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恒:土墩架机枪扫射小鬼子
2019-01-07 11:23:14 来源：琅琊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周恩恒
行医许可证。
口述人简介：
周恩恒，1918年出生于现高新区马厂湖镇杭头村，1934年就读山东省立临沂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针灸技术。1938年5月参加抗日联庄会。道沟阻击战中占领制高点用机枪扫射鬼子，掩护战友撤退。1938年9月入党，同年因家中母亲生病，返家。在家期间积极搜集地方鬼子、汉奸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1945年至今，老人在家乡免费替人针灸行医。
采访札记：
今年97岁的周恩恒，对当年的人名、地名以及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采访中，老人随口唱出了四首完整的红色歌曲，我想，这些歌词早已经在老人那烂熟于心。老人讲，“历史是忘不掉的。”70年来，周恩恒在乡里义务行医。说起为什么看病不要钱，老人说，“我在践行当初的入党誓言!”
乡村师范学生，投笔从戎打鬼子
1934年，我凭借优异成绩考进了省立临沂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这一年开始学校改为四年制，前三年我在学校主要以课堂学习为主，第四年是轮流实习，当时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教材，大部分教材是学校老师自己选编的。学校教研氛围特别浓厚，有武术、书法、英语等课外小组。我对中医、针灸比较感兴趣，于是课余时间跟着班主任高树屏学中医，学针灸。与高老师待的时间久了，我了解到他是临沂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位爱国志士，从他身上我也慢慢受到先进思想的启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军侵占了东三省。高老师对此一直愤愤不平，白天他在课堂上除授课以外还积极启发学生们的抗日思想，晚上他就带着学生上街发传单、写标语。1938年4月21日，临沂城沦陷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乡村师范学校有些学生转移到安徽阜阳继续上学，我当时申请回家。
我们杭头村一带活跃着抗日联庄会一大队，大队长名叫张玉枢，此人是名地下党员。我回家后不久便跟着哥哥周恩荫参加了张玉枢的队伍，一大队单我们杭头村就有七名同志参加。张玉枢考虑到我有四年的乡村师范学习经历，于是安排我负责联庄会的总务工作。
平时，张玉枢带领我们到各村宣传，“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枪的出枪，积极抗日打鬼子。”截至1938年8月，联庄会一大队发展到了80多人。由于杭头村距临沂城并不远，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为了避免鬼子报复村里人，我们便转移到杭头村东北不远处西墩村外的大庙里驻扎。还记得，这年刚割完秫秫，有位日本便衣来我们驻地，对方声称是江苏籍难民，一路避难来到这里。我们问他，“鬼子都打进临沂城了，你不赶紧带着老婆孩子躲难，怎么还跑到鬼子的眼皮底下避难?”见对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再看对方的肤色和身上肌肉，一看就不是难民，听口音应该是鬼子的便衣。我们顺势将这名便衣捆绑了送到上级审问。
鬼子便衣出来侦察，一定会有战事。果不其然，我们不久就有了一场与鬼子正面拼杀的恶战。
土墩上架起机枪，扫射小鬼子
中共党员董少白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在临沂西部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天他和中共临沂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韩去非来到我们一大队驻地西墩村外大庙，跟队长张玉枢对接工作。
为了安全起见，我将董少白、韩去非和张玉枢送到西墩村村民郑朝申家，三人在老乡家秘密对接工作。正值中午，作为一大队的总务，我就回到大庙招呼队里的同志们吃午饭。还没等开饭，前方哨探过来报告说有500多名鬼子从临沂城出发朝我们这赶来，已经到了城西的七里沟村。我们马上整军迎战。很快，哨探再来报告说鬼子已经到了城西三岗店子村，当时我们分析，鬼子应该不了解我们驻扎在大庙的情况，而当时国民党张里元的部队驻在距西墩村不远处的岑石村一带，鬼子应该是去打张里元的部队。
民族危难时刻，不管鬼子打谁，我们都有义务打鬼子。于是，我们一大队80多人分成四个小队，及时转移到邻近的道沟村外鬼子的必经之地准备埋伏。我负责到老乡家通知正在对接工作的董少白、韩去非和张玉枢。结果还没等我走到半路就看到远方训练有素的鬼子钻进路边沟里，率先向我方开枪，战友于占奎负伤。见此情形，我们的队伍及时后撤，鬼子的指挥官挥舞着刺刀指挥日军向前冲，三挺重机枪“哒哒哒”朝我方猛烈开火。
紧要关头，我心想张玉枢他们三人听到枪声应该能做出准确判断。于是，我就先将部队的粮食藏了起来，又将我从老乡家借来做饭的三口大锅踹到了湖里。庙里还有一挺捷克式机枪，这挺机枪是各村凑份子买来准备打鬼子的。于是，我就叫上炊事员端起机枪奔向了庙旁的土墩上，占领制高点，此时1500米开外就是战友们和鬼子交锋的阵地。
我当时在乡村师范学习时，是全校的射击冠军。眼前的鬼子正在疯狂进攻，再近些，再近些，我瞅准鬼子的指挥官开枪，撂倒了指挥官就瞄准鬼子的机枪手射击。鬼子失去了指挥官和重机枪的掩护，进攻被迫停止，这也为战友们及时撤离争取了时间。可没过多久，鬼子竟然架起迫击炮，朝我所在的土墩开炮。面对鬼子猛烈的炮火，我和炊事员从土墩上及时撤下来，恰巧迎面碰到张玉枢三人，我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
鬼子损失惨重，也无心恋战，整顿后继续向西进发。
我和张玉枢等来到战场，有伤情的战士们急需救治，张玉枢安排我赶快设法救治伤员。我找来四位老乡，拆了门用门板做成担架，将伤员抬到城后村诊所救治。医生在施救时，我到村里向老乡们募捐鸡蛋喂伤员。即便如此，战友于占奎最终还是医治无效牺牲了。没过几天，临沂特委书记韩去非送来了80多套新军装，由我分配给一大队的战士们，鼓励大家积极抗日。
上线牺牲，我丢了党籍
再说说我的哥哥周恩荫，1938年的9月份，我们一大队在古城村驻防，一位扛着铁锹的便衣被我们发现了。哥哥周恩荫上前，与这名便衣厮打在一起，最终制服了对方。事后，哥哥将这名便衣押送给了张里元。为了鼓励哥哥这种积极抗日的行为，张里元嘉奖给哥哥300块大洋，哥哥将这300块大洋送给了牺牲战友于占奎的家属，算是一份抚恤金以宽慰其家人。
1938年9月的一天晚上九点左右，我与张玉枢等五人来到古城村东南麦场，张玉枢提议筹备成立临沂城西党支部，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领导城西党的各项工作。张玉枢还反复交待大家，“越是危险的环境下越要严守党的秘密，严守同志们的身份。”现场，由张玉枢作为我的介绍人，介绍我入党，还记得当时我郑重宣誓：“为了拯救中国危难，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效忠国家、民族，拯救劳苦大众……”
我入党不久，家中母亲身患重病需要人照顾，我便申请回家。回家前，张玉枢交待我，即便回了家也要经常与组织保持联系，做好地方侦察工作。
回家以后，1939年秋，鬼子在城前村公然残忍迫害一名八路军干部，我了解情况后及时向一大队汇报，很快，张玉枢带着50多名战士与鬼子在村外麦地里展开一场恶战。1939年12月，我们村一位姓韩的村民家里办喜宴，临沂城的40多名伪军路过时抢走了喜主家的粮食和酒席。我及时向一大队汇报了情况，张玉枢带人在村外守着，看到汉奸们一个个喝得醉醺醺准备回城时，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1940年10月，我侦察到在罗庄窑南头村驻扎有50多名汉奸，这股汉奸战斗力较差，我带头引路带着一大队部分战士分别在通往窑南头村的临沂城、兰陵县、汤庄三个方向的路上设下埋伏，一大队主力人员端了这个伪军据点，缴获50多杆枪和5匹战马。
回到老家后，我的另一项任务是在杭头村的抗日小学当教员，教孩子们学知识、唱抗日歌曲，让大家都认清鬼子的嘴脸。为了安全起见，没过多久，我从杭头村转到罗庄的齐家庄村抗日小学继续当教员。
一大队明面上属于王洪九的部队，其实已经逐渐发展成了我党的一支地方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临费边区国民党积极反共，张玉枢曾秘密派人到中共鲁南三地委汇报情况，要求把一大队拉出来，因条件不成熟未果，但从此受到王洪九等人的怀疑。1940年6月，王洪九的部队驻在方城，张玉枢的一大队驻在罗庄的涧头村。王洪九连续下了两道命令给张玉枢，调一大队人马去方城帮防，张玉枢没有去。于是，王洪九下了第三道命令，张玉枢这才被迫带人前去，结果去了没几天，我就得知他英勇牺牲的消息。张玉枢作为我的直接上线，他的牺牲让我悲痛欲绝，我也因此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
我的哥哥周恩荫当时参加了东进支队，在蒙山前的抗日战斗中负伤，后经医治无效牺牲。
自从张玉枢牺牲以后，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能和组织取得联系，我虽然加入了共产党，但是现在是没有党籍的。后来，我在家开了个诊所，义务为乡亲们看病、针灸，一直生活到现在。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3-07 16:3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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