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
2018-03-15 14:32:04  来源：论文网，作者： 洪 岚   点击：  复制链接

　　一、20世纪20年代中共对国联的基本态度

　　中共在建党初期，即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并提出彻底的反帝纲领。1922年6月，陈独秀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一文，揭示了外国侵略者与中国军阀勾结共生的实质，指出“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造成了中国政治无法改革，经济无法发展。中共“二大”通过了《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反帝纲领，指出中国全部统一的实现，是在中国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推翻封建制度的军阀。建立真正民主主义国家的时候。

　　尽管《国联盟约》明确规定：“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之领土完整及现有之政治上独立，以防御外来之侵犯”，但是，在巴黎和会上产生、与《凡尔赛和约》同日生效的国联，实质上是英、法列强利用的外交工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证明了帝国主义性质的“和平条约”与“国际组织”，决不是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保护者。为此，毛泽东对西方列强所操纵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协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以往外交上各种“同盟”、“协约”，为国际强权者的联合，西方国家决不可能为弱小国家主持正义。“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势是何等的反动!他们现在是协调着步骤来侵略中国。他们的步骤以先是不协调的，经华盛顿会议一番商量便协调了。虽然他们的协调终久是要破坏的，但目前及最近之将来，他们为补偿前次大战的亏失及蓄养下次大战的精力，是断然要取协调主义的。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居然能通过在中国拥有势力范围的英、法、日，就是明显的证据。”帝国主义不统统消灭，中华民族不得解放，世界不得安宁。1925年12月，毛泽东提出国际政治“两大势力”论，他说：世界政治起支配作用的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紧张的冲突和对抗，共产国际高举“革命的大旗”，号召世界一切被压迫阶级集合于其旗帜之下，而国际联盟高举“反革命的大旗”，号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于其旗帜之下。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除了实行“联俄”的对外政策和激进的社会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以选择，在中国无论何人何时一与帝国主义发生关系，人民即不认之为友。次年3月，赴苏联学习的王稼祥指出，自鸦片战争以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日日向中国进攻，直到现在中国已完全被帝国主义所统治，中国要从这种侵略下解放出来，只有用革命去推翻帝国主义，由有组织的政党来组织民众和西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去干革命。

　　大革命时期，中共反帝斗争的主要目标指向英帝国主义，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会议提出，我们对付这些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特别注重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再次美国，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分裂政策破坏其联合进攻或共同干涉，这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必要策略。“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7月决议”精神，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实行，要党去发展并领导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列强的斗争”的对外政策。193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扩大反帝反国联斗争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在党内、政府及群众组织中进行一个广大的反帝的宣传鼓动运动，“立即在苏区各地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示威，抗议英美日法帝国主义最近在中国各地的屠杀暴行，抗议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各种专家(国际联盟的对华经济委员会)。”

　　二、“九一八”事变至华北事变前夕中共对国联的基本政策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从“九一八”至华北事变前夕，中共反对国民党政府申诉国联的外交政策，对国联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基本对外政策为：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反对国际联盟，武装保卫苏联，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中共认为国联代表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日本侵华的背后所隐藏的帝国主义共同利益，“就是镇压中国民族革命斗争和共同仇视社会主义的苏联”，国联积极支持日本的侵略活动，“希望国际联盟来帮助中国，无异与虎谋皮。”中共一方面公开揭露和批判国民党的外交政策。指出对于日军占领东三省采取“无抵抗”、“镇静”与“逆来顺受”的投降政策，是希望国际联盟与美国共管中国、瓜分中国，是向这些强盗国家的政府奴颜婢膝，是牺牲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看，正因为国民党自己不能反对帝国主义，只能投降帝国主义，所以它们希望国际联盟、希望美国来主持“正义”与“公道”，来干涉日本的武装侵略。另一方面，中共再三告诫全国民众：“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美国也同样是帝国主义的国家，是中国民众的敌人，希望美国来反对日本，等于引狼入室。”在此基础上，中共提出了关于反日运动的外交策略：反对帮助日本灭亡中国的国际联盟，反对同意日本占领中国领土的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驱逐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武装维护苏联，把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战线同时并举地开展起来，把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

　　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在国联与英、美、法的积极干涉下，中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共对国联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指出国联是帝国主义列强积极瓜分中国的组织者。中共强调指出，国联和日本为一丘之貉，国联的基本政策和不断用飞机大炮来轰击上海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完全符合，所不同的，只是日本以武力侵略进行其所谓保障“和平”。而国际联盟则以“和平” 招牌来掩护各帝国主义者(日本也在内)武装进攻中国。国联的“和平”空炮不过是掩饰各帝国主义加紧战备以及瓜分中国的烟幕弹罢了，国联的主张和日本的武力侵占政策没有二致，只是更阴险、更有欺骗性罢了。国联从事的另一项反革命工作，就是“努力弥缝各帝国主义者间的裂痕，保持反苏联的统一战线，加紧宣布反苏联的战争”。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对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战争，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中国的尝试与企图，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与完全独立。同日，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告民众书》，号召民众自动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的指挥之下，与日本帝国主义以及一切帝国主义进行民族的革命战争，保护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是日，中执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发出对日宣战训令：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必须积极进行革命战争，向外夺取中心城市，摧毁国民党统治，红军的作战任务，首先是要消灭与帝国主义勾结一致的国民党军队，这是直接对日作战的必要前提。

　　正值日本进攻上海之际，国联派遣以李顿为首的“中立委员会”赴东北实地调查，是年10月发表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揭露“李顿调查团”的本质，指出报告书公布了国联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的纲领，企图造成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10月7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系统阐述了“九一八”时期中共对国联的政策：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我党便提出了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从开始时便坚决反对对于国际联盟的幻想及国际联盟――这个世界帝国主义与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组合，这个战争制造者的同盟。我党是唯一的政党，从国联调查团第一天到中国时。即提出驱逐瓜分中国的执行者――国联调查团出中国的口号，因此，我们更应该在最广大的劳苦群众面前指出李顿报告书的凶残的面目。这个报告是国际强盗分赃集体――国际联盟的最公开，最无耻，最不要脸的文件。在揭破李顿报告书的运动中，党必须坚决地顽强地为加强群众反帝反日运动而斗争。这里最主要的任务是：创立广大的反帝运动中的统一战线，密切地同工农劳动者的日常要求的争斗联结起来，这个下层统一战线应该在一切的反帝争斗中的形式之中实现起来(民族革命战争，抵制日货运动，反日会与某一具体行动的委员会，武装民众，组织义勇军，游击战争与群众示威等等)。

　　1933年初，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攻占承德后又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等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日本已经开始侵入华北，这是更进一步完全瓜分中国及奴役整个中国;在日本新的进攻下，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始终没有改变其投降国际帝国主义和欢迎国联瓜分中国的出卖民族和侮辱民族的政策：国际联盟是瓜分中国及一切殖民地的强盗机关。“在世界上真正同情于中国之解放的只有苏联，而且也只有按照苏联的道路，中国才能达到真正的解放”。我们民众是需要世界的同情与援助，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希望帝国主义的“觉悟”和同情，而是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真正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苏联。

　　中共坚决反对国联对华技术合作，认为国联是在“技术合作”的名义下加强国际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共管，国联成立“对华技术合作委员会”，是要依照帝国主义的计划来“改造”中国，要在中国创造一个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像“满洲国”一样的国家，英、法帝国主义在“技术合作”之类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各种借款，是来取得他们各自的利益，扩大与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地位。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的反帝统一战线的纲领应当是：坚决反对国民党整个的投降出卖政策，抛弃对美国和国联的任何幻想。”1934年7月，中共实际负责人、中央总书记秦邦宪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总结了“九一八”以来的民族革命和反帝斗争的经验，指出：我党利用李顿调查团来华、美帝国主义在上海战争时企图瓜分上海等事实进行揭破的工作，消灭国民党在群众中散布的幻想，结果是很明显的，国联是帝国主义强盗的分赃机构，美国一样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些观念最深刻地印人广大群众的心头。

　　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前夕，中共不断揭露国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尽力消除国民党散布的对国联和帝国主义的幻想，号召民众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其主流和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错误地判断国际局势和主要矛盾，认为日本占领中国东三省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帝国主义与苏联的矛盾是最根本的矛盾，反苏联的战争是主要的危险”，不切实际地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未能有效地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来分化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三、华北事变后中共对国联政策的重要转折

　　1935年10月，日本为进一步侵占中国，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史称“华北事变”。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导地位，中共根据国内外政局的变化适时调整内外政策。停止使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以“一切有利于抗日”为最高原则，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利用国际公约和国际组织，争取欧美列强和国联的支持与援助，集中力量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5年12月，毛泽东强调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1936年7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指出：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苏维埃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我们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或者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他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1937年5月，毛泽东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形势，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中国不但应当和苏联相联合，而且应当和那些现时愿意保持和平而反对新的侵略战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应该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

　　与此同时。张闻天阐述了新形势下中共对国际联盟的基本政策，指出：“我们希望有国际上的援助，我们愿意同英美法苏等国根据平等互助的原则，订立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或个别的互助公约，对国际联盟应采取支持的立场，促进其对侵略国家实施种种制裁的效能，在不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外资，进行国防的与经济的建设。”这是中共对国联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七七事变”后，毛泽东强调“抗日高于一切”，必须“同各和平阵线国家英、美、法等进一步靠拢，利用国际间的矛盾”，必须“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193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全面阐述了中共对英、美、 法等国和国联的政策，主要内容为：

　　对于英美法苏等国，我们应当开展广大的外交活动，以求达到实际的有利于抗战的联合。至于英法美三国，虽然他们现在表示了极大的麻木与动摇，但是日本及其盟友的侵略对于他们本身利益的威胁，在客观上将推动他们走上反目的道路。……我们须要采取有效的步骤与这些国家订立实际的具体的和有利于抗日的协定，以求在抗日战争中，他们能给我们以实际的帮助。另一方面，应当坚决反对依赖他国来决定对目政策的这种观点。我们联合英法美等国是为着抗日，而不是为着与日妥协。如果英法美等国能够很好的与我们联合，给予我们抗日以同情与帮助，那我们当然是非常需要与欢迎的。英美法等的帮助，可以促进或加速我们抗日战争的胜利，但这决不是说没有英美法的帮助，我们就无力抗战。相反的，抗日战争的基本力量，只能靠我们自己。……但同时。我们应当反对另一种观点，认为我们只要联合苏联就够了，对于动摇、冷淡、麻木的英美法不必理他。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自然我们应当分别苏联与英法美，而且应当分别英美法国的不同情形，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也是不同的。但是问题并不在此，问题是在于：我们在抗日战争中，须要争取一切可能的，甚至是动摇的，不坚定的，一时的，具有自己目标的各种各样的同盟者，英美法等国能够不同情日本而同情中国，不帮助日本而帮助中国，这对于日本侵略将是不小的打击，对于抗日战争将是不小的帮助。我们应当努力争取这种同情，这种帮助。……上述的这种对外政策的方针，只有在整个坚定的国策――抗战的国策――及其实际的抗战行动之下，才能很好的得到成功。……我们主张抗日救国保卫民族的坚强外交。这决不是什么“莫斯科路线”，更不是什么“伦敦华盛顿路线”。我们所需要的，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外政策，是争取抗日利益的积极外交活动。这种政策与活动，正是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

　　1937年9月，中国代表顾维钧再次提出申诉，要求国联依据《国联盟约》第10、11和17条对进攻卢沟桥的日军采取积极行动。英国政府因为担心被卷入战争，竟通过苏联对中国进行劝阻。此后，国联虽然通过一系列谴责日本侵略暴行的决议，但对于制约日本的军事侵略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然而，中共在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对国联仍然采取支持的政策。1938年，中共中央通过以下决议：“不能用国联力量实行集体援用盟约之义务，实有违国联之本旨。在实质上来说，在今天，国联远未能真正地从软弱无能的机关变成为一个坚强的集体力量。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战争的我国，我们是始终维护国联盟约的，我们是需要国际的援助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要使我们的抗战得到胜利，主要的还得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特别是依靠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坚持持久抗战到底。”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一文中指出：力争国际援助，集中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从长期战争与集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则出发，组织一切可能的外援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要力争各民主国家与苏联对我国物质援助的增加，同时尽力促成各国实行国联制裁日本的决议，设立一定机关，系统收集一切敌军暴行并制成具体的文书、报告，宣扬国外，唤起全世界注意，起来惩罚日本法西斯，根据抗战的长期性，外交方针也应着眼于长期，不重在眼前的利益，而重在将来的增援，这一点远见是必要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政府利用国联争取西方国家的道义支持、物质和技术援助，对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二战”爆发和战争的扩大，国联的经费紧张，处境也极为困难，国联秘书长于1940年11月告知中国政府：国联财源枯竭，合作经费无法支付，所有派赴中国专家的合同于本年底中止，中国如需专家继续服务可自行雇佣，薪水可与本人直接交涉。经过中国政府与国联的进一步仂商，国联技术合作的专家延聘至1941年1月31日，国联正式停止对华技术援助。

　　四、结　论

　　随着中日矛盾不断激化和国际间错综复杂关系的逐步明朗化，中共对国联的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九一八”事变时期，中共将英、美、法等国与日本侵略者等量齐观。指国联为日本侵华的“总后台”，认为“满洲事变是瓜分中国为各个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反苏联战争的序幕，是世界新的帝国主义强盗战争的初步”，提出“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正确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新特点，适时调整对外政策，指明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敌人，指出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必须在独立自主原则下争取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利用国联盟约和国际安全保障制度，争取国联对日本实施制裁。中共对国联政策的重要转变，有利于充分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为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创造了重要条件。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5 14:3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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