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争外援 休养民力——抗日战争初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方针
2017-06-27 10:32:57  来源：思想记录员的网易博客 作者：贾康 赵云旗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各族儿女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各抗日根据地财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方针政策，随着当时政治、经济和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曾出现了三次重大的转换。其中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1940年)实行的“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对于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经济、保障战争给养、积蓄力量支持持久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实行这个方针的原因

　　(一)抗日根据地经济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处于贫困落后的山区，人民生活十分穷苦。 从1934年到1935年，国民党政府连续对陕甘宁边区发动了三次反革命“围剿”。所到之处，派差拉夫，“十室九空”，田地荒芜。适宜种植棉花和养蚕的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县，在“围剿”中80%的桑树被国民党军队砍作柴烧，致使农民基本上无法养蚕。作为边区主要财源之一的畜牧业。由于遭到内战的摧残，羊减少40—50万只。牛马等大牲畜只剩10余万头，农村副业一落千丈。

　　封建制度的束缚，战争的破坏，自然条件差，经济落后，是每个根据地面临的共同问题。如晋冀鲁豫边区的人民，受封建地主的剥削，向地主交纳地租一般都在50%左右，向地主借高利贷一般月息为3%。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大量破产，“土地离家、农民离乡”的现象不断增加。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货币地租占30.4%，高于全国21.2%的平均水平。实物地租租率一般占产量的50%左右，比其他各省实物地租率的平均水平也要高。再加上其他名目的剥削和各种附加地租，农民宴际受地租的剥削在有些地区高达60—90%，一般农民可得到收获量的20—30%。

　　面对人民穷困、经济凋敝的状况，抗日根据地需要调整财政经济政策，运用有利条件，多渠道筹集资金。

　　(二)争取海内外爱国人士的支持有可能。在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之所以能实行“力争外援。休养民力”的财政方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得到了海内外广大爱国人士和进步人士的大力支持。在陕甘宁边区，1938年11—12月，得到香港汇款50万元法币，孙夫人菲岛汇款6万元法币，重庆转来汇款8万元法币，西安1939年1—2月汇款5909万元法币，其他汇款7万元法币，5个月之间，捐款达到130万元法币。国内一般的富有者(主要是农村的地主和城市的商人)也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日军队捐献钱物。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政府，募捐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商人，每百斤募集的粮食中地主富农占62.5斤，一般群众占37.5斤。除捐粮食外，还有捐钱物的。如山东根据地范明枢先生捐助国币200万元，刘醒吾先生捐汽油机一部。在鄂豫边区，一个锅厂老板一次捐法币13700元。应城膏盐矿商，献出大量银元资助部队。在准南抗日根据地，安徽省爱国人士朱蕴山曾为新四军募集食盐100包，大米700包。捐献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在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外援与捐献极大地缓解了抗日根据地的财政困难，为休养民力创造了条件。

　　(三)国民党政府应拨军费。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国民党政府拨的军费，也是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大收入。陕甘宁边区的红军编入第一战区的战斗序列之后。国民党政府每月发给八路军军饷60万元。十八集团军三个师四万五千人的军饷补给列入第一战区的预算，军饷在西安的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后方勤务部江北统监部领取。在陕甘宁边区，1937年拨款收入为192.76万元法币，1938年为448.02万元法币，1939年为500.04万元法币，1940年为499.71万元法币，在边区财政收入中占较大的比重。

　　二、这一方针的基本内容

　　(一)力争外援。力争外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前就提出的主张。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专门讲到了国际援助问题，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国际援助：不，国际援助对于现代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必要的”。又说：“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国革命力量和国际革命力量被蒋介石隔断了”，“现在这种形势已经改变了，变得对我们有利了。今后这种形势还会继续向有利的方面改变。我们不会再是孤立的了。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由此可知，力争外援方针，是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出的抗日根据地财政的一项重要内容，采取这样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支持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二)体养民力。主要是减轻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经济负担，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保证抗日战争能够坚持下去。这条政策主要体现在废除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苛捐杂税。陕甘宁边区，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取消了过去42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税制，并减轻税率。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开始,废除了过去实行的牲畜附加税、契约附加税、头发税、骡马尾税、斗行牙税、秤行牙税、船税、大车捐、小车捐等30多种苛捐杂税。1938年8月，晋冀鲁豫边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成立后，宣布废除46种苛捐杂税。淮南抗日根据地其取消保甲费、户口捐、牛头捐、营业税、印花税、牲畜税等12种苛捐杂税。

　　(三)开展减租减息，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农民长期受封建地主沉重剥削，减租减息对于改善农民生活。使他们积极参加抗日，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的法令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佃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百分之二十五;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即百分之十);地租一律上缴;严禁庄头剥削;太粮、杂租、小租、送工等额外附加，一律禁止;山门利(即现扣利)、剥皮利、臭虫利、印子钱等高利贷，一律禁止。”本条例中，关于减租问题，即在原租额的基础上从减租减息开始后降低25%，对原双方协定的地租率不进行改变，只对剥削量加以改变。地租不准提高，只能下降，地主仍迫令租佃户将租佃上缴者，除令其退还外，科以租额三分之一以下的罚金。关于减息，其利息是月利者，均按年利计算。“年利率一律不准超过一分”。淮南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是实行二五减租和三七分租，二五减租即按租额减低25%。三七分租是指原为分成租者，一律提种后三七分租(即东三佃七)，民众得到了实际利益，休养民力见到实效。

　　(四)医治创伤。陕甘宁边区为了迅速医治内战创伤，恢复农业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在土地政策方面，从1937年3月以后，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原被没收土地的地主可由政府分给与一般农民一样的土地和房屋。农业政策方面。提出了“农业第一，提高产量。保障供给”的政策。使农民大胆发展生产。愿意进行投资，增加农具和肥料。同时，招集移民，增加农业生产劳动力。开垦荒地。发放农贷，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兴修水利，防治旱涝灾害。实行奖励，规定移民三年不收公粮，因种植棉花而不及种粮受益的，由政府补贴。改良种籽和推广植棉。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恢复民间劳动互助，如劳动互助社、变工队等，1938年参加各种互助社等组织的人数达18万多人，1939年达到24万多人，占全边区人口的20%。除此以外，发动留守兵团、机关学校开展农业生产。

　　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边区工业。从1938年开始，创建以军用为主的公营工厂，先后创建了纺织厂、硝皮厂、石油厂、煤矿、印刷厂、造纸厂、农具厂，以及制灯、制肥皂、制面粉等工厂。同时，组织成立延安工人合作社、中国工合延安事务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由于政府对私营商业实行保护和发展的政策，私商纷纷复业。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边区金融业也开始得到发展，1937年建立陕甘宁边区银行(由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改建)。1938年到1940年，陆续建立基层业务机构，如西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三边分行、绥德分行、陇东分行等。

　　三、实施这个方针的成效

　　(一)藏轻了人民的负担。陕甘宁边区在1941年之前，农民的负担很轻。1937年10月颁布救国公粮条例，规定每人全年收获不足300斤小米者免征，收入300—450斤者征1%;451—750斤者征2%，751—1050斤者征3%，1051—1500斤者征4%，1501斤以上者征5%。边区政府向农民征收的救国公粮数量很少，1937—1940年，边区以130万人计，每人公粮负担平均1升多，最多也不过7升。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经过减租减息，租率比原租额减少了1/3，利息至少降低到原利率60%的程度。据北岳区1941年夏季的调查，边区一般地租相当于总收获量的20—25%。广大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群众确实得到了实惠。据边区农救会1940年6月不完全统计，仅北岳区四个专区16个县，减息达32.1万余元，只二、五2个专区1480余顷土地减租达1.2万余石。至于租额一般都在正产物总收获量的37.5%以下。在减租减息的同时，晋察冀边区还实行了抽地换约运动，战前被高贷者巧取豪夺去的土地部分被农民抽回，到1940年6月抽回的土地达到6.4万亩。

　　鄂豫边区通过减租减息，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大为改善。以安应为例，36个乡共减租谷2万余石，得益佃户1.8万户。根据六个乡的统计，共退押金达1.8万元，退押金业主905户，取回押金的佃户有2207户。据5个乡统计，贫农赶上中农生产生活条件的有496户，中农赶上富农生活条件的有76户。淮南抗日根据地在这时期农民生产和生活有了较大的转变，部分中农上升为富农，中农户数和占地的比例显著上升，如安平乡的中农占人口的30%，占有土地比例由过去的9.7上升到12.6%，部分贫、雇农上升为中农，安乐乡213户贫农，上升为中农者有1/3。这主要是因为佃权有了保证，减少了剥削，减轻了负担，增加了收入。

　　(二)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农业经济方面。一是耕地面积扩大。如陕甘宁边区，1936年耕地面积为843.1万亩，1937年为862.6万亩，1938年为899.4万亩，1939年增加到1007.6万亩，1940年达到了1174.2万亩。仅仅三四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30%。有的地方增加更为迅速，如安定5个区1936年熟地5万垧，1940年增加到8万垧，荒地从1936年的3500垧减少到410垧。由于兴修水利改变了原来“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的状况，水田日益增加。1937年有水田801亩，1938年修了1600亩，1939年为8010亩。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8年和1939年两年，平山、阜平等9个县，垦荒达1.5万亩。1939年第四专区垦荒4.9万多亩。第五专区垦荒8.6万亩。山多地少，劳动力缺乏的平西根据地，经过1939年开荒运动，耕地面积增加到1.7万亩，一年之内增加耕地1.3万亩，占原耕地面积的80%以上。冀西、平西、晋东北29县，1940年统计，共垦荒近20万亩。从1938年到1940年两年多的时间里。仅北岳区的不完全统计，垦荒达27万余亩。除开垦外，1939年开展了大规模修复滩地运动。据北岳区21个县统计，大水冲毁的土地有14.7万亩，修复了13.9万亩。二是水利工程得到了修复。如晋察冀边区，据不完全统计，1939年前平山等13县整理旧渠道123道，可浇地9.2万亩;阜平等11县新开渠24道，可浇地3.1万亩;曲阳等3县凿井1843眼。浇地1.7万亩。两年中，北岳区共计整理旧渠2734道，恢复灌溉面积达29.1万亩;共开新渠1290道，凿井2088眼，新增灌溉面积24.9万亩。三是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陕甘宁边区1937年粮食产量为126万石，1938年为127万石，1939年为137万石，1940年为143万石。四是畜牧与副业得到恢复。陕甘宁边区，1938年有牛10.3万头，驴7.1万头。骡马1468头，骆驼1254头，羊76.1万头。到1940年，牛增加到14.8万头，驴9.4万头，骡马1817头，骆驼2458头，羊165.2万头。晋察冀边区的北岳区平山等四县，从1938年到1940年，牛增加2408头，驴1691头，马293匹。五是林业得到了恢复。1940年，晋察冀边区的平山等20个县植树达465万株，北岳区的阜平、行唐等30个县植树达1386万株，成活率均在75%以上。冀中区种植护堤林达到740万株。

　　——手工业方面。陕甘宁边区1939年恢复和发展的纺织厂6家，年产大布3690匹;私人煤矿20多处，日产煤炭30余万斤。还有私人盐池多处，私营纸厂39户。个体手工业1939年比1937年增加了皮坊10处，染坊3处，木匠铺13处，裁缝铺5处，银匠铺5处，铜匠铺5处。商业方面，以延安为例，1936年私营商店有168家，1937年增加了36家，1938年与1939年各增加了29家。到1940年全市私营商店达到297家。消费合作社到1940年全区已有132个，比1938年增加了25个，全年销货总值达115.6万元。

　　(三)抗日根据地财政状况得到了好转。这一时期抗日根据地的财政收入，由于国内外友人的援助和国民党政府的拨付，加上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初期的财政状况比较平稳。

　　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1939年和1940年财政工作报告，财政每年都略有结余。1938年结余10.35万元，1939年结余8.48万元，1940年结余61.73万元。之所以有结余，并不是财政非常充裕，而主要是节约开支的结果。正如李富春在1939年11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上对财政经济问题讨论的总结》中所说的：“边区财政的目的在于保证边区抗战经费的自给，满足各项工作上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于一方面增加政府的收入，另一方面还不致影响到人民生活的改善。……边区的财政收入是有限的。……边区财政的这种有限收入，自然就不能不使政府的支出束缚在量入为出的原则下，以求得收支的平衡。这样也就使许多应兴应革的事业，不能不受经费上的限制”。但尽管如此。财政上毕竟是平稳的。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局面。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1938年、1939年都实现了粮食收支平衡。1940年粮食年收入3115万斤，粮食支出2365万斤，结余750万斤。鄂豫边区，据1940年五月份统计，当时边区军政费用开支每月约20万元左右，仅税收(指关税)一项即接近此数额。税收对增加财政收入，保证供给，起了很大作用。虽收入不算多，但由于财政支出上始终坚持精打细算，厉行节约，量入为出。有效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到自筹自给，保证了部队和机关干部的供给。

　　还有一些抗日根据地。虽然在财政上还做不到收支平衡，并且经常出现财政赤字，但财政收入在这一时期呈现上升的态势。

作者单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贾康系所长 贾康 赵云旗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7 10: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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