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唯一由我党领导的抗战大报
2016-07-22 15:12:12  来源：嘉兴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报纸一张张印出来，又一筒筒卷好运出去”

劳掌荣(男，1925年生，现居桐乡市洲泉镇后塘村)

《浙西导报》搬到我家后面那一年，我十五六岁。当时没有上学就在家务农，他们什么时候搬来的又是什么时候搬走的，我现在已经不大记得了。只记得当初，有这么七八个人在后面那户农家里进进出出，带头人是个女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叫吴梅。虽然是个驼背，但听说这个女人很有本事。办报的人吃住都在农户家里，跟周围百姓的关系也很融洽。我听村里其他人讲，他们有时候会跟大家宣传共产党，号召大家入党，共同抵抗日寇。有这么一两次，我也曾看到他们还有一些外来的人聚在一起开会。但因为年纪小，我对这些不大懂，只隐隐地觉得他们不一样。虽然家里跟办报的地方只有一墙之隔，但我跟他们没什么直接接触，只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起去看过他们印刷报纸。报纸印刷通常在晚上。在一台机器中，一张张报纸很快被印出来，天还没亮的时候，又一筒筒地卷好运出去。

“那是一份由我们共产党人所掌握的报纸”

邱武荣(男，1923年生，现居桐乡市洲泉镇岑山村)

我是194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属于上峰支部，是该支部第二任书记。在入党前，我便对《浙西导报》有所耳闻，因为他们办报纸的地方离我当时的家并不是很远。后来入党了，我才知道《浙西导报》其实是一份表面由国民党控制的、实际却由共产党掌握的报纸。报纸的负责人是从海宁来的吴梅。当时在洲泉有三个党支部，一个是中共《浙西导报》支部，一个是中共洲泉区委，一个便是上峰支部。巧合的是，中共《浙西导报》支部书记陈才庸也是我们上峰支部的第一任书记。我跟报社的一些党员也有过短暂接触，常帮他们传递一下消息、收集一下情况什么的。1940年11月，《浙西导报》被国民党查封后，我们支部党员接到一项特别任务：将铅字偷运出来。最终，在报社内部人员帮助下，我们花了一个晚上将重约1000公斤的铅字“偷”了出来。铅字后来交给了中共洲泉区委，听说卖掉做了党组织活动经费。

7月初，走进海宁路仲，古朴的小镇透着宁静的味道。“除《浙西导报》外，这个镇上还有四烈士墓碑。”当地文化名人张智华介绍说。小镇上，钱君匋旧居刚经过精心修复。“当年正是用钱家提供的一台矿石收音机，《浙西导报》才收集到了来自各地的抗战信息。”张智华表示。

再也忍受不下去，要站起来吼叫了！1938年9月18日，经多方筹划，《浙西导报》的前身《啸报》，在海宁路仲和桐乡屠甸一带农村创刊。24岁的吴梅是报纸主要负责人。

吴梅，原名吴曼华，硖石镇人。7岁时因患腰脊骨结核病，落下终身残疾。1935年，在上海求学的吴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上海“一二·九运动”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她瘦弱的身影。1936年，吴梅回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当地报纸《硖石商报》上先后办起妇女副刊《女声》和抗日副刊《抗敌》。

“1937年11月初，硖石遭到日机轰炸，吴梅家的房屋也被炸坏。吴梅及其他进步青年将工作重心转到救护伤员上面。直到硖石沦陷前夕，他们组成爱国救亡团体离开家乡，辗转杭州、诸暨、绍兴等地从事战地救护和抗日宣传活动。”海宁市史志办的王国坚曾专门研究过这段历史。

1938年，吴梅与其他几名进步青年准备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但中共地下党组织一句“当前浙江也需要人”的话让她选择了留下，留在浙江开展敌后抗日活动。

可要如何开展呢？重返家乡的吴梅陷入了思考。此时，一则消息传入耳中：海宁印刷所老板外逃后留下了一台印刷机和半幅铅字。办报！有过办报经验的吴梅一下便有了主意。1938年夏，雇来一条船，吴梅在他人的帮助下，巧妙地将藏在稻草和破烂中的铅字、机器运到了海宁路仲镇郊农村。这一地区除附近几小股游击部队外，既无日伪据点，又无国民党正规军，地理位置偏僻，具有办报的良好环境。

泥船浜，历史上属于海宁地界，现在则纳入桐乡范畴。“原先就是在这个地方办的报纸，但房子已不是从前那个了。”64岁的庄荣金从父辈口中听说了不少当年办报的情况。“当年办报的房子是我爷爷的。爷爷是很开明的一个人。那时我们家有好几排房子。那些办报的人在屋顶上弄个天线，晚上用收音机收听外面的消息，然后写稿、排版、印刷。他们是很小心的，生怕被敌人发现，所以大多是在晚上工作的。”庄荣金回忆说。

正如庄荣金所说，创刊后的《啸报》主要利用收音机抄收一些国内外通讯社发布的消息，改编后刊登，还转载了金华、桂林等地出版的抗日小册子和上海租界发行的抗战报刊与进步宣传品中的有关内容。这份报纸每天出版8开2版或4开4版，在海宁、桐乡、崇德、平湖等地发行，日销售量约500份。

1938年冬，驻绍兴的浙江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工队来海宁、桐乡、崇德一带活动，《啸报》引起了队长胡云翼的注意，意欲接管报纸。经吴梅出面谈判，双方达成两项协议：一是《啸报》改名为《浙西导报》，宣传抗日宗旨不变；二是报社原有工作人员不变，胡云翼兼任社长，吴梅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划归国民党浙西行署管辖后，1939年国统区《文化战士》杂志曾特别刊登《我们是敌后文化小支队——浙西导报怎样产生的》一文，讲述报纸在当地民众中的影响：“看到报纸简直就像遇见亲人似的，会感动得滚下眼泪来，一个一个拿去偷偷地看，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而在王国坚看来，这份小小的报纸鼓舞了人心，让人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

1939年夏，因日军扫荡频繁，报社迁移至崇德县(现属桐乡市)洲泉镇郊蒋家浜，并将当地爱国青年金文楚主办的油印抗日小报《后盾报》并入《浙西导报》，开辟“后盾”专栏作为副刊。

在如今的桐乡市洲泉镇后塘村，《浙西导报》办报遗址早已无迹可寻。但与村里上了年纪的百姓说起《浙西导报》，大多数人都有所耳闻。1939年夏，复杂的斗争形势让《浙西导报》办报人员深切地体会到：没有党组织的领导，要办好报纸很困难。为此，吴梅专程前往浙南龙泉寻找共产党组织。在她的努力下，1939年冬、1940年初，中共浙西特委先后派党员张纪斐、陈才庸到报社。其时，省政工队二队工作也向报社驻地及桐乡发展。二队中共特支书记姚旦先后与张纪斐、陈才庸接上组织关系。

1940年2月下旬，中共嘉崇桐工委成立。《浙西导报》内党员组织关系划归嘉崇桐工委代管。同年3月，吴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浙西导报》支部同时成立。两名党员接连到报社工作，报社党支部也陆续发展了三名党员。洲泉镇上一群爱国青年和郊区农民也相继入党，成立中共洲泉区委和上峰支部。他们紧紧保护、支援着《浙西导报》各方面工作。

《浙西导报》也由此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政治方向更明确、内容更丰富的一张敌后抗战大报。报纸发行范围扩大到吴兴、德清、武康一带，日发行量1000份左右。在党组织领导下的《浙西导报》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宣传党的团结抗战主张上，1940年3月汪伪政权建立后，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意见，为推动浙西游击区抗日反汪运动浪潮，《浙西导报》连续发表了《反汪运动之新阶段》、《开展群众性的反汪运动》等社论，揭露汪伪政权的卖国性，分析其“和平救国”的虚伪性，戳穿了其“政治诱降”的罪恶用心。1940年夏，《浙西导报》刊登了延安召开反汪大会和毛主席讲话的消息，并发表《反对反共》社论，阐明共产党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严正立场。同年10月，《浙西导报》再次发表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内容的社论，强调团结抗日的思想。

在鼓舞人民抗战士气方面，1940年6月29日，《浙西导报》刊登了“英军在英伦海峡法海岸登陆，对德实施闪电式攻击”和“英当局否认和谈条件，表示继续奋斗决心”两则国际反法西斯消息。同时，《浙西导报》也重点报道了前线胜利战况。同年6月28日，《浙西导报》第一版除一篇社论外，其余9篇均为抗战捷报：“我再度攻入西山向南昌猛袭”、“我神鹰空军出动轰炸宜昌附近残敌”、“宜兴敌会同伪军再犯南站潘庄——我军迎头痛击”等。此外，《浙西导报》还积极报道各地特别是浙西游击区惩治汉奸的消息。

与此同时，《浙西导报》还积极发挥人民喉舌的作用，积极反映群众的呼声。1940年8月5日，《浙西导报》发表《强国教育文化堡垒》社论，呼吁“针对教师开展抗战教育、面向社会普及基础教育”。同时增辟“大众呼声”栏目，直接刊登各阶层人民的呼声，如小摊贩望商会从速解决代用券伪破问题等。酒酱店职工罢工要求加工资、纪念抗战三周年“义卖”运动等内容也是屡见报端，为浙西游击区救亡运动呐喊。

“那时报社社员还积极扮演‘意见领袖’的角色，经常到茶馆为民众读报，让不识字的百姓及时了解抗战消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博士后岳钦韬在其撰写的《抗战时期浙江省社会变迁研究》一书中指出，这些“意见领袖”所进行的二级传播，克服了当时基层民众识字率低、报刊发行渠道不畅、受众漠视甚至蔑视新闻报道等问题，最大限度地让基层民众感受到新闻的力量，从而转变观念和行为，赢得了更多的参与和支持。

桐乡市史志办姚雨静对《浙西导报》的作用进行过总结梳理。在她看来，《浙西导报》是我党在嘉兴直接控制和领导下的最有影响力的一张报纸。它是抗战的号角与火炬，为宣传抗日、鼓舞士气发挥了无法替代的喉舌作用；它是我党的秘密印刷厂，浙西地区大量的党内文件、资料、宣传都是由报社负责印刷的；它是一所没有课堂的抗战学校，为抗战事业培养了一批出生入死的年轻干部。

70多年岁月匆匆而过，如今留存下来的《浙西导报》已是少之又少。但透过报纸那深浅不一的铅字墨迹，我们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在那战乱纷争的年代里，在嘉禾大地上，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怀揣抗日救国的理念，将红色理想和革命热情挥洒在那一笔一画、一字一语间。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22 1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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