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新发展
2018-03-08 18:22:18  来源：论文网，作者： 李资源 莫炳坤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民族问题的严重性

　　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东北地区不仅有铁、煤、金等丰富矿藏，盛产大豆、水稻、小麦和高粱，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帝国主义列强对此地区早就垂涎三尺。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加快这一发展路径，日本把侵略扩张的矛头对准了与之隔海相望的中国。此后，通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把朝鲜变为其殖民地并强占中国辽东半岛部分土地;1904年，又通过日俄战争，不久从沙俄手中夺得了旅顺、大连的租界和长春至大连的南满铁路。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

　　1927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为入侵我国东北进行准备。会后，不断在我国东北寻衅滋事，以便寻找借口发动侵略战争。1928年，日军在今沈阳市皇姑屯炸死了一贯屈从日本，但在全国反日高潮影响下不接受日本新的苛刻条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次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爆发，日本经济也受到影响。为了摆脱厄运，日本接连在我国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同时制造舆论发动战争，企图用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转移危机。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炸毁南满铁路路段，却诬为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中国军队，展开了对我国东北全境的攻击。在当夜占领沈阳全城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从9月18日夜至19日上午先后占领了复县、海城、营口、辽阳、铁岭、四平、公主岭、安东(今丹东)、凤城、本溪、抚顺等地。19日下午长春沦陷，21日吉林省会吉林市陷落。至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了蛟河、敦化、延吉、珲春、和龙、汪清，接着又侵占了郑家屯、通辽、洮南、新民等地。11月19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为日军侵占。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锦州市，从此，北宁路关外段沿线全被日军控制。2月，哈尔滨又陷入敌手。从“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春不到半年时间内，东三省的大中小城镇及战略要地等大好河山均为日本侵略者侵占 [1] 13-14。以此为契机，日军很快将侵略魔爪伸向东北的边远山区。

　　日本侵略者能如此迅速占领东三省，是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的结果。在“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曾于8月16日电告张学良，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1] 13-14。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致使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仅一周时间，辽宁、吉林两省的大部分地方即被侵略者铁蹄所践踏，日军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寇的铁蹄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据相关资料记载，直接死于敌寇屠刀下的满、汉、蒙、回等族人民“无以数计”，仅1932年8月，他们在抚顺满族聚居的平顶山，以所谓“通匪”罪名就屠杀了3000多人，毁灭了附近的千斤堡子，遇难居民中80%是满族人民。1933-1935年，不到30万人的延吉县，被杀害的朝鲜族民众竟达万人以上[1] 13-14。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加紧了对内蒙古地区的侵略步伐。他们不仅诱惑察绥蒙古族一些封建王公贵族发动所谓“自治”运动，而且在内蒙古东部地区进行煽动宣传，极力推行“满蒙提携”“抑汉扬蒙”的反动政策，以挑拨我国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分裂。1932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建立了伪“满洲国”之后，便把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等盟划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使之成为“满洲国”的一部分。同时大力物色和培植一批反动的蒙古族封建上层分子，作为实现其殖民统治的工具。如甘珠尔扎、李守信及其属下的伪“蒙古”自治军以及玛尼巴达喇等，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扶植起来的并为其利用的爪牙。他们还提出所谓“帮助蒙古独立自治”“民族协和”“共存共荣”“收复蒙地”“共同防共”等口号，纵容上层王公施小恩小惠于下层蒙人，组织傀儡的伪蒙古政府。同时，在这一切欺骗政策上加以军事威胁与监督，以达到其“以蒙治蒙”与长久统治蒙古广大地区之目的[2] 660。

　　为了实现征服回族人民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披着“提倡回教”的伪装，打出“大回回国”的旗号，在回族间进行挑拨活动。他们化装成伊斯兰教徒，先后潜入甘、宁、青等省，通过回奸或汉奸，大肆鼓吹“大回教主义”“回民自治、成立回回国”“日本是你们的保护者”“日本帮助你们防共”等，在平津、山东、河南组织“回教总会”等反动组织以拉拢一些上层人士。日本侵略者的罪恶企图是“利用回汉民族矛盾与‘防共’为挑拨回族的口实，而以回教与‘回回国’为团结回族的旗帜”[3] 131，企图把回族从我国分裂出去。 　　在满、蒙、回、朝各少数民族中，特别是在某些民族上层，日本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政策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正是由于日寇的威胁利诱和挑拨离间，加上国内固有的尖锐的民族矛盾，使得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某些上层人士，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犯祖国神圣领土、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之际，看不清形势，分不清是非。因此，解决对待抗战所持的态度问题和各民族的团结问题，已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重大问题。正如中共中央所指出的：“今天的回族问题，是回族站在日本方面还是站在抗战方面的问题。这个严重的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3] 126“蒙古民族站在中国抗战方面，还是站在日寇方面?这就是现在蒙古民族问题的中心，同时也就是抗战中的严重问题之一。”[4] 1118-1125

　　二、中国共产党团结各族人民抗日救亡的主张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形势日益加剧，抗日救亡迫在眉睫。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强烈谴责日寇的侵略暴行，要求日本立即撤退驻华的一切海陆空军。同日，中共中央还与日共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工农群众与日本工农群众的共同敌人。”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号召“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的运动”[5] 24，并指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6] 320。9月25日，各地区苏维埃政府驻沪代表，联合发表了《中国各地苏维埃政府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告全国民众书》，严厉谴责日本“用武力占领东三省各重要城市与军事地点，用枪炮炸弹屠杀那里无辜的工农兵士民众”的侵略罪行，呼吁全国人民“坚决地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中共满洲省委连续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正在哈尔滨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巡视员罗登贤召集中共北满党的负责干部会议，庄严表示：“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7] 38设在沈阳的中共满洲省委领导机关遭破坏后，罗登贤受命组织新省委，并任书记，后于1932年1月将省委机关移到哈尔滨，继续领导抗日斗争。这些宣言和指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遵照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所作出的关于制定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的指示，是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直接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的侵略野心，指出了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形势，“号召中国境内的一切被压迫民族 (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和汉族人民一起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提出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的主张，其中包括“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八一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与以往的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宣言摆脱了过去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扩大为凡愿意抗日的各党、各派、各界、各行、各个民族的大联合，把凡愿意抗日的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都包括在统一战线之内。宣言所主张的联合，已不再止于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支持的联合，而是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是更有成效、更高级的联合。《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基本形成。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领红军抵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于是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本营。陕甘宁边区主要是汉族居住地区，境内有蒙古族和回族。为了开展全民的抗日反蒋运动，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作的方针是：一方面坚决贯彻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努力联合少数民族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坚持统一中国的原则，反对在日本卵翼下的反动民族运动。在这个策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5年12月发表的《对内蒙古人民的宣言》指出：“内蒙古人民自己才有权利解决自己内部的一切问题，谁也没有权利用暴力去干涉内蒙古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道德以及其他的一切权利。同时，内蒙古民族……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立起来。”“凡在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2] 323

　　为了加强与回族人民的团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于1936年5月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其中指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宗教、习惯、道德、教育以及其他的一切事情;……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2] 678。

　　以上两个宣言反映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党在抗日运动中的民族政策在蒙、回民族问题上的具体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尊重蒙古族、回族，反对大汉族主义，坚持民族平等自治的精神，为少数民族人民投身抗日和求得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对动员少数民族人民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抗战时期党的民族政策的新发展及其意义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其民族政策亦更加系统化。这些民族政策在一些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中得以贯彻执行，从而动员了千千万万少数民族兄弟和汉族人民一道积极投入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提出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中共中央在《关于蒙古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确将蒙汉联合抗日作为党在绥蒙工作中的最高原则。中共中央于同年8月25日在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贯彻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提出了“抗日的民族团结”[8] 355-356，要求“动员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在民族自决和自治的原则下，共同抗日”[8] 356。 　　1938年10月，在毛泽东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其相应的决议中，进一步明确规定了党团结少数民族抗日的基本政策，指出：“针对着敌人已经进行并还将加紧进行分裂我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诡计，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团结各民族为一体，共同对付日寇。为此目的必须注意下述各点：第一，允许蒙、回、藏、苗、瑶、彝、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第二，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当地政府须设置由当地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省、县政府的一部门，管理和他们有关的事务，调节各民族间的关系，在省、县政府的委员中应有他们的位置……。在六届六中全会中又指出：“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力量，共同抗日图存。”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明确阐明了少数民族独立自主原则与建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关系，其基本思想就是在统一多民族国家里实行民族平等团结，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比较系统明确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关于回、蒙民族问题的提纲

　　由于我党深刻认识到西北少数民族对于抗日救亡的重要性，于是进一步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工作。1938年底，我党在延安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西工委”)，其首要任务，就是调查和研究回回民族问题。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调查研究了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起草了《回回民族问题提纲》。该提纲提出了团结回族共同抗日的各项政策：“回族解放的历史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国内民族不平等，消灭封建残余。但这三个历史任务的解决与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和胜利不可分离，今天回族的命运也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一样，只有从彻底抗日斗争中才有争取一切其他方面的解放。”后来又根据这项工作的研究成果，编写成《回回民族问题》一书。这本书从史实的罗列和理论的分析并给予了国民党反动大汉族主义否认回回是一个民族的谰言以沉重打击，获得了全国回族人民特别是回族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在全国回民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我党还非常重视解决蒙古族的民族问题。为了向党中央提供蒙古族问题的详细情况，“西工委”比较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了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向党中央作了《蒙古民族问题提纲》(简称《提纲》)的报告。《提纲》正确分析了蒙古民族发展的历史及其政治、经济和宗教特点;深刻剖析了蒙古民族的现状，揭露了帝国主义对蒙古民族的侵略和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傀儡性质，抨击了国民党大汉族主义政策的反动本质及其给蒙古民族造成的严重恶果，指明了蒙古民族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了团结蒙古民族抗日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但要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抗战的党、政、军、民首先是我党、八路军和陕甘宁边区，协同蒙古内部的抗日分子，进行最大的不断的努力，而其中心关键即在对蒙古民族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并予以实力的扶助与推动”[4] 1123。接着，《提纲》便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各方面提出了切实解决蒙古民族问题的具体政策。

　　对回、蒙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的调查研究，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对少数民族问题调查和研究工作的先河，不仅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了党的民族政策，而且使党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减少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性，把自己的民族政策建立在可靠依据的基础上。

　　(三)各抗日根据地关于民族问题的规定

　　在各抗日根据地内，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中国共产党又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晋察冀边委在《目前施政纲要》中明确规定：“边区各民族应当相互尊重，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回、蒙、满、藏同胞以优待，对其贫苦无以为生者，特予救济。”在1941年制定的《晋察冀边区建设主张》中规定：“边区的所有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一律享有平等自由权利：甲、互相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与宗教信仰;乙、在民主选举中，应予少数民族以优待，反对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而且，这些精神已付诸实践中。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时，就有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

　　为了实现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1942年晋绥边区参议会成立，满、蒙、回、朝鲜等少数民族都选出本民族的参议员，边区政府在参议员人数上还给予了特殊照顾。1939年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5条和第6条明确规定，“实现蒙回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与汉族的平等权利，依据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蒙回民族共同抗日”“尊重蒙回民族之信仰、宗教、文化、风俗、习惯，并扶助其文化的发展”。1941年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边区施政纲领》第17条更是进一步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现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边区各少数民族在居住集中地区，得划成民族区，组织民族自治政权。”边区政府还在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婚姻条例、保障人权财权诸条例中作了保障少数民族平等地位和自治权利的规定。

　　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更是明确指出：“抗战建国，不是汉族一族之事，而是国内各民族共同的神圣事业，此种重大艰巨的事业，如果没有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积极的参加，就不能有最后胜利的保证。因此，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以团结国内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日图存，就是当前抗战中的严重任务之一”。党的民族政策的新发展，对于加强与少数民族的团结，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参考文献]

　　[1]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李维汉.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4]中共中央书记处.六大以来(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5]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6]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7]赵 亮，纪 松.冯仲云传[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8: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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