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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澳门“中立”背后的暗战
2017-11-08 16:05:39  来源:大众文摘杂志社  点击:  复制链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葡萄牙政府预感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葡萄牙外长费尔南多·阿乌古斯托·布朗克,于1932年 3月5日在瑞士日内瓦国际联盟总部发表声明,表示“葡萄牙是中日两国世代的朋友”,在中日冲突事件中葡萄牙保持“中立”立场,以此取得中立国的法律地位。由此,澳门作为葡萄牙海外管治地区,也成为不受交战国任何一方侵犯的“中立区”。

  救亡宣传有声有色

  抗战期间,澳葡当局维持“中立”地位,但广大澳门同胞在祖国遭受外敌入侵的危亡之际,充满对日寇的极大愤慨,表现出炽热的爱国情感。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11月,当地一些商人就发起成立了澳门筹赈兵灾慈善会,召集各行各业的商家向内地抗日将士捐款捐物。“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携手合作,澳门民众纷纷组织各种爱国社团,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救亡活动。由于澳葡当局标榜“中立”,却要维持与日方的良好关系,不准爱国社团公开打出“抗敌”“抗日”“救国”之类的旗号,不少社团都以救灾、慈善等名义成立。其中有些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有些则由国民党参与创设,都对宣传抗日和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8月12日成立的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以下简称救灾会),是当地爱国报纸《朝阳日报》《大众报》等发起组织的。从1937年初起,《朝阳日报》《大众报》等经常报道各地抗日救亡消息,刊载宣传抗日的文艺作品,成为读者了解抗日动态的主要媒体。

  在当时的澳门,每逢“三八”“五九”“七七”“八一三”“双十”等纪念日,爱国团体都会举行大型宣传活动,鼓舞民众的抗日斗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念。救亡宣传活动形式多样,较多以义卖、义唱、义舞、义映及粤剧、游艺会、话剧、女伶演唱等形式进行,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爱国热潮。

  襄助难民不遗余力

  因为是“中立区”,澳门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地区部分民众躲避战火的首选之地。1937年底,当日军入侵中山县三灶岛时,当地一些居民纷纷逃至澳门。1938年入夏后,随着日寇的加紧侵略,广州及附近地区最终“沦陷”,大批难民涌入澳门。一时间,小城需要应付和安置的难民多达25万人。广州政府还将澳门列为学校疏散区,自内地迁入的中学、中专达30余所,流寓澳门的教育界人士又与当地天主教会创办了不少新学校,收容内地来澳青年入学。

  面对大量流离失所的难民,澳门各界伸出援手,千方百计于以安置和照拂。澳门同善堂依靠社会各界的捐赠,持续不断地向难民施粥、施药、施棺。镜湖医院的病人比过去多了好几倍,病床不足,人满为患,幸得有殷商发起捐赠病床活动,又有澳门妇女会卖花筹款,才可以应付大量的诊疗需求。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日军猛烈攻击下,香港18天后失守,一大批滞留的文化名人和民主人士危在旦夕。中共中央南方局发出指示,粤港澳党组织展开全力营救,将大部分人安排乘船先抵澳门,由在镜湖医院工作的地下党员柯麟负责,再转往斗门、台山等非敌占区,从陆路回到桂林等后方地区。

  “中立”背后的谍影暗战

  四周弥漫着战争的硝烟,澳门这座“孤岛”自然也不平静,不可能独善其身。澳葡当局为了恪守“中立”的立场,既要应付来自占领邻近地区和香港的日本势力,又要维系与内地国民政府以及中共武装部队的关系,使澳门好似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那样的“间谍之都”,各方人马折冲樽俎,明争暗斗。

  对于这个“中立区”,日方和其他政治势力也会加以利用。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战时服务团团长”的姜豪,在上海“沦陷”后通过时任伪维新政府教育部督学的朱泰耀等刺探日伪情报,但于1939年5月事泄被捕,后获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小野寺信机关保释。其时,日本特务影佐祯昭正在主持“汪兆铭工作”,希图将汪精卫扶植为傀儡,而小野寺信希望抢在影佐之前打通重庆路线。朱泰耀建议姜豪利用这个机会,代表重庆与小野寺接触,试探其“和平”的诚意。姜豪遂到“陪都”重庆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报告,获得“军统”头目戴笠指派赴港与日本人接触。

  姜豪到港后,先与日本驻香港武官铃木卓尔中佐会谈,随后他熟识的日本特务吉田东佑到港,但恐受到港英当局监视,当天即乘船转到澳门继续会谈。涉及的内容,包括日方提出要求日华和平的障碍蒋介石下野、两国经济合作以日方为主开发中国的资源、和平后聘请日本顾问以及共同反共,等等。吉田东佑为安全起见,还花大钱请澳门警方保护他。这场非正式谈判,在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少将的回忆录中也有记载,被称为“姜豪工作”。这桩旧事说明:当年的澳门,无形中提供了两个交战国派员私下接触、相互摸底的平台。

  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的国民党组织力量较大,澳门支部下辖多个分部,人员众多,在抗战开始后组织和支持救亡团体的宣传活动不遗余力,成绩显著。太平洋战争开始不久香港“沦陷”,使得澳门的地位更加突出,日方也加紧了针对抗日力量的残酷打击。身份暴露的国民党组织负责人行动稍有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老资格的国民党员梁彦明,既参与澳门支部的领导,又担任了多个救亡团体的职务,遭日伪势力的忌恨,于1942年底的一天,在街头被日本特务枪杀。国民党澳门支部另一负责人林卓夫,曾任中山县长,抗战爆发后移居澳门,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发表揭露日军暴行的演讲,也在1943年2月1日演讲当晚回家途中,遇刺身亡。日本特务的魔爪所到之处,“中立区”照样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距离澳门不远,在中山的五桂山区活跃着一支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那里的抗日根据地较为巩固。澳葡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有与之建立合作关系的愿望。抗日义勇大队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的敌后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抗日义勇大队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交谈。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澳葡政府。澳葡政府则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政府警察厅代表、秘书慕拉士达成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资,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备;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门设立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还送少数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同样根据协议,游击队员还先后捉拿了在澳门打单勒索、搜集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并移交澳葡政府收押。

  表面“中立”的澳门,其实并不平静,演绎着与别处不同的抗战历程。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8 16:0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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