宁边区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晋绥西北农民银行、北海银行和冀南银行实行五行通汇，建立抗区银行独立的电汇和邮汇。1942年，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开始实行通汇。各边区银行间通汇的施实，从经济上加强了之间的联系，成为打破日军经济封锁的有效措施。

　　为了掌握敌区的货币金融情况，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并为吸收敌区汇款，抗区金融机构在实行对内通汇的同时，对敌区开设了“汇入汇款”业务。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在敌占区天津附近建立直属营业所，并在天津城内设秘密办事处，任务是把私商汇往家中的生活用款，以及敌区的各种汇票，诸如敌伪银行的支票、钱庄商号的取款凭证等，收购起来在冀中区内给予边币支付。分行专设视察员往返津冀之间，办理兑汇事宜。银行以获取的外汇购买印钞纸张、油墨及其他紧缺物资。

　　为了增强财力，有利建设，抗区银行根据客观环境和工作开展的情况，相继开办起储蓄存款业务。建行初期，正值抗区经济困难之际，作坊小贩闲置资金很少，且物价上涨，存款无利;银行机构设置少，营业地点不固定，因而仅办理部队、政府公营工厂和商店的存款。随着抗区的巩固和银行事业的发展，在团体存款之外，也号召机关干部和各界人士参加个人储蓄。抗区内专门组织一些形式的合作社，办理活期储蓄存款、妇女儿童体己存款、农民待用款和实物定期存款。抗区还特别规定，吸收伪币存款，以抗币为单位按市价折算存入，提款时可取抗币，亦可取伪币。这个措施一举三得，兼有吸收资金、方便储户和排打伪币的作用。1945年5月23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颁布《优待沦陷区人民来解放区投资存款暂行办法》。其中规定：“投资存款人与解放区人民受同等法律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与帮助”;“沦陷区人民为避免敌伪掠夺以物资存放解放区时，得受政府保护，并在保管上予以各种便利，此项存款保存人有自由处理之权”;“投资人对于其投资存款或存货，可以随时撤走，其利润可以随时汇回沦陷区”。晋冀鲁豫边区所属的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各区及时宣传和贯彻这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壮大了根据地人民的抗日经济力量，打击了日伪经济势力。

　　(三)开展对敌贸易斗争，扩大抗币市场    在敌后战场，一般是日伪占据城市及交通线，抗日武装控制广大农村。日伪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和农副产品，抗区内最缺乏的是食盐、火柴、药品等一些生产生活必需品，甚至包括印钞票的纸张和油墨。在对敌经济贸易斗争中，抗区可以掌握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尽可能向敌区换得一切必需的物资，使区内手工业得到发展，以抵制敌货倾销，巩固和扩大抗币市场。由于战争环境的特定条件限制，以我之农村对敌之城市，难以做到等价交换。因而，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多出快出，迅速进行交换，仍能以弱胜强，获取一定的利益。即使在条件恶劣不利出口时，也要少出慢出，保持相对联系，以待机而动。同军事斗争一样，从战略上讲，抗区在经济贸易战线也较多地处于防御地位。这在政策上主要表现为保护生产的出入口税收、限制入口和管理外汇等方面。尽管如此，抗区在战术上并未放弃主动进攻，这又主要体现在有计划地组织出口，平衡出入口贸易，稳定我市场，打乱敌市场。

　　在对敌区贸易的实践中，各抗区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分别总结出适合本区特点的斗争方式。1.贸易斗争复杂激烈，出入口平衡与不平衡交替变化，并灵敏地表现在两种货币的比值上。根据这个规律，抗区在入超时，以降低币值物资外流来偿付;出超时则提高币值，排挤非必需品进入。2.抓住有利的军事、政治形势，以及农副业的收成时机，尽可能多收购一些物资，多发放一些货币;在相反情况下，主动少投放货币或抛售物资回笼一些货币。3.对外统制贸易，并辅以特殊政策，如特许入口、定量入口、临时停止出入口等;对内贸易自由，掌握主要物资，稳定抗币币值。一系列有效的措施，稳定了作为本位币的抗币的币值和物价，也成为稳定抗区经济和政治形势的重要因素。经过一个时期的努力，各抗区在对敌贸易斗争中逐步掌握了主动权，在金融货币斗争中处于有利态势。

　　二

　　抗币发行之后，抗区银行开展了农村信贷业务以及对工商业的投资与贷款。这是敌后抗日工作的重要措施，尤其是在密切民主政府和劳动群众关系方面，在农业生产和救灾中，在工副业的创建与发展中，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抗区的农村信贷政策，包括分半减息政策、农村贷款政策和信用合作政策。在这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虽然受到战争的破坏和物价波动的影响，遇到很多困难，但始终坚持了下来。

　　(一)抗区对农业的信贷工作有一个认识过程。各地银行建立和抗币发行后，信贷工作便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但建行及发行抗币初期，各金融部门，甚至制定政策的主管部门，对农村信贷工作并未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信贷工作一度表现出单纯围绕货币发行而开展信贷活动的现象。银行在掌握贷款的发放原则时比较宽泛，基本是“有求必应，平均分散，行政发放”。发放的意义重在救济贫困、度过灾荒;其对象主要是个体贫雇农户，其方式为户户有份。于是，银行发到县，县发到区，区发村，村按人口分到各个农户。贷款放出不少，效果不佳。根据基层出现的问题，抗区政府和银行逐步调整了信贷发放的政策和方法，即由救济性贷款向生产性贷款转变，由普遍发放向重点扶持过渡。

　　“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放了耕牛、植棉、水利等几种贷款，受到农民的极大欢迎，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了困难。”贷款总金额中，耕牛农具贷款占40.60%，奖励植棉贷款占24.70%，秋禾青苗贷款占20.75%，小麦青苗贷款占8.84%。此四项占贷款总额的94.89%，充分体现出放款的目的和意义。这些政策受到了毛泽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肯定。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作题为《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增加农业贷款的意义：“边区农民中，有三分之一缺乏耕牛农具，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使农民获得发展，帮助这个极大数量的农民群众解决他们的困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里的一个办法就是增加农贷。”毛泽东还根据1942年放贷的经验和1943年的农贷实施实际状况，具体提出了应注意的七个方面：贷款应放给荒地多而缺乏耕牛农具的农家;举办以耕牛或农具为主的实物借贷;改善放款组织;不要将农贷看作救济;简化放款手续;划出专作棉花与麦子的青苗贷款;放款不违农时等。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得以向各地推广。1943年初，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在发放春种贷款的同时，配合组织边缘地区的骡马大会，吸收敌占区牲口，以补畜力之缺。

　　贷款对象和方式的调整，也体出了共产党的宗旨和政策：1.把贷款有选择地投放到重灾区和重灾户，切实解决农民的实际困难;2.有规划地兴办公益事业，鼓励农民组织起来;3.实行低息贷款和无息贷款。几年的实践证明，抗区银行的贷款起到了救助灾民、扶持生产、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的作用，成为巩固抗区民主政权的有力措施。

　　(二)银行对工商业的信贷重点，主要表现为扶持公营工业和贸易、供销合作，以及手工业的发展等方面，服务于对敌经济斗争。陕甘宁边区在抗日战争前即长期处于封锁和隔离的状态之下，工业、贸易的底子很差。抗战爆发后开辟的抗区，经济工作更是白手起家。由于敌后所处的环境，诸如日伪的军事“扫荡”、经济掠夺，抗区的工贸业较长时间停滞于手工业作坊和以货易货的程度，并部分地依赖于国统区和敌区。随着敌后抗日力量的日益强大，军需民用物资的需求量急速增加，原有状况已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独立自主地创建自己的工商业，成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任务，配合这项任务，银行除向工商业投资外，并开设了工业贷款和商业贷款业务，而且数额逐步增多。如冀鲁豫边区的鲁西银行，1940年的工业投资、贷款和商业投资、贷款分别为鲁钞200万、250万和250万、200万元，1942年分别为4500万、400万和850万、300万元，1944年分别为10600万、600万和2500万、520万元，1945年分别为23500万、1000万和20800万、650万元。最先接受投资和贷款的是修枪所和炸弹厂等军工企业，随后是地方政府兴建的民用工厂。手工业的规模和数量也不断增加，许多手工作坊发展成为小型、中型的工厂。稍晚开展的公营贸易和供销合作事业，在投资和贷款的扶持下，迅速壮大，成为对敌经济斗争的骨干力量。

　　(三)发展农民信用合作组织，是抗区银行的一项开创性事业。中国农村旧的借贷关系，主要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高利贷剥削关系，是仅次于地租剥削的另一种剥削方式。其结果，是富者更富，贫者更贫，土地高度集中，农民大量破产。这种封建关系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也必然成为民主革命的主要扫除对象。但由于民族矛盾是抗战时期的主要矛盾，抗区政府对高利贷仅仅在程度上作一定的限制，或者以群众团体的名义领导农民进行“拖债”。以“立”代“破”，以“立”促“破”便成为必要的斗争方式。在这种状况和形势之下，农民合作事业应运而生。

　　“信用合作社是老百姓的金融机关”。信用合作的意义在于调剂农民相互间的资金有无，组织农民自有资金投向生产，以自力更生和组织起来的方式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活跃农村金融。1938年，在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帮助下延安县南区合作社成立信用部，募集股金1060元，为群众解决急需资金的暂时困难。用款时，可以借款、借物或抵押物品。在此基础上，南区合作社于1943年3月正式成立沟门信用合作社。这是一个专门经办信用业务的会计独立单位，受到群众的欢迎。到1944年2月的一年时间，社员人数由128人发展到648人，增加了4倍;股金由11万元发展到359万元，增加了31.6倍;存款由1.9万元到累计存款总额609万元，为320.5倍;放款由8.7万元到累计放款总额1427万元(至1944年3月)，为164倍。南区合作社也由此成为“包括生产合作、消费合作、运输合作(运盐)、信用合作的综合性合作社”。当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热情赞扬了这个新生事物。

　　信用合作事业主要在老根据地的巩固区开展。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的信用合作组织发展较快。1944年底，全区发展到30多个;到1945年5月，仅延属分区一地即己达到35个，资产总额7.55亿元。其组织形式均为综合性合作社的下属机构，但一般可分为两类。一是单纯的信用业务机构;二是以信用业务为主，兼营与之相关的消费业务。其资金来源，完全是吸收社员的存款和股金。其放款的项目比重与银行放款的原则基本相同，以生产放款为主，占总额的53.70%;婚丧放款占14.50%。

　　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带动了其他一些老区。北海银行拨出款项扶植胶东根据地开办信用合作社或合作社信用部，并且制定了《信用合作社章程》。《章程》的“总则”明确规定：“本社以贷放工农业生产上必需之资金于社员，并吸收社员之存款与储金，巩固农村经济，增加抗战力量为目的。”1945年4月7日的《大众报》载文说：“这些信用部经常存有3万到4万元，老百姓困难或赶集钱转不过来，或是买个牲口，就向合作社借;运输队没有车子的，便向信用部贷款。因为解决了困难，大家都很高兴。”1945年4月，冀南银行制定“由‘官贷’逐渐走向‘商贷“’的方针。即“通过贷款工作逐渐扶植农村合作社的信用业务，恢复群众性的借贷关系，以活泼农村经济”。到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边区的信用合作组织大量发展起来。

　　信用合作成为抗区银行扶植下的一项造福于民的事业，它使抗区群众建立起新型的借贷关系，因而不仅是金融工作中的一项开创性举措，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艰苦的战争，也是唯一的一次胜利的民族战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区银行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抗币由辅币到本币，由局部流通到占领市场，成为中国人民艰苦抗战的缩影。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宗旨，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方针，体现了敌后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无论是对当时的敌后抗战，还是对随之而来的人民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无论从何者而言，抗币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都应留下浓重的一笔。

　　抗币是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代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的特点主要从抗币发行的思想路线上体现出来。

　　(一)坚持统一战线和全民抗战的原则立场，是抗币发行的基本方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协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由此，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称陕甘宁边区银行，不对外公开，不发行货币;原发苏维埃货币(苏票)回收，统一行使法币。中共和边区政府的合作诚意，在金融领域也充分地体现出来。由于国民政府在经济上仍未放弃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边区市场流通中辅币奇缺，交易找零十分困难，虽与中央银行几次交涉终未得解决。在这种困境之下，自1938年6月起，边区银行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通过银行领导下的公营商店延安光华商店陆续发行了七种光华商店代价券。其面额种类分别仅为二分、五分、一角、二角、七角五分，实质上是法币的兑换券，且只限边区内流通。“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军饷，断绝对边区的接济。为了阻止分裂、打破封锁，中共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金融领域的重大决策便是1941年1月起明令禁止法币在边区境内行使，随后发行边区唯一合法的本位币陕甘宁边区银行币。这一过程，表明了中共既团结又斗争、既维护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又不作无原则让步的立场。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维护边区统一市场，是抗币发行的基本路线    抗币发行初期，各根据地均面临一个准备基金的问题。创业阶段，难免有许多不同的认识，外汇基金制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这种思想认为抗币的发行与稳定，必须与法币保持一定的比价关系，组织区内物资进口和保持比价则必须掌握一定数量的法币，作为外汇准备。其核心是抗币的发行要以法币为基金。其他类似的观点，还有不切实际地追求“黄金本位”、“白银本位”等等。事实上，抗币的发行和稳定，主要取决于所在抗区内的生产情况。抗币流通的历史证明，抗币不是法币的兑换券，也不必须以黄金、白银作基金，而是需要充足的物资准备，主要是粮食、棉花等重要物资。抗币对内是独立的，它和法币在抗区内是不同于两国间货币关系的外汇关系。因此，在物资保证的基础上，在区内允许兑换法币，收存相当的法币准备，并根据物资、物价情况灵活地组织对国统区的贸易，这种独特的金融管理体制是由于抗日战争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敌、友、我共存交错的复杂环境所决定的。也正是由于管理措施因时因地而宜，从而使抗币在敌、友、我各币共存并斗争的环境中，保持了良好的信誉。

　　(三)坚持以统一的方针路线和独立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是抗币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抗战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在敌后的华北、华中、华东以及华南等地相继开辟了不同规模的根据地。由于抗区长期处于敌伪的分割和封锁之下，各战略区只能在总形势和总任务上形成一致。因此，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各区的军民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和本区所处的环境、特点以及当前任务，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开展不同形式的斗争。这一状况也决定了抗币的发行只能采取分区发行的办法。各区因地制宜地发行了不同形式的地方货币。在华北、西北，各边区分别建立银行，独立发行本位币;在华中、华东，各战略区也相继设立银行，分别发行地方抗币;在山东(除鲁西南)，同属北海银行，但在北海币票面上分别加印“胶东”、“鲁中”、“鲁南”、“渤海”等字样，限在各自区内流通使用。这种分区建行发钞的办法，适应了政治、军事斗争的客观需要，适应了各区的环境特点，有利于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而在发行抗币(本币)、打击伪币、驱逐法币等斗争的内容和步骤上，在斗争的方针和政策上，各抗区又显示出高度的一致性。这种内容的统一和形式的相对独立，使抗币在货币斗争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由于抗区的金融工作贯彻了中共党人的抗战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使得抗币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支持敌后抗战。抗区通过发行抗币、吸收外汇等活动，为抗日军队筹措军费，支持采购物资的现金需要，保障军队供给;通过发放军工生产贷款，支持发展军工企业和战勤物资供应。2.支持抗区生产。通过发放农副业贷款(物)，支持农民度荒、生产;通过对公私营工厂、作坊的投资和贷款，支持生产抗区紧缺物资，打破经济封锁。3.调剂商贸流通。通过对公私营商店的投资和贷款，通过吸收外汇和区内及跨区汇兑业务，支持抗区贸商发展，活跃抗区经济。4.稳定抗区金融。通过对抗币发行和比价的调整，减少了由于战争环境、收成年景、种收季节以及敌友区物价浮动等情况给抗区财政和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困难，积蓄了抗战财力。5.积累经验，培养干部。抗币的发行，是中国民族战争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国金融货币史上的创举。抗区的金融工作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间有过许多的教训，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锻炼出一支新型的金融队伍，摸索出适应时地特色的路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8-31 09: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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