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与黄埔军校
2018-01-10 14:46:05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 《黄埔》 作者：陈予欢  点击：  复制链接

　　陈诚是民国军事统帅及国民革命军重要将领，是“黄埔嫡系”中央军高级将领。其毕生追随蒋介石左右，是中国国民党跨越海峡两岸举足轻重的军政领导人。他早年投效粤军，崛起于黄埔军校，其倚仗起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第十一师，及后来统辖第十八军、衍生改编的第十四师、第五十二师、第四十三师和第五十九师等数十万部队，成为国民革命军“黄埔嫡系”中央军的重要一翼，所属部队遍布黄埔历届学生，是黄埔历期学生主要流向与聚集的部队，因此形成黄埔军人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派系。他还先后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至二十二期校务委员会委员，是历任校务委员期数最多的委员之一。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历任第七、六、九、一战区及中国远征军和冀鲁战区司令长官，是抗战时期历任要职、担当重责、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之一，“叱咤风云”于民国军政界。他主政台湾后，其政治才干更强于军事韬略，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稳定台湾，推动改革为台湾后来经济腾飞打下良好基础。

　　崛起黄埔，纵横四方

　　陈诚(1898-1965)， 浙江省青田县人，别字辞修，别名揆，乳名德馨，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生于青田县高市乡外村一个农户家庭。祖父锦云、曾祖父贵芬、高曾祖父生善，均以耕种为业。父希文，晚清秀才，家有薄田，但不甚富有。“戊戌维新”后改习新学，毕业于杭州初级师范学校，任教于青田县初级小学，后升任校长。母洪氏，毕生节俭勤于家务，育三男一女，陈诚居长，次子正修，幼子勉修，女佚名。

　　陈诚八岁时从堂伯父课读，1907年考入青田县高市乡立高等小学。自取别名“石叟”，矢志以明朝儒将刘伯温自勉。1913年投考处州(今丽水)莲城书院，被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录取。在学就读时爱好体育，喜耍棍棒，曾在校际运动会获得单杠第一名。1917年毕业，其时青田县敬业高等小学缺少体育教师，其父亲系该校校长，有的教师知道陈诚体育不错，便建议让他补这个缺。但他父亲严肃拒绝：“那怎么成?我身为一校之长，怎可利用职权录用自己的儿子呢?若是这样做，岂非被人抓住谋私利的笑柄吗?”结果没有去成。

　　陈诚20岁时，经同乡同学吴子奇的媒介，和吴的妹妹吴舜莲结婚。1918年陈诚带着妻子的嫁妆费到杭州，插班考入体育学校。毕业后闲居杭州，准备另图深造。此时其父老友、同乡杜持将军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就职途经杭州，陈诚获父准随同北上。其借助处州中学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未被录取。后经杜持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以备取生名义入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学习。其间罗卓英(广东大埔人，1896-1961)同期入学，陈诚遂与其结成莫逆之交，自此后40年始终为军政事务合作伙伴。1922年6月，陈诚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发浙江陆军第二旅第六团三连见习，后补为少尉排长，干两年后觉没后台无出路。1923年邓演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到上海罗致军官。陈诚因与邓演达有学长之谊，遂向团部请假赴沪未经批准，便径自到上海投奔邓演达。1923年12月随邓到了广州，任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上尉副官，后任上尉连长。1924年5月，陈诚在肇庆与桂军冯葆初部作战中胸部中弹，进医院治疗。时任粤军参谋长的蒋介石适来肇庆，赴医院慰问伤员时对其抚慰有加，此为陈诚初识蒋介石。

　　1924年9月，陈诚受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举荐，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后任教育副官。军校设立炮兵科后，因其系保定军校炮兵科出身，改任炮兵科教官，兼任第二期炮兵队区队长。一日其随邓演达访友归营，见天将黎明，不能再睡，遂阅读《三民主义》，其时校长蒋介石巡视路过，见其正襟危坐聚精会神恭读，便停步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其抬头一看是蒋校长，随即立正回答。随后蒋介石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其随后逐一背诵。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拍拍其肩：“好的!好的!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

　　1925年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营长蔡忠笏)，其任第一连连长，随部参加第一次东征。1925年2月15日攻击淡水城战斗打响后，蒋介石亲赴炮兵阵地督战，陈诚指挥炮兵第一连猛烈轰击，命中目标并摧毁城墙多处。淡水城破东征初战告捷，其战绩首获蒋介石认可。1925年3月12日陈炯明部粤军林虎部队，乘右翼东征军久战疲惫，与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在棉湖激战，教导第一团以千余人兵力与二万敌军对抗，战场形势异常险恶。蒋介石亲赴前线督战，与苏联顾问鲍罗廷驱车赶至炮兵阵地，其时右臂挂彩的陈诚，亲自将炮瞄向对方城垛指挥所，连放三炮皆中，阻止了敌军攻势。蒋介石从观察镜看到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高兴地对鲍罗廷说：“这个连长不错，打得准!”其战功再次获得蒋介石赞赏。

　　1925年5月底东征军回师广州。陈诚突接家母电报称父病逝，回乡料理父亲丧事，其间因伤未痊愈，没和妻子同房，引起妻子猜疑，认为其作官有外遇，便愤而用剪刀刺喉自杀，后送医院救治未死。陈诚因家中接连出事，心灰意冷不想回广东，跑到杭州请求省长夏超在警界为其找一个位置，可是没有被录用，无奈再回广州。1925年6月随部参加平定滇桂军阀叛乱，指挥炮兵连炮轰败退滇军杨希闵部胡思舜旅。返回广州后，任黄埔军校第三期炮兵队队长，1925年9月随军参加第二次东征，1925年10月14日在攻击惠州城战役中，其亲率山炮一连推进到北门外距城楼约四百米处，直接瞄准轰击，将敌多处机枪火力点摧毁，掩护登城部队攻克惠州，因战功获赏银五百元。战后升任炮兵第二营营长。1926年5月21日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炮兵大队大队长，后曾一度代理军校炮兵科科长。192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补充第一师(师长严重)筹备处主任兼第三团团长。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陈诚所部改编为预备第一师(师长严重)，他仍任第三团团长，随部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11月随北伐东路军攻克江西赣州，所部再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师，他任该师第六十三团团长。1927年1月进抵浙江衢州，后在龙游、兰溪一带与孙传芳部孟昭月军激战。2月中旬克复杭州，浙江平定后，率部攻占吴江，再攻克苏州、松江。同年4月7日，陈诚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兼任第六十三团团长，率部进驻南京。4月28日，师长严重因病请假，保荐陈诚代理第二十一师师长。5月，陈诚率第二十一师由镇江渡江北上，相继占领清江浦、海州、徐州等地。7月2日，陈诚正式任第二十一师师长，时年29岁。8月，陈诚率部参加龙潭战役，因胃病复发忍痛乘轿指挥作战。不料在10月却因“乘轿上阵不成体统”被免职，寓居上海。11月28日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副厅长，兼任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一度代理军政厅厅长。1928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同年4月7日，陈诚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事教育处处长， 5月28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司令部司令官，兼任第一集团军炮兵集团指挥官，统辖警卫第一、二、三团，宪兵第一、二团及炮兵第一、二团，实力堪比军级编制。

　　屈指数来，陈诚于黄埔崛起到北伐鏖战，仅四年光景就由一个上尉特别官佐跻身中将级警卫司令，就军人生涯不可不谓迅速。其间他善与黄埔学生建立起紧密联系，所属部队除延用保定军校生外，多任用黄埔学生为各级指挥官，为其在黄埔嫡系中逐渐形成军事集团打下了牢靠基础。1928年8月29日国民革命军编遣后，陈诚任缩编后的第一集团军第十一师(师长曹万顺)副师长，他一上任就对所部采取措施整肃军纪：一是公开提出任用官佐条件为：“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没有不良嗜好，服从命令，忠于领袖;二是在其所属部队倡导“人事、经济、意见三公开”;三是注重强化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基本训练，严禁军阀抢夺民财与嫖赌风气，提倡各级官佐与士兵进餐叙谈，笼络人心破除军阀派系;四是加速改造部队“中央化”、“黄埔系”步伐，广泛任用第一至七期黄埔学生充当所属部队中、下级军官，短时间内有效地控制部队，所属部队最早实现将原北洋军队改造为中央军“黄埔嫡系”部队，同时走出一条个人治军示范带头的独特路子，深为蒋介石称许。随后又将陆军第十一师缩编为四个团，加上任警备司令时的两个警卫团，编成两旅六团制的军事委员会直辖甲种师。

　　安内攘外，“围剿”红军

　　1928年9月3日，陈诚被中央党部委派为中国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特别党部筹备委员。同年9月10日任第一集团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兼任该师第三十一旅旅长。1929年1月17日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陆军第十一师特别党部监察委员。同年7月2日正式接任陆军第十一师师长。后率部参加蒋冯(玉祥)、蒋唐(生智)战争，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陈诚任讨逆军第二军副军长，率部参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战事。同年11月与钱大钧等率军事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军事，参观东京、名古屋等地军事学校，拜访了旅日侨界，使其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身价大为提高。1931年1月，陈诚将中央教导第三师改编为陆军第十四师，归第十八军建制，自兼师长，周至柔任副师长，罗卓英任第十一师师长，形成以其为中心的军事集团最初基础。不久率部开赴武汉，分驻鄂南、鄂东和平汉南段。同年5月率部参加对江西红军及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作战。在这期间，陈诚以种种理由措施，收编其他派系部队，乘机扩充自身实力，有力推进地方部队“中央化”，藉此进一步扩充其军事集团实力。同年9月其奉命接过被红军重创的第五十二师番号，以第十一师独立旅和第十四师攻城旅编成一个师，10月，他兼任师长及吉安警备司令，升任周至柔为第十四师师长。后又以两个旅和两个团的兵力，对驻吉安西南地区的第四十三师采取包围态势，威逼其师长郭华宗离任，隶属陆军第十八军建制。再后又按蒋介石授意，将川军张英的第五十九师包围于永丰，除李弥团逃往抚州外，其余全部缴械。经过两年多时间，先后改编第五十二师、第四十三师和第五十九师，纳入第十八军指挥序列，扩充为5个师29个团兵力。1931年11月被推选为各军队特别党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31年12月，陈诚与吴舜莲(其兄吴子奇任第十八军军需处处长)离婚，又由蒋介石和宋美龄主婚，与谭延闿三女、宋美龄干女儿谭祥在上海结婚。中原大战结束那年，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谭祥介绍给陈诚。他—见满口答应：“我一切听从领袖安排。”虽说陈诚个子不过一米六，相貌平平，一张略长方形的书生白脸，稀疏的头发往后平梳着，但也清秀。特别是那严肃的仪表，也博得谭祥的好感。陈诚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便与谭祥商量于12月去上海结婚。但谭祥提出要推迟，理由是：“你同吴舜莲的离婚手续书还没办好呐。”于是，陈诚将吴舜莲的哥哥吴子奇，特地从南昌传到南京，代替其妹妹吴舜莲写了一张离婚书，送给谭祥。后来，经友人调解，吴氏只提出了一个条件：“生不能同食，死后必同穴。”陈诚欣然接受。他与谭祥结婚之后，感情很好，赴前线作战，每日都要与谭祥通—次电话。

　　1932年3月20日黄昏，陈诚所部主力第十一师进至江西草苔冈、徐庄一线，与前梯队相距近百里。此时罗卓英率第五十九师残部温良旅也到达东陂以北五里牌，判断红军似在等待其主力的来到，而草苔冈地区又不利，即电令第十一师连夜撤回五里牌，因师长肖乾怕官兵疲劳不肯撤回。3月21日拂晓被红军第一、三、五、七、九军团全力围攻，第十一师受到毁灭性重创，战后所剩兵员不足三千，至此第四次“围剿”作战失败。此次作战败绩，陈诚认为系毕生最深刻教训。其间各派系纷起谴责声讨，蒋介石为避免内部离心倾向扩大，给予陈诚军职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处分。其觉威信扫地无颜见人，发报给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并撤销中路军总部。不待回电，即从抚州回南昌私寓闭门不出。回南昌后没去谒蒋，蒋介石亦不便召陈。南昌行营参谋长贺国光见此情况，心里很着急：蒋、陈不见面，将影响前方战局。揣摩蒋意，前方指挥非陈莫属。于是与其夫人谭祥商量，请她邀陈诚外出散步，就便去看望宋美龄。当晚陈诚携谭祥来到宋美龄公寓，相互寒暄不久，蒋介石即出见，笑着与其握手，称“此次围剿失利，责任在我，你就不必多介意了”。陈诚一听很感激，说道：“我没为委员长争光。”蒋介石却对他说：“十八军改编为两军八师。”陈听说十八军实力比前扩充，遂与蒋谈起第五次“围剿”红军计划。蒋介石采纳其建议。

　　1932年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请蒋介石决定。蒋估计到当时的部队“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进攻之力”，便决定采用“分区清剿”方案，以整顿态势。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县，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他从适应山地战的特点出发，把该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并保荐薛岳任该军军长;将吴奇伟所率张发奎的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又得到恢复和扩充。

　　1933年2月10月，陈诚任赣粤闽边区“剿匪”中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统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十个师，率部对江西红军及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其间于1933年7月，参与在庐山开办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兼训练团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兼教育长，负责中央及地方部队中下级军官的军政训练事宜，至9月中旬止共办三期，受训人员近8000名。由于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的关系，与“黄埔嫡系”军官阶层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7月15日陈诚还被任命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校务委员会委员。因此缘由，其所率部队各师、旅、团、营、连级指挥参谋人员，充斥黄埔军校历届学生，是胡宗南统辖第一军以外，聚集黄埔生最多中央军部队。陈因其军校学历及军中资历高于胡，因此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连续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十二期，一直任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十二期(1947年12月29日-1949年2月12日)，是蒋介石以外，担当校务委员会成员最长久的“黄埔嫡系”中央军高级将领。

　　1933年10月3日，陈诚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兼任第三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率部参加对江西红军及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恪守“战略上取攻势，在战术上取守势”、“以守为主，以攻为客”的指挥原则和“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战法。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陈诚任军事委员会驻赣绥靖主任公署主任兼预备军总指挥，负责“清剿”浙赣两省留守红军游击队。同年12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央陆军整理处处长，奉命担当全国陆军校阅、检编、整理事宜，还任武汉城防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年4月4日，陈诚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颁令叙任陆军中将。同年秋奉派四川创办蛾嵋军官训练团，轮训四川县以上文职人员和军队少校以上军官，为国民政府从军政方面逐步控制四川储备干部。训练团由蒋介石自兼团长，其与刘湘任副团长，实际由其主事。同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宜昌行辕参谋长。同年11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5月28日，陈诚特任晋陕绥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总指挥，军事委员会宜昌行营参谋长，赴晋“剿共”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等职。同年6月“两广事变”发生后，任讨逆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率部南下广东，后任军事委员会广州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同年9月2日兼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广州分校)主任。同年7月9日获颁国民革命军誓师十周年纪念勋章;9月26日晋加陆军上将衔;11月被授予一等云麾勋章。同年12月2日陈诚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常务次长。12月西安事变发生时，与蒋介石等被扣留。1937年1月，陈诚任中央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组织西北方面军队对东北军和杨虎城部讨伐事宜，事变后转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主任李宗仁)副主任等职。同年春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兼任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副主任。同年7月初蒋介石又在庐山续办中央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抗战思想。该团只办了两期，后因“八·一三战事”停办。(未完待续)

　　抗战八年，功勋卓著

　　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军侵华攻势日益险峻。1937年8月18日陈诚奉蒋介石电召抵达南京，策定抗战计划与战斗序列。他认为：“我国因军事落后，且未有充分作战准备，不宜实施迅速决战之战略。但我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在各地，具有长期作战之条件。故我国对倭作战之最高指导方针，不能不根据优劣;相反之客观条件，实施持久消耗战略。在此项大方针下，国军作战之具体运用，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时期。在抗战第二时期，国军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动，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及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蒋介石肯定陈诚对日作战持久战略，并嘱其三项任务：一是赴华北向晋、陕将领说明中央之决心与应抗准备;二是赴上海视察张治中部作战，并协助之;三是速拟定战斗序列。陈诚当时没有担任直接抗战之任何职务，不知以何种名义从事所赋任务，便向蒋说明此意。蒋问：“以何种名义为宜?”陈诚说：“如果领袖对余欲机动使用，可给一高参名义。”蒋则说以“行辕为佳”。当晚陈诚与白崇禧副总参谋长、黄绍竑、王俊等会商战斗序列。

　　第二天陈诚与熊式辉赴沪视察，1937年8月20日返回南京，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式辉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问其什么意思?其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当即肯定其判断，并表示“一定打”。其又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蒋介石当即委任他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正式任命状为1937年11月12日)，左翼军总司令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并增调部队赴沪参战。以国家名义对日八年战争遂正式打响。

　　1937年8月22日晚，日军大将松井石根为司令官率第三、十一师团等部，在吴淞、川沙强行登陆。陈诚指挥第八、第十五、第二十三集团军进行阻击。他以八十七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之一团、上海保安总团一部，向张华浜登陆之日军攻击;令在吴福线之第十一师及在杨行、宝山方面的第九十八师转向狮子林、川沙口方面之敌攻击，用汽车输送在昆山、吴县附近集结的第六十七师向罗店挺进;并急调正向常熟、福山前进之第十四师，向太仓、罗店方面前进，以求会歼登陆之敌。但各部赶到战场时，日军主力已登陆成功。陈诚看到敌军增援不绝，未能将敌压迫在江中而歼灭，已失去战役初期的主动权，便建议转移阵地，逐次抵抗。1937年9月17日中国军队即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转入防守。

　　1937年11月，陈诚任第七战区(浙赣线战区，1938年1月撤销)司令长官(刘湘)部副司令长官，兼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37年12月国民政府宣告迁移重庆，武汉遂成当时事实上之军政指挥中枢。1938年1月11日，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主持武汉一线战略后方准备事宜。根据战时需要。1938年2月1日，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大本营第六部、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训练处合并改组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由陈诚任部长，他于1938年3月1日在武昌召开的全国政工会议上指出，当前战时政工路线与任务：一是提高军队的战斗精神，达到国家建军目的;二是组织训练全国民众，集中全国力量抗战到底;三是运用宣传力量，统一全国舆论，粉碎日军战意和野心。其间陈诚还兼任军事委员会战时党政工作干部训练团第一团副团长等职。1938年6月14日，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仍兼武汉卫戍总司令，同时还先后兼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数职。1938年7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蒋介石自兼团长，以陈诚兼书记长，处理日常事务。此时陈诚身兼党、政、军、团数项要职，成为蒋介石军政事务重要助手。在此期间参与最高军事当局策划，与第五战区协同组织指挥武汉会战。1938年7月至10月，陈诚指挥近百万大军，在武汉会战中抗击日军侵略，取得迟滞日军西进战略成效。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鄂南、湖南、江西赣江以西为第九战区，仍以陈诚兼司令长官。1939年5月2日晋陆军二级上将衔。1939年10月2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防湖北恩施县，不久该战区被撤销。1940年7月复设第六战区于湖北恩施，陈诚回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各项兼职，主持制定《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1941年3月兼任军事委员会党政工作委员会第六战区分会主任委员，先后参与策划和指挥第一次长沙会战、南昌会战、鄂西会战诸役，其中鄂西会战历时半个多月激战，重创日军精锐部队，日军被迫撤退，时称“鄂西大捷”。

　　1943年3月23日，蒋介石审定了军政部云南练兵的具体计划，命令有关部队向云南集中。随后陈诚带领大批人员到云南，在楚雄建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的系统分割出去。1943年3月28日，陈诚视察已开到云南的受训部队，发现部队武器不整齐，缺员又多。次日飞抵大理，向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学员训话，要求学员努力学习，报效国家。1943年5月5日，陈诚拟定远征军作战计划，预定在中国驻印军和英美盟军同时发动攻势时，远征军就从云南出击，相互呼应。正在此时，日军进攻鄂西，陈诚奉命赶回第六战区。直到6月中旬以后，才返回楚雄。

　　1943年10月12日，陈诚再次拟定作战计划，预定在美英盟军对缅甸发动攻势的同时，以远征军主力攻击腾冲、龙陵，进出八莫和九谷一线，然后攻击腊戍，12月完成作战准备，实施安纳吉姆战役计划。1943年11月23日在反攻作战即将打响之际，蒋介石突然任命在成都赋闲的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为远征军代理司令长官，全权指挥远征军作战训练。此役结束后，陈诚返回云南继续负责远征军事务。为策应中国驻印军队在缅甸北部作战，他指挥远征军于1944年5月西渡怒江，反攻滇西日军。1944年7月，陈诚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负责国民党在豫、陕、冀、察、鲁及苏北的党政军一切事宜，所统辖之部队达9个集团军23个军。1945年5月20日，陈诚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抗战胜利后，陈诚获颁忠勤勋章。

　　整编军队，撤防台湾

　　1945年12月，陈诚担任国民党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此期间全权负责调遣和整理全国陆军，同时负责日军受降和主管部队战后复员整编工作。1945年12月任国民政府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整编、裁军、复员事宜，截至1946年春，全国军队军的编制由124个裁为93个，师的编制由354个裁为243个，独立旅编制由36个裁为28个，军事机关编制由4550个裁为1779个，军事院校编制由92所裁为70所，全国军队总兵力由590余万裁减为430余万。1946年5月9日陈诚获颁胜利勋章。

　　1946年4月，陈诚任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处长。同年5月31日，他任国防部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兼任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国防研究院(院长蒋介石兼)副院长。同年11月29日，他被推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主席团成员。1947年2月21日他晋任陆军一级上将。同年8月29日，他调任国民政府东北行辕主任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8年1月因战局失利，陈诚胃溃疡病复发亟待治疗被免职。5月，陈诚辞去本兼各职获准，入上海国防医学院治疗，胃切除三分之二。同年10月赴台湾台北草山(即阳明山)疗养。同年12月30日蒋介石重新起用陈诚，任命他为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月18日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陈诚忠实秉承蒋介石旨意，把台湾经营成中国国民党及政权最后落脚点。1949年2月1日，他发布台湾省政府政令，公布实施台湾“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如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其后证实这次土地改革，对于稳定台湾民众与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1949年7月9日陈诚任东南行政长官公署长官，全权负责整顿台湾事务，收编大陆退台军队，在其主持下，驻台湾部队经过三次整编和扩建，共编成三个军团，其中重建第十八军、第十军和第六军，其余保留原部队编制和番号。

　　辅蒋助手，遗史宏富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陈诚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继续推行台湾土地改革政策，并于1952年12月正式颁发“耕者有其田”政策，其主要内容为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赎买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陈诚将台湾土地改革所得经验，著述为《台湾土地改革纪要》，该书出版后被翻译成英、法、德、西班牙、阿拉伯等国文字，成为一些国家实行土地改革的参考资料。1950年8月5日，陈诚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2年10月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执委委员、常务委员。1954年5月20日，陈诚当选为台湾“中华民国总统府”副总统，旋辞“行政院院长”职;同年11月25日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1955年2月1日，陈诚任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兼任“行政院”石门水库建设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10月10日，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成为中国国民党“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是蒋介石统治台湾的主要助手。

　　1958年7月1日，陈诚再度出任“行政院”院长，同年7月4日任台湾美援运用委员会主任委员。1958年12月任台湾“国防会议”副主席，1960年5月20日连任“中华民国总统府”副总统，1963年11月连任中国国民党副总裁。

　　1963年12月陈诚因病辞去一切职务，1965年3月5日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台北逝世。他逝世后，蒋介石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亲自到灵前献花圈，并指令张群、何应钦等元老和五大院院长诸位大员组成治丧委员会，按最高级别规格发丧。依陈诚生前意愿，以家乡传统仪式，安葬在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

　　陈诚原配妻子吴舜莲，两人未生有子女。1932年1月1日陈诚与谭延闿女儿谭祥结婚，育有四子陈履安、陈履庆、陈履碚、陈履洁，二女陈幸、陈平。陈诚生平关心家乡教育事业。1931年资助家乡高市小学新建校舍，1932年资助高市小学一万银元，建成一座三层的教学楼和一座教师办公楼。1946年发起创办石门中学。1931年至1949年间，每年资助家乡学校1400银元。此外赠送石门中学的图书有：《古今图书集成》1627册，全国省县志3234册，《四部丛刊》、《万有文库》各一套。1936年支持刘耀东编造《括苍丛书》九十卷，由其资助出版。

　　陈诚一生戎马倥偬，善理政务，遗留大量书信电文和文史典籍。2005年3月5日在他逝世40周年之际，台北国史馆与陈诚家属共同举办“陈辞修先生文物捐献暨石叟丛书网上启用发布会”。据不完全统计，陈诚平生遗留文献史料包括1100余件文物、5600余件档案、1700余张照片，其数量之大超出学界预料，“石叟丛书”为收藏公私文献档案之宏富，加上祖国大陆各界人士撰写与其相关文史资料，更被视为民国著名人物典藏史料最多之一。2005年10月，台北国史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率先出版《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两册，接着还出版了《北伐平乱》一册、《国共战争》一册及《建设台湾》两册。2007年12月台北国史馆印行《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介石先生往来函电》上下册。北京东方出版社于2009年10月、2011年4月在祖国大陆出版了《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陈诚回忆录—建设台湾》。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1-08-06 11: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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