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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风者朱小仲
2017-04-26 10:38:14  来源:罗金良 天下黄埔  点击:  复制链接

  百岁黄埔老人朱小仲一生充满了传奇。

  1917年出生的他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龄77年,年长逾百岁。

  朱老经常自豪地说:我是广东梅县人,出生在雁洋,和叶帅是同乡。我是黄埔12期学生,是被中共中央军委誉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的东江纵队一份子。我骄傲我自豪,我是共产党人,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抗日战争时期,朱小仲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在粤北国民党地方部队莫雄军队中从事地下工作,从1941年底起,任该部队地下党支部书记。

  1945年调入东江纵队,任大队政治委员,出色地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并为党在粤北的抗日武装的建立作出了积极贡献。

  身在黄埔心向延安

  1917年11月18日,朱小仲出生于广东梅县桥溪村土地贫瘠,十分贫穷,他一家只有二三分薄田,故而,举家迁往县城,父亲和三叔父做店员,母亲和婶子做针线活,希望靠一家人的双手过上好一点的日子。

  梅州是客家文化的中心,是举世闻名的“世界客都”。

  清末民国,因山多田少,梅县地区掀起了下南洋的风潮,朱小仲一家也不例外。

  他的父亲、三叔和伯父“漂泊”至印尼打工挣钱,不幸的是,三人竟然在五年内先后去世。

  朱小仲的父亲去世最早,那时他才上小学二年级。

  接二连三的噩耗,对于这个家庭来说简直是“地狱落了锁,黑暗没了边”。留在县城的一家老小,顿时失去了依靠,生活变得举步维艰,只能靠四叔父在日本公费留学节俭一点钱和大哥外出打工勉力维持,最后只好搬回当年偏僻贫困的桥溪村。现在的桥溪,已经成了“桥溪古韵、世外桃源”,是广东省古村落,被开发成著名的景区了。

  不久之后,朱小仲的大哥亦远走印尼谋生。母亲胼手砥足,上侍家婆,下育幼子,家境每况日下。

  朱小仲勉强读到高中一年级就辍学了。

  为了生活,他四处求职,想找一份工作,却又未能如愿。这段失学和失业的境遇,对朱小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也是朱小仲要求参加共产党的一个原因,也让他开始重新认识民国社会。

  1935年,他听从四叔父的安排,冒充高中毕业生,考入了陈济棠在广州开办的公费学校——广东军事政治学校(简称“燕塘军校”)。当时,为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陈济棠利用广州燕塘原有旧营房为校址,创办了广东军事政治学校,陈济棠自任校长。

  陈济棠十分重视军校学生的选拔,招生时要高中毕业,还委派自己当盐运官的兄长亲自选拔学生。考生要通过面试和笔试,面试考察体格,笔试考核政治。朱小仲对当时招生入学的情形记忆犹新:

  “《三国演义》里说到魏延有个反骨。陈济棠是个军阀,很迷信,招生时,陈济棠让他的哥哥(时任两广盐运使)陈维周亲自面试。他不惜放下大官僚的架子弯腰屈膝摸每个考生的脑后勺看有没有‘反骨’,我们每个人都被摸了一下,我也不例外。造化弄人,陈济棠大概没有想到,我们这些没有‘反骨’的学生在1936年发生的‘两广事件’中将他‘反’了。”

  1936年夏发生的“两广事件”,使广东政局变化,蒋介石对粤用兵赶走了陈济棠,燕塘军校被南京政府接收,蒋介石明令改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广州分校”,自己任校长,派第四军副军长陈芝馨接收该校,并任副校长。

  就这样,朱小仲成为了黄埔军校第12期的学生。

  在军校的生活训练十分严格,朱小仲就读的是经理科。经理科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培养军需后勤官而设立的专业。与军校的其他学生一样,学习专业课程的同时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朱小仲还记得学校当年请了著名进步人士漆琪生教授为他们讲授《政治经济学》,宣传进步思想,令朱小仲和同学们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校内思想斗争仍很激烈。据朱小仲回忆,当时在学校里,宣传所谓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将专制与独裁显露无遗,与追求自由民主的青年理想格格不入。正是现实的黑暗腐败,让那一代的青年苦闷彷徨,延安是无数人心中的革命圣地。

  一封号召朱小仲去延安的信,在一定程度上,让朱小仲与国民党分道扬镳。

  原来,在广州分校读书期间,朱小仲的一位梅县同乡邓坛祥是步科学生,因为在晚自修时偷看共产党书籍被发现退学了。

  投奔延安的邓坛祥,给毕业后留校任经理员的朱小仲写来一封信,邀他到延安去。不料这封信被学校截下,先后两次派人检查朱小仲的行李和信件。后来,一位开明的指导员把这件事透露给了朱小仲。当时国共关系并不紧张,所以朱小仲并没有受到什么处罚。但因不满军校派系林立、官员贪污的现状,朱小仲早已萌生去意,听到这消息,他向学校请长假,想借机离开前往延安。不料当时主管校务的副校长陈芝馨不同意,朱小仲不得不继续留在学校。

  没有多久,陈芝馨意外在广东三水沉船而亡。在韩汉英接替了陈芝馨的职务后,学校很快就同意了朱小仲的长假请求。

  1938年8月间,朱小仲离开军校来到广州,找不到途径去延安,找工作也毫无头绪,经中学同学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并由“抗先”介绍参加了广东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同年10月间,日军在惠州大亚湾登陆后,广州不日面临沦陷。

  朱小仲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当时人心惶惶,我找职业更是毫无头绪,“抗先”的同志安排我以高中毕业考大学的身份,混进省高中以上学生集训总队。当时兵荒马乱,谁去查核呢?在连县训练三个月“抗先”组织我们去韶关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五大队,我先是队员,后任区队副。大队后来因共产党员暴露,1940年4月奉命结束。”随后朱小仲响应“抗先”的号召,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在莫雄的部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地下工作。

  “听风者”潜伏在莫雄身边

  抗战时期,中共地下党委派朱小仲打入到国民党莫雄部队。

  在国民党中有“大哥”之称的莫雄,是国民党的元老。

  莫雄是广东英德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参加过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护国战争、讨伐陈炯明和北伐战争等,是辛亥革命时期赫赫有名的粤军将领。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莫雄就与我中共地下党有良好的统战关系。

  莫雄在江西德安任专员兼保安司令时,曾参加庐山会议,将蒋介石所制定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冒极大风险送给潜伏在司令部的中共特科党员项与年,由项与年送党中央。这被定义为“一份关系到红军命运的情报”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在中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的直接领导下,朱小仲潜入莫雄部队,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地下工作。

  当朱小仲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让他最难忘的是生死与共的战友黄桐华。黄桐华是梅县人,原是农工党(外界称第三党)的成员,在莫雄部队担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1941年由朱小仲和林名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成为了一位很有能力的革命家。黄桐华充分利自己特殊的身份,为保障统战工作的顺利安全推进,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小仲这种“听风者”的地下党生涯,充满传奇。

  1942年,经黄桐华向莫雄提议,朱小仲担任莫雄的情报参谋,掌握电报密码。

  在明知道朱小仲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莫雄依然将一些报头用明码标明“莫雄亲译”的电报交由朱小仲处理,可以看出,莫雄对于共产党是十分信任的。

  1945年夏,国民党战区余汉谋向莫雄发电报,命令“挺二”去攻打在英德活动的共产党东江纵队西北支队。这份电报便经由朱小仲之手,随后告知黄松坚,由黄松坚亲自策划,黄桐华带队演了一场假打西北支队的戏,放冷枪,搞军事巡逻。不仅完成了余汉谋给莫雄下达的任务,而且双方没有损耗一兵一卒。

  朱小仲不但是“听风者”,还冒着生命的危险率队深入伪军中去,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1943年朱小仲和一些地下党员一起到清远搜集铁路沿线的日伪情报。

  当时清远石角区有个“维持会”石角伪军联防大队长钟罗,抗战初期参加了中共,1939年被捕入狱。钟罗被莫雄保释出狱后就与党组织断绝了组织关系。1944年春清远石角区沦陷后钟罗当了石角伪军联防大队长。“北特”经过周密的分析研究后认为,钟罗虽然是石角伪军联防大队长,但长期未发现他有出卖同志的罪行,有争取利用的可能。

  在黄桐华征得了莫雄的同意后,由朱小仲率领一个精悍的小组,持莫雄亲笔手书前往敌占区石角,密见钟罗,主要的交谈内容,是有关敌伪目前的动态,最后要他及时提供敌伪的情报。此后,送来数份内容非同平常的敌伪情报。

  1945年5月,“挺二第五中队”是经改造后,由我党掌握的部队,“第九中队”是由我地下党组建起来的部队。这两个中队一起攻打驻扎在清远县城的日军,成功地消灭了清远城首尾两个日军碉堡,击毙日伪军10多人,缴获物资一批。这次胜利是莫雄部队自建立以来打击日寇最辉煌的一战,国民党的报纸也对此加以宣传。6月间,这两个中队合并为西北区同盟军大队。以后,编入东江纵队西北支队。

  朱小仲潜伏在莫雄部队近五年,收集了大量的信息,团结各方面力量,为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广东地区抗战局势推进发挥了作用。

  办报纸建学校为抗日

  为了能更好地推进粤北统战工作,当时,地下党员通过办报纸和筹办学校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朱小仲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为了提高莫雄的威信,想了个办法,办报纸。原来没有报纸的,跟莫雄提意见,由莫雄出面办报纸,报纸经常登莫雄的讲话,莫雄这个人啊,虽然文化不高,还笑称自己是“脚绑大学”毕业的,但很聪明,很会讲话,很有口才,报纸经常登他的讲话。”

  《精进报》(“精进”是“挺二”的代号)和《扫荡简报》都是共产党员办的报纸,在刊登莫雄讲话的同时,积极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七战区政治部派《扫荡简报》组来“挺二”,其组长系我地下党员陈长源同志,《精进报》配合《扫荡简报》宣传我党当前的抗日方针政策和任务,也刊登一些莫雄在孙中山总理纪念周上具有进步意义的讲话。在宣传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和坚持抗战等宣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为了加强党的统战宣传教育工作,1942年由“北江特委”创建了“英东中学”。这不仅是新式教育的试验田,更是宣传抗战的前沿。学校筹办时,推举当地有威望的的教育界进步人士陈日斋为董事长,聘请有名望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杨先槎为校长,安排一些开明士绅为董事。

  1944年朱小仲曾在英东中学任教过。

  那时粤北的战局相对缓和,经北江特委指示,朱小仲调往英东中学,并在那里讲授国文和历史。因为这段经历,他看到了在白色恐怖之下的这所学校独特的“英东式”的教学方法,也看到了战友们如何在课堂上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更看到了爱国师生们走出校园,在农村,在街头巷尾,为中国的明天奔走呐喊。

  陈枫、邓文礼两位教师是从延安“抗大”回来的,学校把“抗大”的教育方针,教学方法结合当地国民党统治地区的中学的实际,采取了既不是“延安式”的也不是“西安式”的,而是“英东式”的教学内容、方法。利用合法的形式——国民党教育部门规定的课程、教材,加入革命的内容。公民课讲授如何做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国文课加入进步作家的作品、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故事;历史课讲授社会发展史;地理课讲授国际反法西斯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介绍解放区的情况;音乐课则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学校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组织阅读进步书刊,举办形势讲座,出墙报,开展时事评述,组织师生到街头,到农村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不少学生不仅向别人宣传,而且亲自参加实践,去参加东江纵队北江支队。

  青少年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英东的师生到部队后表现都很好。例如巫英在淮海战役后被评为一等战斗模范,还有陈势雄等四位同志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在1940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间,朱小仲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第一次发生于1940年,朱小仲坐车回梅县老家,山路崎岖,一路颠簸,车突然从一座桥上掉下来。当车祸发生时,根本来不及反应,接着失去了意识。慢慢清醒过来发现受了轻伤,而车子已经撞得变了形,周围的人身上多多少少都有挂彩。

  第二次发生在1945年7月底,这时朱小仲刚刚脱离莫雄部队不久,他时任广东西北区同盟军大队政委,随同东江纵队西北支队,从清(远)英(德)边境北上,迎接王震、王首道的部队,准备建立岭南根据地(由于日本投降,“两王”部队在南下途中奉党中央命令北返)。

  当部队到达英德北部时,由于前方情况不明,支队领导人决定派人到前方了解情况。朱小仲提出前方约二十公里处,有一位曾在“挺二”工作过的党员,表示自己可以去找他,于是朱小仲从大队长何俊才那里拿了一个“挺二”谍报员的胸章,带了一个通讯员一起前往。

  途经英德的太和墟遇到国民党独九旅的便衣队和乡公所来检查,问朱小仲来的路上见到红军没有?朱小仲当然说没有,但不知为何,乡公所硬是说朱小仲他们有“嫌疑”,把他们带回乡公所审问。好在审问很简单,没有把两个人分开来询问,如果分开来问很可能会出事,最起码会对不上口(出发前,我们二人只约好这两三天的统一口径)。

  朱小仲说,但后来事情又出乎所料,本来他们想用赖梅修父亲(士绅、地主)写的信来证明朱小仲的身份,乡公所送信人带回的信说赖梅修出远门去了,朱小仲是莫雄的参谋,与赖梅修相熟。

  赖梅修写信时是用的是朱小仲的真实姓名,与胸章上的名字对不上号。乡公所便问为什么名字对不上?朱小仲跟他们半开玩笑,又半带认真说:“如果你懂得做情报工作,你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无言以对。

  赖梅修父亲的来信很要害的是有这么一句话:“释放与否,悉听尊便。”表明对我的身份和行为有所怀疑。

  第二天一大早,朱小仲向乡公所的人告别,他们不放行,说是便衣队和乡公所共同带你进来。现在放你走也要便衣队同意。

  朱小仲心想便衣队的人很鬼,看到赖梅修父亲的来信,极可能会把他们留下继续查问,其结果不堪设想。所以坚持要走,说如果不相信,可派人跟他们一齐去赖家,最后乡公所只得同意放走。

  朱小仲从乡公所出来回归部队并不顺利,部队因敌情关系,原定在北江以西北上改为渡过北江北上,东找西寻,有如捉迷藏。幸好有地下党的帮助,最后落脚仁化县长江镇的交通站,由交通站送到南雄县境内的东江纵队税收站。

  由于朱小仲没有部队的任何证件,费了不少口舌,税站的同志就是不答应带朱小仲回部队。

  此时此刻,充分显示了朱小仲同志的聪明才智,他问税站的同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税站同志茫然,他又继续说:“如果我是好人,你们应该带我回去;如果我是坏人你们更应该抓我回去,你们说是不是?”税站只得同意带朱小仲回到东江纵队粤北指挥部。

  这个意外成功化解,既有运气的成份,但更多的是朱小仲的冷静自持,睿智机敏,让他转危为安,虎口脱险。

  第三次,是1949年8月,在海丰县的罗斜打了一场较大规模的战斗,三个主力团在边纵司令兼政委尹林平的指挥下并肩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战斗取得了胜利。时任主力三团政治主任的朱小仲随同团长一起到前线去,他站在山头上,敌人的机关枪扫射过来,打中他的右小腿,另一位同志卧在朱小仲旁边却被打中了头部负了重伤。

  经历了生死考验,朱小仲对生死看得豁达。

  他在80岁生日那天写下遗嘱,遗嘱引用了瞿秋白同志一段话:“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与世长辞为真快乐。”这表明朱老的生死观。经家人同意,朱小仲逝世后将把遗体捐赠给中山医科大学。

  在这段岁月中有惊险的斗争,更有深厚的革命情,朱小仲抱着学习和缅怀的态度写下了不少有关这一时期的回忆文章。他撰写的刘黑仔、黄松坚、黄桐华、莫雄、尹林平、周伯明、何通、罗汝澄、何俊才等等这些人物事迹传奇而又生动。

  桑榆更美亦有为

  朱小仲在解放之前做地下党员,上过战场,解放后又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贡献光与热。

  新中国成立后,朱小仲先后在广东、海南和北京等地任职。

  1957年11月朱小仲从北京交通部调回广东,任广东省委宣传部教育处处长等职。

  1983年朱小仲66岁,超龄6年在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的岗位上离休。他奉行的是“离而不休”,为此获得省委组织部颁发的“老有所为”奖。离休后担任较重要的职务有:1984年,担任广东省整党办公室广州巡视组组长,广东省委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办公室工作组组长,先后进驻汕头、梅州、韶关市(地)委以及省测绘局;广东省老区建设促进会秘书长、常务副理事长,创办了《源流》杂志,担任杂志社社长,一直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奉献自己的力量。

  当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的朱小仲现在已经是耄耋老人,面庞上常带着宽厚的笑容,回忆自己在那个风起云涌时代经历流露出自豪的微笑;谈起自己的感受,他称是酸甜苦辣五味俱全。

  朱小仲充满感情地说:“黄埔军校虽然只是我人生经历的短短的一个时期,但是在那里,我接触到了进步的思想,明确了自己未来的方向。离开军校后,我在粤北参加抗战,投身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与同志们出生入死、并肩作战,这是我革命生涯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是我永不磨灭的记忆”。

  (本文资料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清韵流音队。)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21-08-06 15: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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