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晏|抗战回忆
2022-07-02 15:47:19  来源：烽火HOME 作者：( 刘乃晏之子/刘卫平)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回忆》前 言

　　每每想起我的父亲，就会有一个坚韌不拔、机智勇敢的形象浮现于眼前。父亲刘乃晏是一名历经战争风雨的革命军人，不惧生死拼杀出来的英雄战士，不怕困难充满血性的钢铁战士。他1940年参加八路军，1985年从原济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岗位上离休。

　　父亲从参军起，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浴火奋战了12年，先后五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

　　父亲从参军起，就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伟大的抗日战争，父亲不满16岁，就投入抗日的战场，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才21岁，他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在枪林弹雨的抗日战场上，用春春谱写了光辉。他五年奋战于鲁中，和万千个鲁中儿女一样，"疾风骤雨荡敌寇，英雄儿女战鲁中"，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我小弟弟在父亲92岁那年，特意为父亲写了一幅字，“献给16岁就敢于拿枪打日子鬼子的父亲。”多么形象生动的比喻，小小少年敢打鬼子，何等的勇气和力量。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整理编辑《父亲抗日战争的故事》，记述在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父亲，以此献给敬爱的父亲，和经历抗战的八路军将士们。

　　我今天整理完成了《父亲抗日战争的故事》，这是对父亲参加抗日战争最好的一种纪念。

　　关于抗战的事情，父亲刘乃晏留下不少手稿。开头，他写了如下一段：

　　最近部队、地方上有些同志来找我，想了解战争年代有关战斗和一些同志的情况。他们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有时候突然提出问题，我时常是一时想不起来，有的是当时回答了，后来发现回答的不够准确。为此，我就把一些战争年代的情况整理了下备用。

　　我一参军就在战斗部队，一直是在前线行军作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我参加的战役、战斗规模有大小、时间长短之分。有的战役、战斗几小时、几天十几天、甚至几个月。没有必要一一追叙，也不可能。只能选择有关战役、战斗的情况，简单整理一下。

　　已经有人向我问起参加过的战役、战斗有：大顶子突围、黑山庵突围、牛皮战斗、汪沟战役、诸满战斗、讨王洪九战役、淄博保卫战、张店周村战役、唐家店战斗、文埠战役、孟良岗战役、开封战役、淮海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等战役，涉及的有关人员有：周顺城、闻士清、李起常、姜振孝、沈继明、冯兆著、邵泽润、高报德、刘乃观、王林昌、孟庆玉、魏才玉、张端胜、王兆才、王洪泉、姜保顺、毛洪顺、潘玉连、吕贵吉、崔延生、冯长生、冯书远、毛挺绪、高荣祥、马文会、李进贤、曹化侦、高良清等同志。孟庆玉同志牺牲后，其遗孀受到错误对待，我写了证明后才被纠正。冯兆著同志牺牲后，其家庭一直未享受烈士待遇，让我不解的是孟庆玉的妻子保存有我们团长政委签发的牺牲烈士证明书，却把她当成了伪属对待。许多人都知道此事，尤其是他家乡的人都知道孟庆玉是在我军牺牲却被定为伪属，直到我写了证明才给解决。这件事使我思考了很久，历史居然被颠覆了，冯兆著的事情有原因。其他几位类似的情况不一一说了。另外，还有不少村长来找我，取日伪军占领时期的有关证明。这些情况，有的是环境原因，有的是人为导致。

　　黑山庵突围后凑在一起的七个人中，幸存者之一的毛洪顺同志职务虽然不高，但确是模范人物。他还能记得带着他们行动的刘乃晏，可我对他的名字却毫无印象了。我们七个人的行动，他记得的具体详细，比我准确。我们两个人记的凑在一起就比较全面了，如果还有几个人记得什么也许会更全面完整。可我不知道我们三个人中的另一个人——吕大个在哪里了?

　　由此，让我产生了回忆有关战役、战斗情况的兴趣，想起来就写下来。虽然不是全部的情况，但确有一定的代表性。

　　酒泉子 (忆沂蒙)

　　常记沂蒙，犹记当年战复战。

　　车马如潮人如流，抗战志气高。

　　往日弹痕今日许?人民支援铭肺腑。

　　惜别战地数十秋，何日得重游?

　(　刘乃晏作于1991年9月)

　　抗战回忆(一)

　　1941年1月至1941年12月，我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5连，参加了粉碎日军两次大规模的“扫荡”斗争。1942年1月，我在敌占区武工队，坚持3年打游击，发动群众，搜集情报，消灭敌特。1945年4月，回归鲁中军区主力部队。1945年10月，参加攻打王洪九战役2个月，被手榴弹炸伤，住鲁中军区医疗所1个多月。1945年8月，我跟随鲁中军区警备2旅，转战胶济路、津浦路沿线，连续解放了临朐、益都、博山、淄川、新泰、章丘、莱芜、蒙阴、沂水、临沂等地，巩固扩大了解放区，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怀着杀敌仇恨参军了

　　我的老家位于山东沂南县一个村庄。我1940年8月参加八路军时还不满16岁，那个年代为什么去当兵?是因为我亲眼所见国破家亡的惨景。

　　那个年代，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今天在东村杀人，明天又在西村杀人，老百姓整日担惊受怕，地种不成，学上不成，人们纷纷弃家逃难，家破人亡。只要鬼子来了，就把村子里能用的东西抢劫一空，老百姓只能长叹短气，万般无奈，任由蹂躏。有一次，鬼子来扫荡，年大体弱的四祖母对我讲:“你赶紧逃吧，我不走了，鬼子抓去就是死，我是逃不出去的，没有吃的，饿死也是死。反正就是个死，我不怕。”在逃难中，我刚出村，鬼子的飞机来了，我立刻爬在豆地里，敌机飞得很低，冲起的气浪吹得豆子摇摇晃晃的，飞机上日军飞行员狰狞的面孔，我看得清清楚楚。那个时候不懂飞机性能，生怕被敌人从飞机发现了，下来把我抓走。我紧紧地贴在地上，大气不敢出，心里嘣嘣直跳。飞机飞走了，总算逃过一劫。面对日寇暴行，村子里男女老少，不管在家里在街巷，都在议论，赶不走鬼子，这日子过不下去。只要是为了打鬼子，老百姓拿什么都舍得拿出来。有一年，国民党庞炳勋的军队，攻打跺庄鬼子，虽然没有消灭鬼子，让鬼子跑了，但老百姓把过春节的米面拿出来做饭慰问打鬼子的军队。村里人都在说，只要打鬼子，咱过节喝凉水也心甘情愿。有一次日军扫荡时，从我们村里抓走两个年青人，当天就在村西北角砍了头。面对同村一起长大的青年被杀，由此激发了我的民族仇恨和当兵热情，我觉着不抗日就没有出路，一定要去当兵打鬼子为同胞报仇。我走上革命道路，受党教育后，明白当兵是为了什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在抗日战争的峰火岁月里，我投奔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中，用青春和热血，在血与火的战场上，锤练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

　　▉一次受了“批评”的战斗

　　1940年10月初，日军“扫荡”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我刚当兵，在山东纵队蒙山独立支队2营任公务员，时任教导员李怀德(曾任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政委)。我在蒙山独立营营部期间，参加了一场战斗。

　　我们营奉命由驻地诸满附近村庄移至蒙山东南角的上闫店村。对敌人的这次“扫荡”，我们有比较充分的准备。部队进行了粉碎敌“扫荡”的动员，发了三天的给养，补充了弹药，等等。

　　两天后的一个早晨，在上闫店西北的山岭上同敌人首次交火。天亮前，我们吃过早饭上了山，约在七点左右，从诸满方向来了日伪军约有七八百人，敌人分两路向我们进攻。此前，营首长研究了这次战斗的打法，在敌人接近我阵地时，营首长叫我去5连传送命令。

　　我到了5连，把信交给韩指导员，他和连长研究了执行营部命令的战斗方案。韩指导员见我没有走，问我：“小刘，你想跟我们参加战斗吗?”我说：“是啊。”他说：“你跟我吧。”“是!”我高兴地回答。

　　稍后，敌人向我营的阵地正面发起了攻击，5连随即从敌人进攻的右侧发起了反击。我紧跟韩指导员身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我们一反击，敌人马上撤退了。不一会，敌人轻重机关枪、火炮一齐猛烈向我军阵地轰炸射击，不久，敌人开始进攻了。5连迅速撤回阵地，全营奋力抵抗后，向西北撤进了山里。敌人占领我军阵地后，没有向我们追击。

　　我随到营部汇报战况的韩指导员回到了营部。李教导员见我回来，第一句就问：“叫你去送信，你怎么参加了连队的战斗呢?”我马上立正，畏惧地回答说：“我错了。以后一定改正。”教导员说:“你这是违反纪律，你知道吗?”“是，是我犯了纪律。”韩指导员急忙说：“这不是他的责任，是我让他参加战斗的，教导员，你让他到我们连去吧。”“以后再说吧!”随后，教导员听取了韩指导员的汇报。我的心里略感宽慰。在从连队返回营部的路上，我就想到我这样做不对，是要受批评的，我作好接受批评的思想准备，但没想到受到的批评不重。教导员说:“你还站那里干什么，去想办法烧点开水来。”“是，我去烧开水。”我高兴地去烧开水了。

　　这次战斗打得不怎么激烈，伤亡不大。一是敌人数量尤其是日军比我们多。二是装备就更没法比了，我们全营没有机枪、步枪既杂又 旧，子弹也很少。三是部队刚整编，战斗力很差。所以，一旦交火，我们不敢蛮战。但就我个人而言，却收获不小。营长、教导员分析情况，制定战斗方案我在场，连队研究具体打法，我也在场，颇受启发。特别是指挥作战方面的常识，算是有 过接触了。过去也参见过几次战斗，但这次我收获最大。

　　这次敌人“扫荡”持续的时间不长，我们营后来打了几次仗，但都打的不是很激烈。

　　▉到扩军队去

　　1941年3月，营里派我到我家乡附近收集日伪军活动的情况。不久就听说，我们有的部队(该部队是原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在一些旧军官的带领下叛变了，我军的一部份干部(主要是政工干部)被捉走了，后来陆续返回，主要是一些战士将他们放回，以后，战士大部分也陆续返回。在此基础上，又调来几个连队，成立了新的蒙山支队，朱则民为支队司令员，刘涛为支队政委，下辖三个营。

　　十几天后，我回到了营里，接到要我去扩军队的通知。

　　我到扩军队时，扩军队只有刘巨儒等我6个人。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发展到60余人，但兵员质量不高，年龄有四十多岁的，也有十五六岁的，都没文化。其中有一名姓邵的，在国民党军队当过排长。此人30多岁，鬼鬼祟祟，拉拉扯扯的。

　　在扩军队时，我和战友经常到村子里去宣传抗战的道理，动员农村青年参加我军。其次，是发动当地人，回到村里去通过熟人联络发动农村青年参加我军。

　　特派员崔希法同志来扩军多次，听取汇报，了解情况，也专门找我向他汇报。崔特派员介绍我加入除奸网员，我直接接受特派员指导，做反奸工作。

　　在扩军队，我受过刘副指导员多次表扬，说我任务完成得好，有警惕性。

　　5月初，我们营5连 ， 以连长为首，组织部队投敌叛变。幸好被营部及早发现，5连连长等几个人，包括一名排长及副连长，一名排长和营部的两名便衣被我和战友逮捕，两名便衣立即被枪毙。营部特派员任5连连长，分支书记冯凯为5连指导员。

　　不久，我们扩军队奉命回营了。有二十几个人被分到5连，其余人被分到4、6连。

　　营首长同意我去5连的请求。在全连欢迎会上，当即逮捕了混进我扩军队，企图组织我军人员叛逃的那个姓邵的国民党排长。

　　崔特派员写了一封信，把我介绍给营部特派员张自 强同志(后兼任5连连长)。在5连召开欢迎大会的前两天，张特派员告诉我，后天晚上开欢迎大会，逮捕那个姓邵 的原国民党排长，并要我注意监视。

　　▉做一名有文化的军人

　　我来到了部队，在八路军这所大学校里，立志一定要学好文化，决心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军人。我分配到5连8班，不久被选为班里的学习小组长，协助班长组织班里学习政治、文化，当时连队 每个班都有一名学习小组长。

　　不久，我就参加了部队第五期整军，即百日大练兵，学军事，主要是学习射击、投弹、刺杀、爆破技术等，学政治，学文化，每天非常紧张，但很充实快乐。经过学习训练， 很快的学到了一些军事、政治常识，学会了八九百字，加上原来自学的，共认识一千余字了。由于我学习突出，被营部奖励了一支自来水笔，尽管质量很差，却十分稀罕。不仅我们班都争着看，其他班也有人专门来我们班看这支笔。我觉着，一支笔很普通，但为全连争得了荣誉，为自己努力学习增添了动力。从1940年起，无论在哪个单位，我就拜有文化的战友为师，每天利用战斗间隙，学会4个新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下来，认了不少字，读书看报没问题了。

　　我自幼家境贫穷，家里没钱供我上学，有时候路过学堂，我只能羡慕的往学堂里看上几眼。我10岁左右就开始帮助家里，种菜卖菜，农活样样都的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30年代末，我们全家人逃荒到吉林，有一年，我亲眼见到10岁的弟弟没有钱看病，没有医学知识养病，死在了东北。这件事给我年少的心灵留下了创伤，我憎恨旧社会旧制度，给我留下了没有文化知识的遗憾。日军侵占东北三省，迫使我们全家返回山东老家。经济贫困，加上国土沦丧，我15岁前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因此，我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在部队里实现了求学求知的愿望。

　　抗战回忆(二)

　　▉第一次失散

　　1941年10月底，日军5万余人，对我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一直持续了约有3个月。

　　对日军的这次“扫荡”，我们部队是有所准备的。进行了动员，作了必要的武器弹药等准备，每人发了一斤馒头。敌人“扫荡”不久，我们就往山里转移，经过一天的行军，黄昏时我们在蒙山东麓的一个村庄驻下。

　　次日早晨，副班长带我和另一名战士去村南高地换岗。按上岗的次序，我知道我该上岗了，可就是不想起来，好像地上铺草有什么吸引力似的，带班的同志催了好几次我才起来。

　　深秋的天气，有了几分凉意，我穿好军装，和另一名战士随副班长出了村，向西南走了大约四五百米，上了一个小高地。“真冷啊”不知是谁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深秋的西北风的确有些凉。交接完岗位，我们卷缩在低洼处。“天亮了，注意东边、南边的情况”副班长叮嘱我们每个人都注意着前方，四周很静，只有西北风的呼啸声和远处传来的鸡叫声。“副班长，东边好像有情况”那位战士不慌不忙的报告。我们立刻睁大眼睛注视着，接着我们几个人几乎是同时发现，敌人从东、南方向正在逐渐包围我们连队住的村子，敌人的战刀、刺刀映着晨曦闪闪发光。副班长向村里部队发信号，打了一枪，并命令我们准备战斗。敌人跑步围向村子，向我们的哨位冲过来。顷刻，我们连队人员从村子里跑出来，迅速向西北撤去。敌人从东、南方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打了几枪，扔了几个手榴弹。“撤”副班长一面说，一面顺向西北的一条小沟跑下去，我们随后跟上。敌人占了我们的哨位，用火力射击我们，我们只顾拼命地跑。

　　一起跑了二三里路，停下来缓缓气。看样子敌人没有向我们追击，枪声也稀疏了。那位战士问副班长，我们到哪去?副班长说，部队向西北去了，我们到西北方向去找。

　　我们走了一段路程，饭没顾上吃，只是爬在河沟边上喝了几口水，冰凉的水，但它很解渴。翻过几座小山头，爬上了牛皮岭。这是蒙山东麓的一个高地，我们隐蔽在茂密的马尾松林里，监视着山下敌人的活动。这里地势比较高，敌人在附近村庄、大路上的活动都可以看见。

　　下午，副班长乘我们不备，弃枪逃跑了，剩下我们两个人和三支枪。我正在发愁，那位战友(因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所以只能叫他战友)说：“副班长跑了，你负责吧。”我说:“你负责，我在连队的时间短，还是你负责吧。”他说:“你是学习小组长啊。”我俩让了一阵子，他无论如何也不接受我的提议。我问他：“你看现在我们该怎么办?”他说“等天黑了再说。”

　　我这小小的年纪(17岁)，不知道这责任怎么负啊?营特派员曾告诉过我，我们班的正副班长都不可靠，现在副班长和我在一起的时候逃跑了，我回去怎么向特派员交代?我们连去哪里了?伤亡大小?我该怎么办?忧虑、焦急涌上来，让我坐卧不安，我像个离开娘的孩子，觉得没有了依靠，心急如焚。

　　副班长跑前曾问过我：“这里离你家多远?”我回答他说不远，他说：“我们把枪插下(即掩埋)，去你家躲几天吧。”我不加思索地说：“那不成逃兵了吗?”没有想到他乘我们不备，竟然逃跑了，我心绪不宁、坐立不安，在几棵大树之间徘徊着。看看远处，看看近处，观察敌人的活动，搜索我们部队的踪迹，只听见远处有枪声，看不见我们部队的影子。

　　突然，我发现在我前边地上有血迹，我约上战友顺着血迹往前找。走了约百米，发现一位着便服的伤者在一块大石头前面躺着。我走近一看，伤者是位农村青年妇女，她看见我们，有些惊慌。我们对她说：“你不要害怕，我们是八路军。"这地方是我们的根据地，一听是八路军她就放心了。她的小腿被日军打伤，是贯通枪伤，不严重，进口与出口的距离很近，但流了一些血，她面色蜡黄，冷的全身发抖，上下牙齿打的哆哆直响，不断地呻吟。战友安慰她说：“你不要害怕，伤得不重，没伤到筋骨，养几天就好了。”我对她说:“给你点布，你自己包扎吧。”她说：“我怕疼，还是你给我包吧。”我从背包里取出洗好的一件破上衣，撕下一块，递给战友，他按平时学的包扎方法给她包好。她说：“我没等天亮就叫鬼子打伤了，一天没吃，没喝，又饿又渴。“这让我们很为难，因为我们有规定，没有命令不准动备用食品，我略加思考后，决定给她一个馒头，我只有四个，战友提醒我说：“这要挨批评啊。”我说:“是啊，可救命要紧。”前天下午，每人发了一斤馒头，连长规定，没命令不准吃，我们饿了大半天也没敢动，可是救负伤老百姓的命要紧，我怎么能不给她呢。

　　太阳要落山了，周围的枪声慢慢停了下来，山村里的敌人也陆续回去了。我让战友扶着伤者，我在前边，向山西北角一个村子走去。

　　在路上，我们又碰到了两位掉队的战士，都是蒙山支队的，一个是我们连一班的，一个是兄弟连队的同志，他们也是早晨被敌人冲散的，部队到哪去了?他们也不知道。我们互相介绍之后，他俩想和我们一起行动，此时，我们已经是四个人、五支枪了。

　　在我们接近一个村子时，村里来了三个人，说是来找这位伤者的。我们停下来，其中有个年轻人，可能是伤者的亲人，伤者向他介绍了我们给她包伤，自己舍不得吃的馍馍给她吃了，又扶到了这里，年轻人没说话，跪下就给我们磕头，我们拉起他，他一直在向我们道谢，我说这是八路军应该做的事情。他对伤者说，白天鬼子在村里，我不敢来找你。

　　我们一起进了村，迎面又来了五六个人，其中一个首先问：“伤的怎么样?”伤者一时说不出来，另一个人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村长。”伤者说：“幸好，我碰到了这些八路军同志，给我包了伤，还……”村长说：“谢谢八路军同志们。”村长接着问：“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我们告诉他，我们是和部队失掉联系的，要去找部队。村长说：“先到村里吃点饭，打听一下再走也不迟。”他带我们进了村。

　　这村子约有六七户人家，房子让鬼子烧了一些。村长把我们带到村头两间空荡荡的房子里，吩咐一个人去弄饭给我们吃，我们乘机抱枪依墙而坐，休息一会，很快有的人发出了鼾声。我却睡不着，在思索着怎么找部队。

　　村长突然在房门外说：“吃饭吧，屋里黑，外边亮堂点，出来吃吧。”随后来了三四个人，他们手拿着开水，煮地瓜，还有几张煎饼。村长歉意的说：“好歹吃点吧，没办法，吃剩下的你们带上。”“谢谢你，这就很好了”我们几个人几乎是一齐说的，我劝同志们尽量吃地瓜，剩下的煎饼带着路上吃。

　　我们吃完饭后，群众把盆碗收拾好带回去，村长陪着我进屋，我问他：“打听到部队的信了吗?”他说：“问了好几个人，都说早晨见到咱们的部队往西去了，可就不知道是上哪去了。”村长点上了袋烟，吸着烟锅吱吱响。停了好久，村长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吹了几下，他用商量地口气说：“我看你们先在这里住下，等打听到部队下落再走吧。”我略加思考之后说：“不，我们今晚得走。”村长长叹了一口气说：“现在到处都是鬼子汉奸，你们可要小心。”

　　“村长，请回去休息吧。”我说“我们休息一会就走，不过天亮之前你们得离村，说不定天不亮敌人就来了，就是 夜间也不要回村。”村长问我：“同志，你看着敌人扫荡能扫多长时间?”我对村长说：“敌人扫荡刚开始，要打算的长一点。告诉乡亲们，我们一定要粉碎敌人的扫荡。我们大部队只是暂时离开这里，以后会打回来的。”最后村长说：“我回头给乡亲们说说，你们几个要找不到部队，就再回来，我走啦。”

　　我思来想去，怎么也睡不着。思索着：到哪里去找部队?找不到怎么办?我一点睡意也没有，走出屋向四周看看，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北面南面时有冷枪的声音传来。我进屋把大家叫醒，商量了一阵子，统一了思想后，出村向西走。崎岖狭窄的小山路很难走，西北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难受，我们静悄悄地向前进。

　　大半夜走了十来里路，天快亮了，我们只好找就近的山上去隐蔽。还算好，我们带着吃的，没饿着，敌人只是在村子里窜来窜去，没上山来搜索。

　　太阳落山以后，山下村子很平静，我们开始下山，边侦察边进了小山村。村里很静，进村后过了好几个街巷，发现在村头坐着一位老人，他告诉我们，村里人都在山里躲着，当他知道我们的来意后，执意要带我们去山里找村长想办法帮我们找部队。我征得大家同意后，随老人一起去山里。小山洞里挤满了人，老人吩咐挡好洞门，点起松柴，招呼我们进去。小洞不大，有十几个老乡，挤得满满的。老人吩咐先给我们烧开水，做饭，并差人去请村长过来。

　　我们喝着开水，乡亲们围过来问鬼子“扫荡”，我们何时反"扫荡"等等。不一会，老人喊了一句，闪个空，把饭端来吃着说。我们知道群众在山里很困难，我们自己带的饭还可以吃两顿，就说：“大爷，我们有饭。”老人说：“你们带的那点东西留着救急吧，这鬼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呢。”许多群众捂着热气腾腾的熟地瓜就往我们手里塞，“快吃吧，吃完就睡在这里。叫村长明日出去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再走也不迟。这比你们到处跑方便。”老人边吸烟边说。

　　村长来了，这是一位四十出头的中年人，很热情。他说：“你们今晚就住在这里，天亮我找人去西边打听部队的消息。你们放心睡吧。周围都有我们的人站岗，不管从哪里来我们都知道。一有情况就告诉你们。”我们四个人商量，上半夜休息，下半夜再轮流和群众一起放哨。

　　“同志，披着这个，脱下棉袄我给你缝缝。”一位姑娘指小王的被子对小王说。小王腼腆地说：“不用，我自己会缝。”“快脱下来吧!我眼神不好，让这孩子给你缝，也好挡挡风。”大娘说完放在我们面前一些旧布说：“穿上吧，看你这脚裂这么长的口子，都出血了，这冬天还长着呢。”我说：“谢谢你，大娘，你留着用吧，我们不冷，已经习惯了。”“穿上吧!她不是外人，她的孙子也是八路军。”村长催促说。“唉，这同志还穿着单裤，这一冬的罪可怎么受。”坐在一旁的大爷说。

　　众人围在一起，说了一阵子后，大爷催我们睡觉了。

　　约摸半夜前，我起来到外面去查看情况，换岗的小伙子带我去哨位上看看。夜很静，我在几个哨位上走了一阵子后，回到小洞里，叫起另一位同志和群众一起放哨。

　　天没亮我们就吃了饭，不久就听到了东边的枪声，顶多有两里路远。“我约摸着，这枪声不是在瓦谷峪就是红花峪，大伙准备一下，看看敌人往哪里去?”大爷不慌不忙地说。

　　过了不大一会，山下村子里就着起火来，火越烧越大，整个村子都烧起来了，浓烟遮日，烈火冲天，敌人在烧房子。我们四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打敌人一下，把敌人引开，免得在村里继续作恶。“我们顺这条沟下去，出其不意打它一下”我的话刚落音，他们三个正要跟我去。大爷连忙阻拦我们说：“他们家把式(武器)好，人又多，不能去吃这个亏。”“大爷，我们注意安全就是，吃不了亏。你就让我们去吧。”我恳求说。“给我一个手榴弹，我跟你们一块去，这路我熟。”一位年轻人接上说。“不行，谁也不能去，不能冒失，让鬼子烧吧，不就几个空草房吗，咱山里人有草木有石头，还怕没房子住，只要小鬼子搬不走蒙山，胜利就是咱们的。”许多群众都异口同声的说，八路军同志不能去。鬼子一直折腾到中午才走。

　　太阳正西时，我们正在和群众议论如何对敌人斗争，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热闹的时候，村长带着听探部队消息的老大爷来了。老人说:他先去岭后他的亲戚家，又去了行李沟，付家沟等村，才打听到梧桐沟有咱们的部队。”知道是哪一个部队吗?”我问。“不知道”老人摇头说。“不管是哪一个部队的，只要是咱们部队就行。”我下定决心去梧桐沟找部队。

　　“早点做饭，让同志们吃了好走。”村长交待说。“爹，我也跟八路军走”一个姓高的小青年说。村长劝说:“高大娘前天被进村鬼子杀了，可高大爷还病着，你在家好有个照应，等高大爷病好了再去部队参加八路军也不迟。”众人又劝了几句，小青年才勉强答应暂时在家照料他爷爷。“当八路，给我娘报仇”站在我旁边一位约有二十岁多的小伙子说。“高大哥，你让他去?”村长凑近高老汉跟前问，高老汉深思片刻说：“你让他去吧，给他娘报仇，打鬼子是正事。”我说:“要当八路军，打鬼子这是好事，可现在我不能带你走，我们几个人是掉队的，还不知道哪一天能找到部队，这期间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等找到部队，敌人扫荡完后，我接你就走是了。”我耐心地对高大爷和高大哥说。“照说他应当跟你们去给他娘报仇。”

　　太阳一落山，我们四个人怀着感激的心情，带上老乡给我们的吃的，告别了群众，直奔梧桐树沟去。“记住，万一找不到部队再回来。”送我们到洞外的群众一起吩咐我们说。

　　一路上，我们尽量快走。先是到了上梧桐沟，后又去了下梧桐沟，没见到部队，也没见到老乡。“休息一下，大家都想想我们该怎么办?”我有些失望而无主见地说。

　　我们边休息便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着。有的说，咱们部队可能去了西蒙山，有的说，不一定，兴许就在这附近。“我的意见，咱们今晚在这一带山上隐蔽观察一下再说。要是能见到山上老百姓就打听一下”杜玉贵同志建议。“东边是一座大山，就是来上百八十的敌人，我们跟他转山头也不怕。”有同志补充说。“好吧，我们就去大山顶隐蔽，大家看行吧”我说，大家一直同意去那里。

　　高顺德带路，我们一起爬上了大山顶的北侧，选择了便于隐蔽、行动和观察的地方隐蔽下来。

　　天亮后，我去大山顶向四周观察了一阵子，周围很平静，只是远处有间断的枪声，但没有见到我们的部队。

　　下午，在我们东南方向响了一阵比较激烈地枪声，持续了约十来分钟。杜玉贵同志说：“响枪的地方在南沙沟峪一带，那是东西蒙山之间北通蒙阴县南通费县的一条峪，叫太通道。”

　　“注意有人来了。”太阳刚偏西时，负责观察情况的同志说。“一个人，是一个人。”来人靠我们越近我们看得越清楚，“是伪军。”“嗯，是伪军。”“穿着黄皮。”这个伪军扛着一支长枪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观察四周，没发现有敌人的部队活动，决定采取行动捉住这个敌人。我说:“一人观察隐蔽，两个人随我去捉住他。”我们很快隐蔽到了埋伏地点，等他靠近我们时，我们同时站起将枪口对准他，命令他放下枪，他放下枪，举起了手，没有丝毫反抗，顺从的跟我们到了我们的隐蔽地点。经审问才知道，是伪军营长认为这一带没有八路军，让他和另一个伪军，去山东边红口子一带伪军一个连传达口头命令，叫这个连今晚到石岚宿营，中途另一个送信的伪军逃跑了。

　　一个下午都很平静，太阳落山时，我把经过简单教育的俘虏放了。我们缴了一支好枪，一支崭新的汉阳造 ，一百多发子弹，我们平分了。大家一致要我用这支枪，我就高兴地接受了。

　　天还早，不能下山，虽然没发现山上有敌人，我们就练习瞄准，练练臂力，保持射击的准确性，只要有机会就得练练，提高杀敌本领。

　　太阳将要落山时，我们开始下山，去南沟、青家 、红口子、东张林等一带，见到了群众，但没打听到部队的消息。我们决定上山隐蔽，继续在这一带找部队。

　　天亮前，我们到了大青山北侧隐蔽观察，中午转移到红花峪东边山上隐蔽，晚上我们去转山顶，在杨家庄一带仍未找到部队。

　　乘着夜色，我们上了燕子山，这个山是这一带的一个高峰。一个白天，还算太平，虽然有敌人活动，但是离我们较远。

　　我们商量晚上去北西村庄继续找部队。走了几个村子，没找到部队，估计快半夜时，我们到了杨家庄。刚走到村南头就被敌人的哨兵发觉，好在我们警惕性比较高，迅速向西南撤退。敌人的火力很猛，机枪、小炮响个不停，“是鬼子，”不知道是谁自言自语的说。我们一气跑到了胡家庄南沟东侧才停下来，敌人的枪声也停了。稍事休息才发现有位同志肩膀部位负了轻伤，流血不多，简单包扎后，我们讨论去何处隐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的很热烈，分歧很大，我想，夜间敌人发现了我们，白天一定会在这一带加紧搜索，我的意见尽量走的远一点，到大岗一带去隐蔽，一直没有发言的杜玉贵同志说：“大岗离这远，路不好走，怕是天亮也赶不到。”“要是赶不到大岗，那边有什么地方适合隐蔽?”我问。“那就去黑峪子北山，那山也不小，往北一直是山连山。”“好，我们走。”“你的枪给我吧”我站起来边说边把手伸向了负伤的同志，受伤同志说:“不用，我能背。”“给我吧，谁也别争了”身高力壮的杜玉贵把枪接了过去。

　　杜玉贵在前，我随后，我不断催促同志们快走，路上磕磕绊绊，我们用力向前奔跑。“休息一会吧，组长”在我后边紧跟的同志上气接不上下气的说。我意识到他年纪小身体弱，这种走法他难以承受，我告诉杜玉贵，减慢点速度，中间休息了一会，我们又继续走。

　　东边已经见亮，我问高德顺到了什么地方?他说刚过折彩峪子。“天亮前能到大岗吗?”我有些焦急的问。“不用说到大岗，就这走法，连黑峪北山也到不了”杜玉贵边走边回答。“这附近南边山高还是北边山高”我问。“南边北边都有山，可不如大岗高”杜玉贵说。“拐弯向南，这里离右前岗多远?”下了路我问。“正南偏西一点，约二里多路。”高德顺立刻答道。“组长，我们不一定到高山上去。我看就在这离路不远的地方，不显眼的地方可能更安全些”杜玉贵同志和我商量。“行，得找个便于隐蔽、观察和行动的地方。”我提议说。“对。”杜玉贵附和道。

　　我们沿大间河东边向南的山路走了约一里多路就爬上了西山。择地隐蔽，此地山虽然不是很高，但地势险峻，满山是松树，乱石盖地，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天亮后，我们又调整了下地方，吃了点东西。除了一个人警戒外，其余人都睡了，我规定二班哨由我和高德顺担任。

　　太阳出山不久，我们陆续发现莲花石，黑峪北山都有敌人走动，乱喊乱叫乱打枪。东西大道上的敌人来来往往。中午敌人下山，在离我们不远的乱石、大间河、河堐做饭。

　　太阳偏西时，敌人撤离村庄，随后村子里起了大火。“这些畜生，糟蹋完了又烧房子”杜玉贵气愤地说。

　　太阳落山前，敌人从山上、村里陆续向西撤，敌人是到西边大村子里集结。从东边过来约二十多人其中有十来个鬼子，带一挺 机枪，路过大间河又烧起房子来。“敌人太猖狂，我们打他一下。”“天到这时候，敌人大部队都西撤了，这几个敌人我们可以对付。”杜 玉贵支持的我意见。“组长，你看东边又过来十来个敌人”大间河的敌人走了，东边来的十几个伪军大概是最后一批撤退的敌人了，我主张打一下，大家同意，我们隐蔽行动到乱石村南，离村约二百米左右，敌人很大意。我说:“沉着气瞄准打。”等敌人走到我们射击最有利的地方时，我喊了声“打。”一排枪打出去，敌人只顾着向西跑，无组织的乱向我们打枪。东边没再发现敌人，向西去的敌人也走远了。

　　太阳落山了，我们下山进了乱石子村。“组长，这里有个死人”杜玉贵指着刚被我们打死的敌人尸体说，我们走近一看，子弹是从敌人胸部穿透的。他的枪被我们拿去，可子弹、手榴弹带在敌人身上，我们取出三枚手榴弹，五十多发子弹，分完了战利品，我们商量去东边继续找部队。

　　我们沿着五彩、砰石子最后到了凤凰崖，前两个村子没见到人，在凤凰崖村见到了回村取东西的老乡，但没打听到部队的消息。我们决定到凤凰崖的东南山上隐蔽。

　　一个上午都很平静，山上没发现人，附近也没听到枪声，路上偶尔有人走动，看样子是老百姓。下午太阳偏西时，五彩庄北面有几个人打柴。眼尖的杜玉贵说，好像是穿军装的，像我们的人，大家看了也都说像。我们商量杜玉贵和高德顺隐蔽接近看看是不是我们的人。片刻，杜玉贵、高德顺回来了。说看准了，是我们的人拾柴，但没敢上前问。我说:“我们别光高兴，要是敌人装成我们的人就上当了，再观察一下。”

　　过了一阵子，有两个老百姓，从五彩庄出来往北去。我们决定找这两个人问个清楚。我带战友下山截住了那两个老百姓，经过询问确认这些装军装的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立即下山向五彩庄走去。

　　进了村，站岗的问我们是哪一个部队的，我们说明后，问他们是哪个部队的，才知道是我们支队一营的。我们到了营部，说明情况后，营部的人告诉我们二营在馍岗后。

　　我们终于找到了部队，连长、指导员见我们回到连队非常高兴。

　　吃过饭后，兄弟部队的同志分别回去了，我去连队汇报失散情况，连首长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当天在全连大会上表扬了我，也表扬了我的战友。

　　第二天，连长宣布，我为我们八班副班长。我们班七八个人，兵比我老的还有几个同志，我担心我当不了，就建议连首长另选合适人当副班长，连长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光看年龄和资历，他鼓励我大胆工作，不用担心。

　　抗战回忆(三)

　　▉一次出人意料的伏击战

　　敌人的“扫荡”已经进行十几天了，十一月上旬的某夜，我们进驻了草岗头。村子里空无一人，我们在此休息，觉着刚睡了不大一会，就被叫起来集合。

　　张连长焦急地问:“找到了没有?”“没有，再派两个人去南山找吧?”“找不到向导会误大事的，快派人去。”连长命令我们排长。连长问我“北石门，你知道路吗?”我说:“知道。”这里离我家只有六七里路，参军前这一带的许多村庄我都去过，北石门我也去过好几次。连长说“我们要在那里打仗，天亮前必须赶到。”“行，顺小路走十多里路很快就到了”我回答说。

　　晴空无云，繁星闪烁，天不算黑，道路依稀可辨。山间小道虽然难走，但很快就到了。北石门村的轮廓已映入我的眼帘。“连长，前面的村就是北石门。”我看清之后对连长说。“你看准啦?”连长带着几分疑问的口气问我。“看准了。”“这是晚上，你再好好看看。”“没错，保证是北石门。”连长确信后，命令一排长带上一班，由我带路进村侦查。

　　一进村刺鼻的焦臭味迎面而来，有些房框里的余火时燃时息，山村房墙是石砌的，房子被烧后，只是烧掉房顶，房墙依然立着。敌人在此烧房子杀牲畜，无恶不作。我们进村在几条街巷侦查后，没发现什么情况，村里空无一人。排长带一班在村里监视，命令我回去向连长报告。该村两面是山，中间有条南北大道，连长带人围村子转了一圈后，布置了警戒，让我们休息。

　　天快亮时，连长带我们去村北设伏。记得当时他说，天亮后有一个中队的六七十名伪军要来这一带活动，我们的任务是打伏击，歼灭这股敌人。按说，我们一百多人的连队，消灭这么几十个伪军是不成问题的，全连干战信心很足，悄悄地卧在阵地上等待敌人。连长命令，等敌人靠近再打，没有命令不准开枪。当时 我们部队子弹少，不能和敌人打消耗战，一般都是打埋伏战，等敌人靠近时一排枪，一排手榴弹后，冲上去捉活的。

　　西北风吹得草叶、石棱发出阵阵刺耳的尖叫声。我们卧在冻土地上，许多人穿着单裤，那滋味可想而知。太阳早已升起但还没爬上东山，大家等待的有些焦急，连长不断地传来口令，叫大家隐蔽好，不要暴露。

　　“来啦!来啦!”一位眼尖的同志首先说，连长命令大家要沉着，等敌人靠近再打，注意观察敌情。片刻，前边的敌人已到了我们阵地前有效射击的距离，连长命令“射击!”一排枪打出去，接着投出了手榴弹。敌人遭我军突然打击，立刻卧倒，后边的敌人即刻冲上来，有日军有伪军，约有四五百人，刹那间敌人轻重机枪小炮一齐向我们射击，敌人火力很猛，人数比我们多，连长命令我们向南撤退。

　　我们沿着新安庄向南撤退，敌人紧追不舍，我们边撤边还击，很快上了牛皮岭，这附近的一座高山。我们营毛文希营长，李怀德教导员先后来到我们五连指挥战斗。敌人稍加调整后，在火力掩护下向我们发起了攻击，我们短暂阻击后立即向五彩山撤退，敌人继续紧追。

　　五彩山是这一带的至高点，约有七八百米高，我们跑了七八里路，一气爬上五彩山顶停下来，连长作了继续阻击敌人的部署。不一会，我们营另外两个连赶来增援，随后，我们支队的主力营一营也来了。

　　不一会，敌人停止了进攻，敌我对峙起来。我们连在山顶部脱离了与敌人的火力接触，山下山腰部有兄弟部队阻击敌人。大家一面监视敌人，一面议论这次战斗，情报是怎么搞的，说打六七十个伪军，却打出了四五百日伪军。“这仗打得窝囊，伏击敌人，却被敌人赶到这里”闻士清班长说。大家消汗后，我们每个人的脸上都结了一层盐霜，用手摸一下，小颗粒簌簌往下落。“你脸上下霜了，”“你脸上也下霜了。”战士们互相指着说。战士们在议论:“要是有点水喝多好。”“有雪也行。”我们大量出汗后，每个人口都很渴，但山上没有水，只有吃雪能解渴。

　　天已过午，战斗逐渐停下来。“敌人不攻也不撤，想干什么?”李连长问。李排长说:“很明显敌人是等待援兵包围我们。”太阳已经西下，敌人陆续撤退到山周围的几个大村。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十几个人，指导员腿部中了敌人机枪子弹数发。不知道我们杀伤了多少敌人，我打出了两发子弹，一枚手榴弹。

　　天开始转阴了，太阳渐渐地落下山。排长说，今晚就在这山上宿营，并指定了我们班休息的位置。班长吩咐我带两个人去弄些草来。

　　看山下，周围重要村庄、路口都有火光。“敌人包围了我们”有人自言自语地说。

　　在排长指定的地方，一块大石头南面避风处铺上草，按照上岗次序，大家躺下休息，有的说话，有的开始打呼噜了。山的周围有许多时燃时息的火点，时有冷枪声传来。“看样子这仗明天还得打。”“要是能吃点喝点明天打起仗来也有劲行动啊。”“甭想好事，这山上除了石头就是草，连点水都没有。”大家正在说着，排长说：“大家过来，我们开饭。”“排长，有吃的” 不知是谁高兴地问了一句。“有”排长说着从挎包里拿出巴掌大的半块高粱饼咬了一口说:“往下传着吃。”等传到我这里时，八九个人吃了一遍，半块饼并没有减少多少，饼子虽小，可谁都不想多吃，所以传到最后还剩这么多。“大家怎么不吃?”我问。“要说吃呀，这点东西还不够我一口吃的”于大个说。是呀，半夜起来行军、打仗，刚才一阵跑动，每个人流了不少汗，连身上的盐分都大量渗出，一个整天饭、水未进，谁不饥肠辘辘。可面对这么小一块饼子谁都不多吃一点，或许有的人根本就没吃，我们的战士多好啊。“给小全吧，他还病着呢。”我手拿这小饼思索了片刻说。“好，给小全吧”班长爽快地回答。小全推让了好一阵子，在全班人的劝说下才收下。

　　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天上飘着雪花，我们班有三分之一的同志没穿棉裤，身着棉裤的同志，主动把自己的单裤让给穿单裤的同志，我分到了两条。尽管底下铺了草，可全身依然很冷。原来我们班有两件大衣，每次睡觉大家都互相推让一番，这次战斗又丢了一件，况且班里还有几个人穿着单裤，一件大衣八九个人那能全盖住。刚躺下不久，有的同志就翻来覆去的翻身，露天的一面，特别穿单裤的同志实在太冷，睡不着。我把大衣向年龄最小又患病的小全身上拽了一下，让他多盖一点。

　　“这大房子不错，不仅避风，就是雪花也只能腾空而过。”好说好笑的于明清首先开了话。“等我们反扫荡开始 ，敌人连这样的房子也住不上。”老杨凑了一句。接着从今天的战斗，明天可能怎么打仗，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别嚷了，快睡吧。”班长有些严厉地说。我们班十七八岁的战士占了一半，加上老于、小李几个活跃分子，再疲惫睡觉前总得叽喳一阵，班长也在适当的时侯说上一句制止的话，只要班长一制止，大家就互相暗示，不说了，睡吧。

　　睡得正甜，约半夜时分，排长命令我们快起来，说要转移了。不管睡得多熟，只要听到“转移”“行军”“走”，都会迅速爬起。我醒后觉得身上好像盖了什么似的，正想大衣怎么会盖在我身上，急忙起来一看，雪夜不算很黑，我一眼就看出不是我班的那件大衣，是连长的大衣。“连长什么时候给我们盖上的大衣?”班里的同志谁也没回答上来。我手拿着连长大衣呆呆的想，他也穿着单裤，他还要到每个哨位上查哨，这么冷的天，他?“哎，我们班怎么多了件大衣?”“是啊，这是谁的大衣?”班里有人边整理着装边问。有的说是连长的，也有的说是排长的。“你楞什么，还不快给连长送去，他也穿着单裤。”我正呆呆想的时候，排长催促说。“啊，是连长的。”“连长什么时候给我盖上的?”“副班长快给连长送去吧。”班里同志都在说着，我立刻去送还给连长了。

　　雪基本上不下了，星星在云缝里时隐时现，周围村庄的余火依然燃烧着，风却刮的更大了。我们行走在路上，被风刮的摇摇晃晃的。“天什么时候了?”有人抬头看了看星星说“不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表，全是靠星星的位置判断时间的，因为阴天看不清星星的位置，所以谁也回答不出来准确的时间。我们顶风踏雪，顺利地从敌人包围我们的空隙里转移了。“小鬼子，我们走了，你围着这座空山林吧。”有人声音不大不小的说。“别说话。”排长低声而坚定地制止。

　　▉给指导员送饭

　　早饭后，我奉命到了营部，教导员李怀德同志给我交待任务，给我们连冯凯指导员秘密送饭。他指着炒熟的几斤黄豆、大半罐地瓜猪肉冻、十来斤高粱煎饼说：“你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连负伤的冯指导员。先到黑峪子村，找赵参谋，记住，他耳朵负过伤，缺一块。由他告诉你冯指导员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指导员住在黑峪子附近的山洞里，具体位置你问赵参谋。你告诉冯指导员要好好养伤。过些日子我们再给他送吃的。“说完他交给我给赵参谋的介绍信，他又补充说：“路上要注意安全，要注意保密，回到连里就说去支队部送信，对谁也不能说是给指导员送饭。我回答:”教导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我接受任务后非常高兴，我有十几天没看见冯指导员了，听说他伤的很重，我正想看看他，同时也觉得这是营首长对我的信任。东西已经打点妥当，物分两头，中间有条木棍可以担着，我担起东西高兴轻松的上了路。出了村就是爬山，我想这二十几里路我能很快赶到，虽然路难走，可东西并不重。

　　出了村向西北，十几里路一直爬坡上山，由低处向高处走。小山路坎坷弯曲，走起来很费力。天虽然很冷，可走了没几里路，就满身冒出大汗，我不断地用手摸脸上的汗水。想见指导员心切，虽然累了也不愿多休息，实在累得腿酸了，就停下来喘口气。终于走到高岭顶端，下去坡，就是平路了，向西走五六里路就到了黑峪子。

　　进了黑峪子村，没有见到人，村子较为散乱，走到村西时，迎面来了一位农民装束的人。我警惕的边看边打量，放下担子持枪问：“大哥，你是这村的人吗?”“是呀”他轻轻的回答。这一带是我们的根据地，虽然我有些警惕但不紧张。“请找你们村长来”我口气有点生硬的说。“村长不在村里，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从他举止中，我感觉此人不像是当地的农民。我试探问他：“这庄上有我们部队的同志吗?”“有啊，你有什么事吗?”“有位姓赵的同志住在哪?”我有点不耐烦的说。“小同志你认识他?”“不，我找他有点事。”他走近我抬起手来，我立刻端起枪，命令他站住不许动，“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快说。”我的举动打断他的话，但他并不紧张，并从容地说：“小同志，不要紧张，我姓赵。”我立刻想起教导员的话，看了一下他的耳朵，他的右耳朵是少了一块，我认定他就是赵参谋，高兴的说：“你是赵参谋?”他回答说“是呀。”我把介绍信递给他，他看过后拾起我的担子说：“跟我来。”“还是我来吧!”他坚持说：“别争了，几步就到了，你也够累得了。”我无奈的跟在他的后面。

　　进了村北边的一个院子，他让我进了北屋，屋子里空空荡荡的，他放下东西说跟我来。我跟他走进村北面的一块地堰头上，他手指北山腰一片松树林下边大石堆说，你顺小路上去，走到石堆时向西拐，从山下来的小水沟的西边有一个用石头堵着洞口的小石洞，离这里不到一里路，你们指导员就住在那个小洞里。注意现在不能去，山上人多，要等过午，山上没人才能去。去时若见到有人，你就拐弯到别处去，确定周围确实无人，你才能找你指导员，千万不能暴露。“我记住了。你放心吧”我向他保证说。赵参谋说:“按照我的交代你自己去吧，我还有任务，不能陪你去。"“我们指导员伤的怎么样?”我接上问。“伤的不轻，但没伤到骨头。”他肯定地回答之后离开了我，临走还嘱咐我一定要小心，“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再见。”“再见”我有些舍不得的回答说。

　　我坐在地上看着他的背影，想着若是我来晚点，兴许见不到他。要是真见不到他，那可就麻烦了。

　　我不断走出小院向北山瞭望，山上果然时常有人走动。等得实在不耐烦，就经常看看太阳，可觉得太阳好像在那里不动似的。等太阳偏西了，山上确实没人时，我担起东西，按照赵参谋指定的路线上了北山。

　　我边走边观察，没有见到人。走到那片大石堆附近，我放下担子，寻找小洞的位置。观察了好一阵子也没看出痕迹，我有些着急，于是小声地喊起来:“指导员，指导员，我是刘乃晏，你在哪?”喊了几次，果然听到冯指导员喊小刘的声音，我寻声找过去，他挪开洞口石头，探出头来招呼我，我高兴的担起东西走进洞口前。我看清他后吃了一惊，一个多月不见，他竟然如此憔悴，面黄肌瘦，长长的头发沾了许多碎草叶，一个多月他吃了多少苦，鼻子一酸，泪水豁然涌出。

　　这个洞口只能爬进爬出，我把东西逐件运进山洞里，用石头把洞口堵上。冯指导员高兴地说:“拿来这么多?可够我吃几天的了。”我转告了李教导员的话，他又问连队的情况，我边回答边观察，这洞口只能爬进爬出，洞内有三米长，可以猫腰活动。洞里光线很暗，但看的出，指导员铺的草已搓成草渣，露出了地皮，西墙跟有一水罐，旁边有一个小筐，里边有六七个生地瓜，小瓢里约有半碗黄豆，大概是炒熟的，他坐在身下的破大衣已经露出了棉花。他又瘦又黄，但精神很好。我想一个负了伤的人，在这种条件下，怎么受得了，不由自主的眼泪又涌了出来。他看出了我的心思，用袖子给我擦泪水说：“别难过，在敌人扫荡时期，能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就不错了。红军长征比这个要苦。”我问他伤的怎么样，他说不要紧，只是有的伤口化了脓，快好了。我说:“指导员，我不走了，留下来照顾你。”“不，我有人照顾，你得回去，部队需要你。”“不，我不走，等你伤好了我再走”我执拗的说。“不行，你今天就得走，听话。”我边哭边说:“你太苦了。”“没什么，我有吃有喝，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哭什么。”我打开挎包，把里面几个高粱饼子取出放在小筐里。“你带回去，这里有这么多吃的，用不着，你带回去好救急用。” 我说:“不，一定得留下，连队还有，我回去再要。”他不再坚持。“指导员，我去弄些草来，铺的厚一点暖和些。你休息一会吧，我一会就回来。”

　　山上到处是草，我一会就弄了两大 把草运进洞里，清理了洞口的痕迹。进洞后，和指导员又说起话来，说到末尾，我问指导员，鬼子“扫荡"什么时候能结束。他稍加思索地说，日本在亚洲侵占了许多国家，战线拉长，兵力不足。我国特别是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大量消耗了敌人，现在它穷凶极恶，但猖狂不了多久。在这次“扫荡”中，我们支队在蒙山拖住了敌人，使兄弟部队争取了时间取得了主动，保存了力量，为反"扫荡"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当然我们支队也付出了代价，这是值得的。告诉同志们要团结一致，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粉碎敌人“扫荡"。“我一定做到，一定向同志们传达到”我坚定回答。 指导员说: “走吧，天不早了，路上要注意安全。”我依依不舍地出了洞口，他爬到洞口招手为我送行。“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在这里很好。”我流着泪，哭出了声音，向指导员告别了。

　　走了几里路，快要到山顶时，我觉着饿得很，全身大汗，走不动了，我只好在路边坐下来休息。突然我发现山顶上下来两个人，而且是带枪的。我急忙择地隐蔽观察，来人越来越近，看清是我们的人后，我站起来背枪上路，我的突然行动引起了来人的警觉，他们立刻端枪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回答后，他们走近了我，确识是自己人。我见他手提半个花生饼，我硬着头皮开口，他们很慷慨的用石头砸了一块给我，我谢过之后，他们说都是自己同志不用谢，就走了。

　　这是一块花生饼，约有一斤多。我高兴极了，立刻使劲大口的咬着吃，我太饿了。好吃的地方吃完了，咬不动了，就用石头砸几下，松动了再继续吃。吃完后，我觉得肚子不怎么饿了，只是口干牙痛。

　　太阳已经西落，我得快走，天黑前一定得回到驻地，于是我想将剩下的花生饼放在挎包里，刚往里边装时，我触摸到里边有一卷硬邦邦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卷煎饼，里面包着猪肉地瓜冻。我想起来，这是我出去弄草时，乘我不在，指导员给我放到挎包里边的。指导员在这样的困境下还想着我，我的泪水涌出了眼眶，呆呆的想着。

　　冯凯指导员，山东泰安人，抗战结束后奉命去了东北，曾任陆军四十军政委。

　　抗战回忆(四)

　　▉夜打观上

　　十一月中旬的某夜，我们驻进西蒙山的一座天主教堂。教堂规模比较大，座落在深山处高地，比较平坦的地方，有楼房、有平房，有的房间能容纳上百人，甚至几百人，但此时已是人去楼空。我们营和支队部都驻在里面。教堂里有养畜牲的设施，还养了十几箱蜜蜂，有菜地和活动场地，周围都是茂密树木，环境非常好。

　　下午，我在支队首长住的一排房子站岗警卫，在院子里风不大，但穿着单裤的我还是觉得十分寒冷，想早点下岗进屋里暖和暖和。支队首长的警卫员，在房子走廊上给首长做小米干饭，锅里冒出的热气，随风飘着阵阵米香，让我垂涎欲滴，心想我何时能吃上一顿小米饭?

　　天刚黑下来，连队集合了，连首长向全连传达了作战任务，进行了完成任务的动员。我们连的任务是，消灭驻扎观上的五六十名伪军，要求全连行动一定要隐蔽，动作迅速勇猛，将敌人一个不漏的全部歼灭。

　　天很黑了，下着小雨，风也很大。我们好像是出门后，先向西而后向西南行军。不一会我们的衣服湿透了，西北风刮得棉衣外边结了冰，里面却湿漉漉的。后来雨小了，却下起了像绿豆大的冰球，我们管它叫盐粒子。大风刮着冰球打在脸上又木又痛。因天气寒冷皮肤的忍耐度减低，冰球打破我脸部右侧的皮肤，火辣辣的难受，可谁也顾不上这些。一路上，小山路磕磕绊绊，不摔倒的人不多，我们一路小跑，连首长不断传令跟上，不要掉队。我们班长生病没有来，连长命令我代理班长，我让李启常和我共同负责，让他代理副班长。

　　我们跑了一阵，连长命令就地休息，保持肃静。稍后，连长集合全连布置任务，敌人仍驻在原地，连长命令一排从北向村里进攻，三排从村东，二排从村西向村南迂回包围，全连动作要迅速隐蔽勇猛，务必将敌人全部歼灭。

　　我们从村东北接敌，突然西北传来一声枪响。“这枪不是在村里响的，敌人会不会逃跑。”我对一直随我们排行动的副连长说，他命令我们快去村南堵截可能逃跑的敌人。我们跑步前进，霎时间听到了敌人的跑步声。“敌人逃跑了，快。”我们发现了敌人在逃跑，敌人队伍的后尾，距离我们很近，只看见黑乎乎的一片人群在向南跑。截住敌人已不可能，但也不能让敌人就这么逃走了。我命令全班卧倒向敌人投弹射击，敌人以密集激烈的火力压制我们，听枪声敌人有一百余人。随后村里又跑出一股敌人向我们边射击边冲过来，此时，我们已腹背受敌。小李不安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着，逃跑的敌人不会恋战，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要赶到，并让小李等四人阻击北面的敌人。对峙片刻后，背面的敌人绕道向西南跑了，南面的敌人也迅速撤去。我们追出去有二百多米，发现敌人遗弃在地上被我军击中的一死两伤，我们摘取枪弹后立即撤回来了，副连长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担心你追得太远。”一排另外一个班俘敌一名火夫。战斗结束后，连长讲话批评了二排那位倒地枪走火的同志。

　　我们按原道返回，回到驻地就见到了在大门外迎接我们的支队长袁也烈和政委。随后支队政委亲自推磨，给我们磨高粱糊做粥喝。房屋里已架好柴禾，我们进房点燃柴禾熬粥，支队机关给我们送来大衣等衣物，让我们换下湿衣服，柴干活旺，房子里很快就暖和起来。我们喝着粥，烤着衣服，议论起来今夜的战斗。衣服烤干了，我们换上回到住处去休息了。此刻天已经亮了一会，有的战士衣服不干，边烤衣服边打起瞌睡来。

　　到下午了，我们很晚才起床，吃过晚饭，连里上政治课，重点讲如何粉碎敌人的"扫荡。”

　　我们晚上睡得很早，天不亮就起床吃饭，有的同志还没吃完即集合转移，此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们一路向东行走，踏着积雪，走出教堂约有一里路，就传来炮弹在教堂的爆炸声，一阵接着一阵激烈地炮击。我们回头看，教堂已经是浓烟滚滚。大家边走边议论，支队首长情况掌握得准，指挥的好，又让敌人扑了个空，我们平安地转移到了东蒙山。

　　▉大顶子突围

　　12月初的某日，我们连驻扎在北庵，副指导员带我们班五个人去大顶子山换班哨。我走在全班的前头，副指导员带通讯员随后，驻地距哨位虽只有两公里路，但天很黑，很冷，路很难走，前进速度比较缓慢。

　　敌人“扫荡”已经一个多月了，我们连经过几次战斗，由一百五十多人减到现在不足一百人，我们班由十三个人减到现在的七个人。

　　夜很寂静，通讯员跑到前面传副指导员的命令说，要提高警惕，注意敌情。我们登山时，天已经亮了。在爬山前进途中，发现山上不是我们的人。“是鬼子”班里有人喊了一句，我命令大家迅速卧倒。敌人的机枪、小炮随即打来，四周响起了枪炮声，我们在山上放哨的那个班去哪了?顷刻间，东北方向有一百多敌人向我们冲过来，我命令大家向敌人射击，我们每人平均才四发子弹，无法和敌人长时间对抗。山顶上的敌人，也向我们冲来，我意识到我们班被包围了，我立刻带领全班向西北方向撒退。突然小郭中弹倒地，我急忙扶起他，他头上的血不断流下来，我用擦脸布捂住他的伤口，让他自己用手捂着，我和另一位战友(忘记了他的名字)扶着他继续突围。

　　四周的枪炮越来越激烈，子弹在我们身旁上空呼啸而过，炮弹在我们附近不断爆炸。敌人的包围圈迅速地缩小着，四周的敌人跑动着向我们靠近，在枪炮声中不断有人倒下。枪声越来越密，情况十分紧张，十分恐惧。

　　我们是在比较平坦的地面上跑，敌人是顺山而下，敌人跑得速度比我们要快些，本来运动速度我们有自己的“优势”。我们除了一支步枪四枚手榴弹外，没有有分量的东西，而敌人却不同，除了步枪以外还有充足的弹药，装备齐全。我因搀扶着受伤的小郭，跑动的速度就慢多了，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战友们焦急地催我快走，追击的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我十分担心、着急。

　　我们不能当俘虏，看样子敌人是想活捉我们，不然我们早就被敌人击中了。我回头看了一下，敌人离我们只有几十步远了，敌人叽哩哇啦的乱叫，大概是要我们站住，或交枪之类的话。小郭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我说:“不，死我们也要死一块，绝不丢下你一个人。”“副班长，你看敌人追上我们了”一位战士急躁地说。我想我们绝不当俘虏，我们一定要突出去。急中生智，我突然想起了手榴弹，我迅速取出了一枚手榴弹，用牙揭开盖，牙咬住拉了弦，没有回身用力向身后扔去，按规定手榴弹是不能身体向前手向后扔的，可当时顾不了这么多了。我们没有卧倒，继续向前奔跑，手榴弹爆炸了，不知道炸着敌人没有，但敌人却卧倒了，一下子我们和敌人距离拉大了。那时我们自己造的手榴弹杀伤力不强，否则也可能伤着自己。

　　我们乘机向西北迅速跑去，却碰见了一大群正在撤退的我们的人。

　　我们跑到大顶子西边向北去的山口，周围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人群像潮水般一样涌动，男女老少，有军人，有党政工作人员，还有老百姓拥挤在一起，敌人的炮弹不断在人群中爆炸，不断有人倒地。如果冲过向北去的山口，就逃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人们边喊边跑，山口拥挤不堪。在我们左前方不远处人群里有个敌人的炮弹爆炸，硝烟刚散，我发现有个人倒在地上欲起难立。“快去，扶他一把”我命我身边的战士。我们全班人只有我们三个人在一起，不知其他同志，包括副指导员去哪了?

　　山口两边远山头上，坚守阵地的我军部队正在与进攻的敌人激烈地战斗，枪炮声响成一团，山头上笼罩着浓浓地硝烟。敌人妄想夺取山头，封住出口。我刚接近山口，有手拿驳壳枪的军人命令我们站住，到山上去参加战斗，同时还有其他几个我军兄弟部队人员被命令上山去参加战斗。

　　我们三个人中小郭虽然负伤，但能在别人的搀扶下行走。“交给我们吧”几个老乡边搀扶小郭边说。“班长，你要注意安全”小郭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放心吧，你要好好养伤。”我和那位战士(记不得他的名字)上指定的右边山头参加战斗。

　　我和战友并肩登山，山上枪声时急时缓，炮声一直不断，有几发炮弹落在山头这边爆炸，震得我们耳朵嗡嗡直响，山上不断向下运送伤员和烈士。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有七八十个战士，有两个人未登上山就负伤下去了。

　　越接近山顶火药味越浓，呛的嗓子发痒，一到山顶，就看到阵地上枪、子弹袋、手榴弹横七竖八，许多射击位置上空着人，有位拿驳壳枪的干部，后来知道他是连长，给我俩指定了射击位置。我把比较安全的位置让给战友，我俩并肩相聚约有两米远。

　　不一会，敌人猛烈炮击我们的阵地，这是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前奏，连续不断地爆炸声震耳欲聋，弹片和碎石在阵地上嗖嗖地响，霎时间敌人开始了进攻。顷刻，敌人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冲到了我们阵地前，我屏住气息，按照我平日练兵中学到的射击要领，认真沉着瞄准暴露明显的一名日军一枪将他击倒。我看得很清楚，他倒地后，他的枪摔出去有好几米远，我暗暗庆幸我的汉阳造准确性不错，我不断告诉我的战友注意隐蔽。

　　进攻的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卧倒，对我们进行猛烈射击，敌人足有一百多人，在火力掩护下不时向我们匍匐而来。“准备投弹”连长命令，我将跟前十几枚手榴弹揭开盖拉出弦，连长一声令下“投弹!”我一连投出五六枚手榴弹。在手榴弹的打击下，敌人退回去了。

　　我们又有不少伤员和牺牲同志抬下阵地，随后又上来十来个人，我看了一下，阵地上顶多有六七十人，有三四挺机枪。

　　敌人不停地炮击我军阵地，但不像敌人冲击时那么紧张，连长将换上来的人员指定好射位后，拿过一支三八式大盖枪和几袋子弹、手榴弹放在我跟前说：“把你的枪放一边，用这个打，要注意隐蔽。”

　　少时，敌人在激烈炮击后又开始在火力掩护下端着刺刀，嚎叫着向我们冲击。“这回冲击的敌人比上次冲击的敌人多”我的战友有些不安的对我说，我说，没关系，我们枪好，子弹充足，敌人上不来。在我右前方不远的地方，爬上来一个手拿指挥刀的鬼子，连长命令我打那个拿刀的鬼子，我沉着瞄准，一枪将其击倒。操南方口音的连长说：“打得好，射击姿势再低一点，注意隐蔽。”

　　战斗打了这么长时间，我已投出十几枚手榴弹，打了几十发子弹。那位连长再次告诉我姿势低点，注意隐蔽。

　　战斗打得非常激烈，阵地上烟雾腾腾，敌人火力十分猛烈。我们不断有人伤亡，霎时敌人又冲到阵地前，连长命令大家上刺刀，准备敌人拼刺刀。敌人从我们的右侧，我们伤亡大火力薄弱的地方突破了我们的阵地，我们的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射击，有的战士跃出工事向敌人射击，我起身猫腰端着刺刀准备向敌人突破的阵地方向冲去，连长命令我卧倒射击，他大概是看出我年轻身体不壮，不让我去与敌人拼刺刀。冲上阵地的几个敌人被我军火力击倒或刺死，我军阵地很快恢复，我们击退了敌人。不幸的是，连长头部中弹，撤下阵地，不知道他能否活命，多好的连长。

　　增援我们的人，从山下又来了三十多人，带来一挺轻机枪，随后又陆续来了二十几人，副连长调整了兵力，重新作了部署，我看阵地上总共不到一百人。敌人又开始猛烈炮击，敌人又要开始进攻了。敌人拼命攻击的目的是夺占山头，封住出口，不让我们的人向外突围。

　　向我们冲击的敌人一次比一次多，这次向我们冲击的敌人约有二三百人，敌人的炮弹不断在阵地上爆炸，阵地上尘土飞扬，炮弹皮在我们头顶上嗡嗡乱飞，炮弹炸起的碎石不断地落在阵地上噼里啪啦的乱响，撞击到石头上的弹头嗖嗖乱窜，敌人的轻重枪猛烈地射击，枪声像刮风一样，分不清哪是步枪响，哪是机枪响。面对强敌，我们不甘示弱，我们向敌人猛烈射击，手榴弹一排排的投出，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我们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我们连续打退敌人四次进攻。我打了约三四十发子弹，投了约三十多枚手榴弹。右臂酸痛的很，起落有障碍感，我跟前还有六七枚手榴弹，几袋子弹，一支三八式枪。我除了对敌人射击投弹外，还得照顾同班那位战友，因为他刚入伍不久。

　　敌人炮火不断，仍不对我们猛烈炮击，弹片碎石在阵上乱飞，尘土、烟雾弥漫，火药呛得人呼吸都困难，嗓子痛得难受，耳朵嗡嗡直响，每个人都灰头灰脸的，我的身上盖了厚厚的一层尘土。

　　我们在阵地上仍全神贯注的注视着敌人，丝毫不敢松懈。我们有位排长牺牲了，一班长代理排长。

　　这支部队用的大部分是三八式步枪， 歪把子机枪，弹药充足，战斗力不错。比我们多好几倍的敌人尽管拼命攻击，但始终没能攻占我们的阵地，要是我们营，没有这么好的装备，可能守不住阵地。我很羡慕这支部队。

　　山口向外突围的人渐渐少了，敌人又开始攻击前的炮击，敌人的炮弹在我们阵地上连续、密集爆炸。这次炮击落在阵地上的炮弹比前几次密集的多，副连长命令少留几个人警戒外，其余人都到山坡下去隐蔽，以减少伤亡。

　　这个时候，又有三十多人赶来支援我们。

　　敌人的炮弹稍停，副连长命令我们进入阵地，打击敌人的进攻。

　　我们进入阵地，敌人到达了我们的射击距离。我们瞄准射击，不断投出手榴弹，连续不断地射击和投弹，打击敌人的进攻。

　　这次冲锋的敌人好像没增加多少，我们倒是增加了兵力，提高了大家击退敌人的信心和力量。经过约二十多分钟的激战，敌人伤亡很大，狼狈地逃回去了。

　　战斗停止期间，我们重伤员离开阵地，轻伤员不下火线，留下继续参加战斗。我们重新调整分配了弹药，准备敌人下次进攻。副连长给我提过来一袋手榴弹(三枚)，说小鬼打得好，注意隐蔽，射击、投弹的姿势低一些。他在阵上走了一遍，检查指点。大家忙着整理子弹(擦拭、排列)，手榴弹揭盖，准备敌人下次进攻。

　　停了一阵子，我们奉命撤退。副连长命令我把我跟前的枪、子弹、手榴弹都带上。我除了我自己的枪外，又抗上了四五支三八式枪和一些子弹袋、手榴弹，走起路来颇感吃力。因为部队伤亡很大，多余了很多枪弹，有些人还要搀扶伤员。

　　我们撤离战场向西北方向走去，敌人只是向我们打炮、打枪，没有追击。

　　“副班长，你负伤了”我们班战士指着我的脖子说，听他这么一说，我的确觉着丝丝拉拉的疼，伤不算重，只是擦破了皮，流血不多，他给我简单包了下，继续随部队前进。“不要紧吧?”副连长拍了下我肩膀问。“没事。”我立刻回答。“在我们这里干吧。”我没回答他，因为我有部队，他向前走了。

　　部队沿向北去的一条小路走了约五六里路，在一个小山村停下来休息。“身上有干粮的少吃一些，没有的，班里同志匀他一点。”副连长对大家说。

　　我俩依靠在街墙上，他问我们怎么办，到哪去找我们的部队，我心中没有数，只好说等等再说。我想这是我参军以来打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消耗弹药最多，最激烈的一次战斗，鬼子火力那么猛，人那么多，一次又一次的冲锋，也没攻上我们的阵地。敌人在我们阵地前尸伤遍野，武器弹药遍地，离我不远处还有敌人遗弃在我阵地前的一挺轻机枪。我觉得这次战斗打得很过瘾。我想，在这样的部队打仗，才痛快哩。我朦朦胧胧的听见有几个人小声说话，睁眼一看，是我们一营营长李振江。我虽然很羡慕这支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可我更留恋我们的连队，那里有我们熟悉的首长和同志们。于是，我走近李营长跟前，向他报告说，我是二营五连的，今早与部队失掉联系，不知道现在部队在哪里?他告诉我说：“你们部队就在山西边。”他让我跟他一起走。我告别了那位副连长和在一块战斗的同志，马上要归队了。临别时那位副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大盖枪要留下。”这一说我可急了，我着急地说：“连长，我的枪，子弹都打光了，怎么办。”“别急，给你补上五十发子弹。"随后他让旁边的战士拿了五十发子弹给我，加上我原来的几发，有五十多发子弹，我很满意了，虽然没有达到拿走那支大盖枪的目的。

　　敌人这次合围，我们损失很大，支队政委刘涛同志，在右岗，金顶山西南牺牲，支队机关和部队减员很多。我们副连长被俘，我们连也只剩下二十多个人了，部队情绪有些消极。我们班和二班合编在一起，也只有六个人，二排的闻士清为班长，我为副班长。

　　第二晚上，我们返回战场，掩埋烈士，寻找伤员。支队长朱则民同志在大顶子，召集支队干部、战士开大会讲话。他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在蒙山，保卫蒙山。敌人疯狂不了几天，我们很快就要反“扫荡”了。现在我们要团结一致，勇敢战斗，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作贡献，我们要坚决保卫蒙山，保卫我们的家乡，坚持在蒙山，拖住敌人，和兄弟部队一起反“扫荡。”

　　我对支队长的讲话深信不疑，对粉碎敌人的“扫荡"，取得反“扫荡"胜利的信心更足了。

　　抗战回忆(五)

　　▉在梧桐沟掩埋烈士

　　太阳刚出来不久，我们就接到了去梧桐沟掩埋烈士的任务。我们去老乡家借了铁锹就出发了。

　　我们离村子很远的时候，就看见了村里树上吊着我们烈士的遗体，村里焦臭难闻，村子破烂不堪，街上、树上、房框里(房顶都被烧坏)，到处都有被害烈士的遗体。有的一颗树上吊着五六个烈士，一个房框里吊着三五个烈士，多的十几个。有的衣服被脱光或烧光，惨不忍睹。在十来户人家的小村里，敌人杀害了一百多人，除个别是当地群众外，绝大部分是我"抗大"的女学生。据说，这些女学生手中没有武器，全是合围时被俘获遭到杀害的，她们大部分衣服被扒光和烧光，有的是被刺刀刺死，有的是被火活活烧死，等等。

　　我们流着眼泪掩埋了自己的同志。十二月初的天气，地冻得像铁一样硬，我们十几个人累得浑身是汗，忙活了半天，也只能是简单掩埋。

　　面对惨景，被激怒了的战士们，不约而同的发誓：一定要多消灭敌人，一定要报这个仇。

　　▉排长逃跑了

　　一天夜里，我们连进驻蒙山东部的一个小村，二排长张孝先，班长石德法逃跑了，并且带走了一名战士。

　　指导员带我们几个人追了几里路，不果而返。为此，特派员批评我警惕性不高，我自然是要自我检查的，因为他们逃跑的事，是意料之中的事。

　　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我们部队里一些理想信仰不坚定的人，怕这怕那，逃跑了。如果一个人想跑，是很难控制的，特别是干部，他们三个都是费县人，距离家乡不远。他们临走前就发现有异常现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果然他们逃跑了。逃兵，特别是干部逃跑对部队的影响很坏。

　　▉父亲被抓

　　12月底的一天夜里，我营进驻了磊石。刚吃过早饭，就听见了枪声，接着我们就紧急集合，抢占山头，迎战一百余伪军。开始时敌人试图攻占我们的阵地，一经交火，敌人不敢盲目行动了。对峙了一会，敌人便撤退了。

　　当时，敌人大“扫荡"已经基本结束，敌人围剿我军的势头大大减弱了，我军反“扫荡"开始了。

　　磊石离我家仅仅七八里路，领导告诉我，要尽量少接触熟人，因为我的父亲被敌人抓去，正押在敌人据点里。敌人不断地鞭打他，要他交出当八路军，父亲当时是我方村长，敌人怀疑他给我军保存了粮食、文件等，要他交出公粮，交出给八路军保存的文件，经过二十多天的关押，在严刑拷打下，父亲什么也没有说。

　　我家里人把家里能变钱的东西都卖掉，才将父亲赎出来，但父亲腰部已被打坏。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确为"抗大"保存了不少书籍、文件等物品。

　　▉送支队长去纵队开会

　　12月某日的中午，指导员许光召集闻士清班长和我等七人开会，会上安排的任务，是护送支队长去驻沂山山区的纵队机关开会，晚饭后就出发。

　　我们七个人，是从全连挑选的，编为一个班，闻士清同志为班长，我为副班长，指导员许光带领我们。

　　黄昏的时候，我们去村头集合。支队长袁也烈(刘涛政委牺牲，朱则民支队长改为政委)同志早已在村头等待我们，他们有5个人，其中一位是"抗大”的孙陶林同志，再就是警卫员、饲养员等人。

　　支队长早就认识我，也认识我父亲。支队长说:"小刘，我们要过 (沂)蒙(阴)公路，你带路。你说说我们怎么走法?”一见面，支队长就问我。尽管我们已明确任务，但支队长不时询问情况。我知道这个任务的分量，心里觉得沉甸甸的。我略加思索了以后对支队长说，从这里到公路，我对这一带路很熟，过去公路就不熟了。支队长接上说：“过去公路我就熟了。”我接着说：“路过盆泉东边，从太平庄到汪家庄之间过河。从双垢以西魂里庙东过公路，不走村庄，有些地方没有路，但都是平地，你看行不?”支队长立刻说：“对，尽量不走村庄。前几天的一个夜间，我们的人在太平庄遭到敌人埋伏。”

　　我们出发了，顺利的到达了大河边上，支队长命令停下。他问：“盆泉庄到汪家庄之间有桥吗?”我说：“没有，有些地方也没有路，但是方向不会错。”支队长问：“这里到你家多少里路?”我回答:“二里路。”“那里有桥吗?”许指导员问，“盆泉庄到汪家庄肯定都有桥”我回答。“现在河里结了冰，趟水过河太冷啊”支队长说。我说：“走桥就得走村庄，这不安全。汪家庄离崖子据点只有三里路，敌人要在太平庄或汪家庄桥头埋伏就麻烦了。我们从这两个村之间插过去，那里是一片树林，然后从魂里庙村东过公路，这样安全。”支队长说:“过去公路，我们就向茶峪、磊石沟方向去。”支队长告诉我们要过河趟水，先把裤腿卷起来，小心冰水激坏了腿，不要怕冷。我对支队长说:“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先去侦查一下，然后过河。” “好”支队长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去吧”闻士清班长说。“我路熟悉，还是我去吧”我说。

　　我带领两个战士，按预定的路线过了河，没有发现什么情况，我把两个战士留在小树林里警戒，我返回来接支队长他们。

　　我们十几个人，只有支队长骑马，其余同志都是趟水过去。有的人腿被冰碴擦破了，有的地方水深过膝，的确很冷，但我们顺利地过了河。在树林停下，穿上鞋子。我说“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会，我去公路边侦查一下。”支队长问有多远?我说一里多路。

　　我带三个战士很快接近了公路，没发现异常，留下两个战士警戒，我返回来带他们过公路。

　　过去公路，我们三个人变成了后卫。随后我们发现有四十多个敌人从东向西沿公路行走。此时，我们已脱离危险区了。我如释重负，轻松前进了。

　　纵队机关驻在一个山村里。孙陶林同志和我们分手去"抗大”了，我们十二个人住在一栋两间的草房里。这里太平景象很浓厚，好像没有战争痕迹，要是天气好，街巷有很多人会出来晒太阳。

　　支队长的警卫员，几乎每次打来的饭菜都是两个馒头，豆腐白菜。我们也改善了伙食，一般都是高粱和地瓜干或黄豆煎饼，煮黄豆、萝卜白菜等。在这里安安稳稳，能吃上高粱煎饼，可谓是难得的好日子。

　　在会议期间，我们除随纵队机关人员听听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课外，别无他事。

　　▉珍贵的礼物

　　一天早饭后，南风徐徐，阳光和煦，村边的人熙熙攘攘。我和李启常同志在人群里边看边走着。“小同志，你怎么到这来啦?”一位有点面熟但叫不上名字的干部拦着我问。我突然想起，这是在金顶山见过的那位伤员。我问:“你的伤好了吗?”“早好了”他轻轻的说。他一定要带我去他住处坐坐，我只好从命，小李返回，我跟那位同志去他住处聊聊。

　　我首先向他说明了是何时来到这里的，然后他说：“我这次负伤归队，伤好的这样快，亏了你给我的两个大饼子。当时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吃上你给的饼子，当天就走了好几十里路，根据你介绍的情况，我找到了部队。”我们拉了一会，我就起身告辞。临走时，他送我一条肥皂，一双布鞋，一个牙刷，一包狮子牌牙粉。这么多的礼物，我真不敢接受。他在纵队机关做管理工作，可惜我忘记了他的名字。

　　之前一次战斗中，我们在金顶山的石坎里发现了这位伤者，我给他包扎了伤口，给他两个用小麦碾碎后做成的饼子，足有三斤多，并告诉他向北边找部队，要尽快离开这里。当时他流着血，没有东西吃，走路很困难。

　　支队长开完会，我们带着反"扫荡"的任务，顺利返回。支队长对这次护送任务很满意，他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提高本领。

　　▉过元旦吃饺子

　　一天晚饭后，我们以班为单位领了小麦，今晚上和好面包饺子。虽然元旦已过去了一些日子，但这仍然算是过元旦的饺子。吃饺子，这是两个多月以来的第一次，大家都很高兴。

　　一早就去伙房领饺子馅，全班同志刚包完饺子，准备下锅时，一声枪声，没顾上吃饺子，我们就急忙集合上了山。

　　这一仗打得并不激烈，约半个小时，敌人就撤退了。我们下山在另一个村庄住下。“各班拿着盆到伙房打饺子。”我们心想吃饺子已经无望了，没想到来到这个村可以吃上饺子了。

　　打回来的饺子，汤里飘着馅皮，破了肚，囫囵的没有几个，更让人不高兴的是，饺子盆里还有石头块，草叶，草棍，还有羊粪蛋，沙土。因此，有人说了伙房的怪话。战争年代的条件，不可想像。

　　晚上点名，连长首先让司务长介绍今天吃饺子的情况，司务长说，大家上山打仗，我想我们吃顿饺子不容易，就用伙房房东放在院子的两个装草的筐子，到各班去把饺子收集起来担着上了山。当时饺子，有的是在锅里没捞出来，有的是没下锅，有的是刚捞出来放在盆里，我都把它倒在了一块，筐子也没来得及清理。今天的饺子，又烂，又不卫生 ，请同志们批评。连长接上说：“我们过元旦总算吃上了饺子。能吃上这顿饺子，司务长立下了不小一功，应当受表扬。”

　　“是呀，司务长灵机一动应当受表扬。”点名之后，各班你一言我一语的边吃边议论着。

　　这顿元旦的饺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看事物，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连长讲得对，司务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让大家吃上饺子，应该受到表扬。

　　　抗战回忆(六)

　　▉去武工队开展敌后工作

　　1942年1月初，敌人对沂蒙山区的“扫荡"逐渐减弱，我军反“扫荡"逐步加强。

　　敌人在重要村镇、路口、山头、都建了据点，筑了岗楼。有的地方还挖了壕沟，妄图以此对我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加上敌人的破坏、封锁，我们根据地已经缩的很小了。现在我们的地盘是不大，人民、政府和军队，经济已经很困难。而且敌人对我根据地还不断的进行袭击和蚕食。一方面，我们尽力组织反“扫荡"、反蚕食，另一方面，就是组织根据地人民搞好生产建设。同时，到敌占区开展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搜集情报、保护粮食等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我们连的干部已经陆续调走几个，只有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了。

　　某日，刚吃过早饭，许指导员告诉我，并要我告诉李启常同志，一起跟他去组建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工作。

　　下午，我们五连三个人和六连的三个人，六连有王指导员、班长姚现法、战士老马，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之后，一起开了会，连领导当场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四个战士组成一个班，姚现法同志为班长，他比我大四五岁，是老班长，我为副班长。许指导员为指导员，王指导员为队长，就这么简单，武工队就这样组成了。后来我才知道，蒙山支队当时规定：组建武工队，一个指导员只准选两名优秀战士带着，不准多带。当时经过反“扫荡"斗争，我军战斗减员很多，我们连总共才有十三个人。我不太明白，许指导员为什么选我来，我愿意在八路军正规部队打仗，不愿意去八路军武工队打游击。所以知道这件事后，我提议不想去，许指导员不仅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做了耐心地说服工作，并说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我当然得服从了，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

　　吃过晚饭，我们就出发了。天很冷，我们伴随着灰朦朦的月光，踏着路上的残雪冰碴，吱吱作响。夜很深沉，只有风啸、林吼，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人，也没有听见枪声。我边走边想：这敌占区是个什么样子?打游击怎么个打法?

　　约下半夜两三点钟，我们到了苏子峪。这个村有十几户人家，房子全被烧光，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满村都是很浓的焦臭味，我们选择在屋墙的避风处休息。

　　天亮以后，我们去冰封的河里洗把脸，提提神。回到村里，我们在街巷中行走，这个村和山区的许多村一样，残墙断壁，房子的上盖被烧掉，房墙是黑色的，屋框里边尽是草木灰。满街满巷都是灰尘、鸡毛，猪、牛骨头，在这个村头，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牛头。这是日本侵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造成的恶果，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中午，在村外避难的几个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十多斤高粱。王队长对我们说："这是群众珍藏下来的的种子，我们不能吃。”大家只好饿着肚子，眼巴巴看着高粱，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使我们深受感动，虽然肚子是空的，可谁也没说饿。

　　下午，我们在响河村找到了汪沟区委。区委只有孔庆福书记和一名工作人员，附近这些村庄都归盆泉区所属。由此向东十里以外的村庄是敌占区，归属 汪沟区营辖，今后，我们主要是在那里开展打游击和各种活动，这里是山区，敌人不常来，所以，我们只能在此落脚。

　　第二天，区委孔书记介绍了汪沟区的情况。

　　晚上，我们七个人一起出发了，像个精干地小部队，浩浩荡荡地向东前进。孔书记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自从敌人大"扫荡"汪沟区沦为敌占区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八路军战士和他一起到敌占区开展活动。

　　到了孙家沟西山往东看去，有许多山头和村镇，灯火一闪一闪的，那一带就是敌人的据点。孔书记停下来说：“在这里停一下吧。我把这里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说:“这里是小主山，离这里有二里路，敌人有一个中队，是我们从这里出入汪沟区的主要威胁。东南边是葫子山和杨子山，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一门大炮，能打二十几里路。那边是青驼寺，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这些敌人驻军据点之间都能通电话。”孔书记停了一下继续说：“这是附近的几个据点，远处的不介绍了。这些敌人主要是白天出来到村子里去要钱、要粮、抓人、要农夫。日伪军夜间有时候也出来活动。有些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地方人员和日伪军勾结在一起，经常白天在这一带活动。这一带过去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占据以后，群众盼望我们的部队来解放他们，但是现在部分群众表面上不大敢接近我们了，他们怕一时解放不了，再受敌人的迫害。”孔书记缓了口气继续说：“村干部表面上是三面应付，日伪军、国民党和我方人员，实际上多数村干部是倾向我们的。少数人的态度是谁来都应付过去就行，谁也不得罪。个别村干部倾向于敌人，但不敢公开反对我们。我们今晚上去的这几个村，村干部都是倾向我们的。我经常来这三个村，从没发生过任何问题。好，我们走吧。”孔书记边说边催促我们快走。

　　我们下山去，走了不久就到了一个小村，叫贡山前，这里村干部特别是有位叫王湘的干部对我们非常热情。“呦，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部队的同志也来了。”我们一见面，他们就又高兴地问。孔书记向他们介绍了王队长和许指导员，并说，今后咱们八路军部队的同志就要常来了。“那太好了”他们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孔书记给他们布置了工作，王队长、许指导员作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

　　我们离开这个村，到了窝庄村，这个村村长是个女的，姓曾，50岁左右。我们在窝庄村，女村长除了向我们介绍敌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外，还逐个问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姓名等，然后她说：“今天葫子山、仰子山的鬼子和汉奸来村里，要我们村明天往山上送一千斤小麦、两百元银洋、一百个农夫，兴许明天还要再来催要。”这个村子靠近我根据地区边缘区，后来我们经常来这里工作和居住。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这个村的活动基本是半公开了，女村长说过许多夸奖我的话。武工队老姜曾开玩笑的说过：“村长偏心眼，老向着我们班长。”区委孔书记和这些村干部关系很好，女村长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也被区委发展成为党员，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

　　我们最后去的村子是苗家嘴，这个村村长姓刘，很年轻，对我们很热情，很实在，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1944年秋任汪沟区区委组织委员。我们在该村吃了夜饭，吃得是高粱煎饼，在那个年代能让我们吃上这种饭，对我们是很优待了。我们在这个村呆的时间最长，吃过饭后，又了解一些情况，时间很晚了才离开村子返回山里驻地。

　　我们回到驻地很晚了才休息。吃过早饭，有四十多个敌人来到我们驻地，被我们发现，我们和敌人打了一阵子，他们就撤了，这个小仗，我只打了两枪。

　　我们每到一个村，先听村干部介绍情况，然后我们布置一些工作，进行宣传教育鼓动工作。我观察体会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三个村的活动经历，今后是不是每到一个村都是这样开展工作呢?

　　从此，我们经常是晚出早归，集体去集体回。只是到能去得了回得来的村子去开展工作，大体上是按照第一次去的三个村庄开展活动的模式开展工作。

　　我反复在想，在敌占区打游击，就是这么个打法?究竟应该怎么打法?就这样打下去吗?这样做效果究竟怎么样?对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思索，但仍很茫然。因为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个全新的工作，过去我们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和日伪军除了打仗就是打仗，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任务，现在武工队，做敌后工作，得边干边学，摸索着做。

　　自从我们武工队来到这里，在这一带活动的就不仅是穿便衣的区委孔书记一个人了，而是有了八路军，有了穿军衣、拿武器的八路军武工队了。

　　对此，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敌人却害怕起来了，不敢那么大摇大摆地活动了。1942年秋天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武工队消灭了四个伪军，缴获了几支步枪。逐渐地，敌人对这几个村庄只能是早出晚归，而且是整支队伍过来，一个人绝不敢出来了。

　　这里，敌人据点和据点之间只有几里路，远的也只有十几里路，伪军大部分是当地人，一部分伪军军官是国民党降日人员，有的是外省人。他们几乎天天去附近村里要粮要钱，要民夫，给他们修据点干零活。他们经常吓唬人，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村里人不知道何时、何罪名就被敌伪军抓去，不是打死，就得用钱赎。

　　各个村除了应付日伪军派发的名目繁多的款项外，还要承受日伪军人员的敲诈勒索。例如：跑腿钱、鞋子钱、酒肉招待，等。有的敌伪人员以吃饭为名，向老百姓要钱，一天竟要吃十三顿“饭”的饭钱。敌军队长过生日，结婚，队长太太生孩子，都得送礼。节日送礼物等。

　　同时，有些坏人活动十分猖狂，他们认为从此天下就是日伪军的了，故此，无所顾忌的敲诈、陷害人民群众。

　　有些国民党人员一方面与日伪军勾结，一方面打着抗战的旗号，发国难财，搜刮群众财物。他们的部队来了，就在村口放上岗，群众只放进不放出，挨家挨户的翻粮、逼钱。此外，匪祸泛滥，群众的耕牛、粮食、钱财、衣物等，时常被土匪抢走。群众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被逼交，被抢走，他们自己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花生皮、草根草种子渡日，有的被活活饿死。人民群众整日担惊受怕，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敌人的统治下作奴隶的日子太难熬了!

　　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快去解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人小看我们的力量，看我们是否能站住脚，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虽然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但都不敢轻易接近我们。他们担心接近我们，一旦被坏人知道，就大祸临头。因此，他们表面上，特别是当另有人在时，不敢主动接近我们。虽然他们很想接近我们，说说心里话，想了解当前形势，但大都不敢。

　　在敌占区活动，不管我们住在哪村哪家，人民群众都会给我们听风、放哨，从多方关心照顾我们。只要是和我们单独见面，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有时候我住在群众家里，主人就告诉我，他约好一些人家，来找我们问这问那，常常是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有问的有说的。在残酷复杂的敌占区斗争环境下，军民依然一家亲，那么亲近、热闹的场面至今令我难忘。他们有时会说“要是在街上看见你们，我们不说话，你可别怪我们，俺村里有坏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群众无奈地保护自己的选择。

　　▉过春节

　　盼过节，是每个人的美好愿望。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过节和平常日，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武工队打游击时，过春节的一件事，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春节临近，朱家崖子村，有一位叫周福顺的农民，来到了我们驻地凤凰崖。他带来了几斤烧饼，说：“他们几家群众商量，过春节总得让八路军同志吃上点面。”周福顺，四十多岁，黑红的脸庞，中等个，憨厚壮实。孔书记、王队长、许指导员，一方面表示感谢，一方面劝他把东西带回去。因为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周福顺说：“俺知道，这点东西，这么多人，一个人摊不了几口，可这是我们老百姓的心意。你叫我带回去，那几家能让吗?"面对这一幕，我们当时无钱无物给群众以报答，只是发自内心地十分感激群众冒着危险，对我们的无私支持。

　　抗战困难时期，敌占区这些农民群众遭受着地主的压迫剥削，加上日伪军的搜刮，日子是很艰苦很难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肯自己承受清苦，也要让我们吃上面，这不仅是朱家崖子几家群众的一片心意，而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共产党领的人民政府、八路军的一片心意。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感人肺腑，永远难忘。

　　此举，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很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走露风声，被敌人知道，就要倾家荡产 ，坐牢甚至被杀头。他们不顾自己的生死，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过年，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亲人，想着自己的亲人，带着这么“贵重”的礼物，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心愿，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沂蒙山区的人民对子弟兵的热爱，是多么地感人啊。

　　这些烧饼，有的同志是留着眼泪吃的，有的同志拿在手里呆呆的看着，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保存了很久，并且经常拿出来看看。有的同志把分给自己的那一份送给房东小孩，因为当地群众过年，也是难以吃到面啊。我分的那一份两个烧饼，也是保存了好几天，最后送给了房东的小孩，让他过春节吃上面。

　　从那以后，多少个春节过去了。但每当过春节，我都翻来覆去的想想那一年，1942年的春节，想想那几个烧饼，想想那位老乡周福顺的深情厚意。

　　我今后还要想、想、想，永远忘不了。

　　▉帮助群众春耕

　　过了春节不久，我们在驻地向河、涝滩、茅草崖、石盆等地，帮助群众开展春耕生产。我们发动群众，宣传春耕春种的意义，还要保卫春耕，防止敌人来捣乱破坏，误了农时。我们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春耕，一方面和群众一起春耕。

　　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发动起来了，春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在春耕农活中磨起了泡，裂了口，但大家心里很舒坦，我们为群众做了点事。有的同志病了也要坚持参加春耕劳动。十几天的劳动，大家虽然都很累，但都很高兴、很快乐。

　　我们在敌占区打游击四五个月以后，我们武工队定名为汪沟区中队。名曰汪沟区中队，上级指示，这样做是为了缩小目标，不引起敌人注意。实际上青驼、诸满区等三四个区我们都去开展活动，当然，主要是在汪沟这一带活动。

　　我们在敌占区活动，风险很大。晚出早归，提心吊胆，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到村子里去，也多半是和村干部接触，而且多半是在靠近我边缘区活动，很少到敌人占领的区域地去。

　　这样，我们活动的地盘不大，而且很难广泛接触群众，其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这怎么能完成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任务呢?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我们试探着逐步加大活动范围，更多接触群众，逐步地深入到敌占区腹地去开展工作。

　　我们一般选择敌占区比较安全的村子去开展工作，即使住下来，也多半是深夜，悄悄地直接到群众家里住下，天黑后再悄悄地出来，不暴露住户。

　　我们发现，敌占区人民群众，心是向着我们的，掩护我们是诚心认真的。

　　由人民群众作靠山，我们夜进夜出，神不知鬼不觉，逐渐的由短暂的居住到成个月的在敌占区居住。由在敌据点较远的偏僻村庄住，到距敌据点附近的村庄住。由在小村住到大村住，甚至就住在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里。由悄悄的住，到公开住。这样，我们就能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收获，有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

　　抗战回忆(七)

　　▉冒雨送文件

　　1942年5月上旬的一天刚起床，武工队王队长集合我们吩咐说：“抓紧时间吃饭，饭后除了留二班长和小李外，其余的人跟我去打伏击。”

　　队伍解散以后，王队长留下我和小李说：“吃过饭，由姜干部给你们交待任务。任务很重要，一定要保证完成。"我俩答应后，马上就去吃饭了。

　　王队长带领队伍出发以后，敌工干事姜福来给我们交待任务，小李手捂着肚子，脸面露出痛苦的样子，我问过后才知道他肚子痛。姜干事对我们交待任务，讲得很详细，具体任务是给鲁中军区敌工部送文件，完成任务的重要性、行走的路线、必须到达的时间，路上可能遇到什么情况，怎么应付等，姜干事一一作了交待。姜干事还没有讲完，小李已经坚持不住了，倒在铺上翻滚，疼的直叫。当时武工队没有药，我只好去伙房打了碗开水来，给小李喝了几口，小李说还是疼。姜干事交待这份文件必须今天上午送到，当时姜干事又得马上出发，没有别人和我一起去送信了。姜干事在屋里急的直叹气，转圈。我说:“我一个人去吧，不会出问题，这一带路我很熟悉，一定完成任务。”敌工干事姜福来同志无可奈何又不无顾虑的说：“路上无论遇到什么人，也不要说你执行的任务。文件一定要亲自交给洪部长，谁也不准看，路上要是遇到危险，你可以把文件毁掉，必要时，可以嚼碎吃掉，小纸片不大。文件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我一一答应后，说，“保证完成任务，你放心。”说罢，我接过姜干事递给我封好的四方型不大，很薄的一个小纸块，小心地装在我自己缝的棉上衣里边的口袋里。“别掉了”姜干事继续叮嘱。“不会的，口袋很深”我有把握的说。“那好”姜干事略微放心的说。

　　我看了看在铺上痛苦地小李一眼，因为执行任务顾不上照顾他了，惋惜的背上了枪离开了他。

　　天从昨天晚上就很阴，我出了村不久，雨点就打在我身上。文件在棉衣里边装着，只要棉衣渗不透，文件就湿不了。

　　可是没想到雨越下越大，不大的一会，我的两肩发凉，棉衣的肩部已经湿透。雨水由上向下流，接着后背、胸部都湿透了。文件不能湿，我用擦脸的一块布把它包好，放在裤腰里。可是渐渐地全身都湿了，包文件的布已经有了水的痕迹，怎么办?我看见路边的树叶有的很大，急中生智，我就摘了一些，把叶子上的水擦干，用树叶一层层的把文件包好，用一只手抓住，放在棉上衣的里边，继续前进。

　　路上我检查了几次，文件没有湿，我就放心的快走了起来。

　　中午，终于到达了县委驻地草岗头。村子不大，没问了几次，便找到了鲁中军区敌工部的住处，走进敌工部的房门，就看到了洪部长。“报告!”我在门口向洪部长施礼，“这么大的雨，你怎么来了?”洪部长问。“我来送信。”说罢我从怀里掏出那个用树叶包的大团子，洪部长和屋子内的人都吃了一惊，我把大团子递给洪部长说，文件就在里边。洪部长接过后，一层一层地把树叶剥掉，拆开信一看，高兴地说，我正等着这份材料。下这么大的雨，你能用这种办法把信保存好，真难为你了。他边看信边说着。

　　我在路上走的时候没觉着冷，可停下来不大一会，身上就发起抖来，牙骨也碰的吱吱响。洪部长吩咐工作人员弄了些柴禾来，点着以后，找了一件大衣，让我把棉袄换下来。我穿上大衣，把下边卷起来，转过身子面向火堆哄哄湿了的单裤。过了一会烧的水也开了，我围着火，喝了点开水，觉得身上暖和了，还微微的出了点汗。

　　洪部长从里屋出来，拿出一件洗得干干净净，叠的整整齐齐的上衣对我说：“穿上吧，衣服虽然旧了些，但还能穿些日子，你穿上，要不就太凉了。”我不好意思的地说：“不用啊，我们也快发单衣了。”“拿着吧”洪部长和屋里的人一齐说，我用感激的目光看着洪部长和屋里的人。

　　战争年代，领导关心爱护战士，战士服从领导，部队里官兵一致，团结一心，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

　　▉保卫麦收

　　6月份，小麦收割了，敌人拼命到各村去催粮、催款。他们逼、抢农民刚到手的小麦，逼不出、抢不到，就抓人逼迫村里的人拿粮、钱去赎。有的据点的日伪军在农民打麦子的场院里等着，小麦打好后即刻收走。

　　因敌我力量悬殊，我们是不可能完全制止敌人的强征乱抢，但我们会尽全力打击敌人抢粮，发动群众对付敌人的抢粮。据此，我们分析了形势，研究了方案，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决定抢时间到更多的村庄，广泛地接触群众，和群众一起与敌斗争，保护麦收。

　　我们经常分成几个组出发，组织敌占区群众开展与敌人争夺小麦的斗争。马家窑村小麦刚到场院，敌人就在打麦场院上放了岗，逼迫群众打麦子，打了多少拿走多少。有的老百姓为了一点口粮，跪在敌伪军面前，苦苦哀求给留下一点粮食，敌人毫不留情，一脚把老百姓踢倒，把粮食全部抢走。群众哭天喊地，人心惶惶。

　　敌占区群众，壮劳力常年被迫在敌 据点干活，主要是修工事。日伪军、国民党军队强取豪夺，群众连日担惊受怕，严重破坏和影响了生产。

　　许多群众无可奈何地说:“不干了，听天由命吧，反正种出粮食也捞不着吃”。我们深入群众之中，努力做好工作，既鼓励群众和敌人斗争的信心，又教给他们对敌人斗争的方法。让他们把熟的小麦在地里割头脱粒:隐藏。只用少量的小麦去应付敌人。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敌人逼抢小麦少多了。

　　随着保卫麦收斗争的需要，我们决定回山里保卫麦收。在返回的路上，一个夜晚，我们从汪沟一带回山里，路过马家窑村，村长一见到我们就既高兴又唉声叹气。原来白天敌人在这里待了整整一天，村里当天脱粒的麦子大部分被抢走了。有的户脱完粒即被抢光，一粒麦子也没留下。村长喃喃地说：“麦子全给抢去了，大伙无心干活了。”有的人说，地就荒着吧，种出粮食也吃不到嘴里，不干了，听天由命吧，怎么还不是个死。“种庄稼的人饿死了，他们日伪军也别想活了。”站在村长身边的一位壮汉说。另一个人接上说：我跟你们去当兵把?今晚就去，同你们和日伪军打仗，就是打死了也比饿死强。“你净说气话，你走了，你那躺在床上的娘怎么办?”村长着急地说。

　　我们和村里人研究了对付敌人抢粮的办法，就地割穗、就地脱粒、隐蔽藏好，只拿出少量的应付敌人。告诉敌人说随打随送，稳住敌人，尽量不让敌人在小麦脱粒时来，再就是夜间脱粒，打完后藏起来。大伙还是要下地干活，把地种好，敌人来抢，我们想法子对付就是了。但村长无可奈何地说“这明天这一关就过不去，说好的上午打麦子，下午就得送去。”王队长说:“明天下午我们演场戏给敌人看看。”

　　在马家窑了解情况后，我们到附近村了解情况，情况大致和马家窑相同。

　　半夜，我们回到马营庄，睡到天快亮带了点吃的，即赶赴预定地点。整个上午我们是在山沟树底下渡过的。

　　下午大约三点左右，马家窑、马营庄村长带十几个人的送粮队伍过来了，他们有的挑着、有的是两个人抬着小麦，向小主山据点走去。在适当的距离上，我们向敌据点方向打了两枪，立即跃进隐蔽地，赶到村里人送粮的路上，和送粮队伍一起向西山走去。

　　“这主意真不错。”我们到了西山沟一个比较安全隐蔽的地方停下来，一位挑担子的老年人边擦汗边说。武工队王队长边笑边说:“我们突然这样做，敌人摸不清情况，凉他也不敢行动。”村长说:“昨晚我这心里老想，就你们几个人，在靠近敌人这么近的地方，这样做太危险。”我说:”险是险了点，可这是应付敌人的好办法。”村里人和我们，热闹地议论着。王队长说:“等一会你该去报告了，就说我们送的粮让八路军给截取了。”大伙一起笑了起来，村长上路前要求我们常来他们村。

　　两天以后，我们在新发庄隐蔽，中午村长说，小主山有十几人敌人在店子抢粮，下午可能来俺村。听到这个报告后，王队长没说什么，看得出，他在慎重思考着。一会他说:“我们去村西岭上打他一下子，杀杀敌人的气焰。”

　　太阳偏西时，我们分散隐蔽出了村，在西岭敌人回山必经的路上择点设伏。果然不出所料，下午，二十几个敌人，散散乱乱地，押了十几副挑担子得群众走过来。"注意不要伤了群众，射击!”王队长一声令下，我们一齐打了枪，敌人一下子慌乱了，送粮的群众跑了，有的就地卧倒不动，有两个敌人卧在地上不敢动，我们上去缴了敌人的枪，开导他们跟我们走。我们略停一会，观察了下情况，告诉送粮群众，赶快把其他人喊回来，挑着粮食跟我们走，他们会意的笑了，把人找回来，挑起粮食跟着我们向西走了。

　　太阳落山，天开始黑了，王队长说：“你们挑着粮食赶快回家，村长们明天向敌人报告，说粮食让八路军截去了。”大家哈哈大笑一阵子，高高兴兴地挑着粮食分别回他们家去了。“这样好是好，可太危险，你们这几个人?”村长对我们说起，不一会，他依依不舍的和我们分手了。

　　以后，我们先后驻进翟家庄，庄子、解峪等村，采用同样的办法对付敌人抢粮，依然有效，群众纷纷说，这个办法管用。

　　从此，许多村都这样效仿，说来了八路军主力部队，他们送的粮食让八路军截走了。一时间敌人摸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了。

　　敌人为了长期占据，千方百计囤积粮食，不仅在敌占区抢，催、逼，很有可能到我们根据地的边区抢，我们不仅要发动敌占区群众抗粮，还要保卫根据地群众麦收。我们决定回山，保卫那里的麦收。

　　这一夜睡得挺香，一觉醒来，太阳已经很高了。饭后王队长召集我们开了会，布置了保卫麦收的任务。

　　“今年小麦收成挺好，庄稼长得也好，你们可别走，打完小麦，就磨面，包饺子给你们吃”我的房东大娘边忙着什么边说。

　　我们经常看到群众高高兴兴地收割、打场的热闹情景，我们也十分高兴。我们在村里几个小巷看了一阵子，村里男女老少进进出出地忙活着，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

　　走到巷口，班长姚现法同志约我到村外去走走。“回来啦”“啊，你们忙啊。”“你们没白出力呀，今年的麦子长得真好啊，快来看看吧。”我们一到场边，就和村里在场上打麦的人聊起来了。“抓紧打，打完就藏起来，防止敌人来抢粮。”“他还敢吗?”因为这时敌人已经很少来这里了，所以群众有些大意。我们说:“不能大意，防止万一啊。”有群众说，你们这回下去(去敌占区)的时间可不短。“过两天上我家吃饺子。”一些群众热情地说，群众的盛情十分感人，他们一边和我们打招呼，一边欢天喜地得忙活着。

　　小河，弯弯曲曲的小河，濛洄甘甜的河水，清澈见底，小鱼自由自在地游动着。大地里显现勃发生机，河畔树林里传来阵阵悠扬的笛声，小鸟在树上欢跳地叫着，村里下地的人进进出出忙活着。

　　我俩越看越高兴，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问问。“看见根据地群众这么高兴，就更想起敌占区群众的可怜”姚现法同志感慨地对我说，“他们很快也会这样了”我说:“你看这地里的庄稼长得绿油油的多好看。”

　　见到宁大爷，姚现法同志说：“大爷，忙啊。”我们俩一起问候宁大爷。“哦，是你俩呀，今天回来的早”“是呀。”“快过来尝尝这杏子，又香又甜，这周围就我的杏熟的早。好吃着嘞。”宁大爷放下篮子双手捧杏向我们怀里送。“不，不要大爷，我们不吃。”老姚说。“大爷，留着拿街上卖几个钱吧”我劝说。“哎，这杏，山里人谁要?”老人惋惜地说。“大爷，谢谢你老人家，真的我们不吃。”老姚用双手捧着大爷的手说。“你们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叫人生气，这还算一家人吗?”大爷说到这份上，我俩只好每人拿起了一个杏。“这就对了”老人笑了。“吃了俺叔叔的，也得吃俺的”站在大爷后边的一位姑娘向前跨了一步，放下篮子捧起杏对我们说。“谢谢你，一个人一个就够了，不要了”我说。“俺的杏不好吃是怎么地。”姑娘把杏放到我面前的地上，气呼呼地提着篮子走了。“大爷，这又是你带的头”老姚开玩笑地说。“我呀，今天带了个好头。”大爷说罢提着篮子笑着走了。

　　“我们回来，保卫和帮助群众麦收，这任务也不轻啊”老姚对我说。“看来群众很麻痹”我说。“对，得做点宣传工作”老姚接上说。不管怎么样，回到了根据地，我们总会有轻松感。我们俩边聊边在河边走着。

　　这一年的麦收保卫工作，还算顺利。后来，支队独立营来了一个排，支援我们。不仅敌人来我们根据地扰乱被我军打回去后再也没来，而且我们也可以白天去敌占区活动了。

　　广大群众到处讲，八路军主力部队回来了，据点的小股敌人不敢再去村里催粮了。

　　根据地和敌占区的人民群众都主动踊跃给我们八路军和人民政府送公粮。

　　工作中我们广泛接触群众，我们了解了群众，群众也了解了我们。由从道理上的理解群众，到同群众建立了信任和感情。在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保卫粮食的日子里，我们宣传教育了群众，我们自己也受到了鼓舞和教育。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的队伍也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942年5月，我们汪沟区中队已由六个人发展到二十多人，由一个班分成了两个班，我为二班班长。

　　▉再危险也要去敌占区

　　随着工作的深入发展，我们逐渐深入到敌人的腹地去活动，加强了对敌人的威胁，使敌人恐慌不安。虽然敌人对此不甘心，他们千方百计的进行捣乱和破坏，增加了夜间在据点以外村庄的活动，妄图以此加大对我们的威胁，妄图阻止八路军不再深入敌占区的腹地活动，同时也给那些据点人比较少的敌人壮壮胆(二三十人)，并借此恐吓群众，使其不敢接近我们。

　　毫无疑问，这是敌人恐慌的表现，他们想以此限制我们的活动，把我们挤回去。他们夜间出来，或者是在我们必经之路伏击，或者是估计在我们要去的村里埋伏。他们经常制造声势，有些群众就说，昨晚山上的敌伪军又出来啦。敌人这样做，其目的是不让我们去其腹地或其据点附近活动。

　　因为有人民群众保护我们，经常给我们通风报信，加之我们警惕性比较高，每次行动都小心谨慎，很少出现危险。我们对可能有危险的村子，都是先侦查而后再进村，所以，我们多次躲过了敌人的伏击。

　　我们和敌人遭遇过几次，一交火敌人就撤退了。看来敌人出来，有不小的成分是虚张声势，他们不敢和我们真枪实弹的作战。他们虽然知道我们人不多，但我们敢于和他们拼斗。可见，更多的是敌人害怕我们，尤其是在夜间。所以，夜间我们和敌人遭遇过几次，都没有大打出手，一接火，敌人马上就撤退了，我们伤亡也不大。我们也经常对敌人设伏，这对他们是个不小的威胁。

　　1942年6月初，某日晚上，王庄村村长李越告诉我：“传说小主山出来五十多名敌人，今晚在东马营庄东岭上，你们经常路过的地方，打你们的埋伏。”我问李越，“你看这个消息准不准?”他说：我看今晚上不一定，今天下午天快黑了他们才回去。我告诉他：“你也传传，说山里来了很多八路军，打山上据点敌人的埋伏。”

　　有一次，我们乘小主山敌人夜间出来之际，和军区便衣队袭击了小主山据点。加之独立营有时也来一个连、一个排，配合我们行动，打得敌人不敢乱动。有一次我们在小主山附近设伏，打了小主山外出对我设伏回归的敌人，使敌人夜间外出据点的活动逐渐收敛。

　　在敌人统治区的腹地，只要敌人发现我们住在那个村，他就集中兵力把那个村保卫封锁起来，逐家逐户的翻腾搜查。我们有几次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虽然我们逃出来了，但十分危险，而且有几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所以，我们总是十分小心地避免这种情况，丝毫不敢马虎，以保存有生力量，长期和敌人斗争。

　　抗战回忆(八)

　　▉从没上过学

　　童年时，我们村的地主，把我家靠近地主的那块地给强占了一块。我祖父为争回这块地，和地主打了官司，请人给写状子、打官司花了不少钱，结果官司没有打赢。那时候衙门向着地主，穷人有理也打不赢。穷人没有文化，更容易遭受苦难和欺压。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我很是羡慕读书人。我家隔壁我的一位堂叔，比我小一岁，他经常手拿着书本读出声来，有时候我站在他跟前，只见书本上密密麻麻的字，一个也看不懂，我想，我要是也能念书读该多好啊。我的一位远方叔叔比我大几岁，冬闲时，村里十几个人凑在一起，请他说书，有时我也在旁边听听，经常在想识字的人多好啊。

　　我们村西门外有个私塾学堂，里边有十几个学生，在大门口就可以听到里边的读书声，我路过那里，常常站在门口听， 向里边瞭望，但那个老师很蛮横，常常厉声喊道：“快滚。”

　　有一次，我把我想读书的念头和父亲讲了，他为难地说：“咱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交学费。”我理解父亲，我家不仅没钱交学费，而且父亲身体不好， 妹妹需要我照看，我还要帮助父亲干点农活。

　　1938年，我们家乡废除了私塾，在我们村西北一里处，有一座庙宇。庙里有土地，还有一片柏树林。国民党政府派人来把树卖了，盖起了几间房子，成立了“洋学堂”，当时群众都这样称呼。到这里上学花钱要比私塾少，但村里有不少人不敢去读，说是读完书就被抓走去当兵。

　　1939年春天，学校招生，父亲要我去报名读书，我自然是非常高兴的。

　　我先是去打扫卫生，刷洗板凳。三天后，学校一位老师宣布放学回家，过了清明节开学。

　　过了些日子，没有开学的消息，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老师，后来听说他被国民党政府抓走了。就这样，我连书本没有见到，学没上成。后来日本鬼子来"扫荡"，学校就闲起来了。

　　家境的贫困，日寇的入侵，使我没有能实现读书的愿望，从小一天学没有上过。

　　我七八岁起就参加劳动，到我参军时，我已是大半个劳力了，但我还不认识自己的名字。

　　▉教导员教我学字

　　1940年冬天，我们营部驻费县汪家西曹家庄，我在营部是李怀德教导员的公务员。

　　有一天，营部的人全部都去会操，只留我一个人在家看门。房东邻居家比我大一岁的小伙子来找我玩。他要进营部办公的房子，我不让他进，劝他就在院子里玩玩。他看见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就大起胆子来，非要进去不可，我拉住他不让他进去。他问我你会下棋吗?“会”我说罢，就在院子里划好棋盘，下起棋来。较量的结果证明，我们俩的棋艺相当，可他不服气，非要赢我两盘不可，又下了几盘，他没赢，还要下，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李教导员进了院子，他一喊，我们就住手了。那小伙子跑了，李教导员把我叫进屋，问明了情况，批评我不该和人家下棋，应该利用空闲学点东西。教导员从本子上撕下一小块纸，写了"我是八路军”五个字。我说，我认识这几个字，我们带的符号上就有，教导员又写了“抗战到底"四个字，我觉得学这四个字不难，墙上的标语还有许多地方都有。教导员说明天下午还要教我认字，并要我会写能认。我胆怯的答应下来，但觉得没有把握，但要努力，到明天一定要对这四个字能写会认。

　　我对李教导员是很敬重的，同时也有几分畏惧感，他交办的事，我都是认真执行的。

　　我手拿着纸片，看着那上边的字，用一根小木棍，在地上一遍又一遍边看纸片边比划，默默地想，写了，抹平，再写，再抹平再写，反复多次。

　　第二天饭后，教导员考试我，果然及格了。教导员又写了“驱逐日寇”四个字，让我学。从此，我只要有时间就在地上比划着写。复习过去的，学习当天的，写一遍之后，抹平再写。有时也请路过的人看看写的对不对。李教导员虽然不是整天给我写生字，有时忙起来就顾不上了，但经常写上几个字让我认。通常一次写一天学的生字(3到15个字)，有时候按照一句话的字数，一次写两天学的生字，如“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够我学两天的。

　　有一次，李教导员对我讲“打走了日本鬼子，还要建设新中国，光会用刀枪勇敢杀敌还不够，还要学习各种知识，懂得道理。要懂这些，必须会认字，还要会写字，能读书看报才行。”我记住教导员的话，鞭策自己努力学习。

　　▉拜战友为师

　　学了几天以后，我觉得认字并不难。对学好生字产生了兴趣，增强了信心，学得很积极。但同时也觉着，一天只认几个字，一本书，一张报纸那么多的字，学到什么时候才能读书看报啊。

　　我向教我识字的同志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书上，报上的字有不少是重复的，认识几千个字以后，就可以读书看报了。一天学几个，认识几个字也用不了几年。他们这么一说，让我看到了希望。从此，我学习的积极性更加自觉了。

　　有时我看见识字的战友有空，就请战友给写几个生字学学，有的写出之后，其中我认识几个，请人再给另写，有的人就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你哪个字不认识啊。”

　　后来，我就从报纸上、书本上选择笔划比较少的不认识字，比着抄下来，再请教人。但苦于无纸笔，老是借别人的笔很不方便，况且当时有笔的战友是很少的，我就把书报上要学的字比着写在地上，等识字的战友从此路过时，请教人家。

　　那个时候，我经常想要是有支笔该多好啊。当见到有人用自来水笔写字时，我常常是聚精会神地看人家的笔是什么样的，怎么个写法。

　　▉在连队学文化

　　从五期整军开始，连队有了专门学文化的时间，也有专人教学。那时候上文化课是露天的，听课的人每人拿一根小木棍，照着教员写的字在地上划。回到班里主要是在沙盘上写，有的就不用木棍而是用手指头写。这个字写了抹掉，再写那个字。我们就是在这个用不完的“纸上”写了抹，抹了再写。三个月的时间，我学会了五百多个生字，能认会写，我成了我们营唯一的一个获得一支自来水笔的受奖者。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高兴极了。从此我还学会了自己制作墨水，可惜，当时没有纸，那支笔质量很差，不能发挥其作用。

　　到1941年底，我能认识不少生字了，拿着报纸，翻开一本书，都可以认识一些了。

　　对文化学习，我认真地坚持，取得了成就，使我不断提高了信心，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背着石头行军

　　敌人“扫荡"开始以后，部队有组织的文化学习中断了，我们连唯一的一个高小生战士，文化学习中，由他教我们认字，但他面对日军"扫荡"害怕了，乘机逃跑了。

　　在行军打仗中，只要有空，我的学习仍然继续进行。在频繁地行军、作战间隙，只要有时间我就学习，只要遇着有文化的战友我就请教。

　　有一次，我们去放哨路过一个坟地，我用小石子把石碑上的不认识的几个字抄在一块小石板上，以便请教人。放哨回来，我们又要行军了，可我抄的字还没来得及请教人，只好塞进背包里。行军时被朱副连长发现了。“小刘，背起石头行军啊”他问，我说：“上边有几个生字还没学。”“我也不识字，不能教你”他遗憾地说。

　　我们行军走了一会，朱副连长把张连长请过来，把石板上的字给我写在纸上，张连长告诉我那几个字怎么念，说以后再有不认识的字就随时找他，不要再背石头行军了。

　　▉树立信心 不断学习

　　因为我学习认字，就喜欢收集纸张，只要见到可以写几个字的纸，就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要是能弄到大一点，没有字的纸，我就把我学过的字写在上边，当作课本经常拿出来看看。

　　有一次，我路过一个山坡，那里散乱着很多烧纸，有的只写了一面，另一面可以写字，有的字很大，纸上间隙还可以写字，有的是撕烧的书本，但边上还可以写字，我就把它一一收集起来装进我的挎包里，收到这么多零碎的纸，我非常高兴。

　　下午，被班长闻士清同志发现。“副班长，全班的挎包就你的特殊，人家的挎包里装的是咸菜头、煎饼卷，就你的挎包里装了些没用的烧纸边，鼓鼓囊囊的，挂在这里也不整齐。”他边说边把我的挎包从墙上拿下来扔给我。“清理清理吧。”惹得全班同志哈哈大笑。我作了简单清理后，他举起枪，说：“打鬼子还得靠这个，钢笔尖打不死日本鬼子!”我俩平时关系很好，但这个玩笑的确弄得我很尴尬。我只说了一句："你这家伙。”在我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班长，他作战勇敢，和敌人拼过刺刀，负过几次伤 ，军容风纪是全营的标兵，他为人正直，在连队很受尊敬，但不爱学习文化。后来他也有一支自来水笔，可从不灌水，只是用一根全铝链子一头拴在笔帽上，另一头系在衣服扣眼里，走路来链子在胸前摆来摆去的。

　　我们班的同志和我一样，出身贫苦，都没读过书，认字也不多，由于我爱学习，所以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我除了自己学习文化外，还要组织班里同志学习文化，主要是督促检查班里文化学习，其次是把我刚学会的生字再教给他们。

　　经过一段学习，我由请人给我写生字，逐步过渡到从报上、书上比着抄写不认识的生字，再去请教别人，而后照着写，只到能认会写为止。

　　再经过一段努力，我拿起报纸翻开一页，总能认识其中的一些字，凑巧了还能连着读几句。

　　于是，我觉得通过一个生字一个生字的学习，只要努力再学几年，是可以达到看书看报的目的了。只要信心足了，学习的劲头就更大了。

　　▉在军事教导队学习

　　1942年6月，我奉命去鲁中军区军事教导队学习。主要是学习班排攻防战术、爆破技术和队列动作。政治课的比例很小，学期40天，学员是班、排长。全队200余人，队长胡古月、指导员邓克昌(红军、70年代在云南楚雄军分区任政委)、副指导员袁俊峰(山东济宁军分区副政委)。

　　教导队生活非常紧张，艰苦，纪律严格。我们始终是早晨5点钟起床，饭后上课，11点半回到宿舍午休。下午2点开始操课，晚上8点半回到宿舍。只要是天气允许，早晚饭都是在操场、 演习场上吃。

　　教导队伙食以带皮的?子煎饼为主食，那东西吃到嘴里刷刷响，很难下咽，而且大便特别困难。但因体力活动多，特别是战术学习，体力消耗很大，肚子饿得很，不管吃什么，只要能填满肚子就行。菜以辣椒、南瓜、白菜为主，而且数量很少，早饭只有一点咸菜。

　　除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外，教导队还有许多具体规定。如每次开饭限在5分钟内，哨子响了才能开始吃，停止的哨音一响，吃不完的煎饼由班里的值日员收起来，下次再吃，哨想后谁要多吃一口，就要受处罚。队前点名、罚站、班务会上作检讨等。经常有人被队前点名批评，我在幸免之内。

　　艰苦、紧张和严格地教导队生活，对大家也是个很大地锻炼和提高，我就觉得很有收获，特别是攻防战术知识。

　　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报告，首长请刘乃晏同志去司令部。”驻在鲁家庄的鲁中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石萧江(原我们支队司令)的警卫员向正在讲课的邓指导员报告说。“刘乃晏。”我说:“到”邓指导员说:“你去吧。”“是”我答应后即随警卫员去了。

　　“首长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首先问。首长警卫员说:“我前天见到你能不跟他说吗?”石司令员在我们家住过。1941年石司令员去二营问起我，我才知道石司令员是我们支队司令。

　　进院后，我在门外向石司令员报告，他走出屋来让我快进屋，他示意我坐下后，首先问我父亲怎么样?问了村里的情况，继而问了我的情况以及在敌占区活动的有关情况，我一一如实回答之后，他问我在教导队学习和教导队有关的情况，我汇报后，他对我进行鼓励，讲了当前形势，尤其是怎样看待目前的困难，我感到很受教育，我表示了不怕苦、好好学习和工作的决心之后，觉得快到午饭的时候了，于是请求回队，司令员执意要留我吃饭，我只好从命。

　　“开饭了。“石司令吩咐警卫员多打饭，菜是一荤一素，小米稀饭，十六两一斤，一两重一个的馒头打来二十几个即一斤有余。首长吃了两个馒头，一小碗稀饭，说吃饱了，让我多吃点。并吩咐警卫员再去伙房拿馒头，不一会又拿来几个。我一气吃了二十四个(一斤半)馒头，剩下两个不好意思吃了。首长劝我吃了，我说吃饱了，菜、小米稀饭自然是一扫而光。石司令站起来将两个馒头拿起来：“装上、装上。”边说边装进我的上衣口袋里。我向司令员敬礼告辞了。

　　这次短暂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首长那么平易近人，对人关心备至的形象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遗憾的是以后我再也没见到他，只是听说他抗战胜利后去了东北，也有人说去了渤海军区，只知道他曾在渤海军区任过分区司令员。

　　▉在政治轮训队学习

　　1944年的春节是在公家黄泥埝过的。这里是敌占区的腹地，周围五六个日伪军据点距此仅有十至十五里左右的路程。一个据点驻着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或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不等。但我们在此活动，已经不用躲躲藏藏了，可以公开活动了。

　　记得年三十晚上吃得是馒头、白菜炖猪肉，初一早饭是水饺，晚上是小米饭。这是近几年来过得最丰富的一个年，大家都很高兴。因天下了雨雪，满街都是泥水，出门时我爱惜刚发的新鞋，只好光着脚走去。

　　中午，牟秀玉队长来到我们班，对我说，组织决定你去军分区政治轮训队学习，晚饭后就走，小李送你去西茅草崖(我们在山里的落脚点)，然后你去独立营拿介绍信，他们告诉你军分区的驻地，带上你的枪，从你们班带上一身大衣，到那里要好好学习。

　　我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太阳刚落下，队长和全队同志送我出了村，我和小李告辞大家后，兴冲冲地向山里走去，不到半夜我们到达了目的地，炊事员老胡安排我睡了一会。

　　吃过早饭，和炊事员老胡同志简单交待了下，告别他和房东一家人，特别是房东大娘对我十分关爱，我马上去独立营拿介绍信。

　　当天，我们就到达了轮训队的驻地下柳庄。我们去轮训队路上，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我们费东的三个学员，一起在岸堤吃中午饭，我们把粮票、菜金交给村长，因为是春节期间，村长特别关照我们，带我们去饭店里吃饭。

　　店主说给我们烙油饼，她把面称好，水放在盆里，让其儿媳和面。我们三位学员中，有位段同志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倒在和面盆里大半缸。我问:“这是干什么?”“这面不够称，刚才我看见了，缺斤少两，我在家是开店的，她骗不了我。”店主儿媳妇把面和稀了，只得偷偷的再去添面。从和面开始到烙饼，段同志一直守着。“怎么这么多饼，这面多了。”精明的店主看出面多了。“娘不是你称的面吗?”“是啊，我称的面不多，怎么烙这么多饼?”店主不解地嘟囔着。可段同志一直守在那里，她不好把饼拿走一些。

　　我们吃的饱饱得启程了。“今天我们占了人家多少便宜?”另一个学员问，段同志说:“大半斤面。”我说:“这个不怎么好啊。”“这些做小买卖的，缺斤少两，是常事，还不知坑了多少人哩。”另一个学员问段同志，“你在家里也这样吗?”“哦，不这么干，所以我得治治他。”

　　轮训队归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 ，这次来参训的有八十多名学员，大部分是排长、文化教员和副指导员，少量的指导员，班长是个别的，我在这个轮训队职务算低的。

　　轮训队学习的主要内容有：支部 建设、思想政治工作，整风文件和瓦解敌军、除奸保卫和敌占区群众工作等，学期三个月。授课人主要是军分区政治部的科长(当时叫股长)，有组织股长王新，宣传股长许延群，保卫股长梁超等。也有个别老干事：如丁立南、丁瑞光、高振期等。支部建设，主要是学习 肖华的“论支部工作。”

　　战争时期学习时间尤为宝贵，所以学员自然是孜孜不倦的。

　　进入三月份，军分区组织机关人员在纪王崮开荒， 轮训队学员随军分区机关参加。军分区司令员吴瑞林，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王一平，军分区机关从干部到每个战士都要参加，场面是非常动人的。

　　参加开荒，我遇到了一件趣事。我 参加地段勘探，被雨淋患了感冒发烧。

　　有一天早晨上工时，轮训队支部书记高振其让我在家休息，班里的同志走得时候把门给我关上了。房东以为都去开荒了，召集全家三个党员在家开起党小组会来，调皮的小姑娘发言时说：“娘组长，我先发言。”我想笑但没笑出声。他们开完会后，我出屋去上厕所，房东发现我没去开荒，立刻不安起来，“同志，你怎么没去开荒?”大娘问我，“我冻着(当时管感冒的称呼)了，没去”我回答。“你在屋里没睡?”大娘继续问。“我难受睡不着。”当时的地下党员是秘密的。一个党小组(一家三口)，在我面前一下暴露了，当然，做小组长的母亲自然是很着急的。

　　晚上，我们支部书记高振期同志向我问起这件事，他告诉房东，不要紧，说我也是我们的同志。高书记又告诉我，这家房东全是党员的事，让我不要暴露。稍等，房东过来，悉心照顾我，要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她家是党员的事。战争年代，有许多事情是秘密，有一段时间，我们连队里谁是党员都是不公开的。

　　1944年3月下旬，我在轮训队参加了三次攻打吴化文战役。我们轮训队负责做战勤工作和新区群众工作。

　　战斗开始，我参加伤员转运工作，见到了负重伤的曾是我们指导员的刘金星同志(南方人，红军，当时是蒙阴独立营某连的指导员)。我见刘指导员伤得这么重，心里非常难过。

　　两三天以后，领导分配我去新区做群众工作。新区敌人活动很猖獗，我方必须有武装人员参加，才能开展工作。我们组织十几个人，军队、地方各一半人员，负责五个村的群众工作，每个村我们去三至四个人。

　　记得有一天，支部书记告诉我，晚上去军分区王一平政委那里汇报工作。弄得我十分紧张，和这么大的首长接触，不知道如何是好。虽然我过去听到过他给我们作报告，开荒时也见过他，对他十分尊敬。但要我直接给王政委汇报工作，还是局促不安。可当我见到了王政委，说了几句话，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首长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多么可亲可敬的首长啊。我汇报完后，首长冲我点点头，笑了笑。

　　后来，1947年春天，挑渠阻击战时，我在8纵23师68团炮兵连当指导员，8纵政委王一平一见到我，马上叫出来我的名字，让我十分惊奇，首长的记忆力这么好。

　　1944年6月，我从轮训队毕业，支部书记高振期同志要我去汪沟区中队任副指导员。我说：这两年我在敌占区打游击，缺乏正规训练，军事、政治知识很差，当不了副指导员。他问我想当什么，我说还是当班长吧。他批评我没出息，我说，我怕我做不好工作误事。他最后说，让你一步，先去当文化教员(正排职)。这样，让我一个认不了几个字的战士，在汪沟区中队当上了文化教员，心里仍觉得不踏实，但觉得有队长作依靠，我可以边工作边学习。可不 天，没几天，我们队牟秀玉队长去军分区参加党风学习三个月。这八十多人的队伍，临时只有我一个人负责。好在正、副班长和大部分战士我都认识，工作的还算顺利。

　　我1940年入伍后，从跟李教导员学认字开始，经过几年努力学习，到1943年，我由单纯地学生字，过渡到使用文字的阶段。从听课，到记录工作，在武工队工作给村里打收条，我都可以用文字记述了，也可以简单写封家信。

　　工作的实践，使我学习文化，由单纯的认生字提高到注意字词的讲法、用法。1944年，我就可以独立备课、写简单的工作总结等。1944年冬天，我写给独立营一份关于部队的情况报告，受到营长刘骞希的表扬。

　　那个时候，我读书、看报时，常常对某个字的用法进行揣摩，有时感到若有所得，非常高兴。同时也促进了我读书、看报的兴趣。

　　有一次，我看到前卫报(鲁中军区报刊)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别钩别钩。”说的是我军在一次战斗中，一个在我军战士枪口下跪着求饶的敌人哀求说，他交枪，不要开枪，所以请求手抠击发器的战士说“别钩别钩”。我看完了这篇文章，反复想着这篇文章的标题，觉得标题立意新。体会到 “钩”和“沟”音同意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通过学习，为我做好工作提供了帮助。我在工作的实践中，用所学知识去开展工作，提高了工作质量、效率。工作实践要求我，要不断学习，提高学习的质量。学而不用学不好，也不会得到提高。

　　抗战回忆(九)

　　▉张家岩脱险

　　1942年秋天的某夜，我们武工队八个人进驻了离汪沟据点仅两公里多点的张家岩 村，这个村，过去我们不常来，不了解村长的底细，我们直接选择了住户，避开了村长。

　　刚吃过早饭，房东告诉我们汪沟据点来了一百多个伪军，在村的周边都布了岗。

　　房东一家人都很紧张，我们也一时摸不透敌人的意图，只好一面请房东再出去观察，一面研究可能发生的情况。有的同志说，我们可能暴露了，有的同志说等等看再说。

　　来的这些伪军，一部分是国民党57军投降日军的，装备比较好，伪大队长是国民党57军的军官。他们是伪军，又是王洪九的人，是打着伪军旗号的国民党武装，这伙人很坏，对我们有一定威胁。

　　过了不大一会，房东神色慌张地回来说，伪军在街上放了不少岗，从村东、村南头开始，挨家挨户的开始搜查，说这里有八路军，正在拷打村长问八路军住在哪里?

　　我们住在村西北角的一户人家，住进的时候，没有经过村长，是天亮前直接到这户人家的。这家人的两位老人和小儿子住在巷东院门向西，我们住在巷西他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家，院门向东。老大住北屋，老二住西屋，看样子子已分居。

　　此时，房东一家人焦虑不安，不断地问我们：“同志，怎么办?”老大、老二不断地出去探听情况。老大爷也过来几次，虽然说话不多，但从他那面部表情里，不难知道他的心思重皇。

　　大爷终于说话了， “同志，得想个法子，不能光呆在这里等啊，我们一家大小的性命不说，你们也才有这么几个人，人家有一百多人哪。”我说:“大爷，别着急，办法咱们一块想，我们尽量想办法，绝不连累你们。”

　　我们一致认为，敌人是冲我们来的，但他们不知道我们住的具体位置。“我们得突围”有的同志突然建议，但往哪突围?敌人包围了村子，大街小巷放了岗。向西向北去，围墙很高，越墙难免被敌人发现，向其他方向，出门就会被敌人发现，我们住户的门外就有敌人的岗。我说:“唯一的办法，是敌人翻完东边，开始翻西边时，我们向东突围，能隐蔽就隐蔽，万一不成就强行向东突围。”大家一致同意我的想法。

　　此时，坐在房门外叹气的老大，去了东边他父母住的院子，可能是找老人家商量什么，老二从外边回来说：“东边快翻完了，你们得快想办法。”他对我们说完后，和刚从东院回来的老大小声地说起来。

　　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突围的方案，小巷不长，但我们一出门就会被敌人在巷南头的岗哨发现，有什么办法能避开敌人的岗哨呢?我在苦想，房东老二也坐在门西边听我们的议论。

　　“有了，”房东老二一石头打死了正在屋窗下趴在窝里下蛋的母鸡，坐在院子里洗萝卜的嫂子不解其意，又急又气地说：“看你手贱的，这下蛋的鸡碍你什么事。”“我打死这鸡有大用处，嫂子你别生气。”老二急忙辩解。"嫂子，你好好说说他，闲着没事把鸡打死。”老二媳妇帮着嫂子说。“你的用处不用说我也知道，这鸡煮了也不给你吃。”嫂子边说，边去看在地上扑打着的鸡。老二说:“不是为了吃，我是想”老二悄悄地告诉我们，我们听了以后认为这计可取。正在生气的扭着嘴的嫂子，听了以后脸上也露出了笑意说：“他兄弟三个数他心眼多。”老二说:“那我去东院(其父母的住处)说说。”老二走了。我对大家说，我们必须在房东把路挡起来以后，迅速通过，枪都要贴在身子左边，枪管不能高过头，姿势要低，无论如何也要避免被敌人发现，万一被敌人发现，我们到东院后继续向东走，东边敌人已翻过，戒备可能松一点，我们趁机突围出去，出村后向东南突围。

　　“快，我和我爹娘，三弟都在门口等呢”老二又高兴又急促的说。这边五口，(老大家有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参加了)，那边四口都在门里站着，“嫂子，这场戏你可得当真的演，你得装的真实一点”老二说。“你放心吧”嫂子说。

　　嫂子拿着鸡出门就喊：“走，问问咱爹娘，你许不许这么胡闹，把下蛋的鸡打死了。”“我不是有意的，找咱爹娘能怎么的”老二大声喊着。“别吵了，这点小事不值当去找老人家，人家不让上街。"大哥也高声喊着，门两边的人一起出门，九个人形成了一道人体墙，把仅仅能走开一辆小推车的小巷子挡得严严实实，我们趁机迅速猫着腰出西院进了东院。我断定敌人没有发觉，让大家进房隐蔽，我们进房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巷子里的人还在喊，老人家说：“这么点事在街上吵吵，不让人家笑话，都给我滚回去。”伪军也喊：“不许在街上，你们不知道戒严吗?想找死啊，放跑了八路军，你们一个也别想活。”说着就打了与之争辩的老二一巴掌。

　　敌人开始搜查街西边的住户，房东不断地给我们到门口了望，给我们通风报信。我们虽然能安全转移到东院，但房东和我们仍然很紧张，担心伪军再翻已翻过的地方。我们仍然高度戒备，作好准备战斗、突围的准备。

　　“街西翻完了，我们刚过来的西院也翻了，敌人开始集合了”老二高兴地对大家说。“注意看他们集合干什么?是走还是再翻?”小李叮嘱道。

　　过了不久的时间，敌人扫兴地走了。我们紧张了大半天，可以宽松一下了。老大爷长叹了一口气，说这下可好了。“你的石头打的真准，我放了三年的牛，打得也没你准”小周赞扬了老二说。“三年不行，我放了五年呢”老二自豪地说。

　　晚饭，房东把煮好的鸡端来了，我们当然是婉言谢绝了，为此，惹的房东老大爷好不高兴，说:“你们这些八路同志好是好，就是太犟。”老人家一面叹气，一面指着我们几个人说。“这是胜利鸡，吃了吉利，”我看老大爷滿脸的不高兴，不能这样僵下去了，只好说:“来，我们一起吃。”我们每个人一人吃了一块，老人家脸上这才绽放出了点笑意。

　　在敌占区，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遇到过好几次，都对付过去了，没有受到大的损失。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周围都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

　　1944年攻打汪沟据点，从据点里弄到了一些伪军抢的老百姓的鸡，我选了一公一母，让小李给张家岩大爷送去，告诉大爷这是胜利鸡，一定要收下。

　　▉在敌占区腹地开展斗争

　　在敌占区的腹地，白天，我们尽量避免同敌人接触、交火。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敌人的据点，枪一响，敌人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我们只有三五个人，力量悬殊太大，不能蛮打硬拼。

　　在张家岩，敌人是怎么发现我们的?我们觉着村长可疑，但我们不轻易下结论，要多方调查研究有了证据再下结论。我们武工队测试这些村干部可靠度的办法之一是：我们怀疑甲村村长，要考验一下他，我们就从甲村南边过来，按触一下甲村村长，再路过乙村，到乙村北面的一个村住宿。我们绕道从乙村北面进乙村后向南去，出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再向北急驰，悄悄地在选定的村子住下。第二天，敌人若以乙村为界，向南边的村包括甲村搜查，即证明了甲村村长可疑。经过几次实验，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由此可断定一些村的村长可靠不可靠。

　　敌人为了不让我们在其统治的腹地开展工作，敌人从多个方面加强情报工作。一个是收买利用当地坏人，另一个是，他们派便衣住在村里，侦查监视我们的活动，一旦发现我们活动，特别是在哪个村里住宿，就去敌据点报告，敌人马上派兵来进行围剿。

　　我们对付敌人的办法就是：除了广泛发动群众给我们报信外，也在村里建立情报点。一旦发现敌人在哪个村子里有坐探，我们马上把他拔掉。

　　在汪沟南边的一个村子，我们通过做工作，推荐了一位共产党员当村长，不久敌人把村长抓去活埋了。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敌人在这个村里藏了一名坐探，我们费了很大的劲，将其逮捕处置，从此，这个村比较平安了。

　　敌人为了对付我们，不断加强对村干部的威胁，规定各村一旦发现八路军，一定要去报告。若发现了不报告，就惩罚村长。还规定说，不准留八路军住宿，若发现哪个村留八路军住宿，即拿村长问罪。

　　当然这只是敌人的一厢情愿，他们致命的要害是没有群众基础，群么是向着我们的。只要不被坏人发现，我们既使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他们也发现不了。而谁是坏人，是瞒不过群众的，只要群众知道了，就等于是我们知道了。所以，敌人的法子再多，再多也是无用难以奏效的。

　　敌人千方百计的不让我们到其统治区活动，他们非常害怕我们接触群众，怕群众和我们一条心。敌人为了封锁我们接触群众，强迫群众挖“治安壕”，我们就发动群众填壕。挖不了几天，我们就给他填平，我们和群众联系的渠道不能断开。

　　敌人经常抓民扶去修工事，我们就发动群众抗扶，即使是不得已去了，也要消极怠工。我们还在填平的壕沟里，真真假假的埋设地雷，这样敌伪军抓民扶的阻力和难度就更大了。弄得敌人只好作罢，夜里缩在据点里不敢动了。

　　在敌占区开展斗争，开始时，只是我们自己割电线、破公路。后来我们发动群众破公路、割电线。造成敌人公路不通，电话不通，据点之间联络困难，更加孤立，更加恐慌。

　　我们开辟敌占区工作，广泛深入的有序进行，使群众的斗争觉悟和胜利信心，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队伍也逐渐扩大了，1942年底，我们这支小队伍由开始六个人发展到四十多多人。集中起来，可以在敌占区应付一般的战斗情况，小据点的敌人不敢和我们交火了。我们经常在夜间对敌据点开展政治攻势，喊话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心理战，瓦解敌军。

　　从1943年春开始，我们有了比较多的主动权。敌人在据点里是晚出早归，夜间不敢出来，就是白天，在靠近我方的边缘区附近的村子，十个八个的敌人也不敢出来。

　　我们的活动，比过去公开自如多了，群众也敢于主动公开的接近我们，向我们反映情况，找我们问长问短，军民形成一股劲，共同对抗敌人

　　敌占区绝大部分的村干部积极拥护我们，主动向我们反映情况，和我们商量对付敌人斗争的办法，积极地给我们送粮送款。既改善了我们的供应，又减少了根据地的负担。经过艰难奋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对敌人抗粮、抗款、抗扶的斗争力度，压制了敌人。

　　西姜庄为了抗粮抗款，以春荒，无粮款为由(这也是理由，但也有抵抗的因素)，不向伪军交粮款，伪军派人妄想抓人逼粮款。我们得知后，在中途设埋伏，打得三十多个敌人措手不及。我们捉到了几名俘虏，缴获了两支步枪。以后，敌人多半是派年轻的伪军(他们知道我们抓到这样的人只是教育一下，就放出来了)，到村里去催粮款，但村里群众，对付这样年青的伪军，就容易得多了。

　　我们常常在靠近我方边缘区的村子公开来去，开展工作，有时候白天，我们就召集群众开会。在一般情况下，敌人即使知道我们住在哪个村，也不敢去惹我们了。

　　敌人势力越来越弱了，我们可以到敌占区除敌据点以外的任何村庄住宿，只是有些地方是公开的长时间的住，有些是秘密短暂的住。就是汪沟街敌据点附近，我们也去住过。

　　我们可以在白天，在敌占区敌人统治的腹地作战。在和一个据点的敌人打仗时，其他据点的敌人不敢轻易出来助战。

　　总之，是我们前进了，敌人退缩了。我们活跃了，敌人消失了。群众起来了，坏人害怕了。但是敌优我劣的局面，还未真正完全改变，所以斗争仍热是相当激烈的。

　　1942年冬天到1943年春天，是我们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对敌人的斗争异常激烈、艰难。我们的根据地在敌人扫荡时，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而且缩的很小。日本侵略军、国民党的投降派和顽固派与日寇勾结在一起，共同打击我们，蚕食我们根据地。因为我们有正确的路线，有党的正确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有战斗意志很强的八路军广大指战员。最后，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战胜了敌人。但是胜利来之不易。

　　▉冒着高温坚持

　　1942年8月，我带领五个人去执行任务，打算住小石牛栏，这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小村。 拂晓前，我们进村找到了村长，寒暄了几句，就向住宿户家走去，村里一个跑腿的人，他是村长的帮办，对我慌慌张张地说：“汪沟敌据点有三十多个人敌人，正向这里赶来，已经到村跟前了。” “来的这么早?”我惊奇地问了一句。 “我看情况不好，你们不能住在村里”村长神情紧张地说。“你赶快去应付他们，我们马上出村。”我告诉村长。

　　我们出了村，想上北山隐蔽，刚走出村子约半里路，走在前边的李启常突然说：“班长，不好，北边也来了敌人，在我们西北角有十来个扛枪的人，向这个村的方向走来。"我命令大家赶快到路边的沟里去，我们急促地跑进了被沟水冲刷的通往村北高地的一条小沟。我们沿着小沟边走，边把子弹推上枪膛，手榴弹拉出了弦，准备投入战斗。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村西边大路上的人已来来往往，“今天方城逢集，路上人很多，我们不能再走了”李成志同志建议，我说:“好，就在这里隐蔽吧。"

　　我们把枪里的子弹退出来，我交待大家小心不要走火。

　　我们在村北，当地人取石头的一个大半人深的石坑里隐蔽下来，坐在里边，路上行人正好看不见我们，我们却可以观察路边四周情况，可以说这个地方既危险又安全。说危险，它离我们石边的一条大路只有几百步远，我们只能坐着不动，一点活动余地都没有。说它安全，这个光秃秃的小高地，一眼揽尽，不为人所注意，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小石坑里竟然隐藏着五个八路军。

　　我们商定了应付可能发生情况的几种办法，心情逐渐平静了。

　　我安排两个人持枪观察情况，把拉出弦的手榴弹放在眼前，其他人抱枪依石而坐。

　　太阳已经在东南边，这一天特别闷热，小石窝子里一丝风都没有，像蒸笼一样。石头晒得烫人，手放上去立刻就有烙着感，我们顶着高温坚守着。

　　西边的大路上，来往的人络绎不绝，有三五成群的农民，也有十人一伙儿八人一团的伪军。东边的小路上，有断断续续下地回村的农民。

　　我们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各人坐在早晨来时坐的地方，不敢动弹，每个人的脸上，被太阳烤得红红的，不停地流汗，口干舌躁的，但谁也不叫苦。只是屁股坐疼了就原地晃动一下，大家不停地互相看一眼，虽然昨晚一夜没合眼，但没有一个人瞌睡，有的只是打个哈欠。

　　许久，村子里一直没来人，说明村里肯定有情况，村长脱不了身。是敌人发现了我们还是巧合?我在思索着事情的原因。

　　太阳已上西南方，我们已经近十个小时没进食水，又饥又渴。“这天真热，怎么才这个时候啊”李启常自言自语地说。“要是这样再下去，我们都成肉干了。”“别嚷，注意情况”我制止说。

　　时间过得太慢了，仿佛老天故意和我们过不去难为我们似的，我们盼望着太阳快快落下来。

　　天快黑了， “班长，村长来了。”观察哨高兴而兴奋地告诉我。“有盼头了”李成志同志接着说。

　　见到村长，我说“敌人走了。”“刚滚”村长回答，村长接着说，我来了一会，看见路上有人，没敢过来。可把你们晒坏了吧，我在村里急得要命，你看现在能回村吗?村长以商量的口气约我们回村。我说:“再等会看看，这里离汪沟、古城、诸滿太近，万一暴露目标就麻烦了。村长说那我先回村准备一下。

　　太阳落山后，我们走进村公所，村长招呼我们吃饭，可当时对我们来说，喝水比吃饭更迫切，我们每个人都大口大口的喝着水，灌的肚子咕咕直响但还想喝，总觉着喝不够。

　　“你看今天是敌人发现我们了吗?"我端着碗边喝边问。“说不准，他们在村里没翻腾，只是有几个人在村里转悠，问八路军来了没有?”“他们怎么在村里呆这么长时间?他们来干什么?”我问。“他们没说有什么事，在这里吃了两顿饭走了”村长回答。我想，敌人可能是发现了我们，但又不能肯定我们就在这个村，找不到我们，只好走了。

　　抗战回忆(十)

　　▉一次规模较大的战斗

　　1943年春天的某日，我们下村去的各班，接到命令到上草沟村集合。

　　刚吃过早饭，汪沟据点来了一百多个伪军。我们四十几个人，立即在村南边迎战敌人。战斗打了一个多小时，敌攻我守，我们用火力猛烈阻击敌人，敌人进攻一次，被我击退一次，敌人企图夺取我军占领的高地，几次进攻未成，只好丢盔弃甲撤退了。

　　这是近年来，在敌人统治区的腹地，大白天我们和敌人展开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激烈战斗。汪沟据点的伪军不少人是国民党军队投降日军的，大队长齐某就是国民党的一位营长。敌人的装备、战斗力在这一带的伪军是数得着的，因为我们八路军武工队人数、装备也在发展壮大，这群敌人和我们交手后，打不过只好败落了。

　　这次战斗的胜利影响很大。“汪沟据点的伪军出来，叫八路军区中队打跑了。”当地老百姓都这么传着。从此以后，其他小据点的伪军再不敢和我们正面较量了。

　　1943年某晚，区中队王队长带我们两个班去水口。当我们从村北悄悄的进到和我们关系密切的一户人家时，户主无奈地问：“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这村里住着王洪九一个营。”王队长说:“那我们得赶快走。”“我送你们赶快出西门。”

　　我们出了他家，往南走出小胡同，向西门走去。送我们的人刚进了向北的胡同，敌人就赶过来了，西门的门楼顶部已坏，只有三面墙。王队长带人刚出门，我们班立即回头越墙，向西门里扔了一排手榴弹，然后随王队长向西北跑去。

　　不一会，敌人全营倾村出洞，三百多人追了我们两里多路。枪声、呐喊声震荡着夜空，子弹像飞蝗一样，在我们上空呼啸而过。野外既有残雪，又有泥泞，我们跑得很吃力。天很黑，我们的队伍在野外漫无边际的跑，一直向西北方向跑，跑着跑着，队伍跑散了，好在事先规定了集合点。

　　我们全部的人在集合点到齐时，天已过半夜。王队长望着星空，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这个斗争太残酷了。”是呀，在敌占区危险无处不在，随时都有战斗发生。

　　我们有的同志受伤了，我们扶着负伤的同志向北走去，去一个偏僻的村庄住宿。

　　▉王队长去向不明

　　1943年2月某日，我们按照预先的规定去竹园村开会，会后王队长约我和他一起行动。当夜，我们住进了桃花店。

　　第二天，天刚黑，王队长单独把我叫出去，在村外一个地方，他把手枪、私章交给我，并说“我要去执行上级交给的接头任务(去对敌军人员做工作)，回来的时间难说，你们在此等我。”这样的事情，按照常规，我这个下级，是不便多问的。况且和敌伪军中的关系接头，是我们工作常有的事，所以他走后，我们就在此地等他。

　　半夜时分，我觉得总在这地等他心里不踏实。王队长走后我一直不安，总觉得他这次行动与往常不同，我怕万一有事。因此，我决定转移到村里去住。

　　我告诉村长“如果王队长一人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去李家岩了，如果很多人和他一起来找我，就告诉他我回山里了，千万别说错。”

　　我带着跟王队长一起来的独立营的两名战士，和我们班的四个战士，在去往李家岩八九里的路上，我反复地思索着。

　　王队长去接头为什么把枪和私章交给我呢?往日可没这样做啊，我越想越觉得不踏实。我们到了李家岩，我们没住通常住过的地方。我告诉村长，如果王队长带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了，如果是他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

　　我忐忑不安地等着王队长，一直没合眼，听着战友们的睡声，我不敢睡，一直在思索着。

　　我们等了整整一夜，王队长还是没有回来。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村长慌张地告诉我们，国民党梁团(当地人都这样称呼，叫团长梁麻子)来了七八百人，大街小巷都放了岗，挨家挨户的翻粮食，围墙上架着机关枪。我们知道，敌人把我们包围了，已经无法出去。

　　这支部队穿着国民党军队的服装，打着抗日的旗号，但却不打日军和伪军，日伪军也不打他们。他们专门和共产党八路军作对，八路军的人到了他们的手里，只有活埋一条路。他们敲诈勒索老百姓很有本事，老百姓对其恨之入骨。

　　我们住在西门里路南一家，家里只有一个老太婆，一间房子很破烂，我们六个人住在她用高粱杆作墙，没有门，用两根木棍和谷草扎起的大半人高的笆门子当门，挡着屋和灶房。

　　面对这个突发情况， 我们分析了情况，下了决心，一旦被敌人发觉，就血拼到底，绝不当俘虏。

　　中午的时候，十几个国民党军队人员进了这个院子，多数人带着长枪，两三个人拿着短枪。“这家的人呢?”那个拿短枪的家伙问村长。“老总，这家只有一个孤老婆，她自己都没得吃。你看这个破烂样，哪有粮食?咱们到别家去去找吧，别在这耽误时间了，不信你进屋看看”村长哀求地说。我们从笆门里看得很清楚。我们子弹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一旦他们发现我们，我们就和他们拼了。“走”那个拿着短枪的人挥了一下手，敌人走了，我们有惊天险地躲过一劫。

　　等到太阳正西时，村长来了，交待我们一定要藏好，外边有他来应付。我要他送我一个称，一个笓子，里边装上地瓜干，准备突围时用。

　　我们商量，夜间如果敌人不走，在近半夜时，我们强行突围。具体办法是：我拿笓子和称，装作凑粮食的，摸到西门。因我有手枪，一个人给他一枪，你们随后冲出去。决心定下，我们只等天黑了。

　　一声哨子响，敌人集合走了。这时候太阳将要落山，我们松了口气。

　　村长给我们送饭来了，我们吃过饭后，向桃花店走去。我们走得很快，心情很紧张。进入桃花店时，我们很谨慎，先在村边听了一会，又侦查了一下，没有发现异常，我们选择从未走过的一条路进了村。

　　经过询问村长，昨晚是他送走的王队长，才知道王队长向临沂庄敌据点方向去了，村长送他到临沂店村边回来的。

　　我们离开桃花店，回到李家岩。路上我在想，一定是出了什么情况，王队长或是被敌人捉去，或者被敌人扣留，还有一个可能是逃跑回家，但投敌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把枪和私章交给了我。但为了预防万一，我写了个条子叠成三角子信，交给村长说，若王队长一个人来，你把信交给他(信上告诉他我等他的村庄)，若王队长和很多人来找我，你就说我回山里去了，信就不要交给王队长，以后我来取。

　　告辞了村长，我们向东红峪子去了。这个村靠山，便于观察，便于行动。

　　到了东红峪子，我们告诉村长，让他在村西北角找一户人家我们去住。“班长真谨慎”独立营的一个战士说。“防备万一是必要的。”李启常看出了我的心思说。

　　这个村，北高南低，便于观察，我告诉村长，任何人来找我，得先告诉我，我同意后再告诉他过来。王队长一个人来，你带他到这里来，若很多人一起来，你就告诉我进山了。

　　天刚刚亮，我就起来了，在户外看了一阵子，现在不像过去了，不用躲躲藏藏的，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来送饭的村长，我问他，也没发现什么情况。

　　“班长，你认为王队长会出什么事?”李启常问我。我把情况介绍给他们后，他们的分析大体和我的想法差不多。我们商量今晚再去桃花庄、李家岩找找，若找不到王队长，就不等了，我们回山里。

　　太阳刚落，我们出发了。先去李家岩，后去桃花庄，依然未获取王队长任何信息。我们不能再等了，我带战士们迅速返回山里部队了。

　　▉竹园脱险

　　1943年4月，我带两个战士去汪沟获取情报，耽误了返回时间。

　　天亮时回到竹园，刚进到一家后院放柴的一间小房，就听见有人在我所住小房的后墙咚咚敲了两声，这是有人给我们报信。

　　情况不好，我们决定从房西头越墙出村，俩个战士刚出门，我在门口，有人就喊;“有八路”并打了一枪。一名个子瘦小的伪军从前面东头端枪过来，我本想击毙他，但我不能开枪，免得招来更多地敌人，我只好迅速躲进屋里。这个伪军迅速来到了小房门口，将枪对着门口叫喊：“快出来投降。”我想，我得快走，就一个伪军好对付，从敌人动作上看，我断定这是一个新兵。敌人在房门右侧，我一出门就会和他碰个对面，而且距离很近，将其打倒后越墙而走。如果再等会，敌人来多了更难对付。

　　我悄悄走到门口，突然出门一脚将那个伪军踢得趔趔趄趄，撞在了西墙上，他恐慌地看着我不知所措，我越墙而过，片刻后，才响了两枪。我本来可以击毙他的，但为避免枪响招来更多敌人，争取快些脱险，我没有开枪。

　　出了村，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在一个土坑里隐蔽下来。

　　约十点左右，三十几个敌人出村，向北面安固庄方向去了。

　　我们始终不知道是敌人发现了我们，还是有人向敌人报告。

　　后来村长说，敌人一进村就散开了搜查。

　　▉掩护区长

　　1943年6月，我们班驻在沙岭子，这里离汪沟据点仅两公里，区长带一个班驻吴家庄。这一天，我们刚进房子，铺草还未摊开，村公所来报告说：梁团一个营要住这个村和附近的村，现在正在南场集合。叫村长陪他们去看房子。我觉得这个村子不大，敌人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我们不能住在村里，赶紧走。

　　我们立刻出村向北快步走去，这时候天已很晚，出了村，我们沿高粱地猫腰往西北去，那里距村子一里路的地方，有一块林地，我想到那里探听一下住吴家庄那个班的情况。

　　我们本来可以走远一些的，但考虑到万一区长和那个班在吴家庄和敌人打起来，我们在此可以接应一下。所以，尽管这个地方有一定危险，还是暂时在这里停一下再说。

　　结果区长带的这个班没有出村，便被敌人发现，在敌人集合起来要包围他们时，他们才开始突围。我们一听枪响，知道区长和那个班向外突围，我们就向敌人开枪，掩护区长他们出村，待区长一行出村后，敌人停止了追击。

　　这一仗，我们伤了一个人，丢了两支枪。

　　▉抓住坏人

　　“今天吃了饭你们可得躲躲。”我们吃早饭时，女村长对我们说。“躲什么”我满不在乎地说。“今天 ，敌据点要来人。”

　　1943年7月，我们六个人在汪沟一带活动了一个多月，想来此地休息几天，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情况。

　　“我们早些走吧。”和我们一起吃饭的区委孔书记催促我们躲躲去，我们边走边议论，觉得有些事有些蹊跷，我们商定去北山腰那座庙里去观察村里情况。

　　地里的高粱已经长得很高，我们沿上北山的一条小道走了不到两里路，进了一座小庙。庙周围都是高粱地，这地形对村子是居高临下，便于行动，便于应付情况，也不影响休息。我们进庙后，摘下门板，安排了警戒，就想睡觉了。

　　可年龄最小的战士王洪泉手拿一片鲜草叶，谁要睡，他就把草叶在谁的脸上扫动一下。孔书记提议:“来，我们惩罚他一下子。”我们正在捉小王时，哨兵进屋报告，敌人进村了。我们几个人一起到庙门口向村里观察。

　　五十多名伪军，向我们原来的住处，村东头独院径直走去，伪军将小院四面包围，在院墙外，踩着凳子，枪伸向院子里，向房子大声叫喊：“八路军出来投降，交枪饶你们的命，不出来开枪啦。”喊了一阵子，伪军确定房内无人，才敢进院，搜了一阵，什么也没找到，伪军转尔威胁附近在场的老百姓，用枪指着老百姓的胸口恶狠狠地问：“八路军上哪去了?快说，说了没你们的事，不说你们就是通八路。”在场的群众都知道我们是刚由此出门上了北山，但都异口同声的回答：“不知道。”伪军没办法，只好撤回去了。

　　事后，我们都在思考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的。

　　“一定是有人报告，不然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李文彬同志判断说。我说:“一定要叫村长说清楚。”“那得你问”孔书记说。我气愤地答应说:"一定要查清楚这事。"

　　太阳将要落山时，我们回村里去吃饭，女村长一直在场，并对我们说：敌人来了多少人，怎么问的群众，后来怎么走的。我们只是吃饭，无人说话。我们刚吃完，她就要走，我说：“等等。”她问：“有事啊?”我说：“是的。”

　　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的?她支支吾吾地不想说。她看了看孔书记，为难得说:“这事你就别问了吧，反正也没受损失。”我坚定地说:“我们非摸清楚不可。“算了，以后再说吧”她仍不想说。“不行，你得给我说清楚。”她见我很严肃，知道不说不行了。

　　“那我就说给你听听，你可不能对旁人说是我说的。”她不无顾虑地说。 我说: “这事你放心。”她说: “你们是前天晚上来的吧?”

　　“是的”我们答复她。 “昨晚上朱连举(当地地主、名流，我县参议，我因公常去他家，他全家都认识我)来说：明天要来抓刘乃晏。” “他听谁说的?”孔书记问。

　　女村长说， 昨天上午朱选举六闺女到西城子(青驼寺西边的一个小村庄)孙保昌家(当地土紳)走亲戚，晚上刘乃仕(伪军大队长)在孙保昌家喝酒。喝酒后对孙保昌说：表叔，明天我抓几个八路军来给你看看。孙保昌说：八路军那么好抓的?刘乃仕说：是今天上午曾光秋向我报告，刘乃晏带六个人住在窝庄村东头那个独院里。汉奸一走，六姑娘就回家跟她爹说了，朱连举来跟我说时天已黑了。

　　刘乃仕和我是一个村的，他读过几年书，从小不务正业，干过国民党军队，后来当了汉奸副大队长，此人很坏。1942年春天，他托龙口村的一个人，瓦解过我。说今后是皇军的天下，八路军长不了，只要我到他那里去，亏待不了我。要是带几个人去更好。此事当场被我严肃拒绝，并告诉他，以后再提此事，我就以通汉奸罪把抓你起来。那人再没向我提及。曾光秋，是窝庄人，在刘乃仕汉奸大队当过伪军，被我军俘虏后，释放回家。看来此人贼心不改。

　　“好啊!问清楚了，我们休息吧”孔书记说。

　　我们回到住处，孔书记说：“我们回山里去吧。”我说:“我想在这里再住几天。”孔书记笑着说:“你这家伙，我差点陪你出了殡，还不想走啊。”我只好答应:“好，走，怎么处置那家伙?”我问孔书记。“我们一定要捉住他。”孔书记下了决心。

　　我们刚进村里，正好遇上曾光秋。“老孔。”群众都是这样称呼孔书记，他正想和孔书记搭话，我命令他站住，我托起肩上的枪，子弹刚上膛，孔书记把我的枪口举到空中，同时命令李文彬，把曾光秋捆起来。“老孔，都是熟人，你这是干什么?”曾光秋颤声又故作镇静地说。“你做的事，你自己清楚”李文彬同志熟练的将曾光秋捆起来。

　　李文彬说:“捆的很紧。”我退出上了膛的子弹说：“今天算便宜了你。”那家伙一看我退出了子弹，他自知差一点命就完了。孔书记说:“押走。”我们带着犯人回山里了。

　　孔书记怕我在路上处决曾光秋，一直跟我说：“回去要好好审问他，看他还能供出什么情报。审问清楚再处理也不迟。”

　　抗战回忆(十一)

　　▉桃花庄突围

　　1943年秋天，我们三个班四十多人，约十点左右进了桃花庄，住在村东北角。不管睡得早晚，拂晓醒来已成了我的习惯。

　　这个时候，正是我们班的岗，我听到外边的狗叫的声音有点异常，便径直往东门去。“班长，这狗叫得声音不对啊。”两位放岗的同志说。“是呀，我们去看看。”我约其中的一人向狗叫得方向走去。狗这么狂叫意味着什么，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很清楚。

　　“传一中队堵住西门。”我们正在向前走时，突然听到敌人正在布置包围我们。我们立即返回，跑到队部报告了队长牟秀玉同志。他当即命令我们班，迅速抢占东门外的坟地，掩护部队向东北突围。这里向东、向西都是敌据点，向南是敌占区深部，只有向北才有希望。

　　我们班十六个人，很快占领了东门外的坟地，部队已陆续出了村，牟队长交待，若敌人追击时阻击一下，迟缓敌人前进的时间，你们要迅速撤退，不要恋战。

　　我们部队后尾刚走出东门不远，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大喊:“向北跑了，追。”我们对企图追击的敌人迎头一排手榴弹，打了一排枪，趁敌人混乱之际向东北方向迅速撤退。

　　敌人不罢甘休，以猛烈的火力追击我们。“班长，我打着脚了”我们刚离阵地开时，姜振孝同志小声的告诉我。我问:“怎么样?”“不碍事，脚没事”他风趣地说。我命令一个战士赶快扶着他向北走。

　　之后我们得知，敌人虽知道我们在村子里，但不知道住的具体位置。他们是先包围西、南、北三面，最后包围东门，被我们发现了。当时，我们也只有出村向东北转移，北边是丘陵、山地。

　　三百多个敌人紧追不放，我们也边打边撤退。

　　中午，我们撤到了猪头山，敌人没有追上，退回去了。我们伤了三个人，好在都是轻伤。

　　▉帮战友解围

　　1943年12月某日，我们中队四个班住在闵家岩。不久，被敌人发现，汪沟、古城、诸滿三个据点的敌人，一起包围了闵家岩。

　　我们班在汪沟去诸满的公路上打伏击时，突然发现敌人包围闵家岩，我们隐蔽地向闵家岩接近，在一个沟里集合起来后，我们从敌人后面给敌人以突然打击。乘敌人混乱闪开一个口子的时候，我们四个班趁机突围出来，我们集合在一起，敌人继续向我们追击，我们只好向闵家岩林地撤去，敌人停止了追击。

　　这块林地有两公里长，记得当时地里有积雪。我们有两个战士负伤，打坏了两支枪。我们隐藏在林地里，天黑以后，敌人撤走了。

　　▉教训抢粮的敌人

　　1944年春天，我主力部队拔除了小主山敌据点。从此蒙山东麓的大片村庄，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了，我们有了真正地安身之地。

　　1944年7月，我们驻在曾家村。朱家崖子村长来告诉我们：“山上敌人(指胡子山、杨子山)派收俺村的粮食，俺一直未交，听说明早鬼子和汉奸要来抢粮，你们最好是打他一下子。”我对村长说:“你回去赶快把粮食藏起来，人和大牲畜转移出去，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抓走。怎么个打法，我们商量后再定。”

　　当时，我从军分区政治教导队学习刚回来，任八路军汪沟区中队文化教员，牟队长去军分区参加“整风”学习，区委书记、区长都已外出。我们中队有六个班，约八十余人，临时由我负责，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

　　经和各个班长研究，决定打击抢粮的敌人。山上日军一个小队三十人左右，除留据点外，能外出的约二十人左右。伪军一个中队约六十人左右，除守据点外，能外出的约四十人左右，且战斗力很差，我们六个班八十余人，有可能守住村庄，阻止敌人抢粮。

　　夏季天气很热，朱家崖子村已空无一人，我们决定在村西南角林地里休息。“刘教员，敌人好像下山了”放哨的同志向我报告说，敌人来的好早啊。

　　我按预定的方案，将五个班布置在村南占领有利地形，一个班作为预备队，我命令副班长李玉普带七个人守在东山，没有命令不准撤退，保证我们右翼安全，并监视青驼寺方向的敌人。

　　作好战前布置后，我带半个班想去敌人来此必经的路上，那有片坟地去阻击敌人。我们刚走到场园南，我和新战士小闵四说打仗的事时，从麦楷垛里突然窜出一名日军“吼”了一声，向我们刺了一刺刀，此时天尚未大亮，这刀正刺在我和小闵四之间，我俩都没受伤，敌人在视线不良的情况下，大概是太慌了。我们没有恋战，急忙撤回阵地，准备敌人攻击。

　　天亮后，敌人在机枪小炮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了冲击，我们先是一排枪，接着投出了一排手榴弹，打得敌人撤回去了。从此，我们就对峙起来，但东山的战斗仍在继续。

　　敌人不断向我方射击，我们因为子弹少，只有射击技术好的同志，向明显的敌人目标打枪杀伤敌人。

　　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我断定敌人向我们进攻的势头不强，命令三班长李成志带半个班迂回到侧后打击敌人。

　　此招果然有效，敌人迅速撤退了，我们用火力追击。敌人跑得好狼狈，竟丢弃了一些武器弹药，战场上有血迹，但没见到敌伤者。

　　我们消耗了子弹九十余发，手榴弹七十余枚。缴获子弹五十九发，刺刀一把，手榴弹十几枚。我们轻伤两人，有一名小战士小闵四第一次打仗，吓出了神经病。

　　这次战斗，增强了当地群众对我们区中队战斗力的信赖，提高了对敌人斗争的信心。“山上的鬼子让区中队打回去了。”老百姓这样传颂着。

　　8月份，我们用埋地雷、破坏水源的方法断绝敌人水源。山上敌人用水，主要是靠由伪军押着民工给他们从山下往山上运水。我们和老百姓说好，我们一看见运水的就向天空打枪，他们一听见枪声就跑，阻断敌人水源。

　　同时，我们把敌人在山下挖的水井破坏。白天，他们来人修，我们就打他一下。敌人来多了我们就转移。敌人白天修好了，夜里我们去破坏。久之，敌人没有水，混不下去了，只好撤掉这个据点。

　　以后，我们的主力部队打掉了汪沟、诸满等敌据点，汪沟区基本解放。

　　对我们威胁比较大的只剩下王洪九部和半程、 青驼寺敌据点了。

　　上以事例，虽然只是我们在汪沟区三年战斗的一部分。但从这些我们有得有失的战斗看，当时的斗争是很激烈很残酷的。虽然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形势对我们来说逐渐好转，但在1944年上半年以后，仍然是敌优我劣的局面。

　　▉参加了敌后的战斗

　　1942年春季，鲁中抗日根据地逐步转变对敌斗争方针，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加强小部队、武工队建设，发展民兵和自卫团，逐步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1942年8月1日，部队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各个部队抽调一部分军事政治过硬的干部战士，组建武工队。

　　从1942年起，我就从八路军正规部队，调到临费边区武工队任副班长，不久又在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任班长，后来任文化教员、副指导员。当时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等。

　　1942年到1944年，这两年多，我在武工队，主要是在敌占区，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打击日伪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敌占区开展对敌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人民群众就像我们的父母，支持掩护我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

　　▉人民群众一直在支持我们

　　几年来，在敌占区开展斗争，我们之所以没有吃过大亏，没有遭受大的损失，是因为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政策，执行了人民军队的纪律，获得了敌占区人民群众的支持，群众积极掩护和支援了我们开展对敌斗争。

　　在敌占区工作，危险性较大，上级不断地强调，要我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能力，保存有生力量，有力打击敌人。上级经常通报情况给我们，让我们不忘危险，随时保持高度戒备。

　　因为我们许多武工队，都有惨痛的血得教训。记得和我们同时成立，去敌占区活动的另一支武工队，后来也改称区中队。1943年春天，因为麻痺，放松警惕，这个武工队二十几个人被敌人围住，一场战斗，武工队人员全部壮烈牺牲。

　　我觉着敌后斗争，既要大胆，积极活动，又要警惕谨慎。这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开展局面，争取主动，而提高警惕，保持戒备，是保证积极活动不可缺少的措施。

　　几年来，凡是到有危险性的村庄、路口，我都必须经过侦查，查明情况后方可行动。我们就是通过侦查，及时采取措施，才避免了不应有地损失和牺牲。

　　我们武工队，对于村长可靠性没有把握的村子，不敢掉以轻信。对于这样的村子，我们一旦要去住宿，一般是不经过村长，不让其他人知道，而是直接插到熟悉的住户去，秘密进去，秘密出来。

　　我带队在敌占区活动，去村庄住宿，凡是对村长不信任的村子，我从来不找村长，而是直接带队到熟悉的住户家去。我们事先在另外的村子带好够一天吃的粮食，到了住户家后，马上做饭，天亮前吃完饭，让大家体力充沛，已备天亮后发生情况和不测。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活动方式，我养成的习惯是，到了住户家后，先让大家睡觉休息，我来做饭，饭好了，让大家吃饭，天亮前必须吃完饭。

　　如果没有发生什么情况，我才让其他人轮流坐班，我再休息一会。

　　一般上午十点左右睡醒，没有任务时，我就抽空学习文化，有时候，一天可以学6个小时的文化。若有任务，就不能学习文化，就不能正常休息了。

　　可惜的是，经常是活动了一夜，刚吃过饭，就发生了情况，白天一天不能睡觉，晚上照样去工作。

　　经常处于这样的状态，有时候自感体力不支，疲惫不堪，挺吃力的，但我还是支撑下来了。一个是那个时候年轻，我不满20岁，年轻力壮，精力旺盛。还有一个是有信念，始终坚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人民的支持，我们一定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由于战争年代战斗、生活没有规律，给我造成了一生入睡困难，有时候通宵不眠。我睡觉很轻，一有响声就醒了。战争年代，有点动静马上就惊醒，形成了习惯，长久以往，以致后来形成了神经衰弱症。

　　▉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在敌占区这几年的斗争，激烈残酷，生活也是很艰苦的。我们住在山里时，因为那里土地贫瘠，村子很小，又遭敌人“三光”政策的推残。老百姓生活贫穷困难，1942年上半年，老百姓和我们的食物，一半是靠野菜充饥的。

　　敌占区，由于敌伪军和国民党军队对群众的勒索，抢掠，群众生活极其困难。他们连糠菜都填不满肚子，多数人面黄肌瘦，衣衫褴褛，生活得十分艰难。

　　有时候，我们去敌占区活动，群众给我们些好吃的，我们不能吃，也吃不下。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体现我军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和作风，我们规定：凡是到村子里去，严禁接受烟酒鱼肉和大米白面招待。对这些不成文的规定，我们都能自觉遵守，业已成为习惯。

　　在刚开始执行这些规定时，我们常常因拒绝群众的超规定接待而与村干部、群众发生"争论。”有时候，群众端来馒头、肉菜，我们坚决不吃，“惹得”村干部和群众有些不快，但没有办法，我们必须严格执行政策和纪律，丝毫不敢马虎，既使群众不理解，我们也绝不走样。

　　我们走到哪里，人民群众都会无私帮助我们，把最好的食物拿来给我们。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一片心意，我们心领了，但群众吃糠莱，让我们吃米面，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日子久了，群众了解我们的规定和纪律，就按照我们的要求做饭。群众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当时，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我们若能吃上顿高粱煎饼就很不错了。临费边地区吃煎饼，是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在那个年月，纯高粱煎饼，除地主、富农外，穷苦百姓家几乎没有，都是靠地瓜、地瓜秧和糠菜渡日的。

　　我们常年在敌占区活动，糠煎饼、咸菜、开水是我们的主食，有时能吃上顿炒白菜、萝卜，那就很丰盛了，我们很满足了，偶尔吃顿小米饭，就是如同过节，改善生活了。

　　人民群众对子弟兵，时刻予以关爱。有的群众说，不能把好东西都让敌伪军吃了，咱们自己人(八路军)也得吃点好的。也有的群众说，同志们太辛苦了，不能老这样，逢年过节也得填补点，改善一下生活。

　　当然，对群众超出我们规定的招待，我们都是好意谢绝的。因为口子一开，就不好堵了。吃了这次难以拒绝下次，吃了甲村的，难拒乙村的。时间久了，群众知道了我们的规矩，就按我们的要求做饭，也就形成了不成文的标准，不管到哪里，都是煎饼、咸菜、开水，顶多加个炒白菜萝卜。

　　我们常常听到群众这样说：八路军同志们认真得很，吃饭就那"老三样"，别的都不能做，把炒白菜萝卜顶多加点油吧。当然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的规定、习惯的时候，这样做，我们还是要费些口舌去说服群众的。

　　1942年春天的一天，我们住在竹园，这是个大村，比较富裕，村里没和我们商量，就给我们送来了馒头，还炒了一只鸡，村长一边摆弄饭菜，一边说：今天是清明节，给同志们改善一下。我们队长严肃地说：“这不行。”村长争辩地说:“今天是过节，就这么一回，别再让了，叫同志们赶紧趁热吃吧。”队长说，我们在你这里吃了，到别的村怎么办?这次吃了，下次怎么办?你这样，他也这样，我们今天吃，明天也吃，那不和敌伪军一样了吗?群众够苦的了，别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啦。村长说:“不能光给那些该死的伪军吃，你们也得吃点。”端饭的人，站在一边也喃喃地说。

　　我说:“我们吃了，伪军来村里，你们不还得花钱给他们办吗?”村长咬牙切齿地说:“我的脸还肿着呢，昨天国民党军队对招待不满意，打了我两巴掌。”“我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杀了，酒肉白面招待，还得挨打。“房东大爷说:"这些害人精不得好死。"我们经过再三动员，才说服他们，把馒头和炒鸡收起来，拿来高粱煎饼，我们安心地吃了午饭，吃得十分高兴。

　　1942年，我们在杨家庄过八月十五，村里给我们做了油饼，我们反复讲了好多道理，不能吃油饼。早饭，上来油饼，我们没有吃，一直等到快吃午饭时，村里看我们坚决不吃，才换成高粱煎饼，我们不能因为节日破坏了规矩。

　　在吃饭这件事上，反映了我们八路军和日伪军、国民党反动军队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侵占群众利益，人民群众才真心实意拥护我们。

　　抗战回忆(十二)

　　▉房东大娘掩护了我们

　　1942年4月的某夜，我们住进了西姜庄，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穷村子。

　　天刚亮，我们拿出随身带的煎饼、咸菜准备开饭，通常都是在天亮前吃饭，好随时准备应付情况，因为敌人一般都是出太阳后才出来活动。房东大娘急忙从院外回来，催我们快上掉铺，一般都是灶房或牛棚里，房子的粱都是用木棍、高粱杆搭的，通常是放东西，不住人的，听说敌人快要进村了，我们收拾好东西，上了灶房的掉铺，大娘把梯子搬走了。

　　说来也是巧，敌人偏要到我们住户的院子里集合吃饭，四十多人在院子里，就像一窝蜂，乱哄哄的，有十个八个人伸头到灶房看看。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几步远，我们五个人，当然有些紧张，子弹上了膛，手榴弹拉出了弦，作好准备时刻准备打。我们还分工两个有劲的同志，一旦被敌人发觉，就顶破屋笆，边打边突围。

　　持续了个把小时，伪军喝了酒吃了饭才离开。

　　我们多么盼望这个时刻的到来啊。

　　村长并不知道我们住在这家的掉铺上。“快下来吧，他们滚了”大娘搬来梯子，边树梯子边喊。我们下来，刚出灶房门，站在院子里的村长愕然了，“俺那娘哎?你们什么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这不还没来得及向你报告敌人就来了。”“快进屋，我烧水，给你们做饭吃”大娘指着北屋催着我们说。

　　▉和群众同甘苦

　　我们一进屋，就拿起煎饼、咸菜，利用敌人喝剩下的开水吃起来。“不吃这个，这里有别的”村长夺下我手里的煎饼，指着盛馒头的筐子说。我说:“留着应付情况吧，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来伪军。""你看他们嫌酒不好，一棍子就把我脖子戳破了”村长指着被伪军小队长的棍子戳破了的脖子说。一位战士说:“这些坏蛋，喝酒、吃面、吃肉，不如意就打人。”“村长叫你们吃，你们就吃吧”大娘劝我们说。“大娘我们吃了，敌人来了你们不是还得花钱去买呀”小李插了一句。“我恨不能把他们都饿死”村长愤恨的说。“要不是为了咱这个村，我把他们都药死”村里管账的会计插嘴说。

　　我们吃着煎饼，咸菜，喝着开水。大娘、村长，屋内的人看着我们吃这些东西，都掉下眼泪，有的人哭起来了，我的鼻子也阵阵的发酸。

　　我安慰他们说: “别难过，能吃上这个就不错了，村里不是不少人还在挨饿吗?等我们打走了日本鬼子，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你看怎么办?”会计把纸条往桌子上一放，就问村长。我问:“什么事?”“东山上鬼子要60斤猪肉，20斤鸡肉，200斤大米，50斤油，限三天内送到”会计边看条边说。

　　我说:“商量一下怎么应付他们吧。”“老天有眼，早晚得打雷劈了他们”大娘气愤地说。

　　我们为了减轻所住村、户的麻烦，不让住户遭受损失，采取了严格地保密措施，不仅是行动小心翼翼，住宿也不让无关人员知道，吃饭也保密，常常是从甲村安排上饭，我们带到乙村去吃。

　　我们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距离越小，群众的心和我们的距离就越近。在敌占区，为了减轻群众的负担，能省下来的我们就尽量省。

　　我们是共产党保护人民的军队，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是我们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1942年夏季，我们每人只发了一件单衣。我们换洗衣服，采取的办法是，一是向从家里拿来衣服的同志借衣服， 换下脏衣服洗干净穿上，再把借得衣服还上，可惜从家里拿件衣服来的只是个别的同志，我们队伍里的干部战士，大都是穷苦人家出身。另一个办法是，选择个好天气，大晴天的，找个好地方，如河水较深、周边无人的地方，我们洗好衣服后晒在沙滩上，我们在水里等着，待晒得衣服干了，能穿时，我们从水里出来穿上，然后整理队伍回村了。

　　艰苦的战争环境砥砺了我们，虽然艰苦，但我们每个八路军战士都精神饱满，意志顽强。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我们国家、民族的一切灾难，都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只有坚持斗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彻底赶走日本侵略者，我们的人民，才能有和平的世界，才能过上好日子。

　　▉筹措五千元伪币

　　1943年1月，我们为扩大根据地，准备拔掉敌人据点。上级要求我们班在二十天内筹到五千元伪币。

　　一旅二团叶以挺副团长对我们讲：“我们有了伪币，就可以到敌占区买炸药、医药等物资。有了这些东西，就为我们打胜仗创造了条件。"

　　我们和一班划分了任务和筹款区域。我们班在草沟头以东村庄催办，我们知道在短时间内筹款五千元伪币，这个任务非常艰巨。

　　当时这一带敌占区，群众主要是给日伪军交粮、款等物资，其次是给国民党军队交，如果交不上，他们除到村子里抢夺外，还打人抓人。

　　平时，我们在敌占区活动，考虑到群众的困难，只派收少量的粮款。但我们还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向群众筹措这么多的钱。

　　我们先是对各村下了通知，反复作好宣传工作，而后反复催交，但筹款进展缓慢，十多天过来，我们只收到不足两千元钱。

　　我们抓紧又去几个大村、富村催款。跑了好几天，收获仍不大。我们班十几个人，面对筹措五千元的任务，真是一筹莫展了。

　　正在我们犯愁的时候，有一天，上草沟村长和我们谈起伪政府工作人员也在加紧催款的事情。他无意中透露，敌占区政府来了个催款的，已经在附近村筹款跑了十多天。我们由此得到了启发，决定跟踪这个人员。他白天跑路，我们夜间追赶，第四天追到大柳汪，这里是伪诸满区所辖最东边的村了，我们决定活捉他。

　　晚上约十点钟，我们赶到该村找到村长，让他告诉我们这个人的住处，开始他含含糊糊的，不想说，后来他看不说不行了，就说，我带你们到他住的那个院子，我就回来，可别让他看见是我领你们去的。

　　我们答应后，他带我们去了那个小院。原来这个家伙是在这里玩女人。我们将小院包围后，叫开门进屋，屋内只有一张床底下可以藏人。年轻女人在床上吓得发抖，一直说没人，就她一人在这里，我们搜查后发现床底下没有人，他藏到哪里去了呢?我在思索着，我们把那个女人叫下床，把床笆子揭开，原来那家伙藏在床笆里边，我命令他交出装钱的褡子。他吓坏了，只好乖乖交出。我们当场点了点钱数，给他开了收条，他回去好交待钱的去向，我们立即返回驻地。

　　“已经二十天了，明天赶回去误期一天。不过有这3400元钱，再加上我们催的共6500多元，也算超额完成任务。”战士李启常边走边说，我们高高兴兴地向北急驰。

　　回到驻地，叶副团长表扬了我们。还奖给我们班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二斤多猪肉。

　　我们在敌区活动的几年，经常去各村催粮，有时催款，把这些粮、钱作为部队开支，收到款后，我们打个收条。

　　这么多年来，我们经手了很多钱，谁也没沾过一分钱，那个时候，虽然条件很差，生活很苦，但把沾公家的便宜，别说贪污了，看作是最大的耻辱。

　　▉巧抓日本特务“小四”

　　“小四”是一位特务头目的外号。他身为中国人，却为日本侵略军卖命很积极，日本侵略军很信任他，很听他的话，他掌握着这一带敌人的情报人员和情报系统。他说抓谁，日本带上伪军就抓谁，他说向哪里打炮，日本人就向哪里打，到哪里去抓人，到哪里去袭击八路军，日本人都听他的。

　　我们县公安局、军区便衣队一直想抓他，但多次抓捕没有捉到他。他做了很多坏事，害怕我们惩罚他，所以，他的警惕性很高，一般都是在敌据点附近活动，晚出早归。

　　为捉住"小四"这个人，我们平时费了些功夫，为了让每个战士见到“小四”，就能一眼认出来，活捉到他，平常我们做游戏，把回答小四的身材、面貌特征列为输赢的项目，答对了即为赢，答不完全即为输。

　　后来，"小四"被我们捉到，就是平时练就的功夫起了作用。

　　1943年2月，我们要搞一次夜间大破袭。这件事，既要事先保密好，进行突然行动，又不让敌人事先观察到，又要动员尽可能多的民工参加破袭活动。

　　我们班的任务是，在指定的几个村庄，天黑时动员五百个民工去破坏公路。要完成这个任务，在敌占区是很艰难的。动员安排五百个民工干活，只能迅速集结完成。一旦行动晚了，缩短了干活的时间，就难以完成任务。但行动过早也不可取，敌人还在村里活动，早了容易暴露意图。所以，活动时机要恰当，一般是太阳将落时，让民工尽可能快的集合起来。为此，我们班一分为二，各负责三个村庄。我带上半个班八个人到离公路比较远，但距离敌据点比较近的三个村庄去。

　　我们首先到了在敌据点胡子山以南约有一公里的杨家庄。进村的同时，我们派两名战士到村北警戒胡子山方向。

　　我进村时，遇到本村的两个人迎上来，一个领我们进村里，一个去找村长，带我进村的人把我带到了无人住的小院子里，他既不带我们去村公所，也不带我们去村长家，待了一会村长才来，见了我们神色有些慌张不定。“村里有外来人吗?”我首先带着几分怀疑的口气问村长，村长没有回答我，我把任务说明后，他很痛快地说，马上就集合民工。此时，我不太放心，带一个战士到村北哨位上去看看。

　　我们几个战士押了一个俘虏过来，“班长，这个人，他说是山上(胡子山)伙夫，你看怎么办?”通常是捉到敌人的伙夫，我们教育一下，当场就释放了。我看这个所谓的伙夫，穿戴像个伙夫，但面容又白又怕，手软软的，不像出力的人，年龄不算大，我觉得他有些面熟。“小四，你是小四”我立刻认出了他，他吓得瘫在地上。他是因为玩女人，所以回去的晚了，他强奸了该村一位十八岁的姑娘，并霸占了她。我让战士赶快把他捆起来，让另一个战士到村里去叫人来放岗。放岗人来了以后，为了安全，我命令两个战士赶快将"小四"押走，并规定他们只走小路，在一个地点集合，再迅速返回山里部队。

　　我刚布置完，村子里一下子涌出了二十多个老百姓，要求我们把"小四"放了。群众是怕我们带走"小四”，鬼子来报复，并不是对”小四"有什么好感。我知道带走“小四"是件很难得事。此人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不愿在本村让我们把“小四”带走，怕日本人来烧房子抓人，全村遭难。

　　我们两个战士押着“小四"往北走，村里人拦住去路。我一边讲道理，一边严厉拒绝放了“小四"。我把押"小四"的战士和群众隔开，我在中间反复做工作，一直持续了大半个小时。天黑了，村长见没指望我们放了“小四”，这才劝群众回去，并告诉村里人，今晚破坏完公路回来，最好都离开村子。明天山上(指胡子山)的鬼子一定会来，说不准是杀人还是放火。今晚下半夜等参加破袭的民工回来，我就上山去和鬼子说，“小四”被八路军押走了。他鬼子愿杀就杀，愿押就押，看着办吧。

　　看得出，村长和这个村群众的确为此事惆怅，害怕。我一边讲清把"小四”抓住，带回我们部队的意义，一边和村里人商量如何应付日本侵略军可能进行报复的办法。

　　我们回到村里时，村里人已乱腾起来，开始向外村转移了。

　　我们赶到另外两个村，动员召集齐了民工，又回到了杨家庄。这时已深夜十二点左右，村里人一家一户的陆续向外村走吉。

　　“走了多少户了”我问村长。“一半多了”村长叹了一口气说。我们在村里看了一会，和村长研究了如何向鬼子报告的说法，我嘱咐村长早些返回。

　　我们赶到规定的集合地点，一起押着特务“小四"回到驻地。

　　此时天已大亮。捉到了“小四”，大家都非常高兴。队长牟修玉同志命令立刻将俘虏送到鲁中军区敌工部。

　　牟队长表扬了我们，并让我们马上休息，今晚再返回杨家庄，了解一下情况。

　　太阳一落山，我们就出发了，很快就赶到了目的地，村里很寂静，我们走进村长家大门，看见窗子里边有灯亮。门没关，只有他一人对灯吸烟。“就你一人在家呀”我问。“你们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来看看你，难为你了，村长。”“说真的，抓走这个坏蛋，大伙都很高兴，你们为老百姓除了一害，可村里人就怕在这个村里呆不下去呀。说不定还得赔上几条命。”他停顿了一下又说：“昨天晚上的事，你也别放在心上。”“哪里，我们理解你，也理解群众。”接着村长把上山报告敌人情况和我们说了，他是昨天晚上去的，鬼子说三天把人要回来，要不回来，就把你们村子烧了。鬼子在山上押了我一天，这不，我刚回到家，想到山里部队去找你们。

　　我告诉村长，一定要注意鬼子的动向，三天放人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你们要警惕鬼子的报复。你再上山对鬼子说，已派人去找八路军要人了，就说还没有找到八路军，找到八路军时，请求他们把人放回来，让日本鬼子再宽限几天。你看看日本鬼子的态度，同时继续做好群众的工作。既要做最坏的打算，也不要让鬼子给吓住了。

　　和村长说完这件事，我们告别村长回到驻地茅草崖。

　　▉一次互不相让的"争论”

　　我们在和敌伪军的三角斗争中，最难办的是同国民党顽固派加投降派的斗争问题。我们既要讲团结，又要讲斗争，有时分寸很难掌握好。

　　国民党军队和政府人员，利用我们讲团结的政策，一方面和我们高喊抗战口号，另一方却和日伪军勾结打击和摧残我们。

　　1943年春天，一位自称国民党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一位自称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人员，在杨家庄和我们相遇。不一会，我们武工队四个人刚刚离村，十几个伪军就围追而来，因为是白天，我们不宜同敌人交火，只好迅速逃离摆脱。我们经过两个村，和敌人周旋两个多小时，进了张铁峪，在群众的掩护下才脱险。

　　敌人距离我们只有几百米，我们进了张铁峪一家住宅的后院，一位姑娘正在院子里推磨，我们进院说明来意，她让我们进了北屋，然后她将门锁上，没事似的继续推磨。一会，伪军十来个人进了院子，问：“八路军藏在哪?”姑娘说:“你们没说话了，明明看见我推磨还问我八路军藏在哪?这不是讹人吗，欺负我，也算你们有本事。”“打开门，(指我们藏的北屋)我们进去看看。”伪军指着房门说。“没有钥匙”姑娘没好气的说。“钥匙在哪?”伪军嬉皮笑脸地说。“在我哥那里。”“你哥呢?”“去我姥姥家了。”“我们得进屋去看看。”“要看你砸开门看吧。”“看在你的面子上不看了。”这伙伪军，这个抓姑娘一把，那个推姑娘一下，满嘴胡说八道。伪军只顾着挑逗姑娘，就不再问八路军的事了。姑娘逆来顺受，忍辱受屈，完全是为了掩护我们。

　　这个村只有十来户人家，我在此住过多次，许多人都认识我。我们从门缝里看得很清楚，姑娘为我们忍气吞声，我们十分仇恨这伙伪军，怀不得立即消灭他们，但我们人少不宜硬拼。我们十分感激这位姑娘不顾个人安危救了我们。

　　我们悄悄地打开了房子的后门，出村脱险了。

　　我们回到驻地，带上我们班的十六个人，来到张家庄。发现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正在和几个伪军喝酒，我们立即抓住这几个人，经审问伪军，才知道就是那几个自称是国民党的人向伪军报告了我们行踪。我们把那几个国民党人捆起来，狠狠揍了他们一顿，算是教训了他们一顿。

　　后来，我向队长汇报了此事，区长在一旁说我违反了抗战政策，并说我惹了乱子，上级追查下来要我负责。我反批评他是在统一战线政策的右倾，不敢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他当然不接受我的批评，我自然寸步不让。区委书记，队长在一旁一言不发。区长说：“统一战线是团结对外，你打国民党人员不打伪军就是破坏团结。”我说：“你这倒像是国民党人员讲的话。统一战线是有原则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就这样各讲各的，他不让我，我也不让他，说了一阵子，不了了之。

　　▉为完成任务打了村长

　　1943年4月，部队要执行作战任务，急需要统筹一部分鞋子。区中队以班为单位分配了数量，限期完成。

　　我们先到各村下了通知，告诉他们鞋的数量和上交时间。然后，再到各村按数收缴。因为情况不同，各村交鞋有快慢之分，但基本上都按数按时完成。

　　唯有曾家村，鞋子交了不过半数。我和村长反复讲道理，他一直说收不上来。曾家村是个大村，他欠一半，几个小村也顶不上。所以我也一直坚持，得要他想办法交齐不可。他突然火了，竞说：“我们交不上，你看着办吧。”我一听这话即火了，一怒之下，重重地打了他一巴掌，在场的人把我和他隔开，我命令战士立刻把他关起来。这种举动出乎他的意料，也出乎我们班和在场的其他村村长的意料，连我自己也茫然了，我为什么要打人?打人违反纪律，影响不好，这不和日伪军、国民党一样了吗?我后悔极了。

　　这位村长，我们区中队很多人都说他，滿嘴甜言蜜语，就是不办事，我也有同感，这也是我打他的原因。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平时区领导都顺着他。不好，我今天捅了马蜂窝。

　　过了一会，他对看着他的战士说，要和我见个面，他有话要向我说。他向我提出放他回去，明天晚上一定把鞋子交齐。我从看他的小房子里把他带出来，当众向他道歉：“我打你是不对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请你批评。我给你道歉。”说完向他深深鞠了一躬，在一旁的人齐声说：行了，这事不算什么。他也谦虚地说：“这也不能全怪你，你任务在身，我不该呛你。”第二天晚上，他果然交齐了鞋子。

　　回到区里，我说明了情况，作了检讨。队长批评我说：“据我所知，你这是第一次打人，以后不能再犯。打人影响不好。”对这种批评，我自然是心服口服的。

　　▉打乱敌人计划

　　1943年6月，敌人为加强对敌占区的统治，试图将敌汪沟乡划出一些村庄来，成立店子乡，并委任了一名乡长。

　　某日中午，我们得知这位新任的乡长从汪沟到小主山敌据点去。队长要我带两名战士，在他必经的路上捉住他。一班长姚现法要和我一起去，他说他认识此人，认识他，这一点很重要，我赞成他去，队长同意我们俩人去。

　　通常情况下，我们俩位班长捉住这么一个人，如囊中取物。

　　我们轻松地出了村，走了约一公里，选好设伏地点，即隐蔽起来。

　　我们等了近两个小时，被晒的头昏脑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来啦”姚现法同志和我说了一句。我们临来时，队长告诉我们，此人罪恶不大，只能捉活的，不要打死他。这个乡长走近了，姚现法同志对他喊站住，他立刻掉头向南奔跑。我们拿着枪，身背弹药，他空着手，加上还有几十步的距离，我们怎么跑，何能追得上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追了一会，让他跑掉了。我说:“我们回去挨批评吧。”“不要紧，这次捉不住，下次再捉”姚现法同志满不在乎地说。

　　我们俩垂头丧气地回到了部队住地，向队长汇报了情况后，队长说：“死人让你俩抓活了。”这位新委任的乡长，坚决不当这个伪乡长，这个乡也没成立。也许与我们抓了他一次不无关系。

　　▉两个逃兵的教训

　　我们二班的刘殿高，一班的姜某，都是1942年夏天入伍来到我们区中队的。

　　一开始，他们表面上都很积极。后来他们在班内，班与班、班与队长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混乱，曾一度搞得班内不团结，班与班产生了误解，上下级之间也产生了一些隔阂。

　　后来，我约一班长姚现法同志谈谈。他说他也正想找机会和我谈谈。我们对某些问题，是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这次共同都感到需要谈谈，自然是会谈好的。经过交流，弄明白了过去我们产生的误解，原来都是刘殿高和姜某搞的。我们两个人谈好，统一了认识，一起向队长作了汇报。

　　队长在一次全队会议上，批评了挑拨离间，制造混乱的行为。不久，刘、姜乘我们不防，同时带枪逃跑了。

　　事后查明，刘殿高，曾经任过我军某部副排长，1941年秋天大”扫荡"时回家，被敌人捉住，经敌人训练后派到我部，伺机进行破坏。姜某的政治背景没有摸清楚。

　　这个事件的教训是，我们麻痹大意了，刘、姜已经暴露了许多问题，我们只是有些不解性的怀疑，没有深思和采取必要措施，要不然，不会让他们跑掉的。

　　对公开的敌人，我们警惕性比较高，但对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警惕性不够高，结果吃了个不小的亏，险些造成难以想象的损失。

　　抗战回忆(十三)

　　▉发展壮大的武工队

　　1944年8月，我们武工队经过两年多的斗争，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

　　我们接到上级指示，所有武工队要抽调部分人员去八路军主力部队。我们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动员工作，此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经过动员，全队人员几乎都报了名，大家都愿意到主力部队去。

　　独立营考虑对敌斗争的需要，只批准我们武工队五十个人去八路军主力部队。

　　1944年10月，汪沟区一分为二，南部为汪沟区，北部为店子区。据此，汪沟区中队也一分为二，我为八路军武工队店子区中队副指导员，单队长为汪沟区中队副队长。

　　这段时间，武工队发展较快，不久，我们店子区中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人，我们一次就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六十个兵员。

　　虽然店子区所辖村庄已经解放，但我们武工队的主要任务还是去敌占区活动。我们经常到临沂庄、临沂城西茶山、大枣沟头、半城一带，打击敌人，发动群众。从这里往东是边联县辖区，往西是费县辖区。此地除日伪军外，对我们的主要威胁是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汉奸王洪九部队。

　　▉不幸染病

　　一天傍晚，我们中队帮助群众耕地种麦子，忙活完了，我宣布收工回村吃饭。我抗着锄头和村长边走边商量明天给哪一家干活的事。

　　我们遇见一条流着清水的小河，我想干了一天活，全身泥土的，回到住地在老乡家洗澡不方便，我就告诉村长先走。我在河里洗了澡，冲干净全身的泥土。因为满身是汗，不懂保健常识，身体被河水给激了。

　　回到住地，第二天我就发起了高烧，因为无药治疗，一烧就是半个月。退烧后，咳嗽不止，又缺药进行对症治疗，逐渐就变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四十岁以后开始了哮喘，成为影响我一生身体健康最重的一种疾病，这是战争环境缺医少药造成的，也是缺乏健康常识造成的。

　　▉活捉日军翻译官

　　1944年秋天，我得知半城日军翻译官，在据点外有一个姘头，有时夜宿在那里，我马上派人详细了解此事。

　　半城，在临沂城东北角，距临城约30多里地，是临蒙公路上的一个镇子。日军在那里建有据点，住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日军为自身的安全，是不允许翻译官居住在据点里边的，姘头就更不能进据点了。所以，日军翻译，没有把家安在据点附近的，就在据点附近找女人玩。

　　半城据点，据我们的边缘区比较远，是敌占区腹地，我们到那里活动不容易，所以日军翻译才敢在据点外边住宿，但只要摸清情况，摸准敌人活动的规律，是可以到那里去活动的。

　　不久，我们得知那个日军翻译经常在据点外的一个地方住宿。

　　11月初，我带三个班在距离半城不远的桃花店隐蔽。

　　天黑不久，我们接到情报，说日军翻译官今天黄昏到到常住宿的地方赵家村去了。

　　我们迅速出发，很快就赶到赵家村。带路的人只指给我们一个院落便离开了，他怕暴露身份。这个院子比较大，院墙很高，大门是关闭的。

　　我安排一个班设警戒后，即带其他人将院子包围起来。为防止被日军翻译官发现，我们决定不叫门，搭起人梯向上爬。我踏着大个子孟庆玉肩膀登上围墙，不料被里面放哨的人发现。我们佯装回答是王司令(王洪九)的人，来找人的。因为王洪九和日伪军是同伙，这个回答正合适。院墙路边有个梯子，这是他们准备逃跑用的，我们迅速登墙，顺梯而下。我们先将大门叫开，然后进屋，按照事先了解的这位翻译的模样去找，屋内一伙人正在喝酒，人不多，我只端详了六七个人，就把他给认出来。我叫了声某翻译，他答应了，因为我们说是王司令的人，他并不紧张。但我要他把枪交出来时，他紧张了，他好像发现了我们可能是八路军。

　　这个时候，我也不隐藏什么了，直言相告，我们是八路军，就是来找某翻译的，其他人不要害怕，因为他做的坏事太多，我们只抓他一个人。

　　我们把翻译官带走，那个女人在里屋始终没有出门。他说他没带枪，我命令战士进里屋搜查，结果从他里屋卧室枕头底下搜出一支法国制造的手枪，有七发子弹。

　　乘机，我向其他人宣传了我们的抗战政策，告诉大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不会太久了，但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完后，我们迅速离开。

　　我们走得速度很快，天亮前我们赶到了竹园。接着，对翻译官进行了审问。就我们掌握的情况看，他交待的事，有真的也有假的。

　　第二天我们带着俘虏回到了住地。

　　边联县敌工部刘丁浦部长得知此事，派人来交涉，要求把翻译官交给他们，以便开展敌伪军工作。半城属于边联县，应当交给他们，这有利于他们开展敌伪军工作，但枪是要留下来的。

　　后来听说这个人，在我们开展对敌斗争中，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

　　▉姜保顺班长牺牲

　　1945年3月，上级派费东独立营的一位姓杜的排长，任店子区中队副队长，准备将我调到独立营。

　　他到职不久，带一个班去半城一带活动，不幸，被王洪九部队包围，杜副队长，姜保顺班长和一名战士牺牲，连尸体都未抢回来，其余人突围回队了。

　　后来由独立营警卫排长闻世清继任副队长。

　　姜保顺，草沟村人，家里很穷，会点木匠活，其老婆不正经。他参加路军后，曾一度想回家去。后来经过学习教育，觉悟提高了，工作、学习、作战，都很积极、勇敢。

　　1943年秋天，姜保顺探家，他的老婆瓦解他去汪沟当伪军，他提出和她离婚，要她去我们的县民政局办手续，女方不从，非要去伪政府办手续，并企图用手榴弹杀害他，被姜保顺发现后，一怒之下，将其老婆用石块砸死，然后去投了案。

　　费东县公安局判处姜保顺三个月劳役。我拿着介绍信，去了县公安局。到了公安局后，看守告诉我，姜保顺不好管理。他总是说：我是自己来的，不会跑的。所以在禁闭室，他愿意出就出来，愿意进去就进去。加之公安局的人都知道，他是我们区中队的班长，拿他没有办法，只好让他回到区中队执行劳役。

　　姜保顺回到区中队后，在伙房担了一周的水，劳役时间也够了，结束了三个月的劳役。

　　有些战士半开玩笑地说便宣了姜保顺，他则争辩说自己亏大了，他说：我铲除了坏人不应该受惩罚，应该受到表扬。说的武工队的人都哈哈大笑。

　　结束劳役，我和他谈话，他说“指导员，我除掉一个坏人，又担了七天的水，光批评，不表扬我一下吗?”在区中队办公室，我和他谈完话后，他诙谐地说。我说:“回去当你的班长吧。”“是”他高高兴兴的回到班里去了。

　　他为人耿直，脾气倔强，忠厚老实，打仗勇敢，在我们队里很受尊敬，他为人民牺牲了，我们全队干部战士都很难过。

　　▉结束费东打游击

　　1945年4月，我被任命为费东独立营宣传干事。从此，离开了武工队，结束了在敌占区两年多打游击的战斗和生活。

　　当时独立营有三个连队，一个警卫排，还管八个区中队。营部除营首长外，还有参谋陈善南、组织干事孟繁俊、保卫干事韩义忠。他们年纪比我略大点，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年龄小些，文化低。我在营部工作，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我们四个人关系很密切，工作配合也很好。

　　我的任务，主要是协助政委做好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根据上级指示，统一制定宣传教育计划，部署宣传教育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对部队尤其是对干部进行时势政策教育。

　　有的时候，我也要和县委联合行动，共同做好新区的群众工作。

　　怎样做好宣传教育工作，我有些茫然，只好边学边干，但当时的积极性是很高的，工作开展得也不错，领导很满意。

　　1945年7月，二连指导员去军分区轮训队学习。连长英风起是旧军人出身，党外人士，营里要我去该连代理指导员，但仍兼做全营的宣传教育工作。

　　我刚到这个连队七八天，我们营去汪沟东南一带开展对敌斗争。营部带两个连驻曹家屯，我们二连驻庙后，距营部驻地约半里路。

　　一天早饭后，我们被伪军王洪九部队包围了，我们二连奉命坚守曹家屯西边的高地。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敌人有几千人，不断地向营部驻地和我们的高地发起攻击，曹家屯不断地向外运送我们的伤员，我们连也伤亡十几个人，正当敌人将要发起冲锋时，连长没和我商量，就命令通信员传令各排撤退。我担心他的命令，会造成连队混乱，立刻坚定的说：“不能撤，营部和一、三连还没撤。”英连长说:“我们已被包围了，撤出多少算多少，不能都死在这里。”他边说边走到庙后墙根坐下。我说:“现在从多方面看，还没发现这种情况，你不应该这样悲观。我们快到前边去指挥部队吧。”他说:“你指挥吧，这种仗我打不了。”我说:“老英，这样下去会给部队造成损失的。”此时，作为连预备队的一排就在跟前，一排长王福存同志说：“连长，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连长说:“错不错，我负责，管你什么事。”

　　我们争了几句，我想，指挥百八十人难不住我，情况不允许我们再争论下去。此时，敌人约五六百人从西南方向拼命向我们攻击，我连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我命令一排长带两个班，从高地西北侧高粱地下去，迂回到敌人后面去打击，牵制敌人，缓解其对我军进攻的力度。同时命令各排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此招果然有效，敌人明显减缓了对我军进攻的强度。

　　片刻，刘营长带伤，和李政委撤到我们高地上。“营长，你负伤了吗?”我首先问。“不要紧，轻伤。”他接着问我连伤亡多少人?我回答后，刘营长说，我们就担心你们这里出问题，你们打得不错。

　　这时候，英连长也走过来，开始指挥连队作战。“你们再坚守一会，一、三连撤出，再掩护你们撤出”李政委对我和连长说。

　　我们打了一会，一、三连撤出了，撤的很顺利，我们接到撤退命令后，连长主动和我讲了他撤退的方案。我说，你下命令吧。

　　这次战斗我们连伤亡三十多人，其中有战斗模范、班长张进喜同志，我们连伤亡者全部撤出了战场，一、三连和营部也有些伤亡，有几人伤后被俘，其中有店子区中队的王洪录同志。后来，他们都被敌人活埋了。我们八路军，只要到了敌人的手中，只有死路一条。

　　战后，连队议论纷纷，要求连长向全连作出检讨。同时营首长也追问情况，英连长着了急，问我怎么办?并要求我帮帮他。我对他说，连队群众的工作我去做，营首长那里得你得自己去说，他希望我替他去说。我说，我去也可以，可同样的话，你说我说效果可能不一样，他同意了自己去说。

　　营首长找我核实了情况，不久，连长就被调走了。

　　7月底，我营被编为五团三营，团里要我去团政治处任宣传干事，我找到团政治处主任说，我文化低，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我愿意在连队工作，李教导员也希望我留在连队。李教导员找团领导说了话，随后我被任命为三营八连指导员。

　　我们八连，来了新连长张法安同志。他魁梧健壮，是抗大毕业生，军事知识丰富，作战部署，军事训练，行政管理都有章法。

　　我们连纳入新的军事编制，连长和我工作密切配合，相处得很好，全连同志士气旺盛，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我们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

　　▉参加了围歼王洪九的战斗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但敌人并没有完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又蠢蠢欲动，妄图消灭我们。面对敌人，我们坚持战斗不止，又开始了围歼王洪九的战役。

　　1945年8月，我们连改为鲁中军区警备二旅四团二营五连，我任指导员。跟随鲁中军区部队在临沂参加了攻打王洪九战役。

　　王洪九，长期占据临沂，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曾指挥还乡团反攻倒算土改果实，屠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七千余人，血债累累。王洪九部一万余人，占据了临沂城等周边地区，王洪九长期苦心经营，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为了歼灭敌人，鲁中军区集中了七个团的兵力，围歼王洪九部。对王洪九的据点，如果强攻伤亡势必很大。于是我军采取了长期围困和逐点攻取的办法，其中之一是在夜间挖交通壕来接近敌人，消灭敌人。

　　1、包围敌人逐点攻取。经过一段时间的围攻，我军拿下小王庄敌人据点，我们部队集中力量攻击敌人主要据点孟家庄，该据点由王洪九的亲信杜庆九支队把守，鲁中军区组织两个团的兵力攻下孟家庄，全歼守敌。接着，我军又包围李家庄。

　　由于我军在靠近敌据点很近的地方构筑了比敌人调堡还高的调堡，敌人只好在据点内挖交通壕通行。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困，敌人的粮草全断，山穷水尽，已成瓮中之鳖了。我们部队经常组织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一些敌人纷纷逃出据点来投降。

　　1945年11月中旬，王洪九派人来同我军谈判投降，交出了两部电台。但敌人只是假谈判，还想伺机逃跑。

　　2、战士孟庆玉牺牲了。我连战士孟庆玉，21岁，高高的个，白净的面庞，英俊的小伙子。一天夜里，我带领连队在距离敌人五十米处挖交通壕，突然，孟庆玉在我身边哎了一声，只见孟庆玉双手抱腹，我知道他受伤了，立即命令其他战士将孟庆玉抬下去进行抢救。不料孟庆玉在医院六、七天后抢救无效，光荣牺牲了，据说是打断了肠子，当时部队医疗技术条件很差，不敢剖腹抢救，如果现在肯定会抢救过来的。孟庆玉负伤前和我靠得很近，一起在挖交通壕，肩并肩共同战斗的战友受伤倒在我面前并且牺牲了，所以，我一直对孟庆玉印象深刻，记忆犹新。战争是残酷的，人的生命在战争面前相当脆弱，为了新中国，多少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共和国的建立，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托举起来的。

　　3、我第一次负伤。在围困王洪九部的战斗中，我军充分发挥政治工作优势，经常组织对敌喊话，开展政治攻政势，在我军政策的感化下，有不少敌人偷偷溜出来缴械投降。但有些顽固不化的敌人，却在继续顽抗。一天晚上，我们连队排以上干部正在连部开会，突然，哨兵来报告，在敌据点外围出来许多敌人。连长说，敌人要跑，赶快报告营部。我对连长说:“我带一排去西南角坟地阻击敌人，你赶快组织部队守住阵地。”

　　我带领一排来到坟地，发现一些敌人想乘夜色逃跑，我立即带领部队进行阻击。双方用手榴弹来回打击对方，结果我被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炸伤，棉上衣着火了，通讯员和战士们把我身上火扑灭，抬到连部，我当时耳朵嗡嗡直叫，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这个时候营长赶过来，蹲下来和我说着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了。我的面部被烧伤，下颌骨两处以及左胳膊下端、左腿上端、左手、左胸部均被炸伤，我强忍着伤痛，咬紧牙关闭上眼晴不发出声音，我怕影响连队士气。

　　卫生员迅速给我包扎伤口，抬上担架送往医院。到达医院后重新包扎伤口，到半夜时，我整个脸部全部肿了，痛疼难忍。

　　我躺在担架上，虽然难受但咬牙闭眼不出声。我受伤以后，最为严重的是腿部感染化脓，当天夜里引发持续高烧昏迷不醒了。到了白天，伤痛非常难受，吃不下饭，整日里迷迷糊糊的。

　　4、在老百姓家养伤。攻打王洪九战斗结束，部队转移前，把我安放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我和通讯员刘学友住房东边，房东和女儿住西边，墙用土坯隔开的，说话都能听见，就是声音很小的耳语，也能依稀听见。头几天，这家人看到我伤势严重，以为我活不过来了，已经作了后事准备。房东的女儿问她爸爸，八路军同志死在咱家怎么办?老人坚定地回答:“八路军同志为咱老百姓打仗负伤，就是死在这里，咱也不能撵他走。"可见战争年代，临沂人民群众不惜冒险，对八路军战士的热爱和保护。

　　当时我主要是皮肉伤，因为没有药物治疗，只要没有破伤风，就可以活过来。我算是个命大的人，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在这家老百姓精心照料下，一个多月后，退烧、消炎，硬是活过来了。

　　5、我受到师部通令嘉奖。攻打王洪九战役结束后，我们连队伤亡较大，一位排长牺牲，一位排长受伤，战士伤亡三十多人，重新补充三十多名新战士。这一仗，缴获敌人武器较多，整个连队步枪大都换成新的，每人增加不少子弹。给我换了一支很好的驳壳枪，配有五十多发子弹。

　　1945年11月下旬，鲁中军区警备二旅转移到界湖，改为鲁中军区九师，我所在团改为二十六团。部队在界湖进行了战役总结，我受到了师部通令嘉奖。

　　此后，部队将我接回师医院继续治疗，在住院期间，鲁中军区警备二旅政委李耀文到医院，代表二旅慰问了我。

　　我身体养好以后，专门去养伤的房东家，依依不舍地和这家人告别，返回部队。

　　1946年1月，我出院回到连队，腿部伤口刚结疤，因活动过多，腿部伤口复发，又住进医院，治疗二十多天，用红药水和盐水抹伤口，没有其他药物。

　　6、军民团结打敌人。抗日战争，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群众的支援分不开的。每次打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民群众，给部队送粮送菜送水果，部队的稳蔽部里经常有群众送来的各种水果。虽然他们生活十分困难，但尽全力支援子弟兵。地方党政领导同志经常到部队来，看望战士，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在攻打王洪九战役中，有两件事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一次，部队正在构筑工事时，一对年轻夫妇用一辆小车，俩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送来了红彤彤的崭新的橱子和柜子，帮助部队做工事用，我劝他们拉回去，他们说这是消灭王洪九的一点心意，说:"只要能消灭王洪九，我们什么都舍得。"连长张德安说这是陪嫁的嫁妆，我们不能用。我说明天我们派人送回去。一位班长说，这是多么好的群众啊。

　　另一个动人的事例是，有一天上午十点多，一位鬓发斑白的大爷，挑着担子送来四个篓子，给部队做工事用。排长魏玉才一看篓子是新的，劝大爷拿回去，大爷边擦汗水边说:“听说部队打王洪九用这个东西，我赶紧编了四个先用着，我回去编好再送来。”我连声说谢谢老人家，并让通讯员给大爷端来一碗开水，大爷喝完水，指着远处敌人据点说，你们要赶快把这些坏蛋拾掇了，给咱庄户人家除害。我告诉大爷，这次，部队一定耍消灭王洪九，为老百姓报仇。大爷点了点头笑着说:“我得回去了，还有二十多里地。"

　　我怀着感激地心情，目送大爷走去，久久没有离开大爷的身影。我想，我们一定要用彻底消灭王洪九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人民群众的期望。

　　(完)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7-02 17: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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