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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文如其事则雅俗皆宜
罗志田
《抗日战争研究》要讨论“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承高主编看得起，要我也写一篇。 我的第一
反应是这个题目的确重要，不过敢在公开场合教人写论文的，可不是一般人，至少也要有足够的自
信，觉得自己文字好。 我没有这样的自定位（不是谦逊，实因我的文字本以不顺著称），但这事又不
好拒绝，因为高老师前不久已约过一次（好像是要讨论学术史），而我居然因昏聩而忘记了（ 他并没
忘）。 ① 现在弄得说也难不说也难，怎一个愁字了得！ 幸好第二期已经刊出几篇大作，我不敢“ 接着
说”，却可以“照着说”（借用冯友兰语）。 吴志军先生是从编辑角度说话，与我们作者的立场不同
（他所说的投稿人缺点我多半都有），不宜置喙。 下面就试试照着另外三位老师的高论说一说。
三篇高论中我最佩服王笛老师那篇，特别是第三节，可以说字字珠玑，不能赞一词。 刚看第一
遍的时候还有点兴奋，以为有此“路线图”，我也可以按图索骥，不久文字就变清通了。 后来转念一
想，王老师在进入史学领域之前可是文艺圈中人，学过画画，听说还尝试过文学方面的创作，所以那
文字能力，恐怕非一日之功。 就像沈志华兄在外国作报告，据说不会中文的洋人也乐得前仰后合，
那感染力，又岂是从文字来！ 好在学术表述更多是“学而知之”，而不仅靠“生而知之”，所以我们只
要困而知学，依照王老师所说的勤加练习，前途必然是光明的。
韩东育老师提到了文言，那也是我一开始就想到的。 记得周作人说过，如果有什么不得不说而
又不知怎么说的时候，文言就是最合适的表达工具。 他是想挖苦文言中有些说了与没说差不多的
套路，然而那样一种婉转，也更能让读者“做主”，甚或产生举一反三的解读，与不说还是不一样的。
看到“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这一题目，我的真实感觉就是周作人所描述的状态，故也立刻想到需
要借助文言的写法。 且昔人所谓文章义法，对我们年轻作者或也能有启发。
我想“照着说”的，首先是王笛老师和桑兵老师都提到的诵读。 中文的写作，能上口是起码的
要求，也是必遵的规矩。 以前鲁迅谈写作，说要把可有可无的字都删去。 这话一度相当流行，后来
看到有的老师照本宣科的范本，那真是删得干净，可惜有时忘了上口的要求。 盖对鲁迅那一代人
（以及他们的学生一代）来说，许多人幼承庭训，从小背诵诗古文，文要能上口是不言而喻的。 而在
后来白话文革命影响下，上口诵读的标准与前大异，什么是“可有可无”的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其实白话和文言本是相通的。 如白话也要讲平仄和对仗，不过没有文言那么强调而已。 对今
① 我想说句非常坦白的话，今日在大学教书的，真不敢轻易得罪刊物编辑。 就算自己可以“此处不容留，自有容留处”，谁还
没有几个学生呢！ 也只有那些明说不刊发年轻人论文的刊物，或稍敢不敬。 而《抗日战争研究》恰以多发年轻人论文著称，是不能
不礼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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