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功奇 | 河南大学"潭头惨案"考略
2022-05-10 10:24:08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孙功奇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来源：河南大学学报 第62卷 第2期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采用各种手段破坏我国的教育文化机关，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带来空前灾难。1944年5月16日，日军侵占河南大学流亡办学地嵩县，对手无寸铁的河南大学师生进行血腥残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潭头惨案”。河南大学不仅有多人惨遭杀戮、殒命，还蒙受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当时校方虽在应对举措上亦存在一定的不足，但还是从艰难险阻中实现了浴火重生，走出了一条成功办学的辉煌之路。对这一典型案例进行考证、研究，揭示蕴含其中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对于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河南大学;抗战办学;潭头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大片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我同胞家 园被毁、生灵涂炭、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 亡的严峻考验。为了消除中国人民的民族反抗意识 和固有文化，达到其长期统治、奴役中国之目的，日 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手法以破坏我国的教育文化机关———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河南大学与中华民族命运休戚与共，历时八年坚持敌前办学，烛照中原， 弦歌不辍，别具风采。其中，1939 年5月至1944 年
5月长达五年时间在嵩县县城和潭头镇(今属栾川县)办学。1944 年5月中旬，日军侵占嵩县、栾川，野蛮烧杀抢掠，并在潭头对手无寸铁的河南大学师生进行血腥残杀，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潭头惨案”。
“潭头惨案”作为不测之虞，时人及今人对于某些史实的认知已模糊。譬如，在惨案发生的时间上就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是1944年5月14日，有的说是5月15日。1944年6月28日，赈济委员会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公文称：“据国立河南大学安徽同乡会本年辰俭代电称，此次日寇侵豫变起非常，月之十五日嵩县潭头河大校址全部陷入敌手”，而安徽同乡会诸人并不是亲历者，其述未必可靠。逃难到西安招待站的原河南大学医学院学生孙芳藜在1944年6 月7 日的撰文中说：“此次敌人进犯豫西，窜扰至速，五月十二日占领嵩县，十 四日占领潭头。”认为日寇占领潭头的时间是1944 年5月14日。原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则回忆：“民国三十三年，日人又复进攻，发生中原大战…… 日寇分道深追，潭头镇乃于三十三年四月沦陷”，对潭头沦陷的时间竟然表述为1944年4月，相当宽泛、含糊。
关于“潭头惨案”发生的时间，在诸说之中，尤以1944年5月15日的影响最深、至广，不少人认可它并受到影响。最近若干年的文史论著或相关研究成果多依此为据、为准，而实际上它或有误。
为还原历史真相、以史为鉴，笔者查对有关文献、资料，梳理“潭头惨案”这一凄惨而悲壮的历史事件，考究发生的时间，并对其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进行归纳，权作引玉之砖，以期引起更多关注或商榷。
一、“潭头惨案”发生的时间及概况
“潭头惨案”发生的时间，既不是1944 年5月14日，也不是5月15日，而是1944年5月16日。 “潭头惨案”的大致过程是：1944 年5月16 日，侵华日军中的卢氏挺进队经过嵩县的蛮峪、大章、旧 县，然后兵分两路向潭头入侵：一路翻过金洞岭进犯汤营，与国民党军汤恩伯部13军117师发生遭遇战;另一路经白庄、汪庄、纸房，翻越石坷，从张村、党 村向潭头突袭。具体情形为：“5月16 日7 时，日军第37师团卢氏挺进队从蛮峪、旧县出发，在旧县以西将国民党第13军约2000人击溃后继续向潭头开进……9时，日军分两路侵入潭境，一路经汤营向北，由石门村直抵潭头寨内，一路从北进犯，从汪庄、纸房、石坷一线向南推进。”此时，尚有不少河南大学师生员工滞留潭头或者在仓皇奔逃之途。在潭头的河南大学遂惨遭日军洗劫。教授、家属及学生数十名在向北山逃亡过程中，遭日军机枪扫射，共有五人中弹殒命，多人受伤。被俘女生有不甘受辱者投井自尽，师生员工中另有因痛斥日军暴行而被刺杀者。向别处逃避的师生诸人亦饱经艰辛、尝尽战乱之苦。
“潭头惨案”中，河南大学师生既经历了生死劫难，又在非常情况下增进了与民众乡亲的联系，表现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绝处逢生的顽强意志。
在日寇肆虐潭头之际，河南大学师生与当地人民守望相助、共克时艰，淳朴的当地人民冒着生命危 险，向河南大学师生伸出援助之手、给予无私帮助， 演绎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逃难路上，石门村张元父子与一学生互换衣服，学生得以脱险，张 元却被日军认为是学生而遭射杀。植物分类学家黄 以仁教授从潭头逃出后，当地农民阎虎娃冒着生命危险，将其一家三口藏在自己家里一月之久，并悉心 照料身患重病的黄教授。农学院院长王直青不屈跳 崖后，被附近两位村民轮流背送到潭头养伤。逃脱的农学院教授段再丕爬向坝南村一户常姓家中休息 两天，之后转移到当地学生王克俊家中。理学院院长孙祥正、教授李白鄂等来不及转移的师生，躲藏在 潭头附近的百姓家中避难。一月后，因日寇暴行而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王直青院长、段再丕教授以及图书馆员石如灿、职员李应坤等四人，“相继由大王村群众抬送到荆紫关”。 另外，潭头民众还埋葬罹难的河南大学师生员工并长期看护坟墓。
在救助人命之外，潭头民众还尽力抢救河南大学的办学财产、资源。日军占领潭头的当晚，大王庙村孙明化与其父一起潜回农学院实验室，在黑暗中摸索着把八个装有显微镜的箱子递出墙外，埋在家中的草堆下面。日军撤离潭头后，大王庙村群众代为看守农学院图书、仪器，以免再次受损。
潭头民众的行为，令河南大学师生员工感激不尽、感佩至今。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两位素不相识的农民协助他逃避日寇、给予他生活的照顾等，让他深刻感觉山民的淳朴与忠厚，由衷赞扬他们的助人为乐之气、爱国爱同胞之情。
“潭头惨案”中，正是由于广大民众的爱护，河南大学得以避免进一步的损失，这说明：只有根植人民中间，为国家、民族办教育，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获得民众的无私帮助、支持，才能战胜艰难险阻。
“潭头惨案”也淬炼了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河 南大学人，见证了他们在顽强毅力和意志的支撑下 所烙印的深深足迹，彰显了摧不毁、拖不垮、难不倒 的河南大学精神的宝贵。“潭头惨案”发生前，河南 大学在嵩县流亡办学已是克勤克俭，民房、破庙等只 要能用得上的资源都成了学生的宿舍和教室，校长、教授、学生与农民同饮一缸水，同点一盏灯，他们因 陋就简、顽强执着，尽最大可能维持正常的教学、科 研。“潭头惨案”发生后，已撤出潭头的化学系主任 李俊甫化装成农民，多次潜回潭头，掩埋遇难的师生 和群众，找回化学实验用的白金坩埚，搜罗散失的图 书、仪器。医学院张铭斋教授率领同学们跋山涉水、出入绝境，到沦陷区收购仪器、图书。会计姬志光从 废墟里找到散乱的账簿，图书馆李燕亭馆长则从瓦 砾中捡拾起一本本图书。 为缓解学校抢运图书、仪器的资金压力，李俊甫、嵇文甫、王毅斋、李秉德等 教授纷纷解囊相助。上下同心协力，最大限度维护 学校的完整性。
“潭头惨案”虽然事发猝然，造成当时和事后一定程度的记忆偏差，但综合各种信息，可确证它发生于1944年5月16日。时任校长王广庆在1944年7月8日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的《条陈河大情形》中称：“潭头于五月十六日曾一度沦陷，员生幸于匆忙中全部逃出。”学校辗转流亡到南阳荆紫关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督学沈亦珍在其12月29日形成的视察报告中说：“本年中原战事发生后……敌人于十六日逼近潭头，该校临时慌张，秩序大乱。”
日方的材料也佐证了他们的暴行发生在5 月16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著的《1 号作战之一：河南会战》记录了直接制造“潭头惨案”的罪魁祸首———卢氏挺进队组建及战略意义、行动计划及每天行进轨迹：挺进队于15日到达旧县，“此时雨仍未停，道路泥泞而又坡陡，行军极为困难……挺进队当日在旧县大章路上进行大休息”，16 日挺进队进入潭头等地并“在三里坪、潭头镇地区进行了大休息”，17日6时30分“由潭头镇附近出发，到达马朝营”。1948年6月1 日出版的《河大校刊》复刊第二十一期登载一则消息：“五月十六日为本校校难纪念日，是日全校师生素食一日，以资追悼”。③ 由此可以确定“潭头惨案”中师生蒙难于5月16日。
河南大学当初设立校难纪念日，其意在于昭示后人不忘国耻校辱，牢记这个最凄惨、最黑暗的日子。
二、“潭头惨案”中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潭头惨案”的发生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战争格局的演化密切相关，是侵华日军有意谋划而实施的野蛮行动。侵入嵩县的日军通过细微线索找到河南大学的方位并蓄意袭击之，造成该校重大的人、财损失，则是其暴行的直接体现。
1944年4 月，日军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这一作战持续到1945 年2 月。其中：东路日军在1944年4月22日攻陷郑州，之后相继占领巩县、偃师;南路日军于5月1日占领许昌，5 月5日攻占漯河和郾城;北路日军则于5 月12 日从山西强渡黄河，攻占渑池、新安，直逼洛阳。面对日军的三面合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嵩县危在旦夕，河南大学在当地的办学受到威胁。5月9日，河南大学通知其在嵩县县城的医学院紧急撤往潭头，医学院师生遂在10—11日陆续到达潭头。11日中午，校长王广庆召集会议，研判形势、讨论对策，认为潭头是日军西取卢氏的必经之地，学校已经到了最危急关头，在当晚十时之后决定：为了求得安全，学生翻越山脉往南路躲避。5月12日河南大学撤离潭头，男生到潭头东南方50里的大清沟，女生随眷属暂避潭头正南35里的重渡。
5月12日清晨，部分有眷属的教职工奔赴重渡，男女学生八百多名则由训导长赵维汉带队向大清沟出发，开始了逃难之旅。赵维汉带领河南大学师生十余天时间“翻山越涧，宿露餐风，警讯噩耗，惊心动魄，足不能停，眠不得安，渴不获饮，食不暇餐”， 尝尽人间辛苦，精神上备受煎熬。
日军占领嵩县县城后，对伊河两岸实施篦梳战术，搜索扫荡。5月15日，日寇“在大章路上曾经发现写有‘河南大学 XX 先生宿舍’字样的门牌，以此为线索找到了河南大学在大章的疏散地点，把仓库中的52个由德国蔡斯公司制造的高倍显微镜悉数掠夺”。
其时，在潭头的河南大学教职员工不仅大多来自战区，而且十之八九还带着家眷随行，合计“全校师生员工眷属二千余人”。仓促之际，难以有效把所有人员撤离危险境地。有部分师生员工因各种原因而没有及时逃出虎口，若干人员遂为日寇所害、所俘。
在“潭头惨案”中河南大学到底有多少师生及眷属伤亡，不仅学校需要及时掌握，教育机关和社会各界也非常关注。国民政府教育部派督学沈亦珍莅校(此时学校已迁至荆紫关)视察，主要任务也是调查 “潭头惨案”的真相和损失，并安抚师生员工。
学校的摸底情况反映在王广庆1944 年7 月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 《呈报潭头失陷本校员生及警工被掳被害详情》中。该报告显示，河南大学先后被日寇掳劫的师生员工达32 人，被杀害的师生员工 9人。
沈亦珍既肩负重任，便认真履职。他到校后，主持召开讲师以上教师代表及行政各组、馆、室主任共八十余人的座谈会，了解情况，形成前已有述的视察报告。这份报告陈述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指出了时任校长王广庆误判形势、准备不足，以及迁移中优先考虑生活必需品而置图书、仪器于不顾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视察意见”，列出了“被敌人俘虏或杀害者”的员生名单。
以上两个报告虽时间相差近半年，但涉及的被害员生人数和具体名单完全一致，因而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河南大学结束八年的流亡经历、迁回开封校址后，为“扬鸿烈而励来世”，决定刻碑纪念这段历史。当时的教务长郝象吾受姚从吾校长委托而撰写“国立河南大学复校纪念碑”碑文：“当敌骑过潭头时，师 生及眷属因避难弗及而遇难者九人，仪器图书及其他公私用品之损失，不可数计”。 该文刊登在1947年3月1日的《河大校刊》复刊第十二期。灾难中河南大学的财产损失，则包括教学和实验场所、仪器设备标本、图书文书档案、后勤保障和师生学习生活用品等。
“潭头惨案”发生前，河南大学在嵩县县城和潭头等地租赁和自建房屋810余间，“贮存现有中西图书七七九六六种，合计十万余册，中外杂志205 种，合计一二六册(合订本)，中西文日报十五种”，各类 仪器31086 件，标本模型(不含就地采集制造)3749件，药品2570 种。② 据权威调查和对比，当时的河南大学的仪器设备占全国大学第一名，图书占全国大学第二位。然而，这些办学资源恰恰成了日寇侵夺的对象。
沈亦珍的报告对“潭头惨案”损失专列一个部分 即“损失真相”：“总计图书方面…… 损失六八四一册。仪器药品方面损失甚巨，医学院医疗、实验器具 及各种药品全部损失，挂图原有六千余幅，现存者仅 有一百余幅。理学院实验室被敌人焚烧，所有物理、化学、生物仪器损失大半，物理方面尤多。”学校卷宗只有少量的二麻包五小包被文书组抢运出来，其 余皆为遗失、毁损。学生在逃亡路上亦将所带行李抛弃殆尽。
1944年6 月30 日，王广庆在代表全体学生致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争取救济体恤的文件中称：“本校此次遭此大难，仓促逃出，书籍文具既未携带，衣被等件及必需品亦遗失一空”，需 救济费 13884680元。1945 年9月5日，河南大学再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报关于学校在“潭头惨案”中的各项经济损失的公文，内容显示仅损失的小麦、食盐、香油以及现钞等四项，就达1615658.97元，真可谓损失巨大。 “潭头惨案”中，河南大学无论是在人员还是物资方面，都损失惨重。这些国恨家仇虽不应作为当今酝酿新怨仇的种子，但该笔历史债务是不能轻易抹煞的———忘记历史不仅等于背叛，也难以从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三、“潭头惨案”的沉痛教训
“潭头惨案”是日本侵略者无所不用其极破坏中国教育文化机关(尤其是高等教育机构)的有力铁证。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00 多所高校中有90% 以上的院校均不同程度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破坏，几乎难有幸免者。在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湖南大学、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等，都曾发生一些面向师生的血腥惨案，造成多人死伤。而日寇制造“潭头惨案”，对河南大学破坏强度之大、对师生迫害手段之残忍、杀害无辜师生人数之多，则是同时期中国高校中绝无仅有的。“潭头惨案”对于其时刚刚升格为国立大学的河南大学来说，教训亦极为深刻。
(一)误判形势
在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层面仍轻信国民党军队防线“固若金汤”，一定程度上未能采取断然行动。
起初，时任校长王广庆觉得国民党军队可能会有效地抵挡一下日军的进攻，加之考虑到学校搬迁之困难，他便去国民党29 军军部打探消息，一位姓王的军长答曰：正在组织豫西防务，对付日军没问题。这种对形势的误判导致了河南大学师生晚撤离几十个小时。 在战况日紧的时候，李秉德教授曾找到王校长，问学校有何打算，王广庆回应：敌人已经是强弩之末，勿虑哉! 沈亦珍的报告也说：“王前校长始终认为敌人不致占领嵩县潭头，四周多山更可安全。”
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同样存在于教职员中间，没有真正意识到大难来临。5 月16 日早上，日军卢氏挺进队已向潭头开进。曾就学校有无应急安排而询问过王校长的李秉德教授起床后登高北望、观察，发现潭头寨内一片寂静，庆幸当日无事，便准备生火做饭，不料枪炮声骤响，他知不妙，吆喝众人拿起包袱跑出校园，从小路隐入山中。而躲在潭头以北三里许的大王庙村李少恪家暂避的张静吾等，听到枪炮声“急忙逃出李少恪家，正巧被日本兵堵在大门口”，遂成为噩梦的开始。
(二)准备不足
日寇突袭潭头之前，学校为躲避战火也做了一些准备，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准备非常不充分。面对惨案损失，王广庆的事后解释是：临汝告急后，学校决定先将医学院公私物品转运潭头，尚未运达时敌骑已超过临汝以西，嵩潭道上车马拥塞，交通顿为所阻;在潭头的所有图书、仪器、药品、卷宗以及各种应用物品也打包待运，组织了百余名校工、校警，还“雇定民夫三百余名、骡驮百匹”，然而恰遇国民党溃军，所雇民夫运力及校方自有人员受到较大冲击，影响了抢运。③ 而沈亦珍则认为，“此次中原战事发生学校事前毫无准备，迨敌人到来一时又无从搬动”。1944 年7月20 日，迁徙至荆紫关的几十名教授在集体写给国民政府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人士的信中指出：“盖嵩县潭头敌人之窜扰…… 无计划，竟致河大公私等损失奇重，师生及眷属被难死亡，弃子舍女，举目令人胆破心碎，惨不忍闻。”河南旅碚同乡会也于1944年10月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文称：“窃以河南大学此次因敌军进攻……实缘未能早日迁至后方安全地带，以致如此。”另据张静吾撰文，在惨案发生的前一天即“五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尚无敌人进攻潭头消息，及是日傍晚，据报敌人已至距潭头二十余里之旧县矣。校长王广庆事前毫无准备，临时仓皇失措，致令师生眷属数千人于午夜各自逃生，纷纷乱窜，秩序大乱”。
(三)处置失当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1944年8月27日抄发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报告，1944 年5月，“敌犯中原于洛阳、临汝紧急时，该校校长王广庆不先行设计搬运图书、仪器，竟以全力运其私人挪用公款所囤积之香油，对该校学生亦未事先设法疏散”。沈亦珍的报告亦认为应变中不分轻重缓急，有本末倒置之嫌： “王前校长……乃命总务处尽先使用交通工具赴嵩 县搬运生活必需品，反置图书、仪器于不顾，结果仅 将一小部分仪器运至校本部。”关于学生伤亡，王广庆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呈文解释：学生编队离开潭头后，“唯到潭头南山大清沟 后有学生刘祖望、李先觉、李先识、朱绍先、陈国杰、李华亭、王廷桢、王振亚及选修生辛万龄等九名托故 请假离开大队复回潭头，坐 急时逃避北山亦均被掳”，O10而有关资料显示，陈国杰、李华亭、辛万龄等人之所以请假返回潭头，乃是为了取物品，这也反证 在大敌当前的非常情形下，竟然罔顾性命安全，取舍 失度，恰是未得到有效训导的体现。“潭头惨案”之后，河南大学师生暂栖南阳荆紫 关，学校面临着安全得不到保障、办学空间不足、教 研条件简陋、办学经费匮乏、信息交通不畅等问题， 事业发展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某些主观因素也加 剧了生存和发展的难度：一是师生人心浮动。荆紫 关虽为豫、陕、鄂三省的交界，也是南来北往、东西交 通的枢纽，但毕竟是规模不大的市镇，突然涌进大批 的河南大学师生，显然不能很好地接纳和安置他们，
师生们只能散居在各村民家中，情形颇为狼狈。二 是抱怨、不满情绪弥漫。虽然王广庆校长等仍在苦心经营，但师生抱怨情绪上升，对学校信任度下降， 这种情形在诸多从河南大学发出的信函中皆有表现、流露。三是办学地址争议。“潭头惨案”发生前的5月10日，考虑到形势迫切，王广庆校长曾就学校迁移之需而致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说学校多数人倾向于迁到陕西郿县(眉县)、盩厔(周至)一带。经历“潭头惨案”，王广庆则在同年7 月8 日的有关文件中说，关于校址，经多方斟酌，确定在荆紫关。而此时的荆紫关，空间有限，缺乏足够的住所，物价 高涨，不宜久留。王校长在迁校一事上，不仅缺乏果 断定夺，也没有执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向汉中迁移的部令，让 部分教授不满。 四是学校人事更迭。
1944年7月11日，任校长六年的王广庆递交辞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同意其辞职，遗缺由张仲鲁(字广舆)继任。张氏曾于1930 年、1933 年两度出任河南大学校长，而这次则在危难之际。
“潭头惨案”的教训尽管如此深刻、沉重，但从整体上看，当面临日寇的摧残、迫害时，河南大学敢于抗争，且尽力采取措施予以应对，坚持弦歌不绝，做到薪火相传，表现出不屈不挠的风骨，以特例或个案的方式挫败了日本侵略者灭我文脉、断我命脉的狼子野心，仍然不失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具有独特意义和价值的事件。
四、“潭头惨案”的深刻启示
清末民初，以林伯襄为代表的一批河南仁人先贤，主张以教育致国家于富强、以科学开发民智，在欧风美雨和辛亥革命胜利的曙光中创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
诞生于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的河南大学，成长于国家和民族的奋进历程。抗战期间，在所有流亡办学的大学中，该校是少数与侵华日军正面遭遇的大学。重大的人员伤亡证明：在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想要获得一张安静的书桌，需要付出血与生命的代价。八年流亡办学的悲惨经历、“潭头惨案”的血腥屠杀深刻表明，没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国家的主权尊严、百姓安居乐业、学校生存发展便无从谈起。
日寇侵略的历史记载着屈辱，“流动的校园”则见证着坚强。河南大学师生到达南阳荆紫关后，学校用不同的方式组织师生控诉日寇之暴行，激发了广大师生的斗志、增强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张静吾 与王直青等死里逃生的教授更是以报告、撰文的方 式有力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为保存文脉、让 弦歌不绝，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抚慰惊悸的魂魄之 后，逃出魔掌的河南大学师生又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不屈的师生们忍着悲伤在西迁过程中着手学校重建 工作。除医学院因未找到适宜的地点而暂且迁往西 安外，学校主体立足荆紫关，紧张筹备，于1944 年11月5日又顽强开学了。广大教师不忘教书育人的责任，学生亦孜孜向学。教室不够用，打谷场、大树下成为教室，木板、竹凳是上课的桌椅。缺乏教材，教师就口传心授，学生奋笔记录。河南大学没有因灾难而倒下，反而愈益坚强、挺拔。南阳形势吃紧后，学校被迫再次迁徙，从荆紫关远赴陕西宝鸡、汉中等地。他们向西，再向西，继续奔走在科学救国、启迪民智、传承薪火的旅途上。途经陕西商南县赵川时，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河南大学师生无以馈赠，临别时向他们赠送了一块刻有“维护文化”的匾额，既是表达对赵川民众的感谢之情，更是对日寇破坏我国教育文化机关的无比愤慨，以及捍卫五千年文明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和使命担当。抗战中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辗转五千里长路，犹如一支文化远征的大军，他们且行且播撒科学、民主、文明的种子。在后来的岁月中，河南大学经历了抗战胜利返汴办学的喜悦、解放战争时期再次迁转流徙的颠沛、新中国成立初期折枝成林的阵痛、“十年浩劫”中的 痛苦煎熬、恢复河南大学校名和实现省部共建的兴 奋、新时代迈入国家“双一流”建设行列的荣光。今天的河南大学，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 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坚持“中国特色、世界一流、中原风格”的发展思路，励精图治、发愤图 强，把加快推进“双一流”建设的业绩写在中原大地 上，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既是 河南大学自身站位新时代、面向新百年的职责使命， 也是回应人民关切、顺应人民期盼、报答人民深情的 应有之义。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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