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口90岁抗战老兵寻昔日战友 郑安国你在哪里？
2016-04-27 09:52:02 来源：刘金明 点击： 复制链接
刘奇元
郑洞国为我父亲的老军长，郑洞国有一个侄子叫郑安国，是我父亲的长官，我父亲曾做为贴身警卫和下级军官长年追随郑安国，一起经历抗日和后来的内战，两人亲如兄弟，那种情是用生命历经战火的考验出来的，我听父亲讲故事，只要念到郑安国的名字，双目泛泪，那种想念和亲情念人心酸，只是人海茫茫，几十年言讯隔断，老人只能把目光投向深遂的天空而声声叹息，以前由于历史的原因，一切的一切想法只能藏在心里，但现在政府顺民意，倡新风，这些杀倭寇立战功的老兵得到了社会的尊重，老人多次旧事重提，不知各位热心的志愿者，能否联络上郑安国（原第八军荣誉|师2团3营营长）本人或他的亲属，以了老人多年夙愿，谢谢。（原第八军荣誉一师二团三营刘继吉，后为团部警卫排长，退役时名刘继缘，现身份证为刘奇元）的儿子刘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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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资料：刘奇元，1926年生，洞口县水东刘樟村人。1938年底入伍，从军半载，1940年初第二次入伍，隶属远征军第8军荣1师第2团直属防毒连，1944年滇缅会战爆发时，隶属第8军荣1师第2团第3营，参加过淮海战役，1949年在广西随部投诚起义后复员回家。
刘奇元接受采访
“打小日本，机枪、步枪、手枪、冲锋枪，我都用过，拼过刺刀摸过哨，我都干过。我记得很多事，有好多好多的事，我也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我有好多好多次，差一毫米就死了。”
刘奇元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他的故事，比电影都还精彩，从1938年走到1949年，一路枪林弹雨，刘奇元参加过第8军荣1师几乎所有的战斗。其所在的部队有几次伤亡高达百分之八九十，部队也换了好几茬人，而刘奇元一直都在，他算得上是荣1师的“种子”。
附：兵王刘奇元的传奇一生
巍巍松山，这是兵王刘奇元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入伍梦魇
我第一次当兵是12岁（公元1938年底），那个时候五丁抽二，我家有六弟兄，我是老幺，我大哥有了老婆和崽，我老子死了，我又不读书，我就替我大哥当了壮丁。部队驻扎在桃源，我当了6个月的兵后，有一个当过木匠的老乡，在特务连当班长，就问我：“小崽子，打仗要死人的，你怕不怕？”我说“怕”，他就带我开了小差偷偷跑回了屋里，那个时候部队正在准备打长沙第一次会战。
（1939年）7月到家，呆了半年，过了年，又要抓我三哥去当兵，他也有老婆和崽了，买个壮丁的指标要花80块光洋加一公顷两亩地，他正在为这个事发愁，我刚从我姐姐家回来，就对我三哥说：“别花钱了，干脆还是让我去算了。”
就这样分到了第8军荣1师第2团直属防毒连，在张家长（指张家界）训练了一年，刚过完除夕（1941年），正月初一，就调我们过长江（估计在宜昌一带）去打日本，荣1师打仗是出了名的，日本人听到是这个部队，就倒退了四十里路。这个仗就没有打成，但是我却差点死了，坐船过江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爱乱动，掉到江里，水流蛮急，我手乱划，幸亏了班长吕春山，湖南溆浦人，他伸出步枪到水里，把我拉了上去。
日本人退了后，我们部队就调回了常德，接着从株洲坐火车去广西。我本来打算等火车开到白牙（白牙市镇，东安县城）的时候，开小差跳火车回屋里的，白牙离我屋里只有八九十里路，可是我一路打瞌睡，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广西金城江（广西河池金城江区）了。算了算了，我就没跑了。
松山血战
1944年五月初五（此日为1944年6月25日，是荣1师1团和2团参加松山战役的时间，松山战役是由71军在6月4日打响的），我们过完端午，初六就开始攻山了（指松山子高地），我分到第2团第3营一个战防枪（又称反坦克步枪）班当班长，我们第3营归200师调配指挥，营长陈贵廷。
我们上去的时候，松山已经被我们的部队打过好多次了，已经死了几个师的人在那里，200师的师长就鼓励我们：“日本人也死得差不多了，你们是出山虎，祝你们马到成功。”营长就把我们部队分成三个“波浪式”，叫第7连副连长指挥，我们马上就开始攻击。头一道壕沟进去了，日本人没动静，第二道壕沟进去了，日本人也没动静，到第三层壕沟，我们营长看到日本人的工事打枪的口子上都生了草了，以为马到成功没事了，哪知日本人一甩指挥旗，枪就全响了，他们枪要么不响，一响就是（打中）目标，那一仗，我们营上至营长，下至伙户，全营上下580个人，死掉了一半人，指挥的第7连副连长都打断了手。我在战防枪班，是专门打战车的，路都挖烂了的，战车过不来，我们班就留守在营长边上，我看到营长的脸都吓得变了颜色，讲话都在打颤。
仗打到这份上，我们重机枪连的连长邓长生，他拿出手枪来：“哪一个退，就枪毙哪个。”可是我们还是攻击失败了，打死这么多人了，没人了，邓连长就把我们这个班也调上去了，到了阵地上面，我听人说，日本人打的这个炮，叫做梅花炮，周围打几炮，最后一炮，打在中间，打过的地方他们不会再打，有些老兵就告诉我，躲在炮弹炸了的坑里，最不会被炮弹打。日本人开炮，我就靠这个方法保命了。
我们第9连一个姓段的排长，他负伤了，脚也被打断了，我们打了败仗，没有担架过来，他动不了，就下了狠心，他边上有个土坎，土坎下面是个炮坑，他把边上打死了的人的什么机关枪啊冲锋枪啊以及手雷等美国装备，都捡拢来。日本人看我们不动，就反攻，过来了一个加强排，大概有五六十来个人，还都上了三零式刺刀，段排长等他们走近了，机关枪手雷一起开火，被他一个人，三股打掉了两股多，只剩下一二十个人。
之后日本人也就没进攻了，就躲在工事里面，这个工事里面存了有三年的粮草，它是一层钢板加一层杉木，搞了三层，做出来的。外面打炮根本打不烂，打完仗后，当官的去视察，就只有一个碉堡被炸掉了一个角上的一点点土，那些碉堡有多坚固啊。
有一个来自湖南的营长，就想了个主意，讲我们湖南有个挖煤那样的办法，可以挖到松山子高地的底下。于是叫来工兵，挖到山顶的底下，装了八吨美国的高级炸药，把那个山顶全部翻转过来了。占了工事后，来不及，那个晚上没有做工事，结果，当天晚上又被日本人反攻占回去了，我们团长（指周藩），是（副军长）李弥的亲老表，他打电话过去，李弥不接他的电话，梁参谋长接了，他对我们团长说：“松山就是你，你就是松山，明早八点钟前，必须拿下松山（子高地），将功折罪，拿不下，叫你卫兵提着你的脑袋来见。”
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开始发起攻击，惠通桥一百多门炮一起打了过去。这次幸亏了一个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日本人晚上攻下来了后，他们一个班被堵在一个碉堡里出不来了，清早攻击的时候，他们班一挺重机枪，在日本人后面开枪，前面也打，后面也打，日本人就慌张了，又把松山（子高地）攻下来了，然后马上下了命令，派一个工兵连，专门去做工事，李弥亲自到了松山山顶上面来指挥。
尸体就像码劈柴一样，后来埋不赢了，就撬一点点土掩住。松山死的人太多了，尤其是我们第2营的一个连，没救到一个人，他们攻入阵地后，都去搜战利品，到工事里去找吃的去了，没有及时布置岗哨，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伙户去送饭，那天中午打牙祭，炒了肉，没有一个人来吃他的饭，他就嗷嗷地哭：“同志们，你们来吃哦，今天炒了肉，有猪肉，还有牛肉哦。”不吃也浪费了，我就跟他说：“给我吃点。”就走过去盛了一碗肉。
在爆破子高地前，陈营长就负伤下了火线，换了郑安关，他是郑洞国的侄儿子，打完子高地后，部队减员非常严重，郑营长就要副营长给（副）军长李弥打报告，这个副营长走到惠通桥，碰到李弥，李弥就讲：“你赶快回去报告你们营长，我到了宿营地，马上打电话给军长，跟（200师）师长讲，调你们回来。”于是就调我们从松山下来，去打松山山下的24个据点。
1944年初，日缅甸方面军15军令第56师团派出工兵联队，并从中国滇西、缅甸、印度等地强征民夫1670余名（其中印度人80余人，东南亚华侨138人），昼夜施工。为保密，仅允许他们到大垭口为止。工事完成后，为完全保密，1944年2月21日至25日，日军将抓来的民夫以打防疫针为名，全部秘密注射处死，并焚尸掩埋，战后在大垭口曾发现“千人坑”。至1942年底完成第一期施工。后又以防御为主，对松山腹部阵地加固和扩建。至1944年5月，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松山地区的准要塞式堡垒防御阵地体系：在滚龙坡（日军称本道阵地）、大垭口（日军称中间阵地）、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日军称横股阵地）、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有数个子堡拱卫，共有子母堡40多座，堡垒互为侧防。
打这些据点，我参加过无数的战斗，机枪、步枪、手枪我都用过。我还跟日本人拼过几回刺刀，由于部队换了几茬人，我一直没死，在部队的时间都比较长，跟领导都认得了，打扫战场捡到的快慢机和左轮手枪，我跟领导讲好话，他们就允许我留在身上，日本人拼刺刀的时候是要卸了枪栓，不开枪的，怕误伤自己人，但是拼刺刀特别凶猛，我就作弊，不跟他们拼刀，就掏出手枪打，打完一把我换一把，我有好几把。
我不跟他们拼刀，就掏出手枪打，打完一把我换一把，我有好几把。
我还受过两次伤，有一次在一个阵地上，一颗子弹从我的头顶溜了过去，在我头上犁了一条很长的血槽，猪嬲的吓死我了，要是我再高一毫米，那绝对报销了。还有一次，打扫战场，郑营长走在最前面，我走第二个，后面还跟着两个连长，工事里突然莫名其妙跑出个日本人，郑营长就喊：“任何人不准开枪，不准扔手榴弹，要抓活的。”话还刚刚讲完，一个手雷就炸了，也不晓得是日本人还是那两个连长扔的，我突然感到我的右大腿内侧麻了一下，我脱了棉裤一看，一个手指长的口子，弹片还在里面，没有出血，我赶快上了药，休息了几天就好了，我这是轻伤，一直都没有下过火线。
还有一次，我没有受伤，但是也被吓了一次，当时我们第9连攻过去了一个阵地，这个阵地在一口很大的池塘后面，从陆地上经过，必须要经过日本人的阵地，前面三边都被日本鬼子包围了，太靠前了，被军长拿望远镜看到，下命令叫郑营长把这个连调回来，于是打发传令兵去第9连传令，去了6个，在路上就全部被打死了，我年龄小，人非常机灵，也有点胆量，说话也准数，郑营长就把我喊了过去：“刘继吉（刘奇元代兄从军，故在部队里以刘继吉为名），你必须要通过这个封锁，找到第9连连长，把这个第9连带回来。”我一直在这个部队里，这个营长跟我相处也有蛮长的时间，有交情了，我去送信，九死一生，他看着我，都要来眼泪了。我就想着，猪嬲的死了这么多人，要是我真的被打死了就死了算了，有什么哭的。
我当时身上带着把步枪，还带着把快慢机和左轮手枪，我就把步枪和弹带解下来，穿了一个美国的雨衣，再用一个绳子把雨衣捆在身上，就爬了过去，到了一个山坡上，我就想，他们都打死了，我得想个办法，我看着底下有口大塘，两边都被鬼子的轻机关枪封锁了，不着急，当兵前我就会戏水了，我就从山坡上打了一个滚，滚到塘里，到了塘里，就有办法了，我就紧靠着岸游着水走，日本人的机关枪“砰砰砰”响，把水溅起好高，这个塘堤有点高度，日本人的枪打不到我。我沿着岸走了弯路，到对面上了岸，找到了第9连连长。撤回来的时候，第9连死掉了一二十个人，光是连长就死了三个，连长阵亡了，副连长代理，副连长阵亡了，第一排排长代理，第一排排长阵亡了，第二排排长代理。
打这24个据点，我们这个营，只剩下17个人，没人站岗了，搞得我们每晚都要站岗，经常是一个站上半夜另一个站下半夜，站岗的时候，就扯点草，垫在地上，把眼睛眯一下，就算睡觉，下雨的时候，就穿着雨衣靠着土坎眯下眼睛。每次放哨，我都叫接我班的人小心点，不要抬脑壳出去，日本人的枪准得很，有次放哨，我刚刚下岗，枪都还没放下，日本人的枪就响了，那个接我班的哨兵，手偏了一下，露出到掩体外面，手就被打断了。
一路推进，打到了大垭口，我们营里，17个人变成3个人，除了郑营长和我，还有一个姓赵的步兵，不在的人，不是埋了就是住了医院了。我们几乎没有逃兵，不过我记得有个逃兵，是山门洞门口的人，叫尹传保，他是我们营里的一个重机枪预备射手，他负责保管重机关枪上的一个扣枪的部件（可能为重机枪钩部或者击发阻铁部件）丢了，那天晚上我查哨，他在那里哭：“老刘，怎么办？”在火线上掉了重机关枪上的零件是要枪毙的，我就说：“我帮你在这里顶数，打半个钟头，你赶快跑，走掉就好了，没走掉，在火线上被捉到了，你就死吧！”也不晓得他是怎么走掉的，他又跑到新1军那里去了，我怎么晓得他跑到新1军那里去了的呢，是在山东济南打内战的时候，我在一个战壕上碰到了他，我们都非常庆幸：“哎呀你个剁脑壳的还没有被打死啊。”二零零几年，他还到过我家里几次，拿了我在远征军拍的一些照片，现在有好久没来看我了，估计老死了。
腾冲惊魂
打完松山（1944年9月7日凌晨松山战役胜利），我们又去打腾冲（1944年9月14日腾冲战役胜利），耍把戏式的攻了一次，没攻下，就看了热闹不打了。那一次我上不上战场我都不晓得了，不过我去腾冲城里搞过一次侦察。
当时准备扫腾冲的尾，要把腾冲全部拿下了，于是各军选拔侦察员去城里侦察，选了三个人，我们部队选了我。我想个什么办法呢？这时我看到一个老大爷挑着一担牛粪，我就要他带我进城，并假装是他的儿子，别人要是问起，就要他说我是个哑巴，他答应了，我就把我的左轮埋在他的牛粪里面。
就这样我进了城，也不晓得另外的那两个人是这么进的城，到了城里后，我们用暗号联系上了，仔细查了日本人布的防，还有他们重武器和炮的分布。
然后我们就出来，当时日本人正在吃饭，他们的枪都捆在一起，吊在屋檐下面，我们趁着他们吃饭的机会，打死了两个哨兵，冲出了城，这个城离我们阵地大概还有十五公里路，日本人就出来追，我们已经走了几里路了，他们还在追，那真是要命啊，我们三个后生就赌起一口气跑，跑到我们自己部队的时候，我们口里都吐了白沫了。
回到阵地，也没呆几天，郑安关有靠山，上面就不要他打仗了，下了命令，叫他去保山接兵，我们去保山接兵前，还有一次，也把我跑得要死。
我们第二营有个（洞口县）石江的人，叫黄功干，他跟我一起出去当兵的，年龄跟我都比较小，我们玩得蛮好。他在石江双江中学读了一点书，到营部里当了书记官，我就去他那玩，还有几个副官和书记官也在那，我们就赌牌押宝，结果我就输了，有个四川佬就气我：“你个狗日的瓜娃子，你们营长不是有把左轮放在你那里保管么？你敢输吗？”我怕你个卵，我就把营长的枪，押在我们二营一个传令班长那里，抵了30块光洋，结果这30块光洋也输了。我就要回去，几个副官和书记官都劝我莫回去，回去会被营长打死去，我就说：“做人要诚恳，答应营长要回去的，我就不能开小差，被日本人打死都不怕，难道还怕被自己的营长打死。”
我就回去，经过一个大院子，有条沟，我就在那洗脚，还没洗完，抬了一下脑壳，郑营长就站在我的面前，吓了我一跳。他说：“你回来就好，来，跟我走。”他把手一勾，我就跟着他到了他房里，他说：“你今日敢回来，我原谅你，下不为例，如果你敢开小差，哪里抓到你就哪里枪毙你。”于是就带我到团部里的军需处主任那里，借了30块光洋，叫一个班长陪我去，把左轮赎回来，这个班长姓陈，是郑营长他们家乡石门的，营长怕我走了，叫这个班长陪我去，其实是监督我。
结果，我俩换了枪回来，天太黑，走错了路，一摸摸到日本人的阵地上去了，就听到边上有日本人在叽里呱啦讲话，我们马上安静了下来，陈班长说要走，我说“今晚走不成，要是被鬼子发现目标，非死在这里不可。”我们就蹲在那里，天快亮了，我们看清路了，就一个滚子滚到底下，再慢慢爬，这样回到了我们自己的阵地。
回来的时候，队伍正准备去保山接兵，人都上车了，就剩我俩了，等了一下，在前线司机也怕，就急急忙忙催营长快点出发，郑营长扇了这个司机两耳光：“再等！还有两个人没来。”他刚娶了个保山的妹子做老婆，他也蛮心急地想赶回去，他抬起脑壳一直看，就看到我们两个上气不接下气，从马路那边跑了出来。
我们去了保山接兵后，腾冲攻开了，龙陵也攻开了，我们就去畹町和郑营长他叔叔郑洞国的新1军会了师。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4-27 10:0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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