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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明:我在王耀武身边十五年
2020-12-02 10:07:42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我和王耀武都是山东泰安人,还有点儿亲戚关系。他为了提携我,从1933年到1948年,一直把我留在他的身边工作。因为我跟随他15年之久,所以大至他指挥的某次战役,小至他身边的生活琐事,我都目睹亲闻了一些。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对研究某一段历史或对研究王耀武本人,也许有些参考价值,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么我这个已至垂暮之年的耄耋老翁,就能含笑地进入九泉了。

  1933年当我18岁的时候,在泰安老家实在找不到谋生的门路,家里人对我说,王耀武现在作了大官,在湖北当了中央军的旅长,你去找他给你找个吃饭的地方吧!于是我去找王耀武。这时他正在湖北围剿红军。除了当中央补充旅的旅长之外,为了增加点收入养家,他还在汉口开办了一个饼干厂(王耀武进黄埔军官学校前,在天津北安利饼干公司当过学徒),我找到他以后,他便暂时把我安插在他所开办的这个饼干厂里。不久红军突围西上,从贵州又折而北行,王耀武奉命率部移防陕西南部堵击红军。这时王便把我调进了他的公馆里。照顾他的太太郑逸兰和几个孩子。不久,我和他的家属也去了汉中,从此,我就在王耀武身边当了卫士。

  王耀武驻防陕西汉中的时候,旅司令部驻扎在汉中城内,各团则分别驻扎在褒城、勉县、城固一带,企图截击从四川长征北上的红军。1936年12月的一天,王耀武忽然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说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叛变,扣留了蒋介石,令王耀武火速率部北上,去西安讨伐张、杨。当时命令急如星火,我随王耀武匆匆从汉中出发,急行军向北奔去。部队到了泽县,王耀武忽然又接到“停止待命”的命令。在“待命”期间,王耀武见泽县城垣坍塌不全,街道高低不平,便命令部队加固城墙、整修马路。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王耀武的部队又奉命返回汉中。这时已是1937年初了,我们便在汉中过了旧历新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京卢沟桥向中国军队挑衅,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很快占领北平、天津。8月,日军又在上海登陆,发动侵略,中日两军又在上海打了起来。当时只有张治中带领部分军队在上海抗击日军,势单力薄,蒋介石命王耀武急速赶往上海参战,并将他的补充旅改编为新编十一师。我随王耀武急行军由汉中赶往宝鸡,准备乘陇海路的火车迅速赶往上海。途中又接到命令,将他的新编第十一师改编为五十一师,王耀武任师长,张灵甫任副师长。他的部队也换了新的装备,原来用的“汉阳造”(步枪)换成了“中正式”(步枪)。8月28日,王耀武率部到达苏州,下车后又迅速赶往嘉定,师部驻扎杨树浦。29日,接替了胡宗南由罗店至施相公庙的防线,全师与日军当即展开战斗。当时日军的装备比我们中国军队好得多,他们上有飞机,下有战车,而我们却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从装备上来说,日军处于绝对优势,可是我们中国军队士气高昂,看见远处日军战车上的膏药旗(日本国旗形似中药膏药)就眼中冒火,不管是当官的、当兵的,我没见过一个临阵怕死脱逃的。白天日军的飞机轮番轰炸,王耀武便在夜晚带领我们几个卫士亲临前线指挥。当时子弹在头上丝丝飞过,炮弹在身边爆炸,士兵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了下去,可王耀武却还是带着我们在弹雨中穿梭来去。我初次亲临战场,心中不免有些胆怯,可看到王耀武那样镇定,也就不那么害怕了。就这样在上海和日军打了3个来月,11月底,王耀武奉命从上海撤退,参加保卫首都南京。我们在南京城外9公里的上方镇安营扎寨,日军迅速从上海追击到南京。一天,王耀武率各团团长去查看阵地,突然被日军包围,五十一师各团营迅速赶去增援。突围后,王率部撤退到雨花台、水西门外。当时负责南京防卫的是唐生智,为弄清敌我双方态势及唐生智的防守意图,王带领我们几个卫士乘汽车去南京城里唐生智的司令部。可司令部门前只有几个卫兵守卫,里面却已人去楼空,原来唐生智已弃城逃之天天。王率领我们仓皇上了汽车,意欲返回驻地,这时溃兵拥挤,汽车根本无法行进。王于是命我们丢掉汽车徒步西行,到了城边,遇到宋希濂部一个排长,王说明自己的身分,交给了这位排长一张自己的名片,这位排长才帮我们用绑腿带结成绳子,缒城而下。到了长江岸边,工兵营预先给王耀武准备的一只小船早已在江边等候,王匆匆上船渡往北岸。船小人多,我只得找了一条枕木抱着,顺水漂流,好不容易到了江北。我站在长江北岸,看着江上漂浮的死人如秋天的落叶顺流而下,而长江南岸追击中国军队的日军,还不停地向争渡的溃兵射击。这悲惨的一幕虽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可我仍觉得它漂浮在我的眼前。

  到了长江北岸我找到了王耀武,他正在命令士兵在电线杆上贴“五十一师到滁州集合”的通知。我跟随王耀武一边走一边收容沿途溃散士兵。到了滁州,日本飞机天天去轰炸,我跟随王钻进了一座防空洞,恰巧炸弹落在了防空洞上,洞被炸坍,死了一些人,可王耀武却未受伤害,人们纷纷议论说:“王师长真是福将,我们这些当兵的也跟着沾了光!”

  在滁州住了几天,收容了一些溃兵败将,王耀武接到命令,叫我们到河南开封集结。到了开封,恰巧遇上拉紧急警报,我们以为又来了日本飞机,警报解除时一问,才知是蒋介石逮捕了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在开封集结期间,王让我打电话给汉口他开办的振兴饼干公司,让公司通知他的妻子郑逸兰我们已从南京脱险到了开封。在开封停了十几天,王奉命率部到湖北沙市、宜昌一带整训。到了湖北,王提升我做他的卫士排的司务长,并叫我清点卫士排的人数,40人只剩了22人,卫士排长张忠只顾个人逃命,不管卫士,被王撤职。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于侵占山东大片地区之后,沿津浦路南下,企图与由南京北上的日军在徐州会师。这时驻防徐州的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他命令所部阻击南下的日军,在徐州东北50余公里的台儿庄与日军板垣、矶容师团展开大规模的战斗。4月初,王耀武奉命率部驰援在台儿庄地区与日军苦战的中国守军。王迅速率部赶往前线,在徐州以西的砀山县三义寨与阻击中国援军的日军发生激战,王部一团长战死。王耀武的弟弟第一营营长王哲恩因作战不力险些儿被王耀武枪决。台儿庄大战打了一个来月,日军受到重创,当时盛传日军伤亡两万来人。中国军队也有大量伤亡,据传超过日军一倍。

  台儿庄大战后王耀武奉命率所部撤往湖南。10月中旬我军开抵长沙城郊,见城内满天通红,说是长沙中国守军奉命实行焦土抗战,火烧长沙,大火烧了三四天,全城大部分变成废墟。我部开抵长沙之次日,蒋介石也抵达长沙,王耀武去见蒋并派兵为蒋守卫。不几日长沙城防司令等3人因谎报军情烧毁长沙被蒋枪决。

  从1938年秋至1941年春,王部一直在长沙整训。1941年春末,王部开赴江西宜春、分宜一带抗击西侵日军,张故山战役最为激烈。此役日军付出了巨大伤亡,据说日方指挥官是土肥原贤二。因为日军有飞机助战,我军伤亡惨重,蒋介石的外甥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下辖各师,战役结束后每师剩余不足500人。俞济时被调往战时首都重庆,七十四军军长一职由王耀武接任。不久,王耀武升任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七十四军(军长张灵甫)、一○○军(军长李天霞)、七十三军(军长石中城)。

  1941年秋,王耀武批准我投考中央军官学校湖南武岗二分校18期,毕业后返回王部。当时我想到王耀武所属部队带兵,王不许,说:“你还是在我的身边吧!这几年跟日本鬼子作战,我的亲戚、老乡死了这么多,以后我怎么向家乡的父老乡亲交代呢!”于是王耀武派我到油库去替他管理汽油,临走时王对我说:“你不要轻视这个工作,汽油是现代军队作战的命脉,没有汽油战争便无法进行,你一定把汽油给我管好!”

  1944年4月,日军又大举进攻长沙,企图打通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王耀武在此次日军进攻中,在湖南衡阳、芷江一带指挥作战。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这时王耀武任第四方面军司令官,总部驻扎湖南芷江。

  1945年8月下旬,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参谋长萧毅肃、副参谋长冷欣及蔡文治来到芷江,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巴特勒、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也相继到达,他们是来商谈日本向中国投降事宜的。王耀武及其总部人员这几天特别忙碌,诸如安全、接待等事宜都需由当地驻军负责。

  抗战八年,王耀武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官南征北战,多次几乎葬身于炮火中,但他总算没有倒下,相反,他的官阶却步步高升。抗战前夕他还只是一个补充旅的旅长,中日战争一开始,他却由师长、军长,至抗日战争结束时成为集团军总司令了,而这时他才刚到“不惑”之年。1945年末,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1月他率部进驻山东济南,不久,挤走了文官何思源,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一个20几年前的泰山脚下的贫苦农民、天津北安利饼干公司的小伙计,20年后天翻地覆青云直上,他竟衣锦荣归,成为封疆大吏,故乡人民的父母官了。如果国家从此和平安定步入正轨,他作为方面大吏可以坐享清福了。然而天公不作美,蒋介石却命令他“打回老家去,消灭共产党”。10年前他已经跟共产党较量过,他深知不易对付;而今共产党已跟10年前大不相同,已是一个有百万以上军队的集团,而且占有了那么广大的地区,又有那么多人支持它拥护它,这怎么消灭得了?然而他是军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门生、嫡系,他怎敢违抗“校长”的意志呢?1946末他兼任山东省主席后,有一次对我们几个亲近他的人说:“我平生戎马倥偬,参加过的大小战斗以百次计,失败的次数不多;可今天,我们来到山东老家打共产党,我看丢人的时候到了!”当时济南有一个外号叫“乌龟先生”(也有人叫他“小诸葛”)的相士给王耀武看相说:“司令官以前的事情我就不说了,有得有失,有惊无险;可43岁以后,请恕我直言,官星晦暗,可能有些儿麻烦。”王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生,比我大11岁,“乌龟先生”给他看相是1947年初,这年王恰好是43岁。据我所知,王平时并不迷信,不一定对相士的话奉为金科玉律;但面对共产党这样强大的对手,相士的话却使他面色紧张了好久。从山东战场的形势看,也的确令人担忧,这时莱芜战役已经结束,连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也成了共产党的俘虏。莱芜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怕解放军乘胜攻击济南,亲自飞到济南来找王耀武。蒋介石对王耀武说些什么,我不在场,不大清楚,但事后王的副官宋广义对我说:“这次委员长对司令官说话的口气很严厉,说如果济南防守上出了问题,要司令官负全部责任。”怪不得这些天我有事去王家里时见不到他的笑容了呢!

  抗战胜利后我随王耀武来到济南,这时我已升任少校。有一天我到他的家里去,他对我说:“你现在虽已是少校级别,但是我还是想叫你替我管理汽油。你当然知道,我们现在比抗战期间需要汽油的车辆更多,没有汽油这仗没法打。别人管理汽油我不放心。”于是他任命我为第二绥靖区油库的库长。

  到了1948年,山东的军事形势更加严峻了。1947年夏,在鲁南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被歼灭后,山东的形势便每况愈下,到了1948年3月,胶济铁路线上的周村、张店、博山、淄川一个接一个地失陷;4月底,重镇潍县也告陷落,4万多军队被歼被俘,整编九十六军军长陈金城也成了俘虏。到1948年5月,山东只剩下了济南和青岛两大城市,像汪洋大海中的两座孤岛。因为山东所有的县都被共产党占领,所以各县的国民党官员、流亡地主、还乡团、保安队、流亡学生、有钱的太太小姐,都跑到济南来避难,连桥洞子里也住满了人。当时有人把大明湖中“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这两句描写济南风光的词改了一下,说济南是“四面八路三面匪,一城太太半城兵”,可见当时济南乌七八糟、风声鹤唳的景况了。

  说济南当时有“半城兵”,倒也不是虚夸之辞,有11万以上。据说当时济南人口只有30万,那么士兵占济南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了。以这十几万军人来防守济南这么个不算太大的城市,倒也不算太少;可是王耀武心里明白,这十几万兵究竟是什么货色。拿所谓正规军来说,大都是被解放军歼灭过重新整编起来的军队,许多官兵都是被解放军俘虏过又被放回来的,他们都了解共产党的俘虏政策。这样的兵再多也打不了胜仗,只能领了武器再给共产党送去。至于那些地方团队、救国先锋队、青年教导总队,也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吴化文带的两万来兵,王耀武并不放心,他知道吴化文是有名的常变将军,西北军、中央军、汉奸队,他都干过;但在这危城之内,吴的这两万兵力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王耀武为了笼络吴化文,力保吴为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并且委任吴为济南西守备区的司令官。王耀武对 吴虽不放心,但他觉得吴还不至于投靠共产党,因为吴多年以来跟共产党的军队作战。跟共产党结下了冤仇,这就是王既对吴不放心却又委以重任的原由。

  正因为王耀武对自己防守济南的实力心中有数,所以在1948年上半年丢掉张店、潍县这几个大据点以后,5月中旬王飞向南京去见蒋介石。据随王去南京的宋广义等人回来后对我说,王在南京向蒋介石提出了放弃济南的建议,被蒋批评了一顿,说王不争气,敌人还没来进攻自己就先气馁了。王耀武在南京碰了一鼻子灰,无可奈何地飞回济南,开始了他的战略部署。他以黄河南岸的洛口至城南的八里洼一线为界,将济南划分为东、西两守备区。东守备区以整编七十三师师长曹振铎为指挥官,西守备区以整编九十六军军长兼八十四师师长吴化文为指挥官,两守备区各约5万余人。但西守备区的杂牌军及地方团队要多一些,相对来说,战斗力差一些;东守备区正规部队多一些,相对来说,战斗力强些。

  1948年9月16日。旧历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八月十四。就在这天夜里,解决军向济南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济南战役开始时以东郊的战斗最为激烈。也许是解放军了解东线兵力较强的缘故,所以战役一开始便首先在东郊发动强大攻势,要啃掉这块硬骨头。解放军以榴弹炮、重追击炮一齐向东郊国民党军前沿阵地茂岭山、砚池山轰击,阵地一片火海,经过一夜血战,两山被解放军占领。王耀武枪毙了十五旅一个擅自后退的营长朱国华,也未能换回颓势。

  济南战役开始以前,油库设在济南西区的十二马路,存有1200大桶“美孚”汽油,绥区特务团拨给我一个排的士兵帮我看守汽油。从我离开泰安跟随王耀武当兵以来,因为日本兵强占了山东,我一直没有回过老家。抗战胜利后我来到了济南,父母一听说便领着我的妻子左炳英到济南探望。一天,我小学时候的老师赵平武带着他的教小学的同事于辰老师也来探望,这个于老师是我妻子的亲戚,以后便经常与我来往。后来我才知道于老师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可是因为是亲戚关系,我也不便声张。后来因为济南的形势日趋紧张,王耀武让我将油库内移到经七路小纬六路。1948年旧历八月十三日晚,于辰给我妻子送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让文明一定要保住汽油”几个字。我的妻子将纸条交给了我,还顺便给我了一套便衣,并嘱咐我要见机行事,好好注意。在这期间,由于我老家(是解放区)的人经常到我家来,引起了绥靖区参谋处的注意。一天,参谋处主任关泪天把我叫去,说:“文明,你是跟随司令官多年的老部下,又是他的同乡、亲戚,据反映,你家乡的亲戚常来找你,并在你处住宿。如果你与共军有来往泄露了我方机密,不管你是跟随司令官多少年的部下,也一定要按军法处理!”当时我就对他讲,来找我的人是我的父母、妻子、老师,我多年当兵在外,他们听说我到了济南,自然到我处探望。这样总算是混过了这一关。济南战役开始后,打了两天吴化文便起义了,这时我接到绥靖区军需处命令:“严守汽油,等汽车来运,准备突围。”随后又接到命令:“汽油能保即保,不能保即炸掉!”这时我便派我的妻子去找于辰,没有找到。特务团派来的守卫油库的一排士兵也撤往城内,库员王进升、玄绪振等也都逃跑,只剩下我和上士文书何玉友在油库看守。战斗在激烈进行时于辰来找我,一见面便问汽油是否已经爆破,我说没有。于辰就领我去见解放军的联络科长孟武,我顺便将我的手枪交给了孟科长。孟命于辰领我到济南军事管制委员会,见到副主任曾山。曾问我为什么汽油没有炸掉,我说:“汽油是国家所有,是人民的财富,应当保留。”曾主任握了我的手说:“你的认识很好。”随后我便将汽油日记表及1200桶汽油一并交给了军管会。我享受到了起义人员的待遇。

  吴化文在西线的起义,打乱了王耀武的战略部署,援济空运被迫中止,西线解放军迅速推进至商埠,王耀武的指挥中枢第二绥靖区司令部移向城内,我的油库也由十二马路移至小纬六路。9月21日晚司令部军需处通知我,说是马上派50辆卡车来装运汽油准备突围,可汽油还没来运又通知叫我将油库炸毁。我拖延着没有执行,随后我把油库里所有的汽油交给了军管会,我回了泰安老家。可不几天济南战役结束,我听说王耀武也在逃往青岛的途中被俘。

  从1933年我投奔王耀武当他的卫士起,到1948年济南解放王耀武被俘,我跟随王整整15个年头。在这15年中,我目睹了王耀武从当补充旅长到当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整个过程。我认为王耀武之所以能在20年中由一个泰山脚下的贫苦贫民、天津饼干厂里的小伙计,一耀而成为山东的南面之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黄埔出身,是所谓“天子门生”;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与他的军事才能、轻财尚义、善与笼络人才有关。譬如他曾将他长沙的饼干厂送给了李丙炎,汉口的饼干厂送给了段父斗,重庆的饼干厂送给了段文炳;中央军官学校每期的毕业生他都派人去挑选优秀生充实他的部队;他来山东后专门在济南成立了个招待所,吃住免费以招揽各类人物。所以他的部下总是说:“跟随王老板(对王的尊称),不怕没事干,就怕没本事。老板升官快,咱也跟着升!”王耀武来济南后,社会上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这句话。三李指的是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这几个人都是山东人、都是黄埔出身,比王还早两期毕业;可是不管在地位上、职务上、权力上,还是蒋介石对他们信任的程度上,三李都远远逊色于王。有人说,这是王的运气好,我看不是什么运气好,而是王在“智仁勇”这三个字上超过了他们。

  (来源:《济南文史资料》1999年第1期,总5期)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02 1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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