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口述:新一军受降广州 收回村民私藏大炮
2018-11-28 10:39:42  来源：网易 架势堂关防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投降的时候，新一军正在广西贵县。

　　缅北反攻胜利后，新一军于1945年5月开始陆续空运回国。新38师从云南陆良到广西南宁，归张发奎指挥，奉命向粤西前进，准备攻打广州湾(现湛江市)，接应美军登陆。部队战备行军，多数是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倒不是为了防空——那个时候制空权早已在我们手中，防空哨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干，很多连队都不设，即使设了也不过是摆个样子罢了——主要原因是天气热，正值八月大暑天，广西热得要命，晚上走路才凉快一点儿，同时也便于隐蔽，没那么张扬。

　　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右)在孙立人的陪同下，检阅新一军。

　　回到国内感觉就不一样，沿途群众对我们十分热情，半夜去敲老百姓的门问路，他们不但不惊恐，还主动帮忙。语言又通，环境又熟，真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部队的士气分外高涨。

　　8月中旬我们走到了贵县。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到通讯营去串门子，那里有广东老乡，有无线电台，既可以聊天吹水，又可以收听新闻，那天晚上我又去了，一进门他们就告诉我：刚从无线电里听到，日本投降了!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一下子都没有反应过来。

　　感觉有点遗憾。在缅甸的兄弟部队新六军先期回国，我们知道他们在雪峰山打得不错，很想向他们学习，携缅北反攻胜利的余威，也在祖国的土地上与日寇大干一场，给国人露一手，没想到就这么结束了!

　　新38师很快接到了命令：派出先遣部队，代表新一军去接收广州。

　　师部立刻着手成立先遣组，组长是师参谋处上校崔德新，他是朝鲜(韩国)人，会说流利的日语，普通话就比“煲冬瓜”还普。此人后来回国，官至中将，好象当过方面军司令、韩国驻泰国和西德的大使等。师部参谋处、军需处、副官处、军法处等各个部门都抽调了人员参加，我因为是广州本地人，顺理成章地成为谍报队派去先遣组的合适人选。113团团长(好象是王东蓠，记不清了)率领团的直属部队跟着先遣组行动。

　　途中探亲

　　先遣组在贵县乘坐数艘人手划的小艇顺流而下，到梧州停留了一两天，等待找大船和113团的部队。我们进了一家小饭馆打尖，旧地重游，我自然熟门熟路，跟伙计用白话点菜：要一个纸包鸡!伙计惊讶得合不拢嘴：穿着外国军服的中央军中，居然有个年轻人会说标准的白话，还知道当地的这道名菜!

　　花尾渡是无动力的平底拖船，要靠前面的小火轮作为动力拖行，以求航程舒适。

　　不久船到了，113团的部队也到了。我们大队人马乘坐一艘“花尾渡”(无动力的大船，可以坐近200人。这种上个世纪早期常见的渡船现在可能已经绝迹了)，由一艘烧柴的小火轮拖着，沿西江向广州方向前进。

　　船靠近肇庆时，我的心就开始激动起来，这是我在国外魂牵梦萦的地方! 1939年我跟着亲戚离开这里，与家人一别就是6年多，我的母亲和姐弟们都好吗?正巧船到肇庆停下，准备上岸买柴火、补充给养。我赶紧向团长请假，要求去看望我母亲。团长很爽快地批准了。

　　战友们跟我一样高兴，他们主动帮我扛着美式脚踏车，爬上高高的码头。

　　当时日本兵已经撤退，地方上只有维持秩序的少数地方武装，没有一个正规军人。我这个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钢盔、腰佩手枪、骑着美式脚踏车飞驰而过的国军，显得非常出众，行人纷纷投以好奇的目光。

　　我穿过市区直奔郊外的下瑶村，先在菜场上见到我的表兄，从他口中得知我母亲在我舅父家，便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他家。一进门就见到我的母亲端坐在门口，好象知道我要来似的。她老了，头发已经花白，一脸苍桑。我走到她面前，取下钢盔，单膝跪地——因为我军装在身不能双膝下跪，给她磕了一个头，她张开双臂搂住我，一句话也没有说，泪流满面。

　　我离家后，曾经通过寥寥几封信，家里人知道我参军去了国外。自从肇庆沦陷之后就再无音讯，母亲天天挂念，可既不敢打听也不敢对外人说。今天突然重逢，惊喜交集!我俩有无数的话要说，但是时间紧张，我知道先遣组必须在约定的时间内赶到指定地点，与接应的人碰头，我不能耽误时间。已经出嫁的大姐和长大了弟弟们都来不及赶回来见面，我只在家中停留了不到一个小时，万般不舍也只能依依惜别了。我告诉母亲：我就要回广州了，我们一家在广州再见!

　　还在往码头赶的路上，远远地就听见了集合的号音。原来我走后不久，柴火食品就买齐了，部队吹号召唤我归队，可我离得远没有听到。回到船上，号兵见到我就一个劲儿地埋怨：你害得我把号都差点吹破了!

　　赶紧向团长销假，虽然迟了点，但团长也没有批评我。我这次探家在船上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轰动，那天晚上，半夜起来“上厕所”的人特别多，陆续有人跑到我的铺位前来问长问短：怎么样，见到了妈妈了吗?他们脸上的表情，一半是为我高兴，一半是羡慕妒忌加期许。大家都想家了啊!

　　进入广州

　　我一回到船上，船马上就开航了。连夜行驶，天还没亮时到达了三水的河口，这儿有一条“广三线”(广州—三水)铁路直通广州，113团直属部队的大部分人在这儿下船，准备等后续部队到达后一起乘火车去广州。我们则在船上等候。 大概就在当天上午，日本人来导航的小火轮就到了。时间掐得这么准，我估计是先遣组用携带的电台与广州的日本人联系好的。

　　日本人的小火轮船头插着两面旗帜：中国的青天白日国旗和日本的太阳旗。汽船收拾的干干净净，船上的日本人服装整齐，态度毕恭毕敬。

　　我跟着先遣组的几个成员上了小火轮，主要监视日本人的行动，不过一路上他们都很顺从。

　　船向着我的家乡行进，沿途都是我熟悉的景色，不久，前方朦胧的岸线上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轮廓，我一眼就认出，那是爱群大厦!它在抗战爆发的时候才刚刚落成，当年是广州最高、最雄伟的建筑，也是我在流亡贵州和国外受训作战期间，经常与朋友们谈天吹水的炫耀话题。

　　广州沦陷时，我母亲带着一家老小挤上最后一班船，从它的脚下仓惶逃出;经历了无数苦难和生死关头，七年之后我以一个胜利者的身份重回它的身边，那种激动的心情，不是亲身经历的人是无法体会的，也是无以言表的。我指着它，骄傲地向船上的战友们介绍：这是我们广州的爱群大厦啊!

　　岸边聚集了很多来欢迎的市民，还有一些新闻记者，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我们上岸时，市民们自发地鼓掌，记者忙着照相，场面出乎意料地热闹。一股自豪与温暖涌上我们每个先遣组成员的心头，而我尤为突出，因为我可能是在光复后第一个回到自己家乡的广州籍的国军啊!

　　接收诸事

　　先遣组上岸后入住爱群大厦，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联系接收事宜。不久113团从河口乘火车到达广州的石围塘车站，乘船进入市区。后来还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入城式，具体时间是9月初，部队行进的沿途都受到市民的热烈欢迎。新38师的后续部队也陆陆续续到达了。

　　我离开先遣组回到谍报队，随师部先后驻扎过沙面、维新路、沙河等地。我们的任务主要是在接收的过程中进行观察和监督，防止出现意外。在我的印象中，市区的接收工作主要由先期到达的113团进行，其它部队负责郊外的一些接收。整个过程十分顺利，没有出现过反抗、动乱和波折。大概有这么些事情：

　　收缴武器。新38师的部队根据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指令，按照日本人提供的地点等资料，到日本军队的驻地去收缴武器。我们谍报队员就站在周围的老百姓中间，观看整个过程。日本人把武器擦得干干净净，摆放得整整齐齐，一眼看过去很舒服的感觉，只是跟我们的美式武器比起来，他们的装备显得落后和陈旧多了。日本值星官向我们的接收人员点数交接，过程很简单，时间也不长。门外看热闹的老百姓有时候会鼓掌，喊叫几句，人人脸上都是一种扬眉吐气的表情。

　　集中俘虏。部队把武器收缴之后，便将日本军人集中起来，押送到俘虏营去。记得俘虏营好象是在南石头。我没有去过，但后来经常见到日本俘虏被带出来干活，主要是扫大街搞卫生。日本人在占领时期耀武扬威横行霸道，一旦当了俘虏，却俯首帖耳十分听话。那些扫街的日本兵干活还挺认真，我们经过时，他们会停下手中的扫帚，微微俯身，以示恭敬。没有听说过日本俘虏闹事的事情。

　　节制地方武装。广州附近有一些地方武装，如挺进军、忠义救国军等。新38师在内部发了通报，要求防止地方武装擅自与日本军队接洽受降、接收事宜。因为我们联系早，来得快，这些武装看见市面上已经布满了正规军，他们就没有进城。那时像我这样从国外打仗回来的基层军官只知道我们是代表政府进行接收的正规军，要防止其它杂七杂八的武装特别是土匪来搞乱秩序。

　　受降仪式。广州的受降仪式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师部谍报队被分派的任务是进行外围警戒，主要是上街巡查，注意有无突发情况。我知道受降仪式上的警卫部队都是我们新38师的，不止受降仪式，连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的警戒和守卫都是我们新38负责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军容和装备都比较威武吧。为了庆祝胜利和受降，在中华南路(即现在的解放南路)还用竹子和木架搭了一个彩色的牌楼，正面是一个大大的代表胜利的“V”字，非常亮丽，这个牌楼保留了好多天。

　　萝岗收炮

　　这件事当时是机密，现在要不要公布出来，我还一直在犹豫呢。志愿者们劝我说：近70年过去了，不要说这点小事，就是惊天的秘密，也可以解密了吧!但我总有点担惊受怕的。架不住志愿者的一再劝说，2015年还陪我专程去了一趟萝岗寻觅，看到当年的祠堂已经荡然无存，当事人更是无从查找，这才放下心来。

　　说起来，还真是件小事。

　　光复后，部队进入广州不久，接收工作进行得七七八八时，我们得到一个情报：在郊县萝岗，有村民私自收藏了日军的两门平射炮。炮是重武器，流落民间十分危险，部队要求必须收缴回来。这个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这个广州仔身上。

　　那时地方上还比较平静，老百姓对国军也热情。我把情况尽可能先了解清楚之后，靠着侦察经验和勇气、本乡本土的底气，骑着军用脚踏车，单枪匹马地奔去了。从广州到萝岗有路可通，但路况不好，碎石铺的就算最好的路面了。我道路不熟，沿途七拐八弯，问了好几次人才找到情报上说的那个村子。

　　我把车停在村口的大树下面，自己步行进去。先去祠堂，果然在祠堂里找到了村里的几位长者，其中一位明显是管事的，看上去在众人中最有威望，可能是个村长(也许是保甲长)。

　　我开门见山地跟他提到收藏的两门炮，他先是矢口否认，连说“冇啊，冇啊(没有啊)!我们老百姓，收炮来有什么用呀….”

　　我说，用来凶人嘛，乡里械斗的时候，你们亮出炮来，不就把别人给震住了?很威风的哟!

　　他笑了。我乘机把消息来源巧妙地提了一下，证明我已经很有把握，他就不再吭气，算是默认。

　　我就开始劝他：你们拿炮真的没什么用。械斗都是杀到埋身的，大家互相这么近，怎么发炮呢?而且你们会放吗?有炮弹吗?

　　他摇头。

　　我乘热打铁：又不会用，又没有炮弹，炮就是个摆设罗，不但要费力收藏保养，还要担风险。你知道啦，政府是不准许民间私藏武器的，更不用说是炮了。不如交给我们部队，一身轻松。乡里乡亲的，我是为你们好。

　　他还是没有表态。我又劝说了一阵，看他仍在犹豫，想着可能他一个人做不了主，给他留点时间跟乡亲们商量一下也好，没再勉强。

　　回去向队部汇报之后，第二天，按照队里的指令，我带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士兵又进了这个村，又到了祠堂里。包括昨天那个村长在内的几个长者正聚在一起议论。看到我们来，他们有点紧张。听说他们之前的争论分为两派意见，一派认为交出去不划算，另一派则怕惹事。可能被我们这几个武装军人镇住了，我再跟他们陈明利害，很快，同意交的这一派就占了上风。

　　村长带我绕到祠堂的后部，那里有一个过道，两边临时用砖砌起来挡住，他示意我往里看，果然，炮就藏在这儿。

　　部队派来了一部大卡车和几个武装士兵，拉走了这两门炮。村民们都在外面围观，小孩子特别多，当新奇东西看。离开时我跟村长和长者们告别，他们眼里的表情很复杂。

　　师部给了我一个嘉奖。

　　解放后，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因为担心牵涉到一些告密、劝说等的当事人。老实说，这种日本造的平射炮，我们全副美式崭新装备的新一军是看不上眼的, 部队要收炮的真实原因，是不让这种重武器落到共产党游击队的手里。

　　现在说出来，应该不要紧了吧

　　劫后团圆

　　我虽然是光复后随先遣组第一批回到广州的本地籍军人，但因军务在身，职责所限，不能擅自离开部队自由行动，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看看我的家。不久后，听说我母亲带着大姐和弟弟们回来了，我才请假回去跟他们团聚。

　　当年匆忙离开的家，已经变成一片废墟，遍地瓦砾，门、窗等木质的东西全都没了，听说是被难民们拆来当柴烧了，可见在沦陷时期的广州，普通平民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当年家中留下了不少物件，来不及也没能力带走，自然全都无影无踪。没有了原住处，我们一家人只好寄住在亲戚家。大姐已经出嫁，弟弟们有的还小，全靠母亲在广卫路摆小摊维持生计。虽然家产尽失，住处简陋，但人还健在，一家人历经劫难平安团圆，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28 10: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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