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慧 | 抗战时期八路军对敌宣传政策演变研究
2022-05-09 16:51:14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作者：陈天慧，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西部学刊》2022年第6期，注释从略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的对敌宣传工作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草创阶段,军内对敌军认识有限,工作缺乏技巧,宣传上以阶级教育为中心,取得效果有限。 第二阶段进入调整阶段,我党、我军吸取教训,力求以感情上的接近来感化日军,但依然存在许多问题。 第三阶段为发展阶段,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效果稍好于前。 最后一阶段为深入阶段,得益于“ 觉醒联盟” 和“ 反战同盟” 各支部的建立,八路军对敌宣传品质量有了质的提升,取得了越来越好的宣传效果。
关键词:抗日战争;八路军;宣传工作
宣传工作作为我军的重要工作方法之一,向来受到学者们的关注,但目前的研究多是从整体上直接对宣传效果进行评价,这就容易使人们产生宣传方针一以贯之, 宣传效果一向极佳的错觉, 而忽视其内部的变化。 笔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编写的《敌军工作史料》为基本史料,结合其他已出版的档案资料等, 以时间为逻辑, 以宣传品为切入点考察抗战期间八路军对敌军宣传工作。
一、草创阶段:阶级宣传为主
“ 七七” 事变后,八路军相继开赴前线。 虽然当时野政并未对部队进行敌伪宣传工作的布置,但平型关战役前,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还是在干部会议上强调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性。 各参战部队作战斗鼓动时,亦讲到要进行阵前喊话, 但这种向不懂中文的日军高呼口号的工作, 实际效果十分令人怀疑。 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发出通告, 令部队学习日语口语。 之后,野政敌军工作部也发出公告, 要求各部队从师到连建立敌军工作组织,进行日语口号教学。 到同年十月广阳战斗时,一一五师部分官兵已经学会数句口号,利用“ 日本弟兄缴枪不杀你们”;“ 到这边来,优待你们” 等口号,生俘敌兵数名。 之后,神头岭战斗、响堂铺伏击战、神堂战斗、梁山歼灭战、大龙华战斗中, 敌军都曾对我军宣传有过或多或少地反应。
关于这一阶段的敌军工作目标,总政治部主任 谭政曾概括为“ 立即实现中日两国军民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统一战线” 。中共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又将其总结为“ 建立中日二国与朝鲜台湾等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统一战线,共同进行反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斗争” ,并将其放入中华民族十五项紧急任务之中。
在此种方针指导下,当时的宣传单几乎在重复 “ 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军阀”;“ 我们共同携手的奋斗,为日本工农的解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奋斗” 之类的口号。其中以《中国共产党告日本海陆空军士兵宣言》和《八路军告日本士兵书》最为典型。 与宣传单比较,口号与标语的内容较为多样, 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关于阶级斗争相关,如“ 合流于中国军去反对侵略战争” 等。 第二类关于动摇敌军斗志、鼓励敌军缴枪投降,如“ 缴枪不杀”“ 优待俘虏” 等。 此外还有“ 天皇被刺” “ 板垣被杀” 等虚构事实的口号,此类口号虽不能称为主流, 但确实存在于抗战初期的战场上。
这种宣传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 罗瑞卿于1938 年 11 月在《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列举了日军厌战的几个例子,其中包括:
( 一) 本年四月,烟俊二司令因士兵厌战,曾在日军官会议席上大声疾呼。 事实是: 在敌人队伍里,日兵反战同盟散发传单,劝日军不要白死,要好好地设法打败仗。 在安徽的日兵,因为厌战, 投河吊颈自杀者颇多。
( 二) 本月日军在上海、山西、溧阳发生自杀,计7六十人以上。
( 三) 本年十一月,上海高昌庙敌士兵十余人自缢身死,南市敌兵四百名化装潜逃。
这几个例子发生在 1938 年及之前,大部分表现为逃跑或自杀。 虽然没有明确日军逃亡或自杀的原因,但可以推测出,与其说受到了我方的宣传,不如说在战场受到刺激或受到了厌战、思乡情绪的影响。
二、调整阶段:力求情感接近
以上这种过于政治化且要求过高的宣传口号很快受到了中央批判。 1939 年 9 月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在《论敌军工作的目标与方针》 一文中批判此种宣传是“ 把宣传口号当作现实目标”,“ 把具体工作任务与总的政治任务混为一谈”。 他指出之后敌军工作重点应放在“ 削弱和摧毁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涣散他的组织,消失他的顽强性,用以配合我们军事上的抗击, 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当然,此种表述并非否认“ 统一战线” 的必要性,只是从现实出发对工作方法进行了调整。
这一表述很快成为全军的工作总方针。 1939年 10 月 2 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敌伪工作的训令,明确提出在敌军工作“ 今天对敌军工作的工作方针应当是用各种方法削弱和降低日军的战斗力,使日军兵对中国军民,不作盲目的仇视,从感情上的接近逐渐引导到政治的接近” 。
之后,各部重新布置了工作。 新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印制生动的材料,追求样式美观大方、形式生动多样,如画报、小册子、歌谣、通行证等。 二是注意感情的接近。 一二〇师在制作宣传品时还注意因地制宜,要求“ 根据我们各部队所处的环境,不同敌人的性质和对方的具体情形, 按合适的时机, 编印宣传品( 包括口头宣传的材料)” 。 当时,宣传一般从日军士兵现实出发, 联系到父母家人悲惨处境,用思乡、思妻等唤醒敌军。 例如,“ 日本士兵们,你们死在中国战场上连尸首也无人收敛,这是多么悲惨的事情呵!” “ 你们的父母正哭泣着,等着你们回家去见面,他们的生活已经痛苦得不能维持了!”
部队还结合宣传效果对宣传品进行了针对性改进。 例如,一二〇师在与被俘日军谈话时注意到我军在火线喊话时用的“ 日兵缴枪不杀” “ 优待日本俘虏”“ 打倒天皇” 等口号不仅不能引起日军的同情,反而激起他们对我们的愤恨, 故而将宣传品中的“ 缴枪” 改为“ 弃枪” 或“ 放下你的武器”,将“ 优待日本俘虏” 改为“ 不杀与优待从日本军队中过来的人” 等,“ 打倒天皇” 之类的口号和标语也改为“ 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军阀”。
但是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我军无论是喊话还是 宣传品都还十分粗糙。 以喊话为例,当时熟练掌握日语的干部十分少,能在战场上进行熟练喊话的更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经过日常训练的士兵和指战员都只会几句口号, 既不能听懂对方的回话与询问,又不能对敌军的宣传进行反驳, 失去了很多机会。
三、发展阶段:避免公式主义宣传
1940 年 6 月 5 日,谭政在《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中再次对敌军工作进行反思。 新的任务主要强调了两点,第一与之前类似, 即重视宣传品的多样性与生动性,关切日军士兵的痛苦。 第二点则是对宣传的地点进行了讨论,认为我们对敌宣传活动的中心场所应是“ 敌之堡垒地带与每个支撑点的周围”;“ 选择堡垒的突出点与孤立薄弱的部分,利用我军事的骚扰、破坏、封锁包围,不让粮食弹药资材 进入堡垒,增加敌之恐慌与疲乏, 不断进行喊话掷传单的工作以动摇其守备决心,用人为的方法制造不满情绪,达到战斗勇气之沮丧、与部分摧毁这些堡垒的目的。” 这是第一次注意到敌军工作地点, 对后来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几天后,总政连发《总政关于对敌伪军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对敌伪军宣传工作的指示》《总政治部关于对日军俘虏工作的指示》3 条通知, 提出了健全敌伪军工作部、培养懂日语的人才、训 练日军俘虏帮助工作, 改善宣传品质量等任务, 还提到几个之前未注意到的问题,“ 宣传品文字不是真正的日本文, 而是中国化的日本文, 且有文法错误,因此不能起应有的效力。” “ 政治机关时常只求宣传品的散发数量, 而不注意宣传品内容的质量, 不太注意宣传品散发方法与技术,以求我宣传品真正落入敌军士兵的手中。”
通知发出 1 个月后,总政治部发出第一批对敌宣传的标语、口号、传单和相关宣传品示例。 标语和口号共两类:一类为一般的宣传口号,共 28 条,内容包括促进回国心念, 促进阶级觉悟, 暴露战争宣传,宣传抗日目的、俘虏政策等;一类为喊话口号, 共两组。 传单和宣传品共有 5 则。 此外,还有 1 则建立日本士兵墓标的指示。对通告中所提及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结果 如图。
1940 年 7 月总政下发宣传口号标语词频分析
资料来源:总政治部对敌宣传标语口号( 一九四〇年七月七日),敌军工作史料( 第二册),第 148-153 页。
这些词所指向的宣传中心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与家庭有关,如“ 家族” “ 兄弟” “ 妻子” 等;第二类与阶级有关,如“ 财阀”“ 幕府”“ 地主” 等;第三类有关军队内部长官的压迫或士兵的悲惨命运,如“ 牺牲”“ 丢下” 等;第四类有关八路军俘虏政策,如“ 回家”“ 治疗”“ 送回” 等。
宣传内容与方向基本与总政规定相同,主要在于通过思乡之情、军队生活的痛苦等来唤醒日军的厌战情绪,降低日军的战斗力。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类关键词,虽然关于阶级对立的宣传在之前曾受到了多次批判, 但在实际应用中仍占了很大比重,可见这种宣传方式虽然效果有限, 但出于各种考虑始终没有被八路军所放弃。
四、深入阶段:“ 本地人” 的宣传
1940 年到 1941 年“ 日军反战同盟” “ 在华日人觉醒同盟” 支部在各地相继成立,推动了各部敌军工作的进行。 “ 在华日人觉醒同盟” 于 1939 年 11 月7 日在山西辽县( 今左权县) 成立,不久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陆续成立了支部。 “ 日军反战同盟” 最早由鹿地亘在 1939 年发起。 1940 年日军被俘士兵森健、高山进等人在八路军总政敌工部帮助下, 创建了延安支部, 后晋察冀支部、冀中支部、晋西北支部、山东支部等相继建立。
大量日军俘虏加入宣传队伍为工作提供了“ 本地人” 的视角。 这些更了解在华日军心态、更熟悉日文的人,为解决总政和各部提到的宣传品文字不是真正的日本文,不易打动日本士兵的心情等问题提供了便利,大大提高了宣传的效果。 以山东纵队的“ 日军反战同盟” 支部为例,其成员大部分为被俘日军官兵中的觉悟分子,他们为部队制作许多标语口号和短小精悍的传单,还将许多日本流行的曲调填上反战歌词,如“ 赤旗歌” “ 民主的旗帜” “ 停止战争、回国去!” 此类宣传品显然要比之前对日语一知半解的敌工干部制作出的质量高。
之前宣传品主要是由总政或师部制作后下发到地方,这种宣传往往缺乏针对性。 其实早在 1938 年 11 月,罗瑞卿就提出要“ 注意敌军成员的社会成分,而提出适切的口号”。 不过,因为技术条件的限制,迟迟难以执行。 有了更多精通日语的干部后,八路军就可以依据当地日军的特点对其进行针对性的宣传。 以冀南军区为例,冀南军区制作宣传品前,首先通过据点厨师、差役、伪军等了解到据点 内驻扎日军士兵的姓名,然后针对不同据点日军具体情况,针对性采取写信、送诗歌、寄日文传单等手 段,把我军宣传品送到日军手里。
以觉悟日本士兵主导的历次宣传攻势覆盖范围广、宣传效果好。 晋察冀军区在 1941 年樱花节宣传攻势中,共印发宣传品 1410 余种,约 20 万份,在敌军中引起很大震动,一分区还有一个日军武装携械投诚。 山东滨海军区对 30 个日军据点中的 29 处进行了普遍宣传,共散发日、韩文宣传品 30 余万份,送慰问袋近 5000 个,喊话 97 次,利用电话宣传 10 余次。 在胶东薄家战斗时,用喊话争取了 3 个日兵投诚。 全年共俘虏日军 292 人,较前增加了 5 倍。
结论
总体来说,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敌军宣传品制 作的水平是在不断进步的,大概经历了一个从注重阶级宣传到注重宣传品的感染力、宣传效果的变化。 特别是在 1941 年左右,各地“ 觉醒同盟” “ 反战同盟” 成立后,宣传品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这体现的也正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各级政工部门领导及军队基层士兵对日军认识的提高和敌军工作技术水平的进步。
责任编辑：王语萱 最后更新：2022-05-21 09:0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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