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11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三期

赵诺 ／ 中共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

１９４２ 年春季之后开始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会的方法：“ 过去的经验却证明了一个无可置疑的真
理，就是真正坚强的自我批评需要方法，需要首先充分懂得中央决定和毛泽东同志演说的事
实，需要思想上、精神上的郑重的准备。” 可以看到，高扬等人在对自己往昔的读书习惯渐持批
评态度的同时，又不断强调 理 论 知 识 和 政 治 修 养 之 间 可 以 密 切 支 援， 要 求 读 书 不 能 追 求 “ 博
览” ，而是需要集中阅读“ 有关马克思主义、党的知识” 理论文献丰富自己批评与自我批评“ 武器
库” ，这与传统士人为追求治道、修养心性的阅读形成对照。 只不过，干部们能获取的理论实在

有限，更多只是“ 二十二个文件” 为代表的整风文献、《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及《 解放日报》
等党报党刊上的部分文章。 这些理论文本对于自我批评均持高度赞许态度，强调无产阶级的立
场、观点，要求党员干部反省自身在阶级出身、阶级立场、阶级观点上的不足，学习运用阶级分
析方法、辩证唯物论等原理。 这令高扬等干部们不同程度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差距，并尝试凭此
寻找通向改造现实的心灵路径，增加了这些批评的理论厚度。 有利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 认

的放矢”。 ①
但在大家普遍理论修养有限的条件下，过分突出“ 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方法，容易把提升政
治理论水平局限于“ 技术性” 层面，导致干部们有时只能生硬地抽取文本中的个别词句和术语，
与实际的问题对号入座。 于是，我们看到，晋冀豫一地委的自我批评会在内容上变得更加集中、
抽象，几乎所有问题、毛病都会上升到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层面，呈现一种高度“ 政治化” 的倾向。
这是前节提到的那种向主观思想意识归拢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到，一大批术语出现在“ 批评与
自我批评” 中。 翻检这段时间的会议记录，能看到“ 个人主义” “ 个人英雄主义” “ 小资产阶级自
由主义” “ 主观主义” “ 山头主义” “ 平均主义” “ 教条主义” “ 斗争主义” “ 经验主义” “ 宗派主义”
“ 官僚主义” “ 文牍主义” “ 经济主义” “ 人才主义” “ 禁欲主义” “ 命令主义” “ 浪漫主义” “ 好人主
义” 等十余种触及“ 主义” 高度的毛病。 ② 一时间，似乎干部个体所有的过失、毛病都变成了政治
问题。
必须说明的是，这种上纲上线的自我批评不仅是由外部压力造成的，也一定程度上源于干部自
身的内心诉求。 这对“批评与自我批评” 的未来走向形成重要影响。 高扬曾在自我检讨中追忆参
加革命的初心：“一是追求真理而来的，一开始对自己的私生活是淡漠的，而对真理的追求是强烈
的，入党以前几乎是禁欲主义的刻苦自爱，这是我进步较快的原因。” ③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短短两三
年间，高扬从流亡关内的东北籍青年学生成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中共在敌后一日千里的大发展
曾令他和战友们欢欣鼓舞。 但这一时期，各根据地面对日伪之严酷弹压遇到严峻考验，可以说，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革命进入“ 平台期” 甚或“ 停滞期”。 ④ 这不仅意味着革命形势难有发展，工
作难有成效，而且意味着新的领导岗位也不再像抗战初那样供大于求（ 甚至还在减少），使大量中
层干部在政治上难获升迁。 在这样的内外形势下，一旦缺少革命功业之激励，加之病痛、婚恋等因
素，这些长期脱离家庭、漂泊在外的干部往往容易陷入烦闷、焦虑之中。 晋冀豫一地委的六名干部
高扬、赵武成、侯富山、刘毅、周璧、傅贯一都在自我批评会上以不同方式表达过此时期之沉郁心境
比如高扬：“有时情绪苦闷，□□有不满情绪……最近感到很苦恼”；赵武成：“时时会心情低落”；侯
富山：“好像自己感觉朽木一般了，兴奋不起来了，有些迟钝麻木”；刘毅：“ 过去工作的苦恼，难以缓

① 《自我批评从何着手》，《解放日报》，１９４２ 年 ４ 月 ６ 日，“社论”，第 １ 版。
② 《党委会自我批评记录》（１９４２ 年 ７ 月 ７ 日），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Ａ０２ ／ ０１ ／ ００３ ／ ００４。
③ 高扬：《大时代的小人物，无足称道的一生》，《世纪老人高扬》，第 ６—２４ 页。
④ 参见赵诺《抗战相持期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的进退升降》，《抗日战争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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