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湘鄂赣省委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三轮四次谈判
2014-09-13 14:36:08  来源：岳阳市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与国民党捐弃前嫌，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赴国难。并号召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共湘鄂赣省委积极贯彻与执行中央指示，与国民党湖南省当局经过三轮谈判，将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一部，奔赴抗日前线，开创了湘鄂赣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驻守卢沟桥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全国军民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奋勇抗击日本侵略者。17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庐山与蒋介石举行国共合作谈判。同时，指示各地党组织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湘鄂赣省委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多次召开座谈会，学习党中央在1935年发布的“八一”宣言，结合边区当时的敌我斗争情况，反复讨论如何实现和平合作的问题。最后决定，一面派人请示党中央，一面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停战。开始，许多党员干部和战士对于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的策略想不通，思想上转不过弯来。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国民党屠杀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血海深仇，不共戴天，如今要同敌人合作，实在是难以接受，思想抵触情绪很大。为此，省委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进行宣传教育，指出当前国内主要矛盾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民族矛盾已上升并取代了阶级矛盾，大敌当前，国共两党应捐弃前嫌，联合抗日。

　　为与国民党当局谈判，中共湘鄂赣省委就合作与停战两个方案作了充分的讨论和准备。与此同时，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省委一面向国民党地方当局公开提出“立即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集中国内一切力量一致对外”的正义主张，向社会各界揭露反共顽固派的罪行；一面布置在红军游击区内，继续照常扩大红军，动员老兵归队，群众参军参战，彻底粉碎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向以平、修、铜为中心的苏区的疯狂进攻。

　　省委在号召边区各党派、各军队、各团体之间消除成见，外御其侮，共同抗日的同时，在党的政策策略上也相应地作了部分修改。如停止推翻国民党地方当局之武装暴动；将打土豪筹措经费，改为向土豪募抗日捐等，取得了各团体及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为与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打下了基础。

　　谈判开始前，国民党地方当局企图利用叛徒孔荷宠、方步舟，以“招抚收编”的办法，来诱骗红军游击队投诚，吞掉红军游击队。湘鄂赣省委立即表示：“如果要派叛徒孔荷宠、方步舟来谈判的话，我们一见面，就要杀掉他们。”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阴谋。

　　献钟谈判 1937年7月11日，国民党派2名连长到平江县丽江山口，要与湘鄂赣红军谈判。湘鄂赣省委对他们说：“这个谈判，是件大事，不能同你们谈，只能同你们的武汉行营谈判。”13日，国民党武汉行营派出代表文正凡、罗世忠两位参谋，由李楚屏带领来平江献钟与省委谈判，省委派省委秘书长黄耀南为代表，去献钟参加谈判。通过谈判，双方就停止敌对行动达成初步协议，其他事项未谈妥。献钟谈判后，武汉行营代表即通知国民党当地驻军停火，并派兵护送红军代表至丽江山口，红军亦同时宣布停火。此后，省委驻地前沿一带基本停止了敌对军事行动。15日，双方依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武汉行营代表文正凡、罗世忠和国民党军第五十师派来的一个团副，来到平江丽江口的陈家大屋，与省委代表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进行谈判，红军代表首先提出合作的四个条件，国民党方面基本接受，谈判暂告结束。

　　嘉义谈判 18日，按双方约定，在平江嘉义镇关帝庙继续举行谈判。国民党代表是：五十师一名旅长、一名团长和一名副团长，武汉行营参谋文正凡、罗世忠，平江县长夏正猷、平江县党部书记刘佛思。共产党出席代表是：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刘玉堂，警卫员梁金华、阮汉清。红军游击队为防意外，还在外线布置警戒，做好应战准备。

　　谈判一开始，对方首先表明，他们只服从一个政党（国民党），拥护一个领袖（蒋介石）等原则。共产党代表傅秋涛则表明：“你有你的国民党，我有我的共产党；你有你的领袖蒋介石，我有我的领袖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河水不犯井水，与谈判无关。”并直截了当地提出：划定特区，政权属于共产党领导；湘鄂赣红军集中改编成抗日武装，仍由共产党领导；立即释放一切在押政治犯。对这些条件，国民党方面均表示“无权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只好商定下次谈判改在浏阳举行。

　　正在这时，党中央先后派赖传珠、李涛来湘鄂赣省委传达中央的指示精神，使省委对谈判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浏阳谈判 20日，驻浏阳国民党军第五十师师长岳森，派3人和一辆美制旅行汽车，邀红军代表去浏阳谈判。省委仍派傅秋涛、涂正坤、钟期光为代表，随同前去的有警卫组长吴咏湘，组员吴光明、汪清、何继先。出发时，他们各自穿着突击赶制的藏青色线布新军装，带着红军帽，精神抖擞地坐着汽车前进。途中，应国民党方面的邀请进平江城，他们下车步行前进，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下就揭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产党和红军已被“剿尽杀绝”的谣言。

　　下午，汽车驶抵浏阳城五十师师部，师长岳森亲自到师部门口迎接。谈判在一座小山上的凉亭里举行，岳森并无谈判诚意，只是应付而已。涂正坤提出了三项条件：划定特区，驻扎部队；红军部队集中，番号改为湘鄂赣红军抗日游击支队，并解决经费；释放在押的政治犯。对这三个条件，岳森久久不发表意见。傅秋涛督促说：“岳师长，你的高见？”“这三个条件，确实是要紧的。这样吧，按照会议通常的程序，后提议的先讨论。”岳森慢吞吞地说。

　　关于释放在押政治犯问题，岳森一面满口答应，一面却说：“不过，我们方面许多工作做得不好，政治犯和刑事犯常常判错，我看是不是由你方提出个名单，我们就按名单去办。”岳森想骗取红军方面重要干部名单，以便加以杀害。红军代表当然不会答应提供，钟期光说：“岳师长，你给我们出了个难题。说点笑话，岳师长能不能列出一个十年内战中，被我们俘虏的‘国军’人员名单呢？”把岳森的要求顶了回去。

　　关于部队集中，改番号问题，岳森很希望红军集中，以便时机成熟时聚而歼之，自然是满口赞成。但对部队名称问题，他不同意：“我看‘红军’二字，实在是多余的。”钟期光立即驳斥说：“岳师长，湘鄂赣将会有许多抗日游击队，由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就只有一个支队。为了避免混淆，勾掉‘红军’二字，就必须加上‘共产党’三个字。”岳森无奈，只得同意保留“红军”二字吴咏湘《湘鄂赣人》。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

　　经谈判，双方达成协议：（一）释放在押的全部政治犯。（二）在浏阳建立中共办事处。（三）在第五十师驻地范围内，停止敌对行动，保障人员安全。（四）划定暂以丽江沿大山一带为红军活动地区，国民党军队向后撤退几公里。至于部队改编问题、供给问题留待与武汉行营谈判解决。

　　武汉谈判

　　8月20日，湘鄂赣省委派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玉堂和省委秘书长黄耀南去武汉行营谈判。他们到武汉后，立即用电报向党中央作了汇报，并请示与武汉行营代表谈判的有关事项，党中央和长江局派董必武主持谈判。是日，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平江芦头山区通过快邮代电向全国发表《为和平合作联合宣言》。次日，湘鄂赣省委作出了《为和平合作的政治决议》。这两个文件坚定而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精诚合作，团结抗日的态度和决心。

　　29日，双方谈判达成协议：（一）湘鄂赣红军游击队以平江嘉义为中心进行集结；（二）湘鄂赣红军游击队暂改编为抗日红军游击支队，由傅秋涛任司令，刘玉堂任副司令；（三）军需供给由武汉行营按月发给，承认每月发饷1万元。至此，谈判成功，终于建立了湘鄂赣边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涛、罗梓铭到平江。这时，武汉谈判已达成协议，红军游击队已开始陆续在嘉义集中。李涛在嘉义万寿宫召开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省军区负责人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精神，着重研究各级党组织应如何立即行动起来，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党组织的整顿与发展等问题。

　　1937年底，根据党中央指示，将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及省军区撤销，成立中共湘鄂赣特委，机关驻平江嘉义镇。特委根据新的政治任务和要求，重新分配干部，布置边区党的工作。选派一批坚强可靠、熟悉地方情况的干部，集中培训，分配到各地去恢复和整顿党的各级组织，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14-09-13 14:3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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