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3 - 《抗日战争研究》2020第四期

茅海建 ／ 心中要有读者：经历与体会

不会太多。 我过去说过，最好的作品，大多出自无名小辈，需要编辑的眼力；最好的作者，都会犯大
大小小的错误，需要有编辑的手力。 所谓“眼力” 是发现作品的价值，所谓“ 手力” 是指出作者的缺
点。 此中的最高境界是作者与编辑间的相互欣赏。 写作时想到了读者，投稿前想到了编辑，才是一
条易行之路。 如果能坚持做下去，自然是有回报的。 我投出去的稿子，基本上都被接受了，编辑们
均认可，觉得处理起来比较方便。 我出版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 杂志的情况我不知道，书的
销售量我是知道的。 我有一本书《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很专业，也很厚，印数已
达 １ ５ 万册，其他书的销量更高。 原因大约是尊重读者、文字通畅吧。
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专任的编辑，但不妨当一下兼差的编辑。 我到大学教书后，写出来的
作品，让学生校对，要求他们通读一遍，将读起来不顺口或不太能理解的地方划出来，我再作修改。
这实际上是做编辑的事。 有些学生做多了，文字的感觉出来了，错字、病句减少了。 他们的文章比
较容易发表。
我在“文革”时读了许多书。 当时各中小学、街道里弄的图书室都被“ 红卫兵” 抄了，书在地下
快速流传。 我最初读的大多是小说，也有少量的诗（看不太懂）；后来到了军队，也能看到一些内部

出版的历史、政治、文学类的书籍。 其中有两本书，比较特别。
其一是《形式逻辑》。 具体书名与作者都忘记了，甚至该书怎么得到和怎么读的，现在也想不
起来。 我却由此而知道“ 思维” 是在“ 概念” （ 属加种差） 和“ 推理” （ 三段论） 间运行，“ 归纳” （ 或
然）、“演绎”（必然）是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周延度” 决定了逻辑上的“通” 或“ 不通”。 这对我后来
阅读理解和自我理清思路有些帮助。 上大学时，哲学系开通识课“ 形式逻辑”，我也去选修。 基本
内容大体如此，我便没有认真去听，考试成绩不怎么样。
其二是当时的热门书《李白与杜甫》（郭沫若著）。 这本书仰李抑杜，也让我想想李、杜之间更喜
欢谁。 那时我读的诗很少（现在也不多），“诗仙”“诗圣”的诗，加起来也只有二三十首（大多在《唐诗
一百首》内）。 因为水平低，无法在李、杜间选择，反觉得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更合我意。 “落叶
满阶红不扫”的场面，“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声响，颇能激发我的同感。 浅白者不必去装深刻，艺术的感
受存在于自我的内心。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元白诗笺证稿》，后来上大学时也借不到，买不着。 过了几
十年，直到现在，我的艺术欣赏感还是如此，更愿意接触那些真实、简洁的作品（比如沈从文）。 我以
为，最好的历史学家不在于他会什么，而在于知道自己不会什么。 写作时要写自己会的内容，不要写
自己不会的东西。 “仙”与“圣”的境界一时不能达到，写点未仙未圣的作品也完全不必自卑。
这两本书都是我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读的，当时没有觉得重要，也不觉得有什么好，直到后
来才发现对自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思维中的周延度（ 不要过度跳跃），艺术感的直接性（ 不
必听名家之言），对学习历史的人来说，也是重要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欠了高士华兄的账。 我很赞赏他们将《 抗日战争研究》 办成了年轻
人的园地。 当他以帮助年轻作者的名义，写信说“ 拜托你写写自己的经验”，也感到不便推辞。 以

上所述，本属非常私人的经验感受，不具有共通性，仅供年轻作者参考。
最后，我想说，我心中最推许的文字，是范仲淹写的一首短歌，文简字洁，情真意切，让读者的心

中自然地产生那种清晰的美感与伤感：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严先生祠堂记》）

〔作者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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