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振凡 何金华 | 离乱余年：抗战时期内迁知识分子的心态衍变
2022-05-16 15:12:59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万振凡 何金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来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摘要：全面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被迫内迁与长期流亡后方的苦痛经历，使他们的心态在抗战中发生了衍变。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前就已面临是否内迁的抉择困境，再到迁徙过程中的心理煎熬，以及后方长期面临的生存焦虑，知识分子心理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这种心态在后方的长期流亡中逐渐呈现出一种苦闷，以及对个人命运的绝望感。而后方国民党腐败的现实则将这种心态进一步延伸到对国民党政权认同感的疏离，并最终导致了战时知识分子群体趋于一种“失序”状态，即个人对社会依附感的断裂。这种心态的衍变间接影响了战后我国政治格局的走向，同时这也是战争对内迁知识分子心理所造成的隐性伤害。

　　关键词：内迁知识分子;心态;抗战时期;后方

　　全面抗战爆发后，大片国土沦丧，为逃避战乱，大量民众辗转向后方迁徙。其中知识分子群体比例甚高，民国社会学家孙本文就认为西迁大移民中“高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之后的学者也认为内迁人口是以“工商业者、知识届人士、工人等占大多数”。目前，学界对抗战时期内迁人口的研究已有较多系统的探讨。此外，学界也以内迁知识分子为群体，对其在后方的生存状况进行了一些个案研究。从学界研究的整体状况看，对抗战时期内迁人口的研究，主体思路和框架集中于迁徙的背景、过程以及影响等方面。而对八年全面抗战中内迁人口心理状态的研究则较为少见。

　　通常历史中的人都不被作为直观意义上的生命个体进行分析，而是被“转化成为分析的特定视角和范畴”，更多的作为“机能的分析要素”。这样的研究视角往往忽视了人作为生命体验的本身，这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历史进程中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因此，本文拟以时人的日记、书信、文集等材料为基础，在学界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抗战时期后方知识分子的心态作进一步考察。旨在更加生动地展现后方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持续战争状态下的心理状态，也为了解战时整体内迁民众的生命经历提供一个剖面，从而更深入地思考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与个体的深刻影响。

　　一、困苦的心理感受：战时的内迁抉择与经历

　　丰子恺追记自己内迁经历时曾说，“人间以飘泊为苦，比之于蓬絮”。道出了内迁知识分子迁徙

　　时的心理磨难，而这种心理磨难在抉择是否内迁时就早已开始。迁徙意愿是迁徙行动的前提，情感因素与现实因素是影响迁徙意愿的两个层面。首先在共同情感上，家乡对个体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逃离家乡并不仅仅只是“场所”的告别，同时也意味着将失去家乡熟悉的生活经验、人际关系以及物质积累。如有学者以“文化的丧亲之痛”作为比喻：“失去家园、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意义，就如同失去父母、配偶和孩子。”德文翻译家朱雯在迁徙后方近一年后写下了对故乡的怀恋：“连嫠妇对于她已故的丈夫，孩提对于他才别的乳母，以及热情的少女对于她契阔的恋人，也难以比拟于万一。”朱雯所表达出的对故乡的眷恋，某种意义上就是个体对家乡的一种共同情感。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清华大学教授吴宓等人，在有明确的迁徙目的和职位保障的情况下，却依然表达出了并不愿随清华内迁的想法。吴宓在其日记中写道，“似清华将在长沙筹备开学，校长欲诸教授往长沙集合云云。宓则决拟留平读书一年，即清华实行开学，亦拟不往。”日记中还记载“与公权谈，公权意正与宓同，亦拟居平读书一年，静待后变。且言清华留平之约50教授，赴长沙者恐不逾20人云。”从这段记述看，包括吴宓在内的部分清华教授都缺乏内迁的意愿。而这也在朱自清的日记中得到了印证，“参加S.Y.之宴会，商谈是否南迁，多数人宁愿留此。”虽然吴宓后来还是选择了内迁，但内心依然十分纠结。吴宓在日记中记述，“宓虽欲留平，而苦无名义及理由，以告世俗之人。今似欲留而不可，故决不久南下。”“宓虽欲苟安于此，亦不获如己意以直行。人生诚苦哉!”在日记中吴宓表达的是一种对内迁的抗拒但又无可奈何的愁闷情绪。不难看出，作出向后方迁徙的决定本已是对内迁知识分子的一次心理煎熬。就如萧邦奇所言：“前往一个没有关系的世界，到处是陌生人和潜在敌人，可能比起其他文化中做出的同样决定更具风险。”

　　其次，内迁意愿还表现在现实层面上，因为迁徙也需要具备充足的财力和体力。从财力上来说，钱财的充足与否直接影响到迁徙行动的实施。1938年闻一多计划接妻儿到后方共同生活，但苦恼“你们全来，盘费太大”。同样丰子恺在路上也曾担忧：“老幼十五人，盘费只剩三百元，如何走的动!”因此，财力的多寡是影响民众战时抉择的现实因素。财力之外，再次就是逃难的体力。清华教授浦薛凤在1937年7月底原就打算立即南下，但考虑到妻子产后身体欠佳遂放弃。他在回忆录里记述：“本拟立即动身南下，只因佩玉产后仅满一月，能迟则迟。”“婴儿仅满月，长途跋涉能免则免，能拖，则拖”。因妻儿在身体上尚不能经受内迁的艰苦，浦薛凤即使有迁徙意愿也难以成行，最终在当年10月中旬独自赴湘。丰子恺一家最终决定向后方迁徙后，也曾担忧自己的岳母“年已七十，不胜奔走之苦”，遂打算将自己的岳母留在浙西的山中，托一位朋友照顾。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也说：“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从上述时人的日记、书信等材料所反映的情况看，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前处于一种“逃与不逃”的矛盾心态，而这种心态实质上也是一种现实羁绊。在情感上个体对家乡的眷恋，家乡对个体的特殊意义制约着内迁意愿的萌发，现实层面上迁徙需具备的体力与财力又制约着内迁的最后决心。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在实际迁徙前就面临着“逃与不逃”的心理困境。

　　在实际开始内迁后，迁徙中各种不确定性风险所带来的无助感、恐慌感，也让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时刻承受着恐慌和折磨。浦薛凤尚属幸运，迁徙时还能依靠火车，但一路日军的轰炸和路上的拥堵、无序，让他在迁徙中备受心理煎熬。当浦薛风听到火车一日曾躲避空袭六七次时，他即感到“两腿发酸”，“心中怦怦然”，或许是因为害怕，“是夜倨坐，未能合眼”。起初，浦薛风发现自己所坐座位紧接机头，原以为“接近司机，消息更为灵通”。但是当他经历过一次空袭后，知道“敌机专觅机头作为目标”，他不由感到“心头鹿鹿，汗流溢背”。当浦薛凤一行行至长沙时，起初还有“相当安全感觉”，但在当月连续四日都入地下室躲避日军空袭，他顿时觉得“吾国社会与一般社会宛如离根脱地，不复巩固”。每次入地下室躲避，心理不免“咸颦首颦额，惶惶然感觉不安”。

　　朱雯在其报告文学作品《烽鼓集》中，对自己一路迁徙的心理状态有着更切实的记述。迁徙时大家都“怀着焦急的心，巴不得马上赶到安全的大后方”。但是战时交通资源的紧张与各种不确定性，使朱雯一行在迁徙中呈现出一种焦躁感。朱雯在等不到船时写道：“焦躁的烈火重复燃烧在我们的心头，怎么办呢，这样一天天在山村中行乞?然而也惟有等待下去啊!”在南昌准备出发去长沙时他形容自己像“吉普赛人似地流浪着，徜徉着，游荡着，简直有点无可奈何的情绪了”。在朱雯的记述中，可以窥见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中的焦躁、无助情绪。相似，丰子恺在桂林追记自己内迁时的一次经历时也说，“我尝到了平生从未尝过的恐怖，焦灼，狼狈，屈辱的滋味”。

　　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中所经受的心理苦痛，也如时人所描述：“幸能逃脱的同胞，虽然肉体上可免直接受着践踏，但是他们的颠沛流离，在精神上，所受到的苦痛，也是和身受辱刑的同胞一样的难堪。”即使内迁知识分子在迁徙中不会面对战争的直接威胁，但是迁徙中那风声鹤唳的情景，亦是一场心理煎熬，损耗着人的心力。

　　二、“列等邻丐”：后方的生存焦虑

　　内迁知识分子颠沛流离到后方，心理上有抱着在后方暂时建立起新生活的期望。但事实是后方生活环境与生活水平的不断恶化，贫困与疾病成了知识分子在后方挥之不去的阴霾，生存压力使他们长期处于心理焦虑之中。1942年10月陈寅恪在给浙江大学历史学家张荫麟的挽诗中就写道：“九儒列等真邻丐，五斗支粮更殒躯。”将知识分子“列等邻丐”，道出了内迁知识分子生活的心酸。

　　让内迁知识分子陷入贫困最直接的原因是战时的通货膨胀，1941年重庆批发物价指数比1937年增长了90多倍，1945年则比1937年增长了1792倍。但是时人记录的一些生活片断或许比统计资料上的物价指数更为生动。浦薛凤在描述战时重庆的情况时就说：“一般公教人员而言，关于衣食住行四者，无一不属困苦狼狈。”就衣而言，内迁知识分子一路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年复一年，则“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捉襟见肘”。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教授冯至也曾打趣自己，“百孔千疮衣与袜，不知针脚为何下。”同为联大教授的郑天挺在后方也曾为女儿的棉衣发愁，“连日甚寒，下午又雨，雯儿棉衣尚未成，彷徨无计。”9在食上，“战前任何大学教授，必不会谈到柴米油盐醋，今则彼此见面常谈柴米油盐醋。”闻一多在信中也曾说，“快一个月了，没有吃茶，只吃白开水，今天到梦家那里去，承她把吃的不要的茶叶送给我，回来在饭后泡了一壶，总算开了荤。”再则是住的问题，浦薛凤回忆战时重庆一般公教人员所住不仅“因陋就简”，并且一间房挤住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小房间住有三四人是普遍情况。在战时的昆明，房荒问题同样突出，费正清目睹昆明教授们的生存状况时，他感到了吃惊。清华大学的政治学家张奚若租住在“供满灵位的大厅当中”，时任西南联大图书馆馆长严文郁租住在需要“越过补鞋匠摊位的顶楼房中”。这些生活片断的记载，均揭示出后方知识分子在衣、食、住的基本生活问题上所面临的窘境。

　　贫穷之外，疾病也是知识分子在后方长期面临的问题。由于后方长期营养不足与医疗、卫生条件的恶劣，使知识分子频受疾病的困扰。竺可桢在日记中频频记载自己的朋友、学生、同事受疟疾、胃疾等疾病的困扰。他无奈感喟，“何病之多也”。陈寅恪在给友人的信中也常提及“家人多病，亦颇为累”。后方多病的原因一是因为生活困苦，营养不足。费正清就曾表达清华大学教授常因“营养不良而患病”。1943年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则直白地说：“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奈何奈何。”其次，后方卫生条件与生活环境的恶劣也是其重要原因。竺可桢记载：“身上、头上之虱，下等社会均人人有之。即学校中学生亦十之七八藏污纳垢之所。”他还将传染病的危害直比于敌人的威胁，“传染之可怕尤甚于敌机之炸弹也”。可见，战时后方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后方知识分子频受病痛的困扰。

　　贫苦与疾病所带来的生存焦虑，直接影响到了知识分子在后方生活的心态与行为。最为常见的是变卖衣物，冯至的夫人记载他们“把随身带来的留声机、照相机连同一切零件，以及结婚时法国朋友送我们的礼品都一件一件的卖掉了”。闻一多也在信中写道：“前二三年，书籍衣物变卖殆尽，生活殊窘，年来开始兼课，益以治印所得，差可糊口。”从这两段材料看，冯至一家变卖具有重要意义的结婚礼品，闻一多也不得不变卖衣物书籍，来缓解生活上的困窘，足见其经济紧张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郑天挺的一段记述，则更能说明经济压力给教授们心理上的重压。1943年5月西南联大的教师们曾草拟了一份涵件准备上报教育部，以求教育部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涵件写道：

　　近来本市物价上涨，情形异常险恶，六年以来同人等随身衣物变卖一空，现状已接近崩溃，前途更难设想。为此请求教育部改善待遇，以战前俸给十分之一，乘当地物价指数为最低标准，俾学校得以保全。如教育部对此问题不能有解决办法，势难继续维持并且当日日记还记载，“今甫、树人……则皆谓以保护学校为第一要义。反对绝食、募捐、辞职一类行动”。据此，为了能够使教育部改善教师的生活状况甚有教师提出以绝食罢课的极端方式相抗衡。竺可桢也记载浙大教师“近来往往以争薪为能事，数十元、百元均斫斫相争，校量锱铢，亦以经济状况逼人太甚之故。”联大教师欲采取的极端行为，浙大教师的校量锱铢，反映出经济状况的紧张对原本衣食无忧的教授群体心态的影响至极，已到了斯文扫地，谓死争利的地步。

　　陈寅恪给傅斯年的信则表现得更为直接，信中写道：“弟目近日似略有进步，但全视营养如何而决定，营养之有无又以金钱之多寡为决定，弟此生残废与否，惟在此时期之经济状况，所以急急于争利者，无钱不要，直欲保全目力以便工作，实非得已，区区之意，谅。”阳翰笙的一段经历则更表现了后方生存压力下知识分子的绝望与无奈。1944年8月阳翰笙的父亲去世，在考虑到是否回去为父亲奔丧的问题时，他在日记里记载：

　　我坦白地告诉他们我内心的矛盾。我说我很想立刻回去，可是因为我一回去奔丧葬父，以今天的物价来说，便至少也得花费二十万元才能勉强完事，在今天这种情形下，我连买药的一两万元都成问题，哪能有这样一大笔款子来用呢!然而如果我真不回去，对我父亲，那简直就是生不能养死不能葬，那又是何等深重的罪孽啊!因此，我很悲痛，我很矛盾，因为矛盾，也就使我不能得出一个较好的决定

　　隔日他又在日记中记述道，“我既无钱财来葬父，又无自由去奔丧，一个人到了这种不幸的田地，悲恸之深重，真非笔墨所能述其万一了!”因为经济窘迫，在后方的阳翰笙竟不能为父亲奔丧，阳翰笙将其形容为“深重的罪孽”，可以想见此时阳翰笙心理处于何等的悲哀与无奈。

　　后方生存环境的恶劣与战时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后方没能暂时成为知识分子的庇护所，反而生活是日渐艰难，使知识分子在后方长期处于生存焦虑之中。在这种长期的生存焦虑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在后方就逐渐开始发生了变化。

　　三、苦闷、怨愤：心态的逐渐衍变

　　录：“战争把世界分割成这么多彼此不通闻问的地方。两三年来，到过这山上来的朋友其中已经有一些不能通音讯，而且有的已经死亡。对着和风日丽，尤其是对着风中日光闪烁着的树叶，使人感到一个人对着一个宇宙。”由此可看出身处后方的冯至精神状态的孤寂。朱雯在描述自己后方生活时也写道：

　　仿佛一场梦境，这一年的日子又在艰苦的流亡生活中逝去了。看着这一份撕剩一页的日历，心里不免浮起无限的惆怅。何尝不是一个飘渺的梦呢，这个在我眼前逝去的年头?时间永远是一个谜：对于未来的日子，固然有点儿飘忽。便是过去的日子，看来也有点儿渺茫。甚至这个现实的今天，我觉得好象也并没有把握。

　　惆怅、飘渺、飘忽也显露出了朱雯同冯至一样在后方心理的苦闷与对生活的悲观。

　　而这样的心态在时人的日记中屡有表现，吴宓曾在日记里感叹“瞻念前途，忧心如焚”。更为可骇的是他在日记中还表达过想要自杀的悲观厌世情绪，“近来恒想到死，且以死去为乐。恐吾之寿命垂尽矣!”而大学教授自杀也确在后方发生过。竺可桢曾在日记里记录，“据云复旦大学教授洪深月薪250元，不能养活其一家四口。至于饮红药水以自尽。结果洪夫妻遇救，而一子毙命，可云惨矣!”此事件在当时屡有报道，从报道中得知洪深自杀是因为生活困苦，爱女又患肺疾无钱医治，心灰意冷，遂窘困自杀。1943年3月梅贻琦的母亲不幸去世，梅贻琦在日记中却说：“目前战局如此，今后之一二年，其艰苦必更加甚，于今解脱，未始非老人之福。”可见知识分子在心理上对前途的惆怅。叶圣陶在七七事变后的第四年也在日记中写道：“与日本交战，今日满四年矣，后更须几时，结果复如何，殊不可知。”在这种普遍对前途感到惆怅、迷茫的气氛下，就不难理解后方知识分子在心理上渐渐呈现出的对自身命运的绝望感。

　　阳翰笙的一段日记，则淋漓尽致地呈现了知识分子在后方心理状态的变化，他写道：

　　这次去城市，目击文化界的现象，使我感慨特多。许许多多的文化人都失去了抗战初期的生动泼辣的精神，大都陷入了极度的苦闷状态中。有的常常爱醉酒，有的常常乱发脾气，有的无缘无故地对爱人痛苦，有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一碰着人就大发牢骚，有的甚至打老婆，娶戏子，滥赌狂喝，好像从一个常态的人竟变成了一条变了态的兽去了的样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谁使这些国族的精英变成了这种可怕的光景啊?

　　这段日记写于1943年5月，已是抗战的第六年，知识分子迁徙到后方近五年左右。五年的光景让他们从抗战初生动泼辣的精神状态陷入了极度苦闷中，在生活上也变得纷乱，甚至是染上恶习。从这段材料分析，此时后方知识分子的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阳翰笙还记载战时的话剧《重庆二十四小时》意外地得到很多观众的喜爱，他分析其原因认为是该剧充满了“出气主义”，因为“在这闷人欲死的后方，只要能够当场‘出气’，小市民们自然就会哈哈大笑的了”。从这段记述看，后方市民喜欢“出气主义”的戏剧，那他们自身或许就处于内心苦闷、压抑的心理状态。因此，不难推测后方应该是普遍存在悲观、苦闷的情绪。

　　上述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还尚处于个人的情感范围内。而后方国民党腐败的现实，则将知识分子自身心态的变化进一步推向了对国民党政权认同感的疏离。抗战之初，大多数人甘愿背井离乡随“国府抗战”，本想“可以洗涤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大家情绪高涨，不惜付出任何牺牲”。抗战时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英裔作家罗伯特在日记里就记载，“南京战役之前，人们对这场战争怀有极大热忱，对政府信心十足。那时，有一熊熊的精神之火燃遍全国。人们深信，中国会站起来，真正的革命会在战争所孕育的同仇敌忾的烈焰中诞生。”即使大批知识分子辗转流徙，“忍受挨饿，衣着褴褛，走遍了整个中国大地，都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感到欣慰。”但是这种精神并没有一直持续，反而在后方逐渐转

　　流亡后方的困苦现实与战争的旷日持久，使后方普遍处于一种苦闷的气氛中。在这种气氛下，后方知识分子逐渐显露出一种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与绝望感。1942年在后方流亡近五年的冯至在日记中记变成了对国民党的抱怨、指责。

　　郑天挺在日记中记述：“今日财政上种种政策，凡利于国而无害于少数富人者，能实行。利于大众，利于国家，而有害于少数富人者，必不能实行。”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朱希祖也在日记中对政府屡有怨愤：“官僚家属奢侈亦骇人听闻。”“贪官污吏盈朝而国不亡，实未前闻。监察院委员充耳不闻，噤若寒蝉，直比为朋奸矣。”冯至也在其《伍子胥》的后记中写道：“当时后方的城市里不合理的事成为常情，合理的事成为例外，眼看着成群的士兵不死于战场，而死于官长的贪污，努力工作者日日与疾病和饥寒战斗，而荒淫无耻者却好像支配了一切。”郑天挺、朱希祖、冯至都是随高校内迁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民党的指责颇为激烈，但同时期国民党政府高官也对后方政府的腐败屡屡抱怨，则说明知识分子的抱怨、批评并不是他们个人主观化的情绪表达，而是后方社会的现实。唐纵就记载，“现在还在资本家官僚者把持得势之时，凡是违背他们利益时，任何主张意见，均无法实施。”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在东南走私经商的不是党政机关就是军队，今日犯科作奸的都是有力量的人，如果不能彻底有所改革，社会真是不可收拾。”唐纵作为蒋介石侍从室组长，此时对国民党的观感尚且如此，那社会其他群体则不言而喻。

　　并且，对政府的指责、抱怨不仅仅只是在时人的个人记述中，在1944年前后这种指责、抱怨已经公开化。1944年《时代记录》杂志特别推出一期“公教人员自述特辑”，公开批评政府。一位教授作《教授十不歌》以自嘲的方式指责政府，该文写道：

　　一付苦脸，不笑。两条瘦腿，不停。三本破书，不舍。四季西装，不换。五口米贴，不饱。六门亲戚，不靠。七课连堂，不多。八面兼课，不够。九面设法，不笑。十年窗下，不妙。

　　1944年12月《大公报》也发表社论批评贪污腐败、毫无操守的政府官僚，“我们抗战所以那么艰苦，到现在还难关重重，一大部分原因，就因为有这类官僚在那里鬼混的缘故”，指出政府“贪污中饱松懈苟且等等毛病，都表面化，严重化”。

　　在长期流亡后方的困苦现实中，知识分子不仅仅显露出了对自身命运的迷茫与绝望感;加之国民党的腐败，也将这种心态进一步延伸到对时局的失望与对国民党的怨愤。内迁知识分子由抗战初对国民党的热忱与认同，再到抗战中后期对国民党的屡屡指责、抱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知识分子心态的逐渐变化。

　　四、天意真难见太平：心态衍变的最终状态

　　内迁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在当时就已产生了直观的影响。在时人的记述中被概述为“中产阶级的殒落”，“有识之士的思变”。唐纵在1941年就注意到，“社会在动了，青年们的苦闷和怨望，在无数的聚餐会座谈会中显示出来。街上到处的拍卖行，更是露出中产阶级和士大夫们殒落的苦象，事虽小，问题却大。”叶圣陶与张治中分别作为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的代表也对此现象作了详尽的阐述，叶圣陶认为：

　　国家的盛衰，国运的隆替，都系于中上层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因为文盲特多，公职人员和自由职业者(包括工程师、会计师、律师、记者等)对于国家的贡献和影响尤其大;现在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已经憔悴，消瘦，生病，甚至于死亡。说得具体一点。专靠薪金过日子，而又没有枉法经商、旁行斜上的正常阶层，都已经挣扎得很吃力，油干灯熄，等待着那个并不遥远的末日。从他们本身来说，容或是求仁得仁，不以未发国难财而引为遗恨;从国家的立场来看，这个损失未免太大，情况也实在太可虑了。

　　叶圣陶在这段阐述中，提到了中上层知识分子对国家的重要性。同时说明了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群体性的颓唐将是对国家的损失。此时驻华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也观察到通货膨胀所引发的生活困苦扫荡了城市和大学里中产阶级“所有的忠诚”。据此，不管是政府组织内的政府高官，还是知识分子，又或是驻华人员，都意识到了抗战中内迁知识分子低落的气象。

　　张治中在1941年与1943年对国民党的政治、党内风气提出过书面的陈词，其中关于知识分子的低落及此时社会人心的变动有细致的阐述。他在1941年的陈书中说：“窃以此时一般人士，对国家政治之观感，类成麻痹状态，失望愈多，怨言愈多。”在1943年的陈书中他又指出：“现在有识之士，莫不痛感当前之人心，已越过‘望治’之界限转而‘思变’，此种心理之形成，实由于对现实过度之失望。”这里张治中指出了人心思变的局势与可能的后果，而后方困苦的现实则是心理变动的原因。1944年12月昆明《自由论坛》也公开发表社论，认为国民党的腐败将“腐化到作战的中产，知识分子放弃主持正义，督责政府的责任，舆论寂然，衹馀消极的喟叹”。

　　在抗战中后期时人的私人记述中，则进一步显现了知识分子心态的低落。内迁知识分子因抗战而流亡后方，那抗战胜利后本应是“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豪情。但在时人的记述中，不但没有出现抗战胜利后一切都解脱的激情，更多的是对现状的麻木与对战后的忧虑。叶圣陶在1945年8月10日写道：“日本虽败，而我国即非胜利。庶政皆不上轨道，从政者无求治之诚心，百端待理，而无术以应之，去长治久安，民生康乐，为期固甚远也。”对抗战胜利后的前途感到并不乐观，隔日他又在日记中记述：“诸友闻昨夕之讯，类多不成安眠。思念已往，瞻望未来，忧思正多，欢欣尚远，宜期如此。”此处诸友，说明对前途的忧虑尚不只是他个人的感受，叶圣陶的朋友多为知识教育界人士，因此可推测此种情绪蔓延的群体。吴宓在战后与朋友谈及时局时也说：“民德何衰落，国魂早丧亡。”罗伯特则直接点明抗战并没有将民众从苦痛中解救出来，他在日记里记述：“令人痛心的腐败现象依然存在，悲惨的景象和动荡的情绪依然随处可见”。罗伯特记载的地方是昆明，此时在成都的叶圣陶也有相似的记载。“所见行列皆衣衫不整之人，杂以小儿甚多，与新年间游行无异。如此庆祝，实可伤惨。”陈寅恪在听闻日本投降后也表现出的是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态，他在诗中写道：“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抗战胜利后时人所表达出的消沉情绪恰与张治中陈书中所说的“麻痹状态”“无限彷徨之情绪”相印证。

　　更为警醒的是，此时有的知识分子并不认为是国民党自身取得了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前夕，日本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吴宓在日记中记述：“此次豫湘战败，至于不支，全由将帅走私营利自肥，兵士长受剥削，病饿死者累累。以故士无斗志，望风奔溃。”将战争的失利归结为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叶圣陶也嘲讽国民党牵累了盟军的整体局势，“外瞻欧洲与太平洋，则盟方节节胜利。我不克与配合，致成牵累，何以对己，何以对人。”闻一多也曾对罗伯特说：“我们心里也清楚，我们对于赢得这场战争并没有什么功劳。”并表达了对内迁战略的质疑，“打一开始战略上就有错误，迁逃到四川从来就是一种冒险行为。”

　　内迁知识分子在后方表现出的低落气象，使知识分子早已没有了抗战初期的热忱，转而在抗战中后期显现出“思想与行动的逐渐衰退”。后方知识分子心态的衍变既是自身心理创伤的反映，从时局上来说，也逐渐表现出了对国民党政权认同感的疏离。

　　五、结语

　　“史学便是史料学”，申明了史料对于历史研究的基础性。而时人的日记、书信、诗文等所记录下的文本，实际也是当事人的一种心态体验。这给以心态史为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撑，从而“将历史的观察深入到无法直接探知的精神和心理层面，解释人们的动机、情感、及其细微的变化”。基于这种研究理念，本文围绕后方知识分子的迁徙经历与流亡后方的疾苦，从心态层面探讨了他们在战时心态的衍变及影响。

　　抗战时期后方知识分子心态的变化以及战后政治立场的转变学界早有注意。学界主要认为这种变化与转向是源于战时通货膨胀所带来的连锁反应。通货膨胀固然是造成后方知识分子心态转变的现实原因，但如勒高夫认为，心态史“是各种对立因素的较切点，各种对立因素系指个人与集体、长时段与当天、无意识与有意识、结构与时局、个别与一般”。这启发我们的研究也需要去探讨在某一历史时期物质环境与人的意识和心态的关联问题。

　　因此，本文认为内迁知识分子迁徙时所经历的心理苦痛与长期流亡后方的心理磨难也是其战后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内迁不仅仅是空间尺度上的移动，也是知识分子在心态上的一次流亡。从内迁抉择的心理困境、迁徙时的心理磨难、再到后方长期的生存焦虑，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理都长期处于一种不安状态之中，与战前知识分子舒适的生活形成极大的反差。而个体的行为又受其情感、心理状态的驱动、牵引，所以在现实环境之下，心理因素也应是内迁知识分子转向的重要因素。

　　心态衍变的结果，使内迁知识分子最终趋于一种个体“失序”状态，即“个人对社会依附感的断裂”。一部分人对政府不再抱有期待，如竺可桢记载自己的朋友，“仍欲赴美国，据其经验，谓社会上贪污太多，故易灰心云”。而另一部人则开始寻求变革，因为“八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经真正认识了现在社会的不合理”。也如清华教授李济同、费正清所说：“他表示知识分子并不介意挨饿(所有人都在挨饿)，他们只是希望被动员起来，希望所有阶层能够团结在一起。但是他们看到的却是上层人士过分的铺张浪费和各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大量的知识分子迷失方向，其中一些快要死去，另一些则将变成革命者。”

　　八年全面抗战的胜利，是近代以来对中国极富意义的一个转折点。但对国民党来讲，或许也是一个开始衰败的转折点。抗战初期因为坚持抗战，国民党所建立起来的广泛认同，在饱受磨难以及后方赤贫化生活的煎熬后，对国家极具影响与贡献的知识分子群体大为失望。国民党并没有通过抗战持续凝聚社会人心，八年全面抗战反而使中国社会国贫民乏，精神疲敝。黄炎培于1943年就说：“中华元气，凋敝已极，逐寇难，寇去而有以善其后则尤难。”同时，长期流亡后方的疾苦经历对知识分子亦是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国民党败退大陆前夕，一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再随国民党转移，而这样的选择许纪霖就认为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也不是他们对“新政权有多少认识，实在是国民党让他们伤心了，不愿为它而陪葬”。加拿大学者戴安娜·拉里也认为选择留下来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却认定将来的日子一定比他们才刚经历的岁月更好”。浦江青在日记中记载自己选择留下来，即因为“不愿再有迁动的狼狈情形”。这既是内迁知识分子心态衍变所导致的“失序”结果，也是战争对内迁知识分子所造成的隐性伤害。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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