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芳 | 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农民运动
2022-05-16 14:30:59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李永芳，广东科技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来源：《广西社会科学》 2022年 第2期

　　摘要：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其所开展的农民运动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是基于对日作战独特的地理优势，也是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更是响应党中央抗日救亡伟大号召的行动使然。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战的艰巨任务，晋冀鲁豫边区主要从武装抗日运动、改造乡村政权运动以及经济建设运动三方面开展农民运动：武装抗日斗争主要是配合正规部队对日作战、实行抗日游击战争、坚持武装斗争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等;改造乡村旧政权运动主要是建立抗日民主新政权;经济建设运动主要是开展减租减息、农业建设、农业互助、大生产等。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成功开展，昭示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群众路线，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根本原则;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方针;运用多样化方式进行思想动员，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方法;统筹推进各项农民运动一体化发展，这是顺利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保证。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群众路线

　　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抗战时期，党领导各个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了以抗日武装斗争、改造乡村旧政权以及经济建设等一系列活动为标志的农民运动， 其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不仅为发展巩固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最终获得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而且极大地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晋冀鲁豫边区是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大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其所开展的农民运动亦在中国抗日根据地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此，不乏学者予以关注。但不无遗憾的是，通观目前学界对此专题的研究尚显薄弱，尤其是将农民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更是暂付阙如。故本文试图弥补学界这一缺憾，对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作一较为系统的历史考察，以求促进该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具有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既是基于对日作战的地理优势，又是适应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更是响应党中央抗日救亡伟大号召的行动使然。首先，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基于对日作战的地理优势。晋冀鲁豫边区由八路军一二九师于1937年10月开始创建，至1941年7月正式建立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4个行政区域，总面积约为12万平方公里。所辖区域包括130个县政权，659个区政权，25361个村政权，人口总计约为2551万人。在华北地区的三大抗日根据地 中，晋冀鲁豫边区占地面积最大、人口数量最多，且是八路军总司令部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所在地，故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共和八路军在华北对日作战的心脏和神经中枢”。

　　其次，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适应战时经济环境的迫切需求。晋冀鲁豫边区物产资源丰富，其粮食主产品有小麦、玉米、大豆和高粱等;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蓖麻、花生、芝麻和烟叶等;农副产品主要为核桃、柿子、花椒、药材和蚕丝等。但是，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 随着日本在整个华北地区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晋冀鲁豫边区便不断遭受到日军的疯狂“扫荡” 和野蛮的“三光”政策侵害。尤其是日本对华北地区农业资源觊觎已久，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统制和掠夺华北地区的粮食、棉花等农业产品。加之自然灾害频仍，晋冀鲁豫边区民众的生产能力日趋 衰落，农民生活日益艰难，于是，“组织起来，保家卫国，奋起抗日”就成为晋冀鲁豫边区广大农民的呼声。

　　最后，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兴起是响应党中央抗日救亡伟大号召的行动使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明确提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要求“立即开放全国民众爱国运动”。1945年4 月24日，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对农民在抗日战争以及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正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号召指引下，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呈蓬勃兴起之势。

　　二、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大体可归纳为武装抗日运动、改造乡村政权运动和经济建设运动三个方面。

　　(一)武装抗日运动

　　抗战期间，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武装主要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自卫队和民兵队伍。人民自卫队组建于抗战初期，主要是执行站岗放哨、抓捕汉奸的工作，以及为八路军担任向导、运输粮草、抬运担架等战勤任务，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的人民自卫队尚缺乏有力领导而不够严密。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随着抗日游击战的作用在敌后战场愈益凸显，群众性武装斗争的地位逐渐提高，于是在人民自卫队的基础上，晋冀鲁豫边区的民兵队伍逐步发展起来。民兵队伍除完成上述人民自卫队的基本工作和战勤任务外，还担负了配合主力作战、破坏敌人交通、实行坚壁清野等武装斗争任务。据史料数据显示，194年4月晋冀鲁豫边区拥有民兵40 余万人，其中冀鲁豫区民兵约为8万人，太行、太岳、冀南三区民兵约有32万人。同时，晋冀鲁豫 边区部队和各级党组织对农民武装运动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和积极引导。譬如，1943年3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和八路军一二九师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在人民自卫队的基础上发展民兵队伍时，一定要坚持战斗与生产结合、党支部必须掌握民兵队伍以及教育工作的原则。冀鲁豫区还对农民武装开展普遍的爱国主义、保家卫国的政治教育，提出了“抗日爱国的农民组织起来对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开展武装斗争”“坚持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响亮的政治口号。民兵队伍作为抗日根据地武装力量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期间的主要活动内容有以下三点。

　　1. 积极配合正规部队对日作战。在晋冀鲁豫边区正规部队开展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等诸项对日作战中，农民武装均给予了大力支援和积极配合。例如，1941年4月12日以豫北内黄县为中心的冀鲁豫区沙区一带遭受日军疯狂“扫荡”时，该地民兵立即奋起抵抗，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坚持腹心地带斗争，掩护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进行转移等。当主力部队进行外线作战后，内黄沙区民兵随即配合转移至清丰县境内，相继攻克了白仑村、疙瘩店等地的敌人据点，消灭日伪军共计100多人。又如，1942年敌伪军对冀鲁豫区中心地带进行“蚕食”时，朝城县武装委员会当即领导组织建立起以十五庙为中心、长约10公里的民兵武装联防线，参加战斗的民兵达800余人。“每当敌人来犯之时，一村击鼓，四面支援，吓得敌人望风而逃”。再如，1945年当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鲁豫区同日军展开大反攻作战时，全区民兵密切配合，据史料统计，仅太行区就有45.5万名民兵和自卫队队员随军参战。

　　2. .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在战略相持阶段，敌后游击战成为主要的抗日作战方式。毛泽东曾经明确指出，在对日作战中，我们除要调动训练有素的正规军进行运动战外，还要注重在农民群众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在对日作战中，创造了许多灵活机动、克敌制胜的作战方法。譬如，其在太行区和太岳区创造了窑洞战、麻雀战、伏击战等作战方式;在冀鲁豫区创造了交通战、地道战、地雷战、联防战、围困战等作战方法。据不完全统计，在1940—1944年期间，太行区的民兵先后进行了大小战斗2877次，打死或打伤日伪军5621人，俘虏日伪军2872人，炸毁敌人碉堡155座，破坏敌人公路862公里，捣毁敌人火车20余辆，烧毁敌人汽车7辆，等等。另据史料记载，1943—1944年在太岳区，民兵对敌作战共计7890次，打死或打伤日伪军3206人，俘虏日伪军481人，攻克敌人碉堡9座，分别夺取骡马牛驴3866头、羊23846只，另有3804名民众获得解放。

　　3. 坚持武装斗争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抗战时期整个晋冀鲁豫边区，大凡在敌占区或敌据点碉堡附近的地方，其土地都主要是附近村庄的民兵武装负责收割与耕种，这样不仅能监视敌人的动向，还能保证群众安心生产劳动。据史料记载，太行区的民兵经常深入到一些被日寇占领的村庄中，一边集体打短工帮助农民进行生产劳动，一边坚持武装保卫阻止敌人的侵犯和骚扰。

　　(二)改造乡村政权运动

　　乡村政权是国家政权中最基层的部分，也是与人民群众发生直接联系的基础。抗战之前晋冀鲁豫边区的乡村与全国各地一样，实行的是保甲制度，而绝大多数保甲长是地主和土豪劣绅充当，他们依仗其在基层政权中的极大话语权来欺压村民。因此，只有对乡村旧政权予以彻底改造，建立起抗日民主的新政权，才能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争取更多的农民群众加入抗战队伍中。

　　早在抗战伊始，刘少奇即明确指出：“我们的口号是：打倒汉奸政府、维持会，反对投降，改造原来一党专政的政府成为人民的抗日政府。”但在改造乡村旧政权工作普遍展开后，由于晋冀鲁豫边区各地情况有所差异，其改造方式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在那些旧政权阻碍群众运动的村庄，主要是撤掉旧村长，另选新村长;而在那些群众已发动起来的村庄，则主要是改革村政机构，建立起新的村政委员会。譬如，晋冀豫边区在1941年的乡政委员大选中，首先选出村民代表，然后再由村民代表选出村长和村政委员会成员。据史料记载，改造乡村政权运动的开展，大

　　大净化了晋冀鲁豫边区各地的乡村政权，其成员构成更加适应了农村统一战线的发展需要。如太行五区的涉县、林县和磁武等县的25个村庄经过整顿村政权后共有281名村代表，其中包括村政委员在内，具体为地主6人、富农53人、中农96人和贫农126人，分别占村民总数的2.3%、18.8%、34.1%和44.8%。史料充分表明，改造乡村政权运动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农村封建政治势力，切实树立和保障了农民群众的人权、财权、参政权，极大地推动了边区民主政权建设前进的步伐，为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农村基层政治基础。

　　(三)经济建设运动

　　在晋冀鲁豫边区，农民占人口的95%以上，其支柱产业主要在农村。正是基于此点，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尤为重视农村经济建设，相继开展了一系列运动，具体内容如下。

　　1. 减租减息运动。1937年8月25日，党在洛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抗战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根据党中央的这一原则规定，晋冀鲁豫边区及时制定和颁布了本地区的施政纲领和具体减租减息执行条例，分别提出了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的运动口号[17]，减租减息运动随即在边区广泛开展。

　　经过1938—1939年的酝酿发动、1939—1941年的初步开展、1942—1943年的普遍开展和1944—1945年的深入查减等四个发展阶段，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一是促使晋冀鲁豫边区的土地关系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来看，晋冀鲁豫边区农村的地主与贫雇农人数大为减少，中农化的趋势日趋凸显。据史料记载，在太行区的12个县15个典型村中，1944年深入查减后各阶层的土地相较1942年5月减租减息前的变化情况为：地主户数由原来占总户数的3.25%下降为1.98%，所占土地从24.63%下降为4.22%;富农户数由7.25%下降为5.99%，所占土地从18.68%下降为17.18%;中农户数由37.8%上升为55.2%，所占土地从37.02%上升为68.85%;贫雇农户数由50.83%下降为33.82%，所占土地从19.23%下降为17.19%[19]。二是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使租率降低，佃农的佃权得到保障，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如1944年太行区共开垦生荒地250000多亩，熟荒地96000多亩;修河筑地2300多亩，增加251条水渠，66口水井，4940多亩旱地变为水地。另据1945年的数据统计，太行区粮食产量增长迅速，其中平顺一区平均每亩增产1斗7升，邢台西区4个村平均每亩增产1斗3升，榆庄二区9个村平均增产五分之一，许多村庄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三是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抗日斗志。大量史料显示，抗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青年农民中有不少人参加了正规部队，还有很多人加入了民兵自卫队等农民武装，保卫根据地，参与抗日救国运动。尤其是1942年以后，晋冀鲁豫边区有近一半的农民分别参加了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群众抗日救亡组织。据史料记载，1944年晋冀鲁豫边区民兵队伍已发展到40万人。四是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减租减息政策既严格规定了地主和债主必须适当地减租减息，以减轻农民负担，又明确要求农民必须适当地交税交息，以保证地主和债主也能过活，这就较好地调整了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挫败和打击了日军及投降派企图引诱煽动地主、资本家投降反共的阴谋诡计，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农业建设运动。晋冀鲁豫边区经济主要靠农村各类产业带动，由于受到日军的疯狂“扫荡”和野蛮的“三光”政策侵害，加之频仍的自然灾害袭击，边区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农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以及抗日战争的物质供应等，均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为此，晋冀鲁豫边区党和政府组织农民广泛开展了多项农业建设运动，具体内容包括：(1)奖励开荒。边区政府规定，凡开垦荒地者由原来的免负3年公粮延长到5年;对于抗日军人家属和因残疾而无能力耕种者，则采用借贷或代耕等方式予以鼓励。正是在这一政策激励下，边区广大农民以及部队、机关人员的垦荒热情空前高涨，边区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如1941年晋东南地区共计开垦熟荒地43700余亩，新开垦生荒地33700余亩，修滩建地1300亩[24];1944年太行区6个分区的农民开垦生荒地计有209725亩，党政机关和部队开垦生荒地计有95801亩，全区共计开垦生荒地达335886亩，占原有耕地总面积的13%左右。(2)兴修水利。1941年，晋冀鲁豫边区专门成立了“冀南水利委员会”。在边区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倡导以及正确领导下，各地水利建设成绩斐然。例如，1943年底冀南地区整修河岸渠系14万丈，增加水田3万顷。1944年太行区7个县共计开挖渠道54条，灌溉田地9379.2亩，垒筑堰坝21149道，总计长度达54758丈。(3)发放农业贷款。抗战爆发后，鉴于晋冀鲁豫边区各地农民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生活困难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边区政府从1943年开始为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其主要包括耕牛饲养、棉花种植、水利建设等多项内容。据不完全统计，该年全区共计发放低利农业贷款达300多万元，并且协助农民筹办了大批的农业工具、粮食种子以及肥料等。(4)救灾度荒。晋冀鲁豫边区在抗战八年中自然灾害频仍，因此，边区政府组织和领导农民广泛开展了救灾度荒、恢复生产等活动。如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仅太行区六分区武安、沙河两县组织运输队的民众就多达13953人，赚取粮食脚价701710斤。另据1942年涉县、林县和磁武等县统计资料显示，救灾度荒活动共计付工资米面242129斤，大体上能够保证3668名灾民的半年生活之需求。同时，在冀鲁豫区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捕蝗救灾运动，亦是成绩斐然：仅曲周县就动员农民62000余人先后挖掘大小封锁沟长达105公里，消灭沟内虫蛹共计1800000余斤;馆陶南区共计发动农民达39000多人，捕获蝗虫共计956000斤。

　　1. 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早在民国初年，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村即有了劳动互助合作的传统习惯，其表现方式主要是个体农民之间将人力、畜力相互进行调剂和帮助，时称之为“变工”“拼犋”等;或者是雇工们集体受雇于人，此称之为“扎工”等。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劳动互助运动就是在这种旧有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建立的，其互助合作最初只是局限于农业，后来逐渐扩展到农村副业和运输业以及手工业等领域。从互助合作形式的变化看，最早只是若干户的小型互助组，后来逐步发展成较大型的互助大队、拨工队等，其最高形式是全村性质的劳动互助合作社。据1944年太行区4县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互助合作运动中被组织起来的劳动力占全县人口的百分比分别为：平顺县占8.4%、黎城县占25%、武乡县占10.4%、榆社县占16%。时至1945年，则分别发展为：平顺县占28%、黎城县占50%、武乡县占27.6%、榆社县占28%。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团结、带动广大农民积极参与晋冀鲁豫边区经济建设，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边区的经济繁荣。

　　2. 大生产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1944—1945年期间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领导广大农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内容除上述的减租减息、农业建设、互助合作运动等方面外，还涉及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开展科技兴农活动，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晋冀鲁豫边区在改进农业科技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首先是研究、总结和推广种田能手的耕作实践经验，其次是推广并发展为“深耕细作”运动，即倡导多耕多锄多施肥，以及改善耕作方法等。二是大力发展农村副业，推动农民创收。在太行山区和冀南平原地区，不仅棉纺织业和养猪、养鸡、养羊、养牛驴等饲养业比较发达，而且盛产土特产、药材等，因此挑运、驮运等运输业也发展较快。据史料记载，1944年赞皇和昔东等6个县共计增加生猪1029头、家鸡13078只;1946年太行区17个县共计有纺织妇女284098名，平均每县为16711名，占妇女劳动力总数的71.6%;1946年太行区共出口药材180万斤以上。三是扩大植棉面积，增加棉花产量。棉花是敌我双方在军事、经济斗争中争夺最激烈的军需物资之一，也是仅次于粮食的生活必需物资。因此，种植棉花亦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个热点，如1945年太行区第五专区共种植棉花达35000亩，较之1944年增加了9127亩。随着晋冀鲁豫边区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棉花产量逐年提高。

　　三、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

　　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首先，坚定不移地实行群众路线，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根本原则。群众路线是我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方法，其在晋冀鲁豫边区农民运动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广泛建立健全群众组织，依靠和发挥群众组织优势，壮大群众力量，以便推行党的方针政策，顺利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改造乡村政权和经济建设等各项运动。同时，党在领导群众工作中充分尊重群众组织的意愿，力戒对群众组织的包办，大力扶植与提高群众组织领导机关的独立工作能力，从而促进了农民群众团体和抗日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譬如，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不仅普遍建立了农民救国会及其武装组织——人民自卫队，而且还建立了工人救国会、青年救国会与青年锄奸团、妇女联合会与妇女救国会、儿童团等不同形式的群众组织或团体。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4月鲁西地区有青救会成员7.6万人，儿童团团员7.7万名，该区20多个县和大多数区、村都成立了妇救会。时至1942年，晋冀鲁豫边区参加各种群众团体的农民多达3972259人。

　　其次，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这是开展农民运动的基本方针。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农民运动实践表明，其从酝酿发动到全面开展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是，在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农民运动中，还存在着“群众团体逐渐党化”“群众组织缺乏独立权威”的倾向。为此，晋冀鲁豫边区党委和政府作出了不少关于群众工作的指示。1938年3月，冀豫晋省委提出，群众工作必须“尊重群众团体的独立自由”。同年8月，冀豫特委发出指示，强调要切实“扶植与提高群众团体及其领导机关的独立工作能力与威信，充实其下层基础”。1941年10月，时任中共冀南区党委代书记的王任重在区党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要求：政府无论是在制定还是推行新政令的时候，均“要征求群众团体的意见”，“必须与群众团体共同商议”。1943年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党、政权和群众团体之间的关系，突出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并且指出党对群众团体正确的领导，是“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这充分说明，农民运动的开展离不开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

　　再次，运用多样化方式进行思想动员，这是发动农民运动的重要方法。晋冀鲁豫边区在动员农民、开展各项运动中，除采取宣传与鼓动的形式外，还充分利用了文艺活动、冬学教育等多样化的发动方式。如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了“访贫问苦”“倒苦水”“挖穷根”“斗争大会”等多种形式，使农民的阶级觉悟大为提高，大大增强了其与地主、高利贷者进行斗争的自觉性。尤其是自1943年冬季以后，减租减息运动普遍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依托“冬学”，利用农民的冬闲时间，通过“普及国防教育的战斗学校”等形式教育引导农民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围绕“穷人是怎样穷了的，地主是怎样富了的”“地主是怎样压迫咱们的”等问题进行反省，找到了“穷根子”，从而唤起农民的阶级自觉，使农民与地主之间的阶级界限明显地划分开来，不仅“该不该交租交息”的问题得到解决，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农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提高了农民参加抗战的热情。

　　最后，统筹推进各项农民运动一体化发展，这是顺利开展农民运动的重要保证。晋冀鲁豫边区开展的农民武装抗日运动、改造乡村政权运动以及经济建设运动充分表明，这三个运动在抗战的不同时期互有侧重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展，有力地打击了敌人，为顺利开展乡村政权改造和经济建设运动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政治氛围;改造乡村政权运动的开展，促使抗日民主政权能够进一步充分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和农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则大大改善了农民的经济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武装斗争和改造乡村政权的热情。正是这三大农民运动的统筹推进，保证了农民运动能够取得显著成效。

　　综上所述，晋冀鲁豫边区作为抗战时期华北敌后具有战略意义的三大抗日根据地之一，其所开展的武装抗日斗争、改造乡村政权以及经济建设等农民运动，为坚持抗战，发展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突出贡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所形成的坚定不移地实行群众路线、加强党对群众工作的正确领导、运用多样化方式进行思想动员、统筹推进各项农民运动一体化发展等历史经验，不仅在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得到借鉴、延续和发展，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群众运动亦产生了深刻影响。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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