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之经过（节录）
2017-03-28 11:29:37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作者：梅汝璈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大屠杀无疑地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暴行中最突出的一件，它的残酷程度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或许仅次于纳粹德军在奥斯威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但是奥斯威辛的大屠杀和南京的大屠杀在性质上和方法上都是不尽相同的。奥斯威辛的屠杀是根据纳粹的种族仇视政策和希特勒政府的直接命令有计划、有系统的屠杀，并且屠杀是用一种方法（毒气）进行的；而南京大屠杀则系在长官的放任纵容下由日军不分青红皂白，随心所欲地胡干乱干的。其次，在奥斯威辛那个遗臭万年的“杀人工厂”里，它是把所有的屠杀对象分批地送入毒气室用烈性毒气在几分或几秒钟内杀死的；而南京大屠杀则除了集体屠杀之外，大都是由日军个别地或成群地随时实行的，在屠杀之前大都先加以侮辱、虐待、抢劫、殴打、玩弄或奸淫。德军的屠杀大都是单纯的屠杀；而日军的屠杀则是同强奸、抢劫、放火及其他暴行互相结合的，其屠杀的方法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狂虐残暴的程度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这种屠杀的高潮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昼夜不停地持续了六个星期之久（见远东国际法庭判处书）。

谷寿夫所率领的第六师团是最早攻陷南京城的日本部队，它是由中华门进城的。直到12月21日开拔去攻打芜湖为止，这个师团一直驻扎在中华门一带（包括雨花台在内）。这一时期是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最高峰（那时除匿庇于所谓“国际安全区”者外，日军几乎见到中国男子便杀；见到中国女子便奸，奸后再杀；见到房屋店铺便烧；见到金钱财物便抢），而中华门一带又是杀人最多，暴行最烈的地区所在。因此，谷寿夫对南京大屠杀是负有严重责任的，他是“死有余辜”的。

同谷寿夫第六师团合攻南京城的还有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第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共四个师团。这四个师团在占领初期都驻扎南京，它们的军官士兵都曾野兽般似地参加了无法无天的暴行。至于中岛、牛岛和末松三人的下落如何，是在战争后期战死了？日本投降后自杀了？抑或被其他盟国引渡去判处了？我不清楚（他们都不是列名“甲级战犯”，因而没有一个是在远东国际法庭受审的）。

统率这四个师团攻占南京城的是恶名昭彰的松井石根大将。他是当时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也是攻打南京的最高统帅。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他无疑地负有直接的最高的责任。

松井石根，由于他的地位之高和罪责之大，是被列名于日本“甲级战犯”的一个。他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受审的二十八名日本首要战犯之一。这二十八名战犯都是法西斯日本的元凶巨魁，其中四人（东条、广田、平沼、小矶）曾任日本首相，其余的亦多曾任陆相、海相、外相，或重要战区的最高指挥官。这些战犯大都是属于大臣、大将一级，长期骑在日本人民头上的人物。他们对于日本侵略国策的制定和侵略战争的罪行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远东国际法庭经过两年半漫漫长夜的审讯（开庭共八百十八次，审讯记录达四万八千多页），在1948年11月4日上午开始举行宣判庭。那个长达一千二百十八页，打破世界纪录的判决书便宣读了八天之久。宣布各被告的个别刑罚是在11月12日下午（最后一庭）举行的。对松井石根，远东国际法庭判处的是绞死刑。

由于南京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暴行中非常突出的事件，而被告松井石根对此事件又负有最高的直接责任，因此远东国际法庭对于这事件的审理是特别严肃认真的。据我的记忆所及，我们花了差不多三个星期的工夫专事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人数在十名以上）的口头证言，及检察和被告律师双方的对质辩难，接受了一百件以上的书面证词和有关文件，并且鞫讯了松井石根本人。

由法庭的审讯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确实是“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比起德军在奥斯威辛单纯用毒气的屠杀，日军的杀人方法是残酷绝伦、多种多样的，……光怪陆离，无奇不有。

现在就将我所能记忆的，对我印象最深，永世难忘的一些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作一番最简单的挂一漏万的回忆和叙述。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说：“1937年12月13日早晨，当日军进入市内时，完全没有遭遇到抵抗。”“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南京市像被捕获的饵食似的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像是由有组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点也未开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在大街小巷都遍地躺着被杀害者的尸体。”“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个人一动就被枪杀。”“由于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在日方占领南京的最初两三天的工夫，至少有一万二千的非战斗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杀害了。”

法庭的语言是慎重的，估计是保守的。以上这些认定都是根据法庭认为确凿可靠的证言而写入判决书的。然而，仅仅从以上几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日军是怎样地穷凶极恶、无法无天，以及我数十万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南京无辜同胞其命运是何等地黑暗悲惨！判决书上的这寥寥数语不啻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写真图”。

日军除了个别地或小规模地对我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我同胞，特别是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是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同胞，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而这些次的屠杀又是以最残酷，最卑鄙的方法实施的。例如，在12月15日（即占领的第三天），我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三千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均饮弹殒命，其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又如，在同月16日（即占领第四天），麇集于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五千多人，亦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使随波逐流，借图灭迹。这五千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其中梁廷芳且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令人毛骨悚然的证言犹历历如绘地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日军在南京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只怕要数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那次屠杀是在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六天）夜间举行的。当时日军将我从南京城内逃出而被拘囚于幕府山的男女老幼共五万七千四百十八人，除少数已被日军饿死或打死者外，全部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其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遭乱刀砍戮，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也是为了灭迹。其中有一位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负伤逃了出来，得庆更生。此人亦曾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他那使人惊心动魄的证言同样在我记忆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日军对我六万五千多无辜同胞的三次集体大屠杀中，仅仅这三个人得幸免于死。他们的证言得到法庭的重视和很高的作证评价。

以上几次集体屠杀虽然死者的尸体被投诸江中或焚为乌有，日军自以为无罪迹可寻，但是在大量证据面前，这些暴行已经是铁案如山，不容抵赖的了。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还发现了好几处“万人坑”，“千人冢”，其在灵谷寺旁的一处且有敌伪时期南京督办高冠五为无主孤魂三千余所立的一块碑文。这些坑冢无疑地是日军集体屠杀的罪证，可能是他们使用另一种方法（活埋）实行的有力证据。由法医们后来对从这些坑冢里挖掘的数千具尸骸的检验和鉴定报告中，可以推定：集体活埋确也是日军使用过的集体屠杀方法之一，而且使用过不止一次。

由上所述，可见日军对我南京同胞的集体屠杀是极端残酷野蛮的，而其方法又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对我南京居民的任意的、个别的或小规模的杀害同样地是用极端残酷野蛮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实行的。花样之多，死事之惨，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除了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任意枪杀之外，日军对我无辜同胞还用尽了其他种种更绝灭人性的杀人方法，例如：砍头、劈脑、切腹、挖心、水溺、火烧、割生殖器、砍去四肢、刺穿阴户或肛门等等；举凡一个杀人狂患者所能想象得出的最残酷的杀人方法，他们几乎都施用了。而且在南京沦陷后持续六个星期之久的时间里，每天都要对我无辜同胞施用成千上万次，这确实是骇人听闻、史乏前例的残暴记录。

但是最残暴、最令人发指的还是日军为取乐而举行的“杀人比赛”。在这里，我只指出一桩“杀人比赛”中最突出的事例。这件事是在资格最老、声誉卓著的英文《日本广宣报》（Japan Adyertizer）上登载并大事宣传过的。

事情是这样的：在南京被日军占领以后，有两个日军军官，在全城杀人如麻的空气中，忽然别出心裁地决定要进行一次“杀人比赛”的游戏，看谁用最短的时间能杀死最多的中国人。杀的方法是用刀劈，就像劈柴火或我国南方儿童“劈甘蔗”游戏一样。同意了比赛条件之后，这两个野兽般的军官便各自提着极其锋利的钢刀，分头走向大街小巷，遇到中国人不论男女老幼便是当头一刀，使成两半。

在他们每个砍杀的人数都到达了一百的时候，他们便相约登上紫金山的高峰，面朝东方，举行了对日本天皇的“遥拜礼”和“报告式”，并为他们的“宝刀”庆功、祝捷。

在这以后，其中一名又添杀了五个中国人，另一名却添杀了六个。于是，后者便以接连杀了一百零六个中国人而被宣布为这场“杀人比赛游戏”的“胜利者”。

这种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经《日本广宣报》披露之后，日本政府、日本大本营和日军司令长官非但不加谴责、制裁，反而认为它是“耀扬国威”“膺征支那”的“光荣”举动。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经屹然站起来了，而且本着“与人为善’，的精神实现了同日本人民“中日邦交”正常化，但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这样一些累累血债，我们怎能不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永志勿忘呢?

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除了任意屠杀我国同胞之外，便是随时随地强奸我国妇女，其次数之多，情状之惨，也是打破世界记录的。因此，在喧腾一时的世界舆论中，有的人称它为“南京屠杀事件”，有的却称它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实，对于日军说来，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兽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她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说：“强奸事情很多。不管是被害人或者是为了保护她的亲属，只要稍微有一点抗拒，经常便遭到杀害。……在这类强奸中，还有许多变态的和淫虐狂的事例，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还将她们的躯体加以斩断。”

法庭接受了无数的关于这类强奸及奸后杀戮的证据。例如，幼女丁小姑娘，经兽军十三名轮奸后，因不胜狂虐，厉声呼救，当被割去小腹致死。市民姚加隆携眷避难于斩龙桥，其妻经兽军奸杀后，八岁幼儿及三岁幼女都在旁哀泣，均被兽军用枪尖挑其肛门投入火中，活活烧死。年近古稀的老妇谢善真在东岳庙中被兽军奸后用刀刺杀，并以竹竿插穿其阴户，以资取乐。民妇陶汤氏在遭兽军轮奸后，又被剖腹断肢，逐块投入火中焚烧。这类不胜枚举的残酷无匹的奸杀暴行，在南京被占领后差不多两个月的时光内（迟至1938年2月初旬，情况才开始好转），每天几乎都要发生几百件，乃至于上千件。

因此，远东国际法庭的认定是：“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二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

法庭的这个认定和数字估计完全是根据曾经向法庭提出过的那些确凿证据而慎重作出的，绝对没有夸大的可能。其实，当时的实际情况还要比这坏得多。

有人说：日军笃信佛教，敬佛畏神，只要藏匿在佛庙或庵观，便能逃避灾祸。但是事实证明了这完全是无稽之谈。非但南京庙庵遭日军火焚者比比皆是，即和尚尼姑被杀、被奸，以及奸后被杀者亦为数甚多。他们命运的悲惨并不比一般市民稍胜一筹。例如，著名的和尚隆敬、隆慧，尼姑真行、灯高、灯元等都是在日军进城的第一天在庙庵中被杀掉的。此外，日军还常以杀辱僧人取乐，其方法是：兽军于强奸或轮奸少女后，遇有过路的或能抓到的僧人，必令其续与行奸，有敢抗拒者，便被处宫刑（割去生殖器）致死。

由此可见，所谓日军“敬佛畏神”之说纯系虚构，佛庙庵观实无丝毫安全之可言。

非但佛庙庵观毫无安全之可言，即避难于国际难民收容委员会所设置之所谓“国际安全区”的我国同胞亦不能逃脱敌人之魔爪。“安全区”事实上并不“安全”。

记得远东国际法庭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时，曾传唤过几位当时实际负责安全区工作人员出庭作证。就我所能记忆的，他们在宣誓后作了如下的证言，并提出了许多文件档案去支持这些证言。证言的要点如下：

在南京沦陷初期，日军曾一再闯入国际安全区，对该区所收容的难民普遍地进行了“甄别”和“鉴定”。凡是他们认为有抗日嫌疑的、当过兵的，以及适合兵役年龄的我青壮年男同胞（极大多数是工人、学生、店员）都被逮捕，成批的捆绑去供集体屠杀，尸体被投江中，或予以火焚，或活埋于“万人坑”、“千人冢”内。

在“安全区”存在的整个期内（约两个月，至1938年2月初始办理结束），日军当局曾多次搜索该区难民，并迫令提供大量少女去“慰安所”（即妓院）“服务”，以供他们蹂躏及发泄性欲之用。

由此可见，所谓国际安全区，其所能保护者亦仅是一般老弱妇孺而已。就是这种人所得到的保护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日军经常单独地或三三两两于夜深人静时越围而入，或则不择老幼，摸索强奸；或则盗窃财物，囊满则去。

“安全区”既无铜墙铁壁，又无武装警卫，在那里服务的国际人士对日军这些暴行亦只有低声下气，苦口婆心地去进行规劝排解或讨价还价，以期减少牺牲而已。

在这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位出庭作证的老年西洋牧师，他也是安全区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说：在某一夜间，一个日兽兵竟光顾他的住宅达三次之多，目的之一是想强奸匿避在他家中的小女学生，其次便是想窃盗一点财物。每次经他高声嚷斥之后，这个兽兵便抱头鼠窜而逃，但是每次都要偷点值钱的东西走。为了满足他的贪财欲望，最后一次，这位老牧师索性故意让他在衣服口袋里扒去他仅有的六十元纸币。在得到了这份意外之财以后，这个兽兵便怀着满意和感激的心情，一溜烟似地从后门逃走了。

由此可见，号称纪律严明，天下无匹的“大日本皇军”，非但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所不为，而且竟堕落到做小偷、扒手的地步！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讯南京大屠杀事件约二十天的过程中，空气一直是严肃、沉重的，惟有在老牧师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法官同人和旁听席中的大量群众（每庭旁听的日本人都在一千以上）都不禁失笑，而被告席上的那些大战犯们（特别是松井石根）却面有难色，啼笑皆非。

所谓“国际安全区”，甚至国际人士自己的住宅，其情况尚且如此，至于整个南京城内其他大街小巷，中国人的生命财产被野蛮糟塌，破坏到什么地步，便更可想而知了。

远东国际法庭在审理南京大屠杀事件时还接受了一个极端重要的作证文件。它是纳粹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打给德国外交部的一个秘密电报。这个电报是德国投降后盟军搜查德国外交部机密档案库时所发现的。法官同人都非常重视这个电报，给了它很高的作证评价，因为它是来自法西斯阵营内部；是日本同盟的兄弟国家所提供的。电报在概括地描述了日军在南京杀人如麻以及强奸、放火、抢劫的普遍情况之后，其最终结语是：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者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由于这副“野兽机器”在日军长官的纵容下高速度地和全火力地开动达六星期之久的结果，我南京同胞被残杀的数目无疑地是惊人巨大的！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个数目究竟是多大，则缺乏精确的统计，而各方的说法亦不甚一致。

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书上写道：“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十五万五千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精确地说来，由红十字会掩埋的是四万三千零七十一人，由崇善堂收埋的是十一万二千二百六十六人，这些数字是由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根据各该团体当时的记录和档案向远东法庭郑重提出的）。

远东国际法庭这个估计无疑地义是慎重的，保守的。但是，注意到日军灭迹伎俩的狡黠和多样化，法庭判决书中遂有郑重声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死的人们计算在内。”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仅就我们前面所举的尸体被消灭了的三个事例，便是六万五千余人之多（计汉中门外枪毙的被俘军警三千余人，尸体被焚；中山码头射杀的难民五千余人，尸体被投入江中；下关草鞋峡被密集扫射杀死的平民五万七千四百余人，尸体亦被焚化）。其他无迹可寻，或发现稍迟，来不及向法庭提出证据的，亦必不在少数。说这一类被害者必在十万以上，是非常保守的，中国方面常说被灭迹的牺牲者达十九万人，也决非故意夸大（在对谷寿夫案的判决书中便有这样的认定）。

此外，还须注意的是：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二十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是不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的。

把以上所举的种种因素考虑在内，我们可以很肯定地估计：在日军占领时期，我南京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必定是在三十万至四十万之间，即三十五万左右。这个估计决非主观臆测，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虽然谁也没有过也不可能有绝对精确的计算。同时，可以说，我们的这个估计同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是丝毫没有矛盾或抵触的。

（转自《南京保卫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07—320页）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3-28 11: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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