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
2018-03-08 16:42:56  来源：论文网，作者： 周　妤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要要善处理好与美英苏三国反法西斯阵线的国际关系，处理好与国民党的关系，领导中国人民从法西斯的威胁下获得解放的国际基础，坚持团结与抗战，克服抗日阵线内部企图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因素，积极组织对日寇的反攻，而且要针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是干部队伍建设。本文从制度化的干部理论学习、人情化的老干部政策、正常化的在职干部培训制度、专业化的在职干部教育内容、多元化的知识分子干部政策和宽严适度的干部审查政策六个主要方面分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并力求揭示出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正常化的高级干部理论学习制度

　　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中央要求在不妨碍各同志所负主要工作任务下进行理论学习。为此中央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该决定规定的学员规模是：全国以300人为限度，延安占三分之一，外地占三分之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①

　　延安及外地各重要地点，均设立高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教材，总结经验，解答问题。

　　二、原则性与人情味相结合的老干部政策

　　中共中央认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老干部，经历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许多经验，对革命、对党有过重大贡献，这是他们的光荣，也是全党的光荣。老干部是我党、我军长期积累的财富，是新的财富的源泉，应当特别地器重他们、爱护他们、关心他们，不断地使他们进步。对某些老干部(尤其是某些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中所存在的严重弱点，应该毫不隐瞒地指出，以便引起注意。这些弱点的表现是：“知识不多，进步不快，气量狭小，意识落后;简单粗鲁，不了解复杂问题;安心落后而不求进取者有之，贪污腐化者有之，对自己的进步悲观失望者有之，甚至动摇投敌者有之”②。这些严重弱点的来源是：(一)小有产者农民的出身;(二)自以为有长久斗争历史，便骄傲自满;(三)长期游击战争，工作性质很少改变，使干部觉得好象什么都懂了;(四)领导机关对老干部弱点之指出与纠正、注意不够。老干部上述弱点，如不纠正而任其发展，则有断送某些老干部的可能，对党对军队将是很大损失。领导的责任是善于耐心地把落后的引向前进，不应迁就落后，也不应操之过急;迁就是害了干部，操之过急不能取得成效，会弄巧成拙。

　　为了纠正老干部的弱点，中央军委明确指示：

　　耐心教育，促进进步。各军政领导机关，应向那些有上述弱点的老干部，进行耐心的教育工作。对他们的落后行为与不正确倾向，应经常的、及时的指出并纠正，对冥顽不化者，“则给以指斥与斗争”。应该纠正算总账的办法，“即不及时指斥而任其错误积累，及至不可挽救时，乃算一次总账”③。

　　区别对待。因天资与智力、体力关系，能力有限，而工作却积极艰苦及意识纯正的老干部，应与甘心落后的分子有不同的对待。对他们的落后，不是加以指斥与斗争，而是用各种方法引导其前进，尊重其革命意志，分配以适合其能力的工作;对他们的工作成绩，也不必作过高的要求。年龄大、身体有病的，更应妥为安顿与受到优待。

　　正确地掌握干部政策。干部提升，考察其斗争历史是一个条件，但非惟一的条件。如以斗争历史为惟一条件，只提拔老干部，不问其德才如何，对新干部只因其历史短，不顾其德才而不提拔的办法是错误的。“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惟一或第一标准”④。此外还要加强老干部党的生活与党性锻炼，要根据中央当时关于党性及调查研究两个决定，在老干部中进行深入的讨论与经常的工作。

　　重视老干部的在职教育。要求老干部从文化和普通知识学起，然后逐步推进，目的在使老干部打开眼界，打下自学的基础。在中级干部读本未出版前，规定连、营干部在一定时期内，认识两千字，读熟并了解《抗日战士读本》及《战斗条令》;团、旅干部，规定在一定期间内认识五千字，读熟并了解《新民主主义论》、《战斗条令》与《野战条令》。对上述课目定期测验与考试，并以学习成绩为考核的标准之一。

　　确定老干部学习的时间。第一，离职学习。老干部进学校须学习较长时间，至少一年(行动、生产时间除外)，要从文化学起。各部队应轮流抽调老干部进学校学习，应反对只送坏的，不送好的去学习的最恶劣、最不可允许的错误。老干部在校期间要长些，新知识分子在校期间要短些(专门性质的在外)，因为前者差的是知识，后者差的是锻炼和实际经验。在目前战斗频繁的情况下，大批抽调老干部学习有困难，但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却非完全不可能;因为四年战斗环境中，我们已培养了好些新干部，可以部分代替老干部的工作。第二，短期轮训。除长期离职学习外，短期轮训制度也应普遍与经常采用。有巩固根据地的战略单位，应有计划地把身体不甚健康的中、高级干部调离战场，给以休养及读书的机会。

　　三、规范化的在职干部培训制度

　　制定了学员学习总原则。当时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让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为了纠正这种毛病，中央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要求：“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义);第三，必须使学生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学习”⑤。

　　为了这个目的，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的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特别应注意具体应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借以克服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这种极端恶劣的毛病。

　　关于马列主义的教授与学习，应坚决纠正过去不注重领会其实质而注重了解其形式，不注重应用而注重死读的错误方向。要求学校及教员必须全力注意使学生由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到把这种实质具体地应用于中国环境的学习。学生是否真正领会(理解、认识、懂得)，以学生是否善于应用为标准。当时的应用是指“用马列主义精神与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精神与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⑥

　　规定了各校的具体培养任务。中央规定：(1)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2)中央党校为培养地委以上及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政治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3)军事学院为培养团级以上具有相当独立工作能力的党的实际工作干部及军事工作干部的高级与中级学校;(4)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为培养党与非党的各种高级与中级的专门的政治、文化、科学及技术人才的学校。要求各校的课程、教材与教学方法，必须与各校具体目的相适合⑦。

　　明确了各校的隶属关系。为了便于管理，加强各校的具体领导及使各校教育与中央各实际工作部门联系起来，中央规定，中央研究院直属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直属中央党校管理委员会，军事学院直属军委参谋部，延大、鲁艺、自然科学院直属中央文委。要求各校主管机关，应把自己直属学校的工作，当作该机关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宣传部对各校课程、教员、教材及经费，应协同各主管机关进行统一的计划、检查与督促。

　　少而精的招生原则。为实现各校具体目的，使党的有限精力财力收到最大效果，中央要求各校招收学生应采取“少而精的原则”⑧。各校及主管机关应重新审查学生成分，凡不合各校具体目的的学生，“分配工作或转学他处为原则”。

　　改善教员质量。改善教员质量是办好学校的一个决定条件。中央要求，凡地委及团级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中央宣传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⑨。

　　注重文化补习。学员如果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将无法进行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所以中央要求必须依照学生的文化水平，而不能依照其工作职位来编制文化班。要求“凡文化水平太低而又需要与可能学习的县级营级以上工农出身的老干部，应先补习文化”10。这种补习，不应只限于识字的多少，而应包括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历史地理常识、社会政治常识和自然科学常识的获得。

　　重视专业教育。规定军事、政治法律、财政经济、自然科学、文艺、师范教育、医学等等“凡带专门性质的学校应以学习有关该项专门工作理论与实践的课程为主。文化课、政治课与专门课的比例应依各校情况决定之”11。一般说来，专门课应占50%(不需补习文化的学校，则专门课应占80%)，文化课应占30%，政治课应占20%。坚决纠正过去以政治课压倒其他一切课目的非正常情况。

　　强调发展学员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要求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必须认真地研究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切实地贯彻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之中。尤其在教学方法上，“应坚决采取启发的、研究的、实验的方式，以发展学生在学习中的自动性与创造性，而坚决废止注入的、强迫的、空洞的方式”。12并提倡将各种调查研究方式运用于教学过程中，以便有效地利用陕甘宁边区及其邻近地区的实际材料。

　　中共中央还对学校的政治教材、生活设施、行政组织、学习风气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在学校政治教材方面，应该充分利用《解放日报》、中央文件及中央各部委出版的教科书;各种必要的课本及辅助读物，应该有计划地编印或翻印;中央宣传部应协同出版机关及财政机关制定有关教育的出版计划及经费预算，交中央批准实行。

　　四、专业化的在职干部教育内容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职干部的教育工作。自六届六中全会以来，虽然许多地方与许多部门对在职干部的学习很重视，但忽视的现象依然存在。所以中共中央强调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这是因为一切工作，包括国民教育工作在内，都必须经过干部去做，‘在政治方针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一切的因素’;如不把干部教育工作看得特别重要，把他放在全部教育工作的第一等地位，就要犯本末倒置的错误了。”13中央还规定了在职干部教育的范围，要求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教育为范围。

　　业务教育。中央认为轻视学习业务与不重视精通业务的观点是错误的。为此中央提出“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要求军事、政治、党务、文化、教育、组织、民运、锄奸、财政、经济、金融、医药、卫生及其他任何工作部门的干部，必须学会与精通自己的业务。每一部门的领导机关及其负责人，必须指导所属干部有秩序地进行学习，而各级党委各级政治部及其宣传教育部门则负总领导的责任。其学习范围，包括如下五项：“第一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关联的周围情况的调查研究;第二是关于与各部门业务密切相关的政策法令指示决定的研究;第三是关于各部门业务具体经验的研究;第四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历史知识;第五是关于各部门业务的科学知识。”14对于上列各项业务学习，各部门领导机关负有提供教材、指导学习及考查成绩的责任，务必使所属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会与精通自己业务的目的。

　　政治教育。包括时事教育及一般政策教育二项。“关于进行时事教育的办法，包括督促所属干部看报，对所属干部讲解时事问题，及以地区或部门为单位召集干部作时事报告等项。关于进行一般政策教育的办法，成为一切干部所应普遍学习的，例如将中央对时局宣言、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关于调查研究决定，及边区施政纲领等，督促干部阅读，加以解释及讨论等;或为虽与本部门业务无直接关系，但有间接关系，有使所属干部加以研究之必要者，例如向军事指挥员解释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决定等”。15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干部除精通其专门业务之局部情况与局部政策之外，还能通晓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扩大干部的眼界，避免偏激狭隘不懂大局的弊病。中央还明确指出，好谈一般政治而忽视专门业务的倾向不对，但局限于专门业务而忽视一般政治的倾向也不对。还要明确一般情况与一般政策虽为一切干部所必习，但其份量轻重要因各部门工作性质而异。例如对于医生、技术专家、文学家等，其份量应该减轻，而对于党务工作人员、宣传工作人员、政府工作人员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员等，则份量应该加重。

　　文化教育。对于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是他们全部学习的中心一环。“其教育与学习的范围，暂定为国文、历史、地理、算术、自然、社会、政治等课，宣传教育部门应该负责解决课本问题。其教育与学习方法，在环境许可的地方，必须一律开办补习或文化补习学校，或一机关独办，或数机关合办，或采取轮训制，轮流抽调干部集中一地学习，都是好的”。16这些补习班或补习学校中应有专任的教职员，辅之以兼任的教职员，在环境不许可的地方，则用小组学习制，以该机关某一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减少其日常工作使他兼任教员，也可用专任教员。文化班或文化学校，可分为初级、中级两种，干部分班以文化程度为主，不以职位为标准。为提高广大干部的文化水平，应在党政机关内提高文化教员的地位，最好的文化教员应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优待。对办理文化教育有功的人员应受到奖励。

　　理论教育。高级和中级干部中具有学习理论资格(文化程度理解力与学习兴趣)者，在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依次逐步学习之。其学习方法，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原则”。17其中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述为理论材料，以中国共产党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资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教材，以近百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则研究外国革命史与中国革命史。要采取高级学习组与中级学习组的办法，以自学为主，加以集体的讨论与指导。

　　五、灵活性的知识分子干部政策

　　中央军委对知识分子干部政策有明确的指示精神。认为“一个军队没有大量的专门家(军事家、工程师、技师、医生等等)参加，是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力量的组织的。中央去年(1940年，笔者注)12月25日的指示已强调指出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我军工作;吸收这些专门家参加我军，便是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的一环。我军各级军事政治机关，必须深刻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严重意义，而切实执行之”18。

　　重用信任知识分子干部。中央军委要求，对于各种人才一律以他们的专门学识为标准，给以充分的负责工作，如工厂厂长、医院院长等等，而不是以他们的政治认识为标准，对他们应有充分的信任。一般而言，“专门家愈有学识和能力，则其为国民党特务利用的可能性愈小。随便怀疑这些专门家是错误的”19。还要不断地改善和提高专门家的管理水平。因为现在我们许多政治委员不懂技术，往往自作聪明，结果是妨害专门家的工作，造成他们的不安，甚至随意诬告他们，限制他们。所以如果管理该专门家工作部门的政治委员，是不懂技术或其技术学识较低的话，“则应规定该政治委员无权干涉该专门家的专门工作，亦不对上级负保证专门家工作之责任，而由当地最高首长或其他高级首长直接负责任”20。

　　优待知识分子干部。对于各种人物质优待的标准依照其学识能力的程度来规定，要使他们及其家属无生活顾虑，专心工作。尤其是“对于特殊的人才，不惜重价延聘”21。要尽可能购置他们所需要的科学设备，在战时要尽力保证他们的安全。要切实改变对专门家的工作条件持漠不关心与狭隘克扣的态度。

　　宽松而民主的非党干部的政策。对于非党的专门人才，只要求他们服从我军纪律与各种规章条例，不强迫他们作政治学习，不强迫他们过政治生活，不强迫他们上政治课，参加政治集会及测验等。对于政治学习和政治生活，他们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履历表只填他的学历及工作历史，不填政治历史(包括社会出身经济地位等)，对于他们一些生活习惯也不应该干涉。同时要积极地引导和关心非党干部要求进步的愿望，在“非党的专门人才要求入党时，我们应乐于吸收他们入党，对他们作苛刻的限制是不适宜的”22。

　　注重协调中老专门家与新专门家之间的关系。中央军委特别强调，军委对于军队里的中老专门家及新来的专门家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应以知识能力为标准，而不应以新旧资格为标准来分配他们的工作”23。一般来说，新来的专门家的知识、能力均较老的高，要坚决、及时地纠正老干部压倒新干部，不肯给新干部以负责工作，不肯在新干部领导下工作的错误观念，提倡老干部向新干部学习专门知识与技术。

　　有效地用好国民党和无党派的军事专家，安抚在野的旧军人名流、会门领袖。中央指出，军委要依照有关原则吸收国民党和无党派军事专家，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要求带兵则不应立即给他们带兵，必须经过一个训练与工作过程，才依照其政治觉悟与能力给以带兵工作。“但如果他是带了队伍来的，则不应撤职，只在他带来的队伍中逐渐增加我军的政治影响”24。在野的旧军人名流、会门领袖中凡是能够经过他们对友军及对伪军土匪进行工作，只要他本人品行尚属端正，不致假借我军名义去鱼肉百姓，不管他政治派别政治背景如何，军委“或委以师旅团各级名义，或延聘为我军参议给以薪金”25。

　　中央军委还要求坚决反对狭隘、反对不科学及反科学的落后现象，反对脱离社会的孤芳自赏。要求全军尊重科学，并与科学结合起来，才能更进一步提高全军的军事建设。只有全军深入社会，与社会各方面联结起来，才能发展与巩固军队，完成中央给军队的光荣任务。

　　六、宽严适度的干部审查政策

　　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务之多，不足为奇。德日意法西斯在其国家及其附属国与占领地，欺骗与强迫千百万青年加入法西斯组织为其服务。中国买办封建的法西斯化的国民党，虽有抵抗外国法西斯侵略的作用，但从1927年以来就是反共反人民的，一面极力反共，欺骗与强迫广大青年加入其组织，并将其中一部分变为职业特务，从事于反共破坏活动。日本法西斯则利用中国人作特务，其数量亦是很多的。故当时的特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群众性的问题。

　　首长负责制。中央明确指出“这一次我党在整风中审查干部，并准备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不称为肃反，不采取将一切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均交保卫机关处理的方针。而采取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方针”26。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是和内战时期曾经在许多地方犯过错误的肃反方针根本对立的。肃反的错误方针，简单地说来，就是逼、供、信三字。审讯人对特务分子及可疑分子采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它威逼办法，然后被审讯人随意乱供、诬陷好人;审讯人及负责人不加思索地相信这种不可靠的供词，乱捉乱打乱杀。这是完全主观主义的方针与方法。抗战时期，山东湖西地方的错误肃反事件，也是重复这种方针与方法的结果。这种错误思想的余毒，在许多干部中，至今还是严重地保存着;只有采取上述首长负责的整个方针，才有充分可能肃清这种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而使这次审查干部乃至审查一切人员，达到最妥善彻底之目的。

　　首长负责。将大多数有问题的人留在各机关学校部队，信任与责成当地各级行政首长负责审查(但若干被坏人掌握的部门不在此例，必须首先改造领导)。“如延安是分普通、反省、保卫三种机关来进行审查工作。对于有问题的人，责成普通机关即各党政军民学机关自己处理的约占80%;送反省机关，例如西北公学、行政学院处理的约占10%;送保卫机关，例如社会部、保安处、军法处处理(逮捕审讯)的约占10%”27。三者在整个审查过程中又相互交流，某些人由普通机关送入反省及保卫机关，某些人在反省与审查清楚并表示悔改之后，又由反省及保卫机关送回普通机关。凡在普通机关及反省机关的特务分子及嫌疑分子，大多数均照常在原来的工作岗位及学习岗位上，仅为保障机密，防止破坏及自杀，才将某些入移动工作，或加以监视。各机关学校均严密地组织自己的自卫军，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戒严，除可靠人员携带通行证得互相出入外，一切有问题的人都暂时禁止个人外出自由，只许随大众集体行动。

　　自己动手。要求当地最高负责同志各伙食单位的首长，均须亲身参加审查干部的大会、小会、劝说、询问及研究，以便收集经验，指导运动。空口指挥，坐着不动的官僚主义态度是错误的。

　　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要求每一伙食单位的全体人员中，以可靠的一个最高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围绕着这些核心乃至广大群众。大多数有问题的人，均须经过核心组的谈话与群众质问、劝说、斗争及开展热烈的坦白运动。各级核心即是各级学习委员会及支部委员会与小组长，这些人须是完全可靠的，而且是从整风及审查干部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起来的。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要求各级领导人员，除在当时当地一般地提出审查任务并推动大家去做之外，还必须选择个别单位，集中力量，给予突破，才能取得经验，造出范例，推动其余。然后再对所有各单位一个一个地给予具体的总结与指示，经常不断。

　　调查研究。要求调查与研究每一个人的历史，找出其矛盾，发现其问题。每一单位，须由领导核心根据所有人员平日的言行，经过慎重考虑，确定两种名单，一种是估计无问题的，一种是估计有问题的，经过上级慎重考虑后批准，然后对于有问题的，一个一个地予以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禁止主观主义的逼供信方法。

　　分清是非轻重，利用调查与研究方法。第一，分清其是不是两条心的特务或叛徒，或隐瞒自己参加过其他党派的人们，决不可把半条心的人(共产党员，但有非无产阶级思想及犯错误者)与两条心的人混为一谈;第二，分清其犯罪的轻重，或者是情节很轻的普通分子(占多数)，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中等分子，或者是情节很重的头等分子(后二者占少数)。不可以为凡被提出的一定都是特务，或都是重要特务。每一个被提出的人，虽被提出或被逮捕，但他究竟是不是特务及是轻是重，全靠我们用调查研究方法，收集材料，加以分析，才能清楚，这就是分清是非、分清轻重的任务。如果是被冤枉了的或被弄错了的，必须予以平反，逮捕的宣布无罪释放，未逮捕的宣布最后结论，恢复其名誉。在审查运动中，一定会有过“左”的行动发生，一定会犯逼供信错误(个人的逼供信与群众的逼供信)，一定会有以非为是，以轻为重的形情发生，领导者必须精密注意，适时纠正。

　　争取失足者。要求对于一切大小特务、叛徒或被日本被国民党一时利用的普通分子(占多数)，原则上一律采取争取政策，即宽大政策。延安审查出2000多人(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弄错了或被冤枉了，准备在最后清查时给予平反)，至今未杀一人。其罪大恶极，反复无常，绝对坚决，不愿悔改者，自应处以极刑，但这种人是极少数的。前方及边境地区环境特殊，或对某些个别分子有早日镇压的必要，但总方针是毫不动摇地、千方百计地、耐心地、热情地争取他们。在大会小会及个别谈话中，向他们说明，世界法西斯末日已到，国民党腐败黑暗，决无前途，共产党则光明正大，前途无限，从思想上瓦解他们。延安经验证明，绝大多数这类分子是能够被我们争取转变为一条心，审查干部的任务就是将两条心的人们转变为一条心。“日本及国民党很久以来就采取争取与软化共产党员为其服务的反革命方针，很少杀人。我党必须采取争取大部分至全部特务分子为我们服务的方针，否则我们就是失败的。不要有怕特务跑掉的恐惧心理。当然不是故意放纵，让其跑掉，但是不可因怕跑掉而主张多杀。在某种情况下，宁可让他们跑掉，亦不可多杀人。”28跑掉是比杀掉为有利的。只有少捉不杀，或少捉少杀，才可保证最后不犯错误。留得人在，虽有冤枉，可以平反(确实冤枉的必须平反，绝无犹疑余地);多捉多杀，则一定会犯不可挽救的错误。

　　培养专业化的审查干部。要求一切参加审查及被审查的人员中，培养出10%至20%的人学会调查、研究、侦察、讯问、审查等一套的理论与技术。例如延安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应该培养出4000至8000人善干这一套。从1943年4月起至8月止，延安头一期参加审查工作的一万干部及数千杂务人员中，已经培养出2000多个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保卫工作神秘化的观点，才能使特务不容易再侵入，才能为将来准备了大批的锄奸干部，才有利于肃清、争取并改造许多的特务破坏分子。在培养干部的任务中，应该包括党员与特务两部分人在内，就是说，不仅要注意培养共产党员，而且要着重注意将反革命特务分子转变为革命的锄奸干部，愈是大特务转变过来就愈有用处。

　　教育群众。要求在审查干部以及进一步审查一切人员中，一定要发动广大群众与骨干核心一起进行。这样不但培养了干部，而且使群众有了充分的经验，发展了积极性，打开了眼界，提高了觉悟，真正巩固了党的领导地位。“如果没有群众的发动、参加、受锻炼与提高觉悟，党的真正巩固是不可能的。我党过去在审查干部问题上所犯极端恶劣的形式主义的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在组织问题上的右倾观点与审查干部时的脱离群众。”29为了培养干部与教育群众，一般地上级不可替代下级，此地不可替代彼地。例如中央局或区党委，如果代替下级审查一切有问题的人，一则全部代替是不可能的，二则即使可能也会使地委、县委、区委及区乡村支部袖手旁观，毫无审查干部、审查党员、审查其他坏人、肃清反动分子的经验，并使有问题的人脱离当地群众，脱离工作岗位，而不易审查清楚。从沦陷区调人来根据地审查是必要的，在根据地抽调一部分人集中审查(例如进党校、抗大或开整风班)也是必要的。不过，为了防止下级发生偏向，上级事前应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派人下去帮助，调人上来研究，毫不放松，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偏向问题。

　　中央还强调，各地要根据实际，将审查掺杂在整风中进行。“凡发现了特务活动并且有了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就可动手审查他们”30。中央提议先从一部分重要机关开始，取得经验，并巩固这些机关，然后逐渐推广于其他地方，决不可普遍地同时进行。在那些还没有思想准备与组织准备的地方，在领导机关掌握在坏人手里的部门或地方，便不可轻易发动审查干部，这类地方，仍然应该着重整风或改造领导，为审查干部准备必要的条件。

　　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31抗日战争时期的干部政策与实践表明，越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局势下，越是在艰苦奋斗的条件下，越要注重干部队伍的自身建设，营造让各级各类干部健康生长、发育和成熟的软硬环境。这些软硬环境主要包括：确立高级干部的高素质原则，有效地挖掘老干部资源，重视新干部的培养，培养与提高在职干部，恰当地使用知识分子干部，提拔与任用优秀青年干部，及时地、准确地清理干部队伍等等。目前我党的干部政策正面临着改革、调整、提高的时代要求，对干部的教育、管理和使用也逐渐科学化，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如前几年的“59岁现象”，近年出现的“39岁现象”和“高学历现象”，都给我们的干部培养、教育和使用提出了新的严峻课题。回顾和整理我党历史上的干部政策的经验教训，可以积极地推进我党的干部体制改革，有助于认真领会与实践江泽民“三个代表”和胡锦涛在西北坡重申的“两个务必”，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善于爱护干部，关心党外干部，将党的事业推向前进。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0}{11}{12}{13}{14}{15}{16}{17}{26}{27}{28}{29}{3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7、4、5、5、28、22、21、21、21、22、22、22、22、28、30、30-31、31、146、148、149、151、151页。

　　{18}{19}{20}{21}{22}{23}{24}{25}《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抗日战争时期(上)》，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249、249、250、249、250、250、250、251页。

　　{3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08 16: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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