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二二八”大陆今年为何要高调为之？
2017-02-28 10:09:40 来源：天下黄埔 点击： 复制链接
【导读】2月8日，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宣布，大陆将举办一系列的活动纪念“二二八事变”70周年，为两岸与台湾的蓝绿“统独”关系投下了一枚新的震撼弹。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八事变”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北京对于此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又与国民党还有民进党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大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原因早在光复前已种下
自1949年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大陆始终将“二二八事变”定调为“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这样的论点，自然是与民进党，还有其他“独派”团体将“二二八事变”视为“台独”运动起点的论调，存在着南辕北辙的差异。
抗战时到大陆参加抗战，组织台湾义勇队的李友邦将军，其实是最早与国民党发生省籍冲突的本土精英，也是中共承认的烈士之一。(董俊斐摄)
不过有一点共产党与民进党却存在相同的立场，那就是双方同声批判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施政不当，并谴责蒋中正派遣整编第21师入台镇压所谓“二二八起义”的决定。换言之，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民进党的官方论述中，陈仪与蒋中正扮演的都是“坏人”，至于起来反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国民政府的武装民兵与知识精英都是“好人”。
共产党与民进党对“二二八事变”解读的唯一差异，仅在于前者是从追求两岸统一，后者是从追求“台湾独立”的角度出发而已。反而是国民党版本的“二二八事变”史观，才从根本上否定了台湾本土精英与武装精英造反的正当性，进而呈现出与共产党还有民进党完全不一样的观点。那么，中国共产党介入“二二八事变”的程度究竟又有多深？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许多人会从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领导的“台湾民主联军”，或者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组织的“台湾自治联军”里寻找答案。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介入，或者整个“二二八事变”的种子，其实早在台湾光复以前就已经种下了。因为“二二八事变”在本质上并不是“统独”冲突，但确实是省籍冲突。
台湾革命同盟会领袖李友邦组织的台湾义勇队与台湾少年团，在成立的过程中得到周恩来的援助，因此也存在大量的共产党员。(中时资料照片)
旅美大陆学者的发现
一般人认为，外省人与本省人之间的冲突，至少也要在台湾回归“国民政府统治”才会发生。假如台湾岛内没有外省人存在，何来外省与本省的冲突？确实，这里提到的省籍冲突，虽然涉及到了台湾的本省族群，但是最早发生的地点确实不在台湾本土，而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这是一场介于国民政府，还有前往大陆参加抗日运动的台籍精英之间的省籍冲突。
过去在两岸史书中提到，由谢南光、李友邦与宋斐如等台籍抗日志士成立的台湾革命同盟会，都被视为配合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台澎失土的爱国团体。只是关于这个团体与国民政府的矛盾与冲突，尤其是在接收台湾路线上的矛盾与冲突，一直以来都鲜少有两岸学者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美国维吉尼亚大学担任东亚研究讲座教授的大陆学者刘晓原，却是唯一的例外。
在他1996年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事预则废：中国、美国及其处理战后日本帝国的政策》（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China,theUnited States,and Their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Empire,1941-1945）中，刘晓原就提到了台湾革命同盟会对台湾的战后地位存在着与国民政府不同的见解。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由台湾人自己当家作主，实施高度自治的台湾省政府。
从他们的立场来看，台湾早在1885年就已经建省，理应在光复后恢复行省的地位。来自彰化的谢南光还进一步主张台湾不只该恢复行省，就连省长也应该要由本省人来担任。由此可见台湾的本土意识，其实早在台湾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版图以前就已经产生。只是根据刘晓原的研究，国民政府只把台湾革命同盟会视为对日宣传战的一种工具，并不曾认真把他们视为一个政党看待。
陈立夫、陈果夫的爱将，考试院副院长朱家骅甚至还一度主张让台湾重新纳入福建省，让台湾革命同盟会的领袖们非常紧张，担心自己的利益被出卖。尽管这个极端的主张最后没有被采用，但是蒋中正也已经做出决定，那就是叫台湾省也好，不叫台湾省也罢，这块岛屿都必须要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换言之，台湾必然会在光复后由外省人来掌管。
1944年12月25日，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清一色由外省人主导的中央训练团台湾干部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的主要干部，包括了后来成为台湾省行政长官的陈仪，以及吴铁城、陈果夫、段锡朋、张厉生与熊式辉等重量级党国大老。刘晓原指出，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台湾重视的程度，但是更重要的地方则是一个本省人都没有，就连连震东与黄朝琴等忠于国民党的半山都被排除在外。
考虑到国军缺乏海上运输能力，国民政府了解到没有美国的帮助，自己是无法独立收复台湾的。面对苏联的领土威胁，还有大陆崛起的挑战，蒋中正并不反对提供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作为战后美国海空军驻防的基地。这意味着国民政府不能完全忽视美国政府与军方内部主张“托管台湾”的声音，双方必须在此议题上做出妥协。
双方妥协后的成果，是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名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机构。这个名称里面有“省”，但是又有“行政长官公署”字样的畸形机构，是被设计用来在签署对日和约，正式决定台澎地位以前同时代表中华民国与整个同盟国军队接管台湾，并且解除日军武装的组织。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人葛超智（George Kerr）可以中华民国民政干事的身份，出席台北中山堂受降仪式的原因。
“二二八事变”后，逃往大陆的谢雪红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延续战前台籍精英与中共合作的政治遗产。
与台籍精英合作的共产党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象征的，不仅是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澎主权收复得不够彻底，同时看在许多爱国的台籍精英眼中，也只是延续了过去日本殖民台湾的统治模式而已。相反的，中国共产党出于维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早在开罗会议以前便积极声援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张。1942年，位于重庆的《新华日报》便批判国民政府对台籍志士恢复台湾行省的主张反应过度迟钝。
早年中共从执行共产国际推动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支持台湾脱离日本殖民统治，建立“独立共和国”的主张。不过根据刘晓原的研究，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依据自己实力的强弱，对台湾的主权提出不一样的主张。伴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还有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日益稳固，中共的对台立场逐渐往中华民族主义的立场靠拢，主张台湾在战后回归中国。
也因为中共1927年就推动台湾共产党成立的原因，包括李友邦、谢南光与宋斐如在内的台湾革命同盟会领袖，很早就已经是延安的同路人。其中由李友邦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台湾义勇队就得到过来自周恩来的协助。所以在了解到重庆内部出现“省籍摩擦”的状况后，以推翻国民政府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的与台籍抗日志士站到了一起。
此刻中共不仅主张收复台湾，而且还十分担心台湾在未来成为美军用来围堵中国的前进基地。因此当美国《时代》（Time）、《生活》（Life）与《幸福》（Fortunate）杂志在1942年8月联手提出战后将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的主张时，中共的反弹比国民政府本身都还要激烈。李友邦更发表了一篇名为《满布战争细菌的太平洋公路》的文章，配合延安驳斥美国托管派的论述。
而在中共的历史论述中，罗斯福总统最终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同意将台湾与澎湖归还给中华民国，就是因为蒋中正在政治上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与台湾革命同盟会的支持才压制住了托管派的气焰。所以在面对台湾建省与自治的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是全力声援这一批在国民政府里服务的第一代台湾本土势力。此种独特的合作关系，自然是强化了国民政府对台湾人的提防与打压。
因此刘晓原表示，本来在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国民革命军中都有一定地位与影响力的李友邦，在抗战胜利前夕被拔掉了所有重要的头衔。他不仅不被允许参加日军在台湾的受降仪式，而且就连在1945年12月返回台湾以后，也只能担任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支团部主任，无缘参加行政长官公署的工作。谢南光则被派到日本，担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经济组副组长，没有回到台湾服务。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谢雪红（左后方）获邀出席大典。（徐宗懋提供）
省籍冲突的扩大
由此可见，代表国民政府接收与管理台湾的陈仪，同背后有中共支持的台籍精英，早在抗战尚未胜利前就已经成为死对头。从头到尾，李友邦、谢南光与宋斐如都没有提出过“台湾独立”的诉求。他们只要求中央政府给台湾建省与自治的权利，这意味“二二八事变”本质上与“统独”问题无关。因为如果真要比较，行政长官公署在设计上可能还更有迎合托管派的味道。
然而因为各种主观与客观的原因，尤其是这些台籍志士与大陆走得实在是太过于接近的关系，他们的诉求最终没有为国民政府采纳，成为了接下来“二二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厌恶，也可能是接到了来自延安的任务，李友邦暗中允许台共党员加入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到事变爆发以后，这些具有台共党员身份的三青团成员成为了反对陈仪的主要力量。
唯一进入行政长官公署工作，担任教育处副处长的前台湾革命同盟会领袖宋斐如，也在台北创办了左翼色彩浓厚的《人民导报》。由于公然提倡国共和谈违反当局禁忌的原因，宋斐如被迫辞去教育处副处长的职务。宋斐如在“二二八事变”期间没有做出任何过激的行动，也没有参加处理委员会，但是仍旧因为亲共言论在整编第21师登陆后被逮捕，并且惨遭杀害。
李友邦本人没有亲自参与“二二八事变”，但是无论是在台中的谢雪红还是在嘉义的张志忠，都依靠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来招兵买马。张志忠指挥的武装部队，更是直接打出了台湾自治联军的旗号，以响应过去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大陆打出的“自治”口号。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无法直接指挥两支部队的行动，但是仍透过广播给予了他们精神上的支持。
后来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联军与张志忠的台湾自治联军合流，组成了台湾民主自治联军，也使参与“二二八事变”的武装民兵有了更浓厚的共产主义色彩。在国共内战期间与国军大打出手的解放军部队，没有一个不是如同台湾民主自治联军一样，是先以半独立的地方民团武装起家，再不断击溃与收编其他武装势力以后再慢慢发展成正规军的。
若“二二八事变”是以台湾民主自治联军战胜国军为结局，意味的不是台湾的“独立建国”，而是台湾的提早“解放”。如同内战期间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的东北民主联军，台湾民主自治联军也很可能摇身一变直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5野战军，就地配合北京中央扫荡国民党与地方仕绅在岛内的残余实力，绝对不是凭空想象的剧情。
很多人认为，“二二八事变”背后有美国策动台湾脱离中国的阴谋。然而假若美国当时真有心支持“台湾独立”，一开始就不会派军舰协助国军接收台湾。担任美国驻台北副领事的葛超智，虽不断要求华府介入“二二八事变”，但却没有通过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那一关。许多参与“二二八事变”的知识分子，才在两个月前参加过台北街头的反美示威运动，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接受美国的援助。
还有人认为“二二八事变”是日本不甘败战，不肯终战的一次反扑，是中日民族斗争的延续。然而直到1951年《旧金山和约》签署前，日本本土仍处于盟军占领状态。就连谢南光所服务的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也是日本的占领国之一。在连独立的政府都没有的情况下，东京是要如何策动“二二八事变”？是要如何用这场地方性的民变来翻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
确实有不少台籍日本兵加入了台湾民主自治联军，然而林彪指挥的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样吸收了大量的前满洲国军，甚至于关东军技术人员，但是没有人会认为中共在东北的军事行动是中日民族斗争的延续吧？假若国军镇压“二二八事变”失败，台湾唯一能预期的结果，就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中共是站在台湾人，而不是国民党的立场纪念“二二八事变”的原因。
图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纪念“二二八起义”59周年的情况。当时是陈水扁执政搞“台独”的高峰期，纪念规模有明显缩水，而且内容还以批判民进党政府居多。（中新社）
持续不断地“统战”
伴随着“二二八事变”的结束，战前到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左派精英与国民政府正式决裂。李友邦因为三青团介入事变而一度遭到陈仪下令逮捕，不过在其外省籍妻子严秀峰请出蒋经国介入后获释。不过到了1952年，李友邦终究还是因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可疑身份，逃不掉遭蒋中正亲自下令枪毙的命运。严秀峰也被投入大牢，关押了整整长达15年的时间。
谢南光因为在日本工作逃过了一劫，但是他也因为“二二八事变”而就此与国民党走向对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是受北京委托出任中日友好协会理事，接着又回到大陆担任政协委员。逃往香港的谢雪红，则是成立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配合大陆解放台湾。这个后来成为北京“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党，从命名上来看就是为了要传承台湾民主自治联军的精神。
“二二八事变”虽然被成功压制了，但是国民政府也体会到了台湾人追求自治的决心。自1950年开始，播迁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开始推动地方自治，并允许台湾人民以选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县市长。尽管“总统”“立法委员”与“国民大会代表”等中央级官员的选举尚未产生，且台澎金马地区也还垄罩在戒严的白色恐怖阴影中，但是早年台籍人士追求“自治”的愿望，还是被实现了一半。
自两岸分治以来，“二二八事变”便不只是中共享来统战台湾本省籍反对人士的工具，大陆始终把“二二八事变”定位为中国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份，地位难以撼动。只是在民进党崛起后，独派人士擅于利用“二二八事变”在台湾煽动“统独“与省籍冲突，让中共从“反独促统”的角度出发，会选择降低纪念”二二八事变”的声调。
不过“二二八事变”终究有北京的贡献，中共支持台籍精英对抗国民党的传统也早在台湾光复以前就已经开始。想要北京来一个历史观大转弯，完全迎合国民党与外省人的观点去解读“二二八事变”，恐怕不切实际。
更重要的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目前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的声势并没有随着蔡英文政府一系列施政上的失败而提高。一旦国民党或者其他泛蓝党派无法或者无心满足“反独促统”的政策，那么北京在“二二八事变”的解读方面配合蓝军的可能性只会更低。以更高调的方式纪念“二二八事变”，争取本土势力对自己的认可，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本文转载自《中时电子报》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2-28 10:1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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