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天荣：我在蒋介石侍从室工作的片断回忆
2018-11-12 15:05:37  来源：《广州文史资料》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八年我从陆军大学第十四期毕业，被分派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对有关抗战的某些事件，某些人物的活动、侍从室机构作用以及蒋军派系矛盾斗争等一些内幕，略有所知。现只凭个人的回忆写出，虽属片断，但都是亲身经历或亲见亲闻，可供治史者参考。由于事隔将半个世纪的悠长岁月，自己年近八旬，记忆力衰退，加以政治思想水平的局限，错误、遗漏之处，希知者加以补充订正。

　　一、我入侍从室经过

　　一九三五年我由广东陈济棠第一集团军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师(师长叶肇)保送考进南京陆军大学十四期肄业。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年九月陆大奉令停课，分发在校尚未毕业的学员赴抗日前线部队服务。当时余汉谋已升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叶肇升任第六十六军军长率领该军到上海参加抗战。我和陆大同期同学李文伦先回广州余汉谋总司令部报到，准备回到叶肇所部效命。但第四路军总部参谋处长陈勉吾留我们在他的参谋处工作，不肯放走。十月间，我们接到陆大在长沙复课的通知，我即由广州往长沙陆大继续完成学业。为什么陆大最初要停课，相隔一个月又召集复课?这是因为当时德国顾问的建议，认为适应抗战的需要，陆大应该停办，把学员分发到前线服务;苏联顾问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抗战是长期的，抗战部队需要参谋人员源源补充，陆大不但不能停办，还必须扩充，继续办下去。最初蒋介石采纳了德顾问的意见，把陆大在校学员分发前线服务，并由德顾问率领一部学员赴华北战场参战。经过一个多月战争之后，又依照苏联顾问的意见，决定陆大迁往长沙复课。

　　陆大学员是带薪入学的，三年毕业，一般回原部队服务。但是从陆大十四期在长沙复课起，因各部队均感幕僚人员缺乏，多迳向将届毕业学员罗致，许以高官厚禄，预发薪金，预约毕业后履任新职，廿九军团司令李汉魂就曾拍电给我和李文伦许以上校参谋职位，预约毕业后即到其军团服务。我当时抱着“士为知己者用”的想法，决心在毕业后回叶肇的六十六军工作，婉辞李汉魂的邀请。当时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侍从室也电令陆大代教育长周亚卫，要在十四期学员中选两人任侍从参谋。周亚卫向十四期学员公开宣布愿去者报名。当时报名者有侯志磬、汪××(名忘)两人。由于各部队纷纷直接向陆大要人，而陆大同学亦有自找门路到各部队的，造成混乱现象。因此陆大自十四期起，军令部规定对毕业学员要统筹分配。我和十余位同学被分配到军令部服务。一九三八年七月间我们由长沙到武昌军委会军令部报到。我被分配在军令部第一所(所长刘裴)第三处(处长罗泽凯)服务。军令部临时派我视察武汉江防工事后，被通知调侍从室服务。因原先报名入侍从室的姓汪的同学未来，故由军令部次长兼侍从室主任林蔚选我入侍从室第二组补姓汪的缺。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撤退后，蒋介石在衡山召集军长以上军官开军事会议。叶肇来参加开会。他到侍从室找我，我要求叶调我到六十六军当团长，上前线杀敌立功。他说：“你在侍从室呆久些，搞熟了中央人事关系才出来，对你对我都有好处”。我对他说：“你的部队有困难，可来信给‘委座’(蒋介石)请求补助。”他回去后即来一亲笔信寄我转呈蒋介石，蒋批发补助费伍万元并复电叶肇“慰勉有加”。有一次，我在侍从室看到邹洪(广东省保安处长、暂编第二军军长)密电蒋控告叶肇骄横跋扈、排斥客军。邹将叶曾说过的“中央军到来，广东人吃贵米”的话，向蒋告发。我密函通知叶肇。叶复信说：“树大惹风”。蒋看了邹洪的密电，并未处理。我在侍从室工作了约半年，叶肇即电蒋调我任一五九师参谋处长，并专函告知我，叫我先任参谋处长，俟军内有团长出缺时，即优先用我。当时，第二组组长于达对我说，入侍从室需满一年以上方许调出，故未经呈蒋批示即复电不准。一九三九年八月间，余汉谋、叶肇、谭邃(六十六军军长)分别电蒋调我任六十六军参谋处长。于达即签呈蒋，说我在侍从室任职已逾一年，拟准予外调，以资历练。由此我得蒋的批准，离开了侍从室回到广东部队。

　　二、侍从室的机构和作用

　　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独揽全国军政大权，凡是军事委员会及行政院各部门的事情他都要管。特设侍从室这个组织庞大的机构，作为协助他个人统治的工具。

　　侍从室原设第一、第二两处，分管军事、政治方面事宜。一九三九年十月，又在筹划成立第三处，管辖全国党政军人事考核。

　　第一处管辖军事方面事宜，设主任一人，等于参谋长职权。原先主任为钱大钧，他在“西安事变”时受伤，以后调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我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侍从室，当时主任是林蔚，因林兼任军令部次长，工作繁重，故设付主任，由邹敏充任(邹字敩公)，帮他协理侍从室事务。林蔚字蔚文，浙江人，陆大毕业，属陈诚的十八军系统。陈诚十八军在江西“剿共”时，他是十八军十一师付师长。一九三九年夏，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第一处主任。一九三九年长沙大火后，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被调侍从室任第一处主任。张履新时带来随员两人，一为邬刚，中央军校七期毕业，任第二组参谋;一为他的亲戚×××(姓名记不起)，任他的私人秘书。此人因患胃病，蒋召见后批：“精神不振，要用也可。”结果张治中还是任用了他为私人秘书。蒋对入侍从室工作人员要求严守机密，用人极其谨慎。因此凡有介绍任侍从参谋、秘书人员，必先见蒋，得蒋同意批准后，才能任用。但陆大毕业学员则属例外。我在侍从室知道张治中曾经纠正过蒋介石的一些鲁莽灭裂的行为。有一次，蒋乘汽车往军委会办公厅途中，遇见一青年军官驾驶摩托车，车上坐有四个人，这是超过规定乘车人数的，蒋勃然大怒，令侍卫官上前查问，知道这青年军官是防空学校中尉×××(姓名忘)。蒋随即责令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拘押该青年军官并批示执行枪决。黄镇球在蒋面前诚惶诚恐地表示他教育无方，青年的母亲则哭哭啼啼，极其凄苦。有人劝其母找宋美龄说情，保留其子生命。但侯门似海，一个下级军官的母亲那能见到宋美龄呢?而且见了也不一定能挽救自己儿子的性命。倒是张治中敢在蒋的批示上签上“交军法总监部依法办理”，挽救了这青年的性命。

　　第一处下分第一、二、三，三个组。

　　第一组(总务组)组长陈希曾，浙江人，长期担任组长没有变动，他掌握侍从室的财政很久，是蒋的管理财政的亲信之一。

　　第二组(参谋组)组长于达，字平远，浙江人，陆大九期毕业，当过胡宗南的参谋长，由胡保荐给蒋当侍二组长。他能揣摸蒋介石的意旨，谨小慎微，取得了蒋的信任。抗战胜利后，蒋调升他为国防部第一厅(人事厅)厅长。

　　侍二组内设专职业务参谋若干员，其业务分配如下：

　　1、作战、人事参谋焦××(名忘)、黎天荣、焦××陆大十三期毕业入侍从室一年后，调任廿六军某师付师长，在抗战中阵亡。

　　2、情报参谋唐纵、侯志磬。唐纵字乃健，湖南人，湖南大学毕业后入黄埔军校六期毕业，是军统戴笠的得力助手，先任驻德武官并在德国学警察，归国后由戴笠保荐入侍从室任情报参谋。这是为了使军统局与侍从室在情报方面取得密切连系，以便于加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由于一九三九年夏第二处第五组处理日本人的政治情报(从翻译日本人密码得来)失当，将情报内容在报纸上透露，断绝了这条线的情报来源。于是侍从室成立第六组，统一办理军事政治两方面的情报业务，而以唐纵为组长。调参谋侯志磬、马××(名忘、安微人、陆大十五期毕业)两人，并从第五组调来秘书两人(姓名忘)联合办公。当时侍从室在重庆上清寺。第二、六两组同在一个办公厅办公。抗战胜利后唐纵任内政部警察署署长。

　　3、交通后勤参谋程××、卢××(名忘)两人。一九三九年在成都设立“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贺国光)。程调成都行辕交通科长。

　　第二组除上述专职业务参谋外，还有黄埔军校第一、二期学生任过师、旅长因故免职、由蒋介石指定降级调侍从参谋(或付官)、经过一段时间后即调出给予较高的职务的。我在侍二组服务时，知道有这样的事例：

　　李良荣，福建人，黄埔一期、陆大特三期毕业，他是基督教徒，一九三八年在抗日兰封战役时任师长，因作战不力被免职调回侍从室任上校参谋，分配在第二组服务。他回侍从室初次见蒋时，蒋问他兰封战役为何打败仗?他说，他的部队没有打败仗，只是因为上级指挥失当。蒋听着频频点头，表示对他信任。武汉撤退后，在衡山开军事会议期间，他常邀我于晚间出去散步，随身带着满瓶见宁丸，访问贫苦农民，进行施药。他对我说：“我们侍从人员在委座身边，要关心民间疾苦。”一九三九年他调任遵义新兵训练处处长，他邀我出去办一期学兵后当团长，我未跟他去。嗣后他的新兵训练处改编为师，递升廿八军军长，在解放战争期间升整编军长、福建省主席。

　　第三组(警卫、保安组)组长(姓名忘)，该组由侍卫、保安人员组成，内分若干股，股员若干不详。其中有中校股长黎铁汉，海南岛人，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军统分子，抗战胜利后任广州市警察局长。

　　第二处管辖政治事宜，主任陈布雷，等于秘书长职权。他是浙江人，原先在上海办报，撰写政治论文。从一九二五年北伐战争胜利年代，他为蒋介石罗致当了蒋介石的秘书，以后长期任侍从室二处主任，蒋介石许多公告文件，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能迎合蒋的意旨，写出蒋所喜欢的文章，甚得蒋的信用。一九三九年我在重庆侍从室看到有一位学者(姓名忘)谒蒋时，倾谈三民主义救国的理论，并询蒋的想法和看法。蒋对他说：“你可找陈布雷详谈，他的想法和看法和我是一致的。”就这样把这位学者应付走了。

　　第二处下辖第四、第五两组。

　　第四组(理论研究组)组长周佛海，原在中山大学任教授。他于一九二六年公开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著有《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所赞赏，任他为侍从室研究理论组长。

　　秘书李维果四川人，以后调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

　　秘书萧赞育，湖南人、黄埔一期生、复兴社核心分子。

　　第五组(政治组)与行政院有密切连系。组长陈方天，字芝汀，江西人。杨永泰在侍从室时，他是杨的得力助手。他长期任第五组组长。

　　第六组(情报组)综合管理军事政治情报。组长唐纵，详情如上所述。

　　第三处管辖全国党政军人事考核。主任陈立夫、付主任潘佑强。(一九三九年冬在筹备中)

　　三、广州失陷前后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外围南浔线展开激战，九月间鄂东田家镇失陷，日寇直犯武汉正面防线。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准备由武汉撤退到湖南郴州(湘粤边界重镇)。侍从室派我和侯志磬两参谋先到郴州打前站。大约在十月十一、二日我们由武汉乘粤汉线火车南下，沿途见到铁路两旁被日机疯狂轰炸，弹痕累累，有些地方被炸成深渊。日寇企图炸毁我华南交通大动脉，使我抗日前线部队瘫痪。可是，我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动员起来，汹涌澎湃的人流，日夜抢修被炸毁的路基和桥梁，夜间点着大光灯抢修，使火车通畅无阻。我们到郴州后，知道侍从室早已派老侍卫长(浙江人、姓名忘)率一部分人员在此做好设营工作。我们初到没有业务在身，乃约同侯志磬游览附近名胜××寺，据僧人说，张学良将军最近曾到此游览。我想利用侍从室尚未迁来办公的空暇时间，向侍卫长请假回广东家乡省亲。侍卫长托我顺便带信给曾养甫(广州市长)，要他为蒋介石订做广州式轿子(藤兜)一个，以适应这里出门见山的环境，坐轿子比较舒适。我于十四日乘火车抵广州。在车上遇着梁汉明(九十二军长)的胞弟梁耀明，相约于次日(十五日)同他去见曾养甫，因他的信宜同乡陆幼刚在市政府当处长，先找陆幼刚说明来意。陆说，形势紧张，市长事忙，如无重要事，信可留下转交。我便把信留下了。我原拟在广州逗留一、两天便回电白家乡省亲。但抵广州后，知道日寇十二日在大亚湾登陆，十三日惠阳失陷，广州形势紧张，人心惶惶。因此打销回乡计划，于十八日乘火车还郴州。当时火车站上人山人海，都是逃难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购买车票，非常困难，我拿出侍从参谋的名片，才买到车票。但上车时更是困难万分，我弟天成和梁耀明等来送车，他们见我无法上车，就合力把我抬起，扒着车箱的窗子上到车上。我返抵郴州后，听到十月廿一日广州失陷。听说余汉谋退出广州时非常狼狈，连警卫部队都没有带走。在逃往粤北翁源途中遇着谢义工兵营，乃收为警卫部队，护送他逃至三华。谢义以“护驾”有功，被擢升为教导团团长。

　　余汉谋因弃守广州，受到各方谴责。在余汉谋宴请第四战区高级将领的宴席上，吴奇伟也斥责余汉谋第四路军不战而失广州是军人的奇耻大辱，有负第一师荣誉。广州失守，幄奇(余汉谋别号)要负完全责任，要向国人请罪。在座的四路军将领听到此话时都黯然失色，余更是掉下眼泪。我在侍从室亲见邓龙光给蒋密电，控告余汉谋弃守广州的罪责，洋洋数千言。大意是说余纵容包庇嫡系惠州守将八十三军军长兼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说莫部队军纪废弛，走私漏税，贩运钨砂资敌，团、营长贪污腐化，擅离防地到香港过纸醉金迷生活，敌人登陆，部队无人指挥，自行溃退。在部队节节溃退之际，余汉谋还登报宣传打胜仗，以欺骗老百姓。(按：敌人登陆，惠州失守后，余曾派其嫡系六十五军军长兼广州警备司令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进出石龙、石滩，担任收容部队阻击敌人，稍挫敌锋。余籍此宣传打胜仗，打退敌人。)并控告余不战而弃守广州，民情激愤，要求严惩余汉谋。

　　余汉谋为了推卸弃守广州及惠州失陷的责任，一面派黄植楠(当时任前敌总指挥李振球的参谋长，以后调任廿三补训处处长)将其嫡系惠州守将八十三军军长莫希德押解重庆受军法审判，一面又暗中请求何应钦向蒋求情挽救。我亲见何应钦在军法总监何成濬呈蒋对莫希德的判决书上所签的意见，大意是说莫希德守土有责，所部军纪废弛，敌人登陆不认真抵抗，失去华南重镇及大片国土，本应从严惩办，但姑念他对完成国家统一事业有功(指的是一九三六年余汉谋拥蒋倒陈，广东归附中央)，请予以功抵罪，从宽判处。蒋则在判决书上批：“非枪决不足以谢国人”。我当时想：蒋这样的批示，必然执行，莫希德难免一死。但事实适与我所想相反，莫希德并未被枪决，直至抗战胜利后，却释放出来了。蒋介石对余汉谋弃守广州，也不给予严厉惩办，而仅给予记过处分。其原因，我以为除如上所述，余汉谋于一九三六年拥蒋倒陈归附中央，对蒋有功外，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时，余汉谋是在全国地方军队中，第一个发出通电表明态度，拥护蒋介石，谴责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因而取得蒋的欢心。更有重要原因，广州失守的责任，蒋介石亦不能辞其咎。因为当时蒋介石判断华南是英美法的势力范围，日本不敢进犯华南而得罪英美法，因此不派重兵保卫广州，而且把广东的精锐部队(六十四、六十六军)调出外地作战。在广州失守前夕还下令将独立二十旅调赴武汉，企图依赖英美法的势力，保住华南。故在武汉将要撤退时，蒋还准备在湖南郴州设抗战最高统帅部。当时侍从室派我到郴州设营，这一事实可看出蒋介石当时的想法。迨广州失陷后，蒋介石在衡山开军事会议，才改变主意，决定迁都重庆，定重庆为战时的陪都。

　　自广州失守后，四战区代长官张发奎以余汉谋的嫡系六十五军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李振球作战不力，要余解除他的军职，以张的嫡系缪培南取代六十五军军长。守增城的一八六师师长李振则调六十五军付军长，以总部参谋处长赵一肩继任一八六师师长。蒋在重庆召见了李振球和李振。当时我也在座陪见。看到李振球先入内客室见蒋时，精神萎靡，拘谨局促，蒋对他很冷淡，讲了几句话后(说的什么记不起了)就让他告辞退出。跟着李振入见蒋，先说十二集团军两个付总司令分工，一是叶肇(在广州失陷后，叶肇由南浔线奉调率六十六军回粤，他升任十二集团军付总司令，军长由付军长谭邃升任)在前方设指挥所，担任指挥作战任务，一是王俊(王俊原任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在广州失陷后，我看到他写亲笔信给蒋，说在广东部队当参谋长无权指挥部队，要求调任付总司令，蒋批准了)在后方设立军官训练团，担任军官轮训任务。李振说至此，稍停顿了一下，蒋认为没有话可说了，示意他退出。他忽然站起来说还有重要事要报告。蒋立即露出笑容，叫他坐下继续说下去。他说，他率领的一八六师是新成立的部队，在作战前几个月请领轻机枪发给新兵训练，武器成箱堆在仓库里，参谋长王俊不肯批发，临战前才仓卒发下，士兵未经训练不会使用。敌人登陆，王俊派他率领一八六师新兵担任增城防线长达二百余里，这是纸上谈兵。蒋细细听着，频频点首，表示对他好感并对他“慰勉有加”。

　　四、李汉魂主粤政内幕

　　自武汉撤退，广州失陷后，蒋介石到衡山召集军事会议。我随侍从室亦到了衡山，临时驻在南岳崇圣寺内办公。崇圣寺周围古木参天，环境幽静。自从蒋介石到此后，日机即来轰炸。当时参加南浔线作战的粤军将领叶肇和李汉魂亦被邀来参加衡山军事会议。我由叶肇介绍认识了李汉魂。我见他态度谦虚，使我对他印象很好。但论资历，当时我没有想到他竟一跃而为粤省主席的。军委会迁到重庆后，我亲见蒋介石致电西安行营主任程潜，要他“推举贤能，以共襄抗建大业”。并亲见程复以亲笔信，列举他所知的所谓“国家栋梁之才”、“社会贤达”及科技人员等数十人，其中先列举可任为封疆大吏者有薛岳、李汉魂等数人，每人都有评语。记得程潜保荐李汉魂的评语是：“励志忠诚，文武兼资，可任为封疆大吏。”(对薛岳的评语和其他人名都记不起了)蒋以后发表薛岳为湖南省主席、李汉魂为广东省主席。对李汉魂当粤省主席，当时有种种传说和猜测。有人传说李汉魂生来有贵气，当粤省主席早已命中注定;有的说，由于李的妻子吴菊芳满载一汽车礼物亲自送去给宋美龄因而取得粤省主席的。据我所知，蒋对广东的将领是最不信任的。我在侍从室时，组长于达曾对我说过：“广东人靠不住，委员长(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时，粤军将领都反对他。”蒋任用李汉魂主粤政，是出于程潜的推荐。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原来蒋对李汉魂的印象很坏，一九二七年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回粤，李汉魂任第四军廿四师师长进驻惠州，他把原驻军第十八师师长胡谦枪决，发布告说胡纵容部下军纪败坏，民愤极大。胡谦系日本士官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调任十八师长，是蒋的亲信。李汉魂杀胡谦，引起蒋的极度不满。随后蒋召见他，他不敢见蒋。一九三四年冬，陈济棠部在赣南追击北上抗日的红军时，李汉魂独三师与叶肇第二师分道追击红军。李叶两部在延寿遭遇，彼此误会发生战斗，伤亡颇大，李汉魂把它虚报为追击红军的战果，得到蒋介石的嘉奖。一九三六年，陈济棠借“反蒋抗日”为名，暗中勾结日本，准备打内战。李汉魂任陈济棠部独三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主任。他在汕头“封金挂印”亲自起草公开信，反对陈济棠，也得到蒋的赞赏。

　　五、杨杰出使苏联前后

　　杨杰字耿光，云南大理人，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从一九三一年至三七年任南京陆军大学教育长，是我国的有名战略家。著有《国防论》，主张在西安建都，利用太行山为屏障，抵御外来侵略。他对陆大十四期的第一、第二年的现地战术是以日本人为假想敌的。第一年(一九三五)在浙江嘉兴，假想乍浦、澉浦为日敌登陆点，在此研究阻击敌人的登陆战。第二年在山东大汶口、兖州研究对日持久抵抗的战术。以往陆大设在北平时期，陆大教育，操在日本人手里，陆大迁南京后，杨杰向蒋介石建议，创办了国防研究院，为陆大培养教官及高级国防人才，摆脱了日本人对陆大的控制。他掌握陆大教育，对积极准备抗日，培养军事人才是有一定贡献的。

　　当抗日战争爆发，他看到当时抗战局势，需要苏联援助，因此自请出任苏联全权特使。我在侍从室了解杨杰出使苏联后，接洽信用借款及军火供应，援助我们抵抗日本侵略，进行得很顺利。苏联源源不断以飞机、汽车、军火、石油经新疆再转运大后方支援我们。一天(一九三九年)我听到于达说，苏联援助我们的汽车满载石油经长途运输到达新疆，满车汽油已消耗迨尽，汽车经长途颠簸亦有损耗。苏联要求我们从新疆境内修条铁路直通苏联境内;从铁路运输军火、汽车、汽油援助中国，以免汽油的大量消耗。(当时我国尚未出产石油，汽油全靠外来少量供应，大后方汽车多用木炭当燃料。同年下半年，玉门油田钻出我国第一口井出产石油，但产量不多，)由于美英害怕苏联控制中国，不同意修这条铁路，说如中国允许苏联在新疆修铁路，则英美停止对中国的援助。由于蒋介石一贯依赖美、英，故没有应允苏联修通新疆铁路。嗣后，蒋介石在军委会办公厅接见苏联大使(名忘)，该大使带来苏联翻译，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当时我也在座陪见，回忆苏联大使说话大意是，苏联政府和人民帮助中国抵抗侵略是诚恳和无私的(似乎是针对上述不同意修新疆铁路而言)。并说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抱着极大的同情和赞许。并表示苏联应当尽力帮助中国抵抗侵略取得最后胜利。蒋石介听着频频点头，并说谢谢苏联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一九三九年夏秋间，蒋介石又派孙科为特使赴莫斯科进行洽商借款。此时我看到孙科从莫斯科给蒋来电，说杨杰在苏联进行商谈借款及军事援助态度傲慢，伏罗希洛夫对他极为不满。孙科又在一次给蒋电报中说杨杰放纵不羁，放弃外交使节的职守。据使馆人员反映杨杰赴巴黎跳舞，一去数月，流连忘返。杨杰有一次给蒋来电说他在巴黎(或伦敦)遇一荷兰人某某专家(姓名忘)自荐，发明死光，可以烧毁日本军舰，可否商谈订合同，每烧毁日军舰一艘给代价若干万元(他原电写明具体数字，我记不清了)。蒋接电后，没有电报答复杨杰。

　　五、英国武官取图经过

　　武汉撤退后，军委会到了重庆。一九三九年春，英国武官向蒋介石要求，取得一张《武汉会战要图》。蒋为了取得英美对抗日的援助，答应他的要求，即交代侍二组组长于达派参谋绘好送出。这晚刚好轮到我值星，于达因事外出，他对我说：“英国武官要取《武汉会战要图》一事，我已通知军令部作战厅办了，送来即速送出。”隔了一会约八时许，蒋叫付官打电话给于达催问《要图》事，我接电话，知道军令部尚未送出《要图》，即请同事侯志磬参谋坐小汽车去军令部催促。过了一刻，蒋介石叫我到楼上。我第一次上到蒋介石住的楼上(蒋住的官邸在重庆上清寺，是一座两层新式楼房，楼上一边是蒋和宋美龄的卧室，一边是蒋的办公室，楼下是一大会客厅和小会客室，会见蒋的客人或文武官员等先入大会客室等候，由侍从付官招待，等蒋下楼在小会客室逐一接见，由侍从参谋、秘书各一人陪见。这座楼与侍从室相隔仅数十步，原来均是范绍增的公馆，为蒋借用)，看见蒋介石独自一人正坐在办公室里批阅公文。公文是摆在一个约三十度角的长方形架子上的，听说是仿效他母亲拜佛读经所用的架子设计制成的。(蒋每晚规定侍二组呈阅公文不得超过十件，一般不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必由他亲办的就呈处主任处理。有时组长送阅的公文超过了十件，而又适值他有重要事时便会训斥组长一顿，问他：“为什么不按规定行事?我又不是事务官，要你们来干什么”?蒋遇着军政重大问题时，谁也不敢干扰他，否则就会碰钉子。有时我看到于达送公文给蒋看，回来自己敲脑袋说：“今天又碰上钉子了!”我们就知道他又受训斥了。当我踏进蒋的办公室时，蒋即发怒责问我：“为何不赶快把图绘好送出”?我答：“组长已叫军令部办。军令部尚未送出，我刚才已叫侯志磬去军令部催促办理了”。蒋听我解释后，却和颜悦色地对我说：“至今还未送去。我交代组长由组内绘好送去就行，他偏要军令部来办，拖延时间。”于达回来后，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他。他说：“会战要图是军令部作战厅主办的业务，叫他们绘制，是他们熟练，会绘制得快些，讵料他们不赶快来办。”这时，侯志磬参谋回来了，说他坐小轿车先到作战厅找人，他们晚上不办公，下班都回家休息了。侯即到作战厅长刘斐的公馆找着刘斐。刘正在家里设宴款待女客。侯告知来意后，刘才紧张起来，立即找来主办参谋连夜把图绘好送出。这里还要提及一下，侍从室的工作与一般机关不同，严格规定，每天的事，必须当天晚上办完，才得休息，不准拖延到第二天。蒋介石也经常办公至深夜。

　　六、蒋军派系斗争的内幕

　　蒋军的派系斗争是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的。蒋介石为了培养壮大私人势力，排除异已，因有中央嫡系与地方杂牌之分，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蒋军的中央嫡系内部又有黄埔系、何应钦派、陈诚派、胡宗南派等各派别之争，这都是蒋介石玩弄权术，一手造成的。而地方杂牌部队为了求生存，避免被中央吞掉又不得不向中央嫡系各派找门路与靠山，而中央各派为了壮大自己亦乐于与地方杂牌部队拉扰勾搭。这些派系矛盾斗争错综复杂的内幕，则非局外人所容易了解的。我是在侍从室工作，掌管人事业务中，才逐步了解其中一些内幕情况。

　　我于一九三八年进侍从室，主管作战与人事业务，制订有全国军队团长以上花名手册，有人事更动，随时填改呈蒋。人事档案则为铨叙厅主办。但各军、师长以上升迁任免多由各战区司令长官或总司令直接电蒋批示，我接到此类电报，一般都签“拟交何部长核办”(当时何应钦任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人事升迁，一般是归他考核后呈蒋核夺决定的)。一次我照例签“拟交何部长核办”，于达却将“何”字改为“陈”字，我问于达说：“陈部长是政治部长，主管政工的，怎么军事长官的职务调动要交他核办?”于达告诉我说：“凡是西北地区军师长以上人事更动归胡宗南考核，西南地区归陈诚部长考核，这是委座交代的”。从此我才了解蒋的意图是要培植壮大胡宗南、陈诚这两个心腹势力，以便控制他所认为隐患的西北地区的共产党和西南地区的两广军队。(于达对我说过两广人靠不住。他所说的两广人是指反对过蒋介石的桂系和广东的陈济棠张发奎、陈铭枢等)当时胡宗南是卅一(?)集团军付总司令，蒋许他特别成立集团军付总司令部。其实他的付总司令部的编制组织比一般总司令部还要庞大，他的权力早已超过总司令，有的不归他隶属的军师长升迁调动，只要胡宗南的亲笔电(电文尾有一亲字就表示他的亲笔电)呈蒋，蒋必批准。胡宗南要求调用的人，也有求必应。胡宗南一次要调西安行营付参谋长张××(名忘，淅江人陆大毕业)任他的付总部参谋长，最初行营主任未答应，但胡再给蒋电要求就被批准了。又如军校六期生何奇，陆大十四期毕业后到胡宗南处服务，胡保他任师长，按他当时的资历尚浅，又没有战功，是不够升师长的。但是由于胡的保荐，蒋就破格批准了。(此人进犯解放区，被人民击毙)胡宗南与何应钦同属黄埔系，师生之间互争黄埔系也有矛盾。蒋内心偏爱胡宗南，但对何应钦的资望，又不得不尊重。一九三九年夏我看到蒋鼎文来电保升胡宗南为卅一集团军总司令。如上述胡任付总司令的权力早已超过总司令。蒋鼎文这一电报只是一种“顺水推舟”形式。但出乎意料，蒋介石未有批准，以为他资历尚浅，羽毛未丰，不可学飞。旋由何应钦签呈，蒋立即批准了。因何深领蒋意，依蒋意行事，而蒋亦以此给何以假人情表示对何的尊重。这些情况，非局外人所能理解的。侍从室第二组组长于达原系胡的参谋长，由胡保荐给蒋，成为蒋的军机心腹之一。一九三九的蒋的儿子蒋纬国回国之初，蒋介石即叫他先到胡宗南部服务，好像是当炮兵上尉或中尉。(当时组长于达还向我大发议论，说蒋如何教子有方，不溺爱，要其子从下级锻炼吃苦，不像孔祥熙那样溺爱子女，子凭父贵，孔令侃一出就给予高官等)

　　关于西南地区的部队，蒋介石的意旨是要扶植陈诚的势力而加以控制的。当时在这个地区的高级将领如张发奎、薛岳都是走陈诚路线的。由此很多人推断误认为余汉谋也是走陈诚的路线。其实余汉谋则是走何应钦的路线的。因陈诚与余汉谋在粤军第一师同事时，关系就搞得不好，故当余倒陈(济棠)后在当上第四路军总司令时就找何应钦的亲信王俊当参谋长，利用他当桥梁与何应钦连系。抗战开始后，广州设第四战区，初以何应钦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任副长官，这样两人就更加拉上关系。自余拥蒋取代陈济棠掌握广东军权后，而蒋始终对余是不信任的。最初则利用广东内部矛盾进行拉拢收买，挑拨离间，如一九三六年发表李扬敬为第六路军总司令率两师入闽，进行分化余的部队，被余疏通这两师的师、旅长通电反对，迫蒋不得不收买回成命。但蒋一计未成，又生一计。翌年抗战军兴，蒋未征得余汉谋同意，便发表李汉魂、邓龙光、叶肇三人为军长。这三人中，除叶肇算是余汉谋原第一军的嫡系外，李、邓均系老四军张发奎的旧部。余见蒋玩弄权术，分化其部队的作风，极感焦虑和不满。当即另行保荐张达、张瑞贵、李汉魂、李振球、叶肇等五人为军长，把邓龙光的军长职位剔除了。这样余汉谋虽然保持其嫡系占优势，但由此引起邓龙光对余的怀恨(俟有机会便对余进行攻讦，如上述余失守广州后邓便给蒋密电控告余汉谋弃守广州的罪责)而蒋也就达到挑拨离间的目的了。后来，蒋对余内部的人事控制，有时不得不尊重余的意见，如一九三九年我看到张发奎电蒋保林廷华为一五八师师长，蒋批复张电，要他先征得幄奇(余的别号)同意。张复电说已先征得幄奇同意。同时余也亲给蒋电表示同意，蒋才批准。

　　上面所说余汉谋是走何应钦的路线不受陈诚控制。但余的部下六十六军叶肇因外调参加南浔线作战归九战区薛岳指挥，与陈诚又间接发生关系。故当他被擢升卅七集团军总司令时，他以为是陈诚保荐的。(因他不了解内幕，他的擢升总司令是由军令部担任南浔线作战的科长吴××将他在南浔线作战的战绩报上去，由蒋直接选定擢升的。这是吴对我说的，他是我陆大同期同学，名忘)，故空着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职位，要求陈诚派亲信担任，企图以此同陈诚取得连系。但叶肇的卅七集团军在昆仑关作战几个月，陈诚尚未派参谋长来之际，而叶肇因与白崇禧发生矛盾，以“违命避战”受撤职查办处分，交军法审判。白崇禧要军法判他十五年以上徒刑，还是由余汉谋要求何应钦讲情，由军法判他七年徒刑。周亚卫是军法审判官之一，开庭审判时为他辩护也出了力。当时法律规定，七年以下徒刑准予保释服役，以后由薛岳保释戴罪服役，派他任九战区干训团代教育长。

　　在此附带要说的就是白崇禧拉拢杜聿明的一段插曲。杜聿明原属黄埔系何应钦派。他是从率第五军机械化部队打昆仑关而得到蒋介石的重用的。记得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时，杜是二○○师长驻在湖南湘潭，我由长沙随陆大十四期去参观过这支仅有的机械化师，杜聿明对我们说，从意大利购来的这二○○辆(?)坦克，全是人家的废品不能用。一九三九年杜聿明已升任第五军军长，当时已成为美械装备的机械化部队驻在广西全县，不知何故，我亲看到蒋介石曾下令要撤换杜聿明并要调走第五军离开全县。旋由白崇禧来电力保，说杜治军纪律严明，据广西全县民众反映，军民相处非常融洽，要求蒋收回成命，保留杜聿明第五军的职位。蒋才取消前意。一九四○年春，白崇禧指挥杜聿明第五军参加广西南宁昆仑关战役之际，当第五军攻击昆仑关紧急时刻，白崇禧临时调卅七集团军叶肇指挥的六十六军参加这一战役，白先把六十六军的精锐师一五九师增援第五军，并拨归杜聿明指挥，而一五九师在这一战役攻克立别岭以及抢先攻入九塘均立有战功。当时为总司令叶肇指挥的只剩下六十六军的一六○师，临时另拨战斗力极差的二○八师归他指挥。当敌人从钦州湾登陆，迂回包围我军时，白崇禧还要从一六○师拨出一个团分割使用，以攻击迂回之敌，这就造成叶肇对白的不满。我当时任六十六军参谋处长，亲听到白打电话给叶肇，要他派一六○师一个团出击迂回之敌，军长陈骥在旁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叶肇跟着忿忿地回答白说：“我们的阵地不要了吗?”这样触怒了白崇禧。昆仑关战役失败后，叶肇受到违命避战交军法审判的处分，六十六军被取消番号，军长陈骥被撤职。白崇禧对此曾说叶肇骄横跋扈，不听指挥，只有幄奇(余汉谋)才能受他的气。

　　七、程潜西安遇炸

　　程潜是国民党的元老派之一。他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二期，在学勤奋，是成绩优异的高材生。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原拟定他为校长，蒋介石为付校长。因蒋不愿当付校长，离粤去沪，而由张继等向孙中山疏通，校长正位才归于蒋。一九二六年国民政府举行北伐，蒋任北伐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程任第六军军长。一九三五年我进南京陆军大学十四期，在陆大十一期毕业、十四期入学典礼大会上，我亲聆程潜在大会上的训话。程当时任参谋总长，陆大教育归参谋本部管辖，校长蒋介石挂虚衔，教育长杨杰掌握教育实权，而杨杰在北伐时任程潜第六军参谋长，是程的亲密幕僚长。当时陆大自教育长杨杰以下师生对程潜德高望重都很景仰。抗战开始时程潜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冯玉祥第三战区、何应钦第四战区、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九年程潜升任西安行营主任。是年夏间一天，敌机空袭西安，西安行营的防空洞被敌机轰炸，炸弹落在洞门口，通气孔被封闭，当时躲在防空洞内的多属行营高级人员，因窒息致牺牲的将级有十四人(或廿四人记不清)之多。行营副参谋长张某(忘其名)已批准调任胡宗南集团军参谋长因未离职而遇难在内。据统计这次将官牺牲人数超过抗战以来全国将官阵亡人数，比之不久前陆大十五期将届毕业学员由遵义乘汽车赴重庆听蒋介石训话，路经吊尸崖，因车失误掉落千丈悬崖尤为悲惨!当时侍从室人员，听知行营防空洞噩耗，非常震惊和悲痛。唯庆幸行营主任程颂公获救(程潜别号颂云，颂公是人们对他尊称)。这次程潜能得救的原因，首先是偶遇有一空军人员因事到行营，适遇空袭，即躲在行营防空洞里，因他身体强壮，为人机灵，当防空洞被炸后，他还能看到洞内隐约有一线微光，他一人就从这里挣扎爬出来，立即找人挖洞抢救;如无此人在洞内，则洞内全部人员窒息，同归于尽。(此空军人员曾到过侍从室，我见过，姓名忘了，上述具体情况是由他讲述的)其次，当时程潜与参谋长晏××(名忘)坐在一起，参谋长见洞内人员一个个倒下去，乃拖着程潜奔向洞口时就倒下去了，当挖洞抢救时因程倒在洞口，第一个被抢救，才得起死回生，(随后挖出来的因窒息时间过久，已回生乏术)可谓“吉人天相”。当蒋介石接到西安行营遇炸，程潜是第一个被抢救出来，但还在昏迷状态并未脱险的消息时，对程的安危表现十分关切，除电西安要救护人员尽一切努力抢救外，还吩咐我们随时收到报导程潜病况，立即呈阅，不得延迟。两天过后，收到来电报告，知程已脱险，逐渐恢复健康。至此，蒋才喜形于色。

　　八、李福林要求回广州敌后打游击

　　李福林，广州大塘乡人，原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他出身微寒，年青时当小捞家，常出入赌馆，以玻璃灯筒暗藏身内冒充手枪，吓唬赌客，勒索要钱，故浑号李登同。以后参加同盟会，收编绿林队伍编为福军，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活动。一九二五年广东国民政府组织北伐军，他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他派出一师参加北伐，军主力留守广东，归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琛指挥。一九二七年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由武汉率师回粤，驱逐李济深造成张(发奎)黄(琪翔)事变，李福林当时站在张发奎一边。张发奎失败，李济深回粤，李福林的军长也就丢掉了。从此他一直住在广州河南。一九三九年夏，李福林到重庆见蒋介石。蒋在上清寺宦邸接见他。我当时亦在座陪见、见他老态龙钟，语言口齿不大方便。他带来了一位文人扬××(忘其名，此人我曾相识，是中山县人，当过驻外领事，一九三五年我在南京陆大读书与他同住在南京鼓楼二条巷一幢楼房)替他说话，说他在广东乡土人情熟悉，并有旧部散处各地，要求蒋给他名义，回广州沦陷区，组织游击队伍抗击敌伪。蒋当时委婉地对他说，还是代表中央，出去海外(南洋或美洲记不清)宣慰海外华侨，捐输款项，囊助祖国抗建为好。李听后不再解释和要求即告辞退。在他辞别时蒋亲自送出会客厅门外台阶下，表现对他十分尊敬。这是我进侍从室将一年以来，从未见过蒋以如此尊敬的礼节对待客人的。我回来对组长于达谈及此事。于达对我说：“蒋在粤军服务时与李福林的私人关系就很好，李常带蒋穿便服出游，自充向导。并说，一次，粤军将领密谋害蒋，李向蒋告密，蒋有所防备，才不致遇害。因此蒋对李格外尊敬，不足为奇。”李福林是否履行出海外宣慰华侨的任务，我不了解。但在一九四五年二月日本投降前夕，蒋终于派他为广东军事特派专员，潜回广州沦陷区，收编敌后土匪武装及勾结汪伪军，准备配合蒋军抢收人民胜利果实，这是后话了。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11-12 15:0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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