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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的抗战之一:投笔从戎 抗日救亡
2017-07-08 15:18:54  来源:永城历史网 作者:刘岩 孟秀玲  点击:  复制链接

  【人物简介】

  刘宝亮(1920.10-2007.11),河南永城陈集乡刘楼村人。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6月底参加抗日学生队任小队长,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任新四军游击

  支队第3团3营8连指导员、涡北自卫团1大队教导员、新四军4师骑兵团3大队指导员、宿东游击支队指导员、淮北军区四分区情报总站站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豫皖苏军区三分区县大队副政委、供给处政委,河南军区商丘分区组织科长。解放后,任河南军区政治部干部科科长、干部处处长,总参情报部办公室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防化兵学院副政委等职。1960年上校军衔,先后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等。2001年3月出版了诗集《夕窗吟草》,2007年11月2日在北京病逝。

投笔从戎 抗日救亡

——记父亲刘宝亮的永城抗战

作者 刘岩 改编 孟秀玲

  投笔从戎

  我的父亲出生于河南省永城市陈集镇刘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喜爱诗词歌赋,曾幻想当一名诗人。但从十几岁起,他受到哥哥刘宝瑞(早期的中共党员)的影响,开始接触共产党,接触革命。经常听哥哥和他的朋友张宗孔(1931年任中共永城县委书记)、王卓然(早期共产党员)等人讲革命道理,为在他家里密谈的共产党员们站岗放哨,也曾利用年龄小不容易被怀疑的优势为他们送信。

  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刚刚初中毕业,得知日寇的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到处烧杀抢掠,肆意残害我黎民百姓,他心潮澎湃,义愤填膺,恨不得立刻冲到抗日前线,痛击日本侵略者。但因当时永城县远离抗日主战场,县政权又被国民党县党部以及腐朽的旧保长、乡绅把持,父亲请缨无门,只得先去小学校教书,等待时机。

  刚入腊月的一天,父亲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一个学生跑进来说:“先生,有人找你。”原来是要好的同学蒯德润。蒯德润气喘吁吁的说:“我刚才从宿县回来,太原失守,上海危急,红军改编后已经开赴抗日前线,平型关一仗打得漂亮极了,咱们怎么办,得赶快商量。”虽然蒯德润说的有些语无伦次,但父亲早已兴奋不已:“好极了,好极了!这几天看不到报纸,什么消息也没有,快急死我了。晚上到你那去,咱们谈个通宵。”

  这一夜,两个年轻人谈的慷慨激昂、热血沸腾,他们一致认为作为时代青年,就应该肩负起时代的责任、历史的使命,一定要做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要为解救民族危难尽一份力、发一点光。当前的任务就是抗日救亡,决不能让四万万同胞遭倭寇铁蹄践踏。最后,两人商定去延安投奔共产党或去华北参加八路军。父亲先去打听北上的路线,再去教育局预支两个月的薪水作为路费。

  第二天,父亲刚到县城,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以前和家兄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王自力。父亲向他说明了自己想投笔从戎,参加抗战的决心和请缨无门的苦恼。王自力说:“抗日不一定非要去延安,在咱本地也可以。”王自力告诉父亲:“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是个抗日派,他推荐的永城县新任县长鲁雨亭,思想进步,很支持我们开展抗日工作。五战区组织了抗日救亡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咱们县也成立了分会,正缺人手,你要是想参加抗日工作就赶紧过来吧!”父亲当机立断辞去教师工作,参加了动委会的工作。从此,父亲毅然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救亡的道路。

  接管区乡政权

  1937年11月底,中共永城县工委成立,由刘屏江、盛瑞堂、王更生、陈觉民、王卓然等组成。在他们的帮助下,县里成立了抗日救亡动委会(隶属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工委的同志大都参加了动委会,并成为领导骨干。

  1938年初,抗日救亡青年训练班开学了,父亲和蒯德润等人考入第二期。因为这一期100多人多为学生,故又称“学生队”。训练班实行军事化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训练,以求造就抗日骨干。父亲在训练班里学到了很多革命的知识和技能,为他以后的抗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形势急变,虽然第五战区在台儿庄一带打了胜仗,但日军在南北两线不断增兵,战况日趋紧张。动委会决定学生队提前结束训练,下乡发动群众。在鲁县长的支持下,组织了5个工作团,分赴5个区开展工作。父亲被分配在第4工作团到第4区工作,他和李清(父亲的同学)等5个同志分在一个组,负责一个村的工作。起初,工作很不顺利,老百姓一听说抗日,以为又是国民党旧县委用来征收苛捐杂税的借口,征收了不抗日。经工作组耐心讲解,百姓们才如梦初醒。工作团下乡10多天,农村出现了勃勃生机的抗日景象,村头巷尾到处飘着抗日歌声,连小学生都挥舞着树枝高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但国民党县党部却如临大敌,土豪劣绅更是如坐针毡。他们串联起来,向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报告,造谣说:“共产党搞赤化运动。”“共产党抗日是假,共产是真,很快就要分田分地、共产共妻……”霎时间风云骤变,黑云压城,国民党河南省党部电令永城县鲁雨亭县长:“限你们尅日解散学生队,学生复课,教员复教。”学生们聚集起来,义愤填膺:“为什么不许我们抗日?为什么不许发动群众?蒋介石都联合共产党了,他们还敢反共!”“同学们,我们上徐州,找李宗仁请愿去!”。动委会的王更生说:“对,同学们,我们请愿去。”于是,大家纷纷捐钱做路费,鲁雨亭县长捐出了他的薪金100元。

  第二天一早,100多青年学生高举“青年抗日请愿团”的大旗,浩浩荡荡地向徐州进发。李宗仁派总动委会的刘秘书长接见学生们,他说李司令长官支持学生们抗日,要求学生们继续做好抗日工作,不要去管河南省党部的解散命令,并答应给河南省党部写信(因当时河南省归第一战区,只有豫东属第五战区)。

  有了李宗仁的支持,学生队工作起来便没有了后顾之忧。回县以后,根据第五战区动委会给鲁县长信中的指示“凡不抗日贪污腐化者一律撤职”,决定全部撤换成信任的区、乡长,由工作团团长代行区长职务,联保主任和书记从学生队中选派。父亲和李清分到一个乡,父亲任乡联保主任,李清任书记。他们动员了一些青年学生帮着宣传,抄写张贴抗日标语,按照县里发来的表格布置登记户口、枪支,组织联庄会,成立了乡抗日自卫队,巩固了学生队的领导地位。

  正当父亲他们的工作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一天,忽然接到区里的一份“十万火急”的通知,内容是:顷接县政府001号急电,蚌埠之敌西犯,已攻陷蒙城、涡阳,有犯我县之势,着你乡速率50-60人火速到李口堵御。接到通知后父亲他们决定立即分头到各保各村召集自己的队员,要保长负责动员富户家里的枪支子弹,连夜到乡公所集合。到了第二天上午,人是集合齐了,但枪太少,公、私、好、坏加在一起也就41支。就在父亲安排对枪支进行清点分配的时候,忽然有人来报:“日军已经到县城附近了,城里逃难的人已到北庄了。”父亲赶紧来到北庄,问了逃难的人,说日军已到县东十八里了。鲁雨亭县长让能跑的老百姓尽量快跑,他要“守土抗战”。这时,听到东北方向有炮声,定是日军在围攻县城。父亲决定自卫队立即集合,去县城支援县政府抗击日寇!父亲和李清带头,一口气跑了10多里路,但从逃难的人口中得知,县城已被鬼子攻破。

  枪林弹雨中锻炼成长

  1939年,新年伊始,彭雪枫司令员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永城,人民群众如大旱逢甘雨,学生队更似游子见亲人,个个欣喜若狂。父亲他们热情欢迎新四军,并采取送情报、当向导等多种办法,大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在各地学生队的密切配合下,游击支队很快肃清了游杂武装和一些敌伪政权,为永城及周边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9年4月,为了统一学生队的组织领导和指挥,游击支队决定成立永城抗日救亡学生大队。大队下辖3个中队、一个特务中队和一个宣传队。父亲被派到特务中队(即警卫中队)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过了“八一”,学生大队编入新四军游击支队第3团,父亲被任命为3营8连指导员(不久,8连编入1营,改为3连)。

  父亲到主力部队后第一次参加战斗基本上是学习。1939年12月2日,3团从70里外奔袭济阳集驻扎的伪“和平救国军”一个支队。夜行军,人不言马不嘶,兵器、装具也不许有碰击声。接敌时,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悄悄展开。8连担任警戒任务,只见1、2营的两支突击队隐避接敌,第一支有人带领着,从围墙薄弱处轻轻扒开一个缺口,匍匐进去,又从壕沟无水处越过,待敌人发觉,一阵手榴弹即把敌人击溃了,并占领了一段城墙。第二支突击队从另一处撕开围墙,城墙上的敌人见状逃跑,我方速搭人梯冲进圩子,并向纵深发展。很快,1、2营部队也全部攻入,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街巷里顿时枪如爆豆,火光冲天。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共毙敌150余人俘虏16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170余支。父亲通过这次战斗确实学到了主力部队良好的战斗作风。

  1940年春节过后,8连在永城县北单独活动,打击敌伪。一天,队伍驻在洪路口,得到群众报告说鬼子和伪军又出来抢粮了,大约有200多人。其中有十几个鬼子,还是前几天来过的,叫什么“宣抚班”(当时日军有一种讨伐队,美其名曰“宣抚班”)。这时,向南望去,敌人已成散兵线向这边进攻了,显然敌人也发现了我方。

  来到正好,部队立即进入阵地(父亲他们已学会进驻到一个地方后立即抢修防御工事)。工事是借助一个干坑修起来的,连长陈体恕带两个排布置在正面,有两挺轻机枪。父亲带一个排在村东头警戒。待敌人进至百米内连长才命令开火,当即打倒了几个,其中有一个鬼子。敌人慌忙卧倒射击,接着匍匐前进。伪军训练太差,动作不合要求,姿势太高,比较容易打。小鬼子好像嫌匍匐前进太慢,不耐烦了,想站起来进攻,结果又被打倒了两个,也只好乖乖的卧下了。这时,父亲觉得东边没有情况,就果断的带着一排投入战斗,从敌人的侧面插了过来。敌人猝不及防,以为我们又来了生力军、预备队,于是仓皇后撤。先是伪军向后猛跑,我们机步枪一齐追击,又打倒了几个,然后是小鬼子有掩护的交替后撤。但在交叉火力的打击下,很快敌人就像放了羊一样快速逃跑。好在有小鬼子的掩护,伪军才把几个伤兵抢了回去。我指战员们追了二、三里,因仅有的一点子弹快打光了(每人仅十几发子弹),也就只能适可而止了。战后了解,这一仗共毙敌10余人,其中有3个日本鬼子,我方只轻伤一人。

  这虽然是个小胜仗,但对8连来说却是初战告捷,对同志们鼓舞很大。因为这以前也打过几仗,但都是随大部队,这次却是担任主攻。

  1940年春夏之交,国民党顽固派正积极策划第二次反共高潮,豫东的顽固派祁炎勋(国民党夏邑县县长)、蒋心亮(国民党商丘自卫团长)等,在国民党骑二军何柱国部的支持下,疯狂的向我们挑衅进攻,大肆杀害我地方干部,袭击我区、乡政府,残害民众。我忍无可忍,进行了自卫还击。这时,8连已经改编为3连,父亲仍为指导员,连长仍为陈体恕,周发言为支部书记。这天,部队经过一天的行军作战,比较劳累了,晚饭后,3连的同志们就在打麦场边席地而卧。虽然还是春寒料峭,大家却睡的十分香,很快便鼾声四起了。午夜12点左右,营部通知:连长去受领任务,部队立即集合,准备战斗。父亲他们马上把大家叫起来,整装待命。不久连长回来把部队带到麦地里,小声传达道:“祁炎勋的部队大都集中在附近的唐双庙圩子里,我们连的任务是:打开突破口,给后续部队开辟道路。”接着,部队就向东北方向行进,很快就看到了敌人圩墙炮楼里的灯光了。是夜,月明如昼,敌人很快发现了我方的行动,便开始射击。部队马上进入距敌圩100多米远的一条路沟,作为冲锋出发地。副营长对连长交代了几句话,连长很快就带着突击班(4班)冲了上去,全连也跟着冲了上去。连长的动作是那么快,就连4班都跟不上他。这时敌人的轻重机枪、步枪从炮楼里和圩墙上同时喷出罪恶的火舌,交叉火网打得几十米的开阔地尘土飞扬。陈体恕连长冒着枪林弹雨迅速穿过空旷的打麦场,就在接近外壕时却不幸中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他的弟弟陈体礼就牺牲在他的身边,他的侄子也负了伤。敌人的手榴弹隔着圩沟也打了过来,进攻的道路被完全封锁。我方在轻机枪的掩护下再次组织冲锋,但敌人有城墙工事遮挡,我方的轻武器难以奏效,而我方却暴露在明亮的月光下极易被杀伤。我父亲也因为一颗子弹打在腰部而差点负伤,幸亏他腰间束了一条宽皮带,子弹打断了皮带后跳了起来,才幸免于难;支部书记周发言的枪膛都打炸了,成了喷火枪……

  将近黎明时,上级为了减少伤亡,下令停止进攻,暂时撤出战斗。这次战斗,父亲失去了一位好同学、好战友,全连都陷入沉痛之中。陈体恕是抗日学生队的骨干和创建者之一,是大家心目中的好党员、好干部,他的名字和事迹,永远记在永城人民特别是永北人民心中。

  游击战中化险为夷

  1941年1月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涡河以南的国民党顽军纠合我边区周围的土顽、叛军,大举向我们进攻。部队正在进行准备工作,父亲接到了一个命令:任命他为涡北自卫团1大队教导员,16团(3团已改称八路军4纵队6旅16团)的张永远团长专门找父亲谈话,介绍一些情况并提出希望。主要是:涡北自卫团是在涡阳县北部新建的地方武装,现在还未建设好,属涡北县,涡河以南有几个县的地方未被日军占领,驻有国民党部队10余万人。他们正在积极筹谋向我边区进犯,涡北一带首当其冲,那里也是我16团的防区,希望我父亲到任后和他们多联系,更好地配合对敌斗争。

  父亲到任后得知自卫团1大队现刚建立起一个中队,将近百人,大都是贫农子弟,连排干部多系地方同志,党员10余人。大队长是县委书记赵文甫兼任。部队现驻吴桥寺镇,距离涡河10余里路。这时,涡河南的国民党部队已剑拔弩张,到处寻衅滋事了。父亲的老同学蒯德润在13团做民运工作时,就惨遭涡阳县顽军杀害。

  1大队也积极进行反顽斗争的准备。枪是有了,只是苦于弹药太少,除机枪外平均每人不足10发子弹,手榴弹一共只有十几枚。上级给的任务是灵活保卫吴桥寺镇。就当时部队的数量和质量而言,坚守像吴桥寺镇这样的大圩寨是根本不可能的。

  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涡河南岸的顽军很可能近期向我们进攻。因之对各班的任务要求、集合地点等都作了预案,白天枪不离身,晚上和衣而睡。

  腊月廿六的深夜,游动哨报告有情况,部队立即各就各位。父亲随即带着通讯员张凤林到东门巡视。东门是4班的任务,4班是地方干部张凤仙带的,人比较齐整。父亲见门南边好像有一个敌人被4班抓住,又挣脱越墙跑了,父亲不禁喊了一声:“怎么搞的,让他跑掉啦!”边说边往巷子里走。正走着,忽然有人拉父亲的衣服,好像对他有所怀疑,由于天黑看不清,他便随口说了一句:“干什么?”那人就放了手。向前又走了两步,又有人站起来扯他的胳膊,并要夺他的手枪。父亲这时真的生气了,呵斥道:“干什么!不认识我吗?”那人又乖乖地蹲下了。父亲忽然感到不太对劲,仔细一看,啊!黑压压的一巷子全是敌兵。张凤仙带的4班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刚才跳墙跑的大概是我们的民兵。敌人不是一个单位的,也弄不清面前这个拿手枪、穿大衣的高个子是哪边的官。父亲机警地慢慢向外走,刚到巷子口,看到通讯员张凤林正在和敌人夺枪,他也认敌为己了。父亲当即抓住他的皮带,一用劲,连人带枪拉了过来,将错就错地说:“张凤林,跟我到前面看看有没有共军!”说完,拉着张凤林大步向西走去。约莫走了二、三十米,往南边一跨步,趁着商店门前的阴影疾跑起来。这时,敌人的枪也响了起来,但他俩几个跳跃,已经跳到十字街口,向左拐去了。

  张凤林这时才明白刚才抓他的枪的不是自己人。他们到了南门,带上5班,顺着圩墙去了西门的集合点。这时东边的敌人向西打枪,边打边缓慢前进,西边圩墙外警戒的敌人向东打枪。父亲他们躲在中间的巷子里看热闹。敌人对打了一阵,好像发现西边的枪是他们自己人打的,就高喊:“自己人,不要误会,别打啦!”其实西边的敌人还在圩墙外没有过来。这时父亲让任队副答话说:“自己人?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答道:“河南部队(敌临时代号)。”任队副继续喊道:“我们也是河南部队的。”对方问:“共军呢?”“这里没有共军。”任队副的回答很镇定。听说没有共军,敌人便一窝蜂地拥了上来。待敌人靠近,父亲大喊一声“打!”机、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乱作一团。因兵力、火力太单薄,父亲他们在杀伤了一些敌人之后,就按预定方案撤出了战斗。

  天亮后,敌人撤退了,我方仍然驻守吴桥寺镇。凭着指战员们的机智和勇敢,成功地粉碎了敌人这次共800余人的联合进犯。

  春节过后,日军为配合其豫南战役,分几路向我边区扫荡,同时打击涡河以南之国民党军。国民党主力和地方武装望风而逃,涡阳、太和等县城相继沦陷。日军继续推进,父亲所在的1大队随同16团去收复失地。先到涡阳县城,大队在原国民党的县政府住了一夜,睡地毯、沙发大家都很新鲜。第二天部队继续向南进发,在张村铺附近活动时与日军遭遇。那天早上,父亲正在16团团部开会,忽报有日军汽车冲来,接着便响起了枪声。这时团部和1大队均受到冲击,撤退较乱,父亲便赶紧跑去收拢部队。根据他的判断,日军似是过路,敌人并未下车。事后得知,这股日军是扫荡回来路过此地。父亲为收拢部队走得急了些,根本无暇他顾,只听指导员任侠在后面喊道:“教导员卧倒…”父亲刚欲止步,只听“噗”的一声,他下意识地向前猛跃,回头看时,一枚没有爆响的迫击炮弹落在身后的田垅上,激起一股尘土。父亲又往前冲了几步,那炮弹仍未爆炸,于是干脆停下来回去看个究竟。这时任侠也赶到了,他看着一大半没进土中的炮弹连声说:“好险啊,好险!”

  事后闲聊,谈及此事,有同志说:“教导员命大,几天里两次化险为夷!”父亲则风趣地说:“第一次是敌人误会了,第二次是炮弹‘误会’了!”

  涡北自卫团从来没有正式建立起来过,1大队也从未发展成为真正的大队,原有100余人,经过战斗减员现只剩几十人了。2大队、3大队刚成立就补入了主力。在日伪顽军的联合夹击下,1941年5月初,新四军4师主力部队相继转移至津浦铁路东的洪泽湖一带,只留下33团在这一带坚持打游击。至6月初,父亲所在的涡北自卫团编入33团,转移至路东。父亲暂时离开了家乡永城,1943年调宿东游击队战斗直至抗战胜利。

  经过8年艰苦抗战的磨练和无数次残酷战斗的洗礼,父亲已从一个懵懂的热血青年,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一个沉着冷静、有勇有谋的新四军基层指挥员。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安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句歌词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在怀念先辈的同时,更要传承先辈的遗志,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富国强军,让强大的中华民族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做出贡献。

  【作者简介】

  刘岩,1958年6月出生,1976年入伍。退伍后,先后在国营768厂、公安部京安器材公司、中国消防协会总公司、北京威特瑞科贸有限公司工作。

  孟秀玲,教授(大校军衔),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四师分会。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7-08 15: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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