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民 | 革命与性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考察
2022-05-14 17:13:05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刘建民，河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来源：《中州学刊》第2022年 第1期

　　摘 要：作为妇女抗日团体中极具代表性的符号性元素，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是观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推动妇女工作的一个独特视角，亦是窥视妇女生存状态转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传统“ 被压迫—求解放” 的分析框架基础上，把问题的讨论置于民族解放战争、国家建构和乡村社会重建等时代背景与主题的语境中，方能 感悟妇女在新旧转变之间困顿、挣扎、醒悟、热情等错综复杂而又交织交融的思想心理。

　　关键词：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乡村社会

　　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推动妇女工作深度融入革命运动，以妇女解放之名义动员妇女以争取抗战胜利。 各种妇女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 活跃在不同场域的斗争阵地上，反映出抗日战争及妇女工作进程中具有一般规律性的特征。 从学术界研究来看，相关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集中体现在对妇救会的关注上① ，但对妇女自卫队的研究则呈现出一定意义上的薄弱② 。 这不仅不利于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妇女运动进行深刻审视，甚至也影响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复杂、艰辛、曲折过程的深刻认知。 有鉴于此，特别是在“ 新革命史” 等范式思考推动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之际，本文拟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为考察对象，抽离一般性过程的线性陈述，重点讨论革命与传统、乡村与文化、性别与政治等问题，以呈现宏大历史过程中“ 人” 的活动全面而立体的图景。

　　一、动员的困境：当革命遇到传统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妇女运动的关注亦随之 呈现。 1922 年7 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目标表现在“( 一) 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遍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

　　( 二) 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 三) 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 等方面。 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解放的首次明确表态，已然涉及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层面的任务及目标，庞大而纷繁，这些目标的实现自然离不开革命运动中的政治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复杂交织中深入乡村时，尽管已经积累了十余年的斗争经验，仍发现妇女动员必须面对诸多传统以及现实的困难和挑战，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工作即表现得极为明显。

　　首先，乡村社会传统的束缚。 近代乡村社会延续着千年以来的格局与习惯， 费孝通称这“ 是个男女有别的社会， 也是个安稳的社会”。“男女有别”不仅仅包括文化结构层面的男尊女卑和男公女私，而且也意指生产生活上的男外女内，使得“男子固蔑妇女为不能从事劳动矣，而历年久远，习则相安，大部分妇女，亦且自认为劳动生产，唯男子是依，妇女无能从事”。在一定意义上说，男女在各自的专属领域中活动成为一种习惯， 一种自然而然的日常状态，并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视角、体验和情感。也因此，文献资料中“牝鸡无晨”“红颜祸水”“妇无公事”等带有定性色彩的论断比比皆是，社会变迁孕育而成的传统中，“妇女处于屈从地位是一种高明和完备的制度”，这也使得在男性主导的乡村社会差序格局中，被边缘化的妇女具有主体意识的声音被遮蔽了。

　　因此，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自卫队动员触碰到如此“安稳”的乡村社会时，无疑会遭到下意识的抵触甚至抵制，这自然不是因为某些地方“盗匪流行，会门教门众多，大规模叛乱的发生”等极端环境造成的，而是传统已根深蒂固的乡村社会之自然反应。千年的传统怎么能变?妇女抛头露面是否伤风败俗?在重重疑虑之外，一些人或是冷嘲热讽，或是煽风点火，导致“有的妇女死也不肯加入”。当然，妇女之所以顾虑重重甚至彷徨挣扎，以及别有用心者之所以能得逞，恐怕还是因为她(他)们尚未充分认识到的乡村社会文化深层结构的巨大影响，因为“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就不能让个体‘一意孤行’”。而当这个个体是“她”时，那么任何非常态的变动皆会被视为一种异变或异化，自动触发那张笼罩在村庄上空的无形之网。

　　其次，家庭伦理观念的阻力。如果说乡村社会传统是中国共产党在妇女自卫队动员时所必须面对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现实状况，那么来自家庭伦理观念的阻力则是更为直接的挑战甚至困难。作为妇女主要的活动场域，特别是对于那些已嫁作他人妇的已婚者来说，家庭意味的绝不是爱情、温情和感动，更多的是付出之后的冷漠、歧视甚至压迫。有人曾用“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的意志行为概念，以及“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为花为草”的人身关系概念，来形容妇女如浮萍般的命运。这种命运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有着直接关系，特别是考虑到男性主导的传统与现实。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妇女除像男子一样普遍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男性在社会分工中的绝对权威，是我们观察妇女命运被支配的习惯性语境及视角。男人认为“老婆家顶个什”，挂在嘴边的“女人不养儿生女不抵二升糠”亦即传宗接代工具的隐喻，不但“好了是耍的、恼了是打的”，甚至“男人们不喜欢妇女在街上走，这也可以成为打的借口，往往不一定有借口，即可以打的”。在男人看来，打老婆和吃饭睡觉下地干活是一样的，易县“六区兆棋村季??限制老婆参加抗日活动，一次群众大会把老婆偷锁进小屋里，不让吃饭”。这些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妇女困境之复杂。

　　当然，深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家庭中的婆婆亦是很多妇女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不少域外旁观者“在中国能够听到大量有关婆婆专横与残酷的事例”，甚至认为“没有婆婆的家庭可能比有个坏婆婆的家庭更糟糕”。妇女干部在开展工作时遇到过“虐待媳妇，不给饭吃，不让她参加妇救会，还纵容儿子打媳妇”的婆婆，即使经过“革命的教育”后，其语气中依然可见强烈的“偏执”：“媳妇是我的，以后还要虐待，虐待得更厉害些，看你们把我怎么办?”显然，妇女不在家做贤妻良母，而去参加可能会给家庭带来极大影响的自卫队，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又岂会没有影响。最后，妇女自身思想的负担。数千年来男尊女卑的社会大环境以及家庭的束缚，使得大多数妇女养成了逆来顺受的习惯，即使有所不满甚至反抗，也往往淹没在世俗的压力和男性的强制中。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自卫队动员的触角深入到妇女群体时，即发现了其诸多看似平常实则沉重的思想负担。妇女自幼即被灌输“三从四德”，成年后的婚姻往往又不能自主，应县“实际上娶个媳妇总得花一百到二百白洋”，“伙婚、续婚、相婚、卖活人妻、共妻，甚至个别地区还有地主超经济的封建剥削———初夜权”。妇女如货物般的婚姻命运，以独特视角说明其自主意识的产生注定是一个巨大的多层面挑战，更何况去参加很多人看来“惊世骇俗”的自卫队。对于这些“好女不出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汉是为了穿衣吃饭”的妇女来说，走出家门所代表的又怎是一言而概之，陌生的公共领域更多的是充满了未知与惶恐。

　　进一步说，即使思想的束缚被打开了缺口，不少妇女仍然难免在患得患失、紧张焦虑的情绪中徘徊。“一方面，对家庭，对丈夫和家事重重，不能长期放下。又一方面，又怕形单影支，受人欺负，弄得不清不白。”即使形式上加入了妇女自卫队，但“一般青年妇女，有的便羞羞答答，站岗时不敢问路条，愁眉苦脸低头不语”，显然在形式与思想间尚未完成角色的转换。

　　实际上，毛泽东对乡村社会的复杂及妇女工作的严峻有着深刻认识，提醒“妇女工作者本身必须学得农村经济知识，了解妇女生产内容，才能真正成为农村群众生产的组织者与指导者”。但是，毛泽东的提醒显然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认识，一些妇女工作干部在习惯地以男性视角动员时，并“没有切实调查研究妇女的具体情况，不深知她们的情绪，不顾及她们家务的牵累、生理的限制与生活的困难”，无异于增加了妇女自卫队动员中的矛盾与摩擦。

　　二、氛围的营造：顶天与立地的联动

　　面对动员中所遇到的困境，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战争的最大实际出发，将妇女工作的开展与妇女的解放联系起来，进而将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政治解放、阶级解放结合起来，为妇女自卫队的成立及工作开展营造出极具时代特色的氛围。由此，书写了一幅时代主题与个人命运联动、宏大叙事与细微表达交织的立体动员画面。

　　首先，以抗日救亡为旗帜。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普遍与深入的政治动员，反映的是对动员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与希望，自然也对妇女动员提出了任务与要求：“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在其时救亡强而启蒙弱的民族解放语境下，受传统习俗与现实环境束缚的妇女被“唤醒”与“起来”自然不再是妇女自身的私事，而是被赋予了极强政治色彩的价值定位。也就是说，尽管妇女解放有着自身独特规律，但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情境下，单纯的妇女解放无疑是不现实的，而必然是民族解放的重要环节和内容。中国共产党将保家与救国联系起来，用富有鼓励性的语言和针对性的行动营造出的氛围，逐渐将习惯于相夫教子而少经世面的妇女引向火热的革命运动中。

　　救亡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影响着林迈克一样的异域观察者，他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调研时有着一个深刻印象：“曾经与日本人接触的农民说，日本像野兽一样，如果你不杀死他们，那他们就会把你杀死。”生死存亡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一旦认识到了“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当然妇女的认识未见得是理解深刻内涵，更多的恐怕是朴素的打鬼子诉求)，其所爆发出来的热情、激情和勇气让人为之侧目：“大家就有这股劲儿，一天不吃饭，咱们都不饿，走上五十里路，咱们也不累，为的打日本，只有苦，没有甜，不怕苦，才能打走鬼子。”诸如此类在妇女身上从未有过的变化，也让耳闻目睹者心生感慨：“娘儿们也和男人一样，能做大事。今天的检阅，就证明了你们是一支不可少的抗日力量。”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亡为旗帜，试图唤起妇女内心中最深厚的情感，引导她们承担其可能尚未明白深刻内涵的民族、国家和社会所给予的责任，参加妇女自卫队自然具备了历史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其次，以情感交流为纽带。如果说抗日救亡是民族大义，那么在这面旗帜下，与妇女的情感交流则是动员成功的那根纽带。也就是说，既有顶天的理想、信念与精神追求，又有切身的理解、关心与信任，方能将妇女动员做深做实。这种情感的交流，莫如从妇女所遭受的歧视与压迫出发，从日常生活的点滴着手，设身处地地去沟通，以唤起其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和尊严。“这种歧视，是社会的歧视，而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压迫，是社会的压迫，也不是两性间的问题。”这种超脱单纯两性或者家庭的动员思想，显然是引导妇女从根源上认识和思考自身解放的问题。“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鲁迅也提醒要以历史的思维和视野来引起妇女的情感共鸣。一旦从思想和生活两个层面得到了释疑解惑，妇女一些曾根深蒂固的偏见甚至错误认识亦即易于被打破，也才有可能更深刻感悟“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的道理。

　　妇女思想感情的变化反馈到动员语境中，革命话语影响下的“接地气”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对妇女展开工作时，“先由感情上帮助，做家务上接近，再发展到工作上的团结”。妇救会诸如此类的工作经验被学习和利用，妇女干部以对妇女价值定位的生活化阐释逐渐打消了人们对妇女自卫队的不解或疑虑。有了动员时的经验，在组织妇女自卫队开展工作时，情感的注入使得组织化、政治化、纪律性等更易于在刻意营造的氛围中取得实效。“对妇女自卫队应和男自卫队有不同的要求，应给予不同的任务，也不能将自卫队的一套领导方式、方法硬用到

　　妇女自卫队中来。”如考虑到妇女自身实际，在最基础的底层架构上，实现了“姑娘班、媳妇班、大足班、小足班、有孩子的班、无孩子的班之分别”设置。诸如此类差异化的政策运用，使得妇女感受到了心理和生理不同层面的关心，产生的情感亦会更巩固、更持久。

　　尤其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情感的交流逐渐置于制度化的氛围中。以识字为例，那些原来被认为“老婆家识字能顶个什”的妇女自卫队员，在冬学运动中感受着文化、思想与解放的互动，从而迸发出令人印象深刻的热情。考虑到革命运动对妇女自卫队的需要和妇女自卫队员自身的需求，基于性别与生活因素的制度安排，如家庭学习制度、住娘家转学制度、小先生制度、识字先锋员制度、竞赛制度、考试制度、毕业制度、参观与巡视制度、检查制度等不断完善。“抱娃娃队的组织为解决有孩子的妇女的困难，学习站的设立，冬学晚会，冬学大会的举行，冬学报纸的印发，工作团、突击队、讲演队的派遣，游击区内的伪装冬学与轮番上课分组上课。”浸透于制度与形式上的情感强化着妇女的内在自觉。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在情感与制度相融中践行群众路线，在妇女自卫队身上得到了代表性的诠释。

　　最后，以切身利益为感召。中国共产党在重建乡村社会结构及话语时深刻认识到，道理再大，感情再深，没有实际利益方面的驱动也枉然。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对妇女自卫队的动员中，基于利益的感召主要体现在政治、生产和生活三个紧密关联的层面。在革命运动的语境中，没有什么比妇女参政更能反映其作为权利主体的形象了：“娘儿们要出来，参加选举，选村长，选区长，选县长。”根据平山、行唐、灵寿、易县、唐县等地的不完全统计，1941年村选中妇女当选者计有“村代表一五六○人，正主席一六人，副主席八一人，秘书八人，委员二三六人，闾主任七四人”。妇女进入曾被认为是男人专属的公共政治领域，此种行动及所包含的蕴意反映出妇女在政治生活中话语权的提高，当然必须清楚这是发生在男人主导的革命历史情境中。

　　“女人当官”影响的不仅仅是当官的女人，而且让其他妇女感同身受，体会到前所未有地有了自己利益上的代言人。当然，政治上直接影响者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妇女感受最深的恐怕还是生活和生产上的改变，夫妻和睦，老幼其乐融融，越来越多的妇女在生活节奏的改变中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从“女织”的单声道转变为增加“女耕”后的双声道，真正有了翻身的体验和喜悦。《抗敌报》曾以《一个勤劳和睦的家庭》为题报道唐县吕家庄的赵士魁家：“他家天不明就起来去地里干活。妇女们一样过唐河去锄地，从来没雇过短工，大家一齐做，一起吃，没分过男女，没闹过别扭。”正“因为全家积极生产，加上政府团体的领导，所以生活得到改善”。如此般“二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全家老少齐上阵”的场景，反映的是妇女能够扬眉吐气、心情舒畅地做“人”了。妇女在生产中体味着权利与义务的交融，发出了来自内心深处的感慨：“咱们能自谋‘光景’后，咱们才真的解放了。”也因此，参加妇女自卫队自然成了一部分妇女的必然选择。

　　显然，中国共产党在寻找破解妇女自卫队动员困境之道时，以抗日战争唤起妇女爱国救亡的真感情，以情感交流触动妇女内心深处的柔软，以切身利益维护妇女的尊严和权益。这种义、情、利的交融，不但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不断成熟的动员理念及技术，而且也揭示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长期“隐身”的妇女不是一经动员即飒爽英姿的，而是需要动员者以智慧和技术来应对错综复杂的情势。必须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共产党在宏大语境下注意到了妇女自身的利益诉求表达，但具备女性主体意识的工具性客体命运，意味着在民族和国家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面前，妇女的一部分权利与利益极有可能被淡化或遮蔽。

　　三、玫瑰的绽放：性别政治的新诠释

　　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将理念、制度和策略结合在一起，在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中完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动员，使得妇女自卫队成为抗日队伍中一股独特的重要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参加后方生产运动、执行抗战勤务、开展除奸工作、配合游击战争、瓦解敌伪军等方面，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氛围增添了一份独特意味，性别政治在特定的时空里得到了具有变革意味的再诠释。

　　首先，以妇女的组织来展示妇女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持续而坚决的动员下，妇女自卫队快速发展。仅仅到1941年2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人数已达30万人，其中“成年妇女约占百分之五十五(包括壮年)，青年妇女约占百分之四十五” 。各地状况不尽相同，完县的动员情形令人印象深刻：“全县人口，共有一十五〇五百〇五人，妇女自卫队员共有三万多，占全妇女人口差不多二分之一。”在组织起来的语境中，妇女自卫队的编制架构建立起来。自上而下的垂直架构，显然从行政管理上有益于更为有效的领导。在某种意义上说，被组织起来的妇女自卫队活跃在抗日战争的后方阵地上，极大丰富了抗日战争的斗争内容和话语体系。其次，投身于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尽管由于性别生理的考虑，妇女自卫队很难参加子弹横飞、刺刀见红的实际战斗，但以各种形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斗争作用。“如果谁要强迫妇女自卫队做它力所不及的任务，谁就会脱离群众，被群众所抛弃。”这种基于工作实践的认识，被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所认同。如“从冀中到路西运麦、棉、布等;从敌占区向根据地运送各种必需品，妇女们多装成大肚子或病妇，经过敌人据点碉堡，完成任务”，妇女自卫队的性别优势在具体时空情境中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诠释。再如，“当伤员到来时，妇女自卫队马上开会分工合作，有的到山头放哨，以防敌探汉奸，有的做饭，有的洗衣，有的配药” 。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这几乎已经有了后方医院的雏形。当然，在革命的语境中，“巾帼不让须眉”也易于被简单化、模式化。灵寿县20岁的王兰英在对敌斗争中成为人们印象深刻的女英雄：“她有着矫健结实的身体，很有力气，耐劳能干，站岗、侦察她不比别人差，打仗比有些男同志还勇敢还坚强。她经常用一根很宽的皮带束着腰，前面插着两个大号的手榴弹，后面挂着一支擦得很亮的短铳枪，拿着一根三尺来长的铁棒，不时敲着地壳，发出沉重的声音。” 尽管常说人如其名，但王兰英们已不能仅用飒爽英姿来形容，而是由极具粗犷之风的铮铮铁骨取代了人们印象中的柔弱与腼腆。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倾向性的认识反映出作为女性的妇女在革命语境中被去女性化了，性别和政治之间丰富而复杂的关系可见一斑。再次，动员起来的妇女开展着动员斗争。抗日战争打的是持久战，后方政治动员亦是持久而细致的活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妇女自卫队，以崭新的行动和语言影响着周围人们的认知，为抗日的政治动员发挥着独特作用。以妇女自卫队形象展示的检阅为例，一般分为“(一)人数，(二)武器，(三)唱歌，(四)政治问答，(五)纪律”五项内容，其中“政治问答内分十个题目：一、中国有那两大党?二、共产党的领袖是谁?三、领导全国抗战的是谁?四、为什么组织自卫队?五、自卫队的任务是什么?六、为什么组织妇救会?七、妇救会是作什么的?八、今天是什么日子?九、为什么成立识字班?十、什么叫合理负担?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她们对这些问题都能有很好的问答”。原来人们印象中只会围着灶台转的妇女加入自卫队后，竟然对“救国”“抗日”“斗争”这些大问题都对答如流，让众多旁观者无不惊讶甚至震撼。检阅中让男女老少皆欢迎的无疑是“唱歌”的环节：“每队都差不多会唱十几个歌子：《送郎上前线》《不要开小差》《打杀汉奸》《老百姓偷枪》《大刀进行曲》《无敌游击队》《青年航空员》。”原来多是说话就脸红的妇女加入自卫队后，不仅自己变得能说会唱了，而且感染着耳闻目睹者，进而使这些“她者”产生了一系列的显著变化。

　　在妇女自卫队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妇女以不同方式投入到抗日动员和救亡的大潮中。“定县的韩大嫂，怀抱三岁娃娃，替夫报名，并在群众面前，报告劝夫入伍经过。”旁观者无不赞叹其是“深明大义之举”。“唐县一九四二年二月份，涌出了十个送

　　郎队，两个送哥队，出现了三十四个送郎的妻子，三个送子的良母，六个送哥哥的好妹妹。”女人成了男人投身抗战救国的助推器和支撑点。同时，那些曾一度被忽视的妇女也汇入了抗日斗争的浪潮中。既有让人激情澎湃的斗争宣言：“别看我已是快到六十岁的老太婆，我也知道救国打日本的事儿。乡亲们!齐心吧!大家伙儿帮助救国，多做活儿，多纺线、织布，成立织布工厂，我愿领头去干。”又有老

　　骥伏枥般的实际行动：“完县柏山村的裘老太太，牙齿都已经脱落，吹口哨不关风，大家笑她紧急时吹不响。她气极，当她站岗时，她坐在村口，一边纺纱，一边注意行人。一天走过一个身着青衣的生面客，表情很不自然，答话支支吾吾，遂设计一方面请他到家中吃饭，一方面就报告了村公所，结果捕获了一个汉奸。”妇女自卫队影响着身边的妇女释放内心的压力与渴望，努力挣脱世俗的束缚战斗在抗日阵地上。最后，努力于移风易俗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影响着我们对妇女解放的观察和思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但成为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

　　地，而且成为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经济建设的模范，亦成为建国的模范”。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展现着勃勃生机的新社会，这其中自然离不开妇女的参与，确切说是其从私到公、从内到外的场域活动。进入公共领域中的妇女包括自卫队改变着自身，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社会风气，推动社会生活发生着移风易俗的变革。

如妇女自卫队的检阅，往往是三村五里间呼朋唤友去看热闹的大聚会。1940年3月8日，行唐举行四个妇女自卫大队的检阅。到会2400余人中，“有穿花鞋子的大闺女，有穿红裤子的新媳妇，有的牵着两三岁的孩子，有的抱着刚出世的小妮，还有七岁的小女孩背着背包参加，白发的老太婆扶拐棍到会”。在她们或是担心、或是疑虑、或是羡慕的眼光中，妇女自卫队站队列、展军姿、喊口号、唱高歌，演绎出一道别样的靓丽风景。看着神采飞扬的妇女自卫队，不少人心生感慨：“这都是那些从前不曾出过大门的，不敢说一句话的，成天只配躲在厨房里的封建妇女。”此种感慨，反映出人们对妇女认知的改变，或者说正视比尊重妇女更符合实际的社会风气正在逐渐形成。

　　在妇女自卫队等团体的影响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门和政治生活有了亲密接触，参加选举的“有刚过门的新媳妇，她们也羞答答的低声议论;还有将要临产的孕妇，骑毛驴的病人;有衣冠齐楚的富人，也有衣服破旧的女佣公”。她们在通过投票表达意愿时，感受最深的恐怕是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之庄严与神圣。这种庄严与神圣的感觉，在特定的场域中加以适当的气氛烘托，将产生一种令人兴奋甚至激动的效果，如唐县县长陈舜玉的选举画面：“选举前一天晚上百团大战已经展开，陈县长乘夜

　　亲率自卫队健儿攻打唐县城，早晨拖着疲倦的身体，

　　飞马而归，踏入县议会会场，当场便被会场一致选为

　　县长。当选举揭晓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策马奔腾的陈舜玉似乎在印证“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俗语，而这恐怕已成为不少男人的感慨和女人的心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移风易俗新生活的变化。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见证着中国共产党如何将妇女解放融入民族解放的语境中。这既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亦是妇女解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历史场景。这一历史过程中，妇女的思想、心态、话语和行动在被解放与塑造中发生着深刻变化。

　　四、余论

　　考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在厘清基本事实的基础上，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思考革命与传统、乡村与文化、性别与政治等问题，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及人的活动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首先，从中国共产党的视角来看，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需要深入乡村以挖掘蕴藏其中的热情和力量。但“传统并不会仅仅因为一种新观念的进入便寿终正寝”，当革命的号角试图唤醒沉睡的乡村时，毫无疑问会遇到乡村旧有秩序与观念的抵制，尽管其中夹杂的未见得是敌意，更多的恐怕是误读或偏见。显然，这对于动员其中的独特群体妇女来说，更是凸显出可以预料或未知的困难和矛盾。但已经过十余年革命风雨磨砺的中国共产党，在深入乡村社会时展现出了足够的智慧和技巧，通过行政力量和思想工作，在作为主体的自身、作为客体的妇女和作为活动场域的环境间构建了一种情境氛围，将妇女解放融入民族解放和国家建构的进程中。

　　其次，作为客体的妇女，在一定意义上又是具有思想感情和自我意识的主体。革命引发妇女身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化学反应，释放出令人难以想象的带有主体自我意识的能量。必须指出的是，妇女自卫队动员反映出女性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从性别偏见和歧视到性别平等转变之大引发了多重的变化和反应，妇女自卫队也反映出在政治生活的普遍范围内依然没有改变男性视角，而妇女作为女性视角的自觉和主动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最后，妇女解放发生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必然受到客观环境的约束或影响。如看着妇女自卫队活跃的身影，有男人在妇女“翻身”面前心态失衡，“要求女人在尽义务上的事情多作些，才是男女平等” 。“男人挑一担水，女人同样也挑一担水;男人不缝衣服，女人也就不缝衣服。”诸如此类观念上的偏差或误读无疑在提醒，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传统所固有的惯性，与妇女解放形成了某种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的张力。妇女在释放压力的同时不知不觉间又被赋予了新的定位，而这对妇女自身以及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恐怕是在当时情境中所难以预料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妇女自卫队是以独特的存在形式反映着这种状况，承载了这一特定历史时空的印迹。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11-16 09: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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