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4 - 《抗日战争研究》2021第si期

桑兵 ／ 写得好与写得好看

材料收集到手很多，如果不能恰当解读，等于没有掌握。 解读材料要尽可能比较不同的记载，
疏通前后左右的关联，尽量少在撰写阶段才借助外力，包括其他学科以及域外学界。 不要总是看到
材料中的意思觉得没意思，视而不见，偏要从八竿子打不着的不相关中间找出意思来添加上，那才
是真的没意思了。 所以掌握材料的程度与读书多少成正比，但是不一定与特定具体问题的材料获

得多少成正比。
一味用找材料的办法做研究，不经放眼读书的阶段，每换一题目，都如同白手起家，做来做去，不
过于下过手的几个专题有所认识，对于历史的整体以及各部分的相互关联，依旧茫然。 而历史是彼此
连贯的整体，窄而深的研究，很难避免偏蔽。 所以，专家之学，本来受人诟病。 抗战结束后，王锺翰即
针砭学界的时弊道：“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 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
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 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
①
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 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 此其
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 ② 专家之道日趋狭窄，看
其他的相关研究便无从知道材料的种类分布及主次轻重，谈不上掌握材料的边际以及占比多少，更无
法依据材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系统认识。 若是自身的研究只见皮毛，甚至连当行也不易拿捏得当。
认识历史问题，当然要掌握前人的相关研究并且充分占有相关资料，可是，一般而言，除非亲自下
手，很难在所有方面都能够认识到位，如此一来，自然难以判断是非高下。 掌握了前人的相关研究，占
有了足够的材料，如果做法不当，即使写过专题论文或著作，在相关领域也未必真正懂行。 误以为弄
清楚历史事实简单易行，在事实尚未澄清之前强说认识，甚至牺牲事实将就认识，就难免或牵强附会，
或剿袭陈言，写得再好看也不过似是而非的表面文章，对于所研究的历史问题本身，不可能形成深入
恰当的认识。 用这样的史识作为评审相关研究的凭借，不仅无从判断高下，还有可能颠倒是非。
写得好的前提是看得出好与否，只要能够分辨高下，模仿也可以熟能生巧。 如果看不出好坏，
便无由循序渐进，弄得不好，还会误入歧途，不知不觉中在歪门邪道上勇往直前。 因此，要想写得
好，必须兼备前列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些人担忧坊间的历史认识不正确却很风行，觉得应该努力扭
转。 其实民众从来都是照着《三国演义》来讲三国，不可能普遍阅读《三国志》，作为讲三国的依据。
要他们按照《三国志》讲三国，未免过于沉重。 各自需求不同，不必强求一律，也无伤大雅。 现在的
问题是受互联网自媒体的影响，加上一些主流媒体的行为不无混淆视听之嫌，坊间的人多势众渐有
影响学界之势。 而学界自信不足者为之动摇，不能自守，难免迎合时趋，也以《三国演义》 来讲三

国，这才是真正令人担忧之事。
如果说上述是史学论文写得好的前提基础，那么具体判断文字的好坏高下，也就是好看与否，
就多少有些见仁见智的主观。 关于陈寅恪的史学论著文字表现是否高明的争议，即为一大显例，胡
适、钱穆、钱锺书等人从不同侧面有所非议，钱穆的意见还牵涉论文内容的好坏。 可是程千帆等人
则有理解同情的解释，还有人更进而从“跌宕文史”的视角大加推崇。 与文人的观感不同，不少史
家读其文觉得既契合史实，又韵味隽永，不禁拍案叫绝。 如此差若天渊，令人怀疑聚讼纷纭的各方

多少掺杂借题发挥的私臆。
一般而言，好的史学论文必须能够回到历史现场，依据原有的时空位置探究前后左右的联系。
凡是脱离既定的时空位置及其联系，用后出外在的架构组合起来，再分成若干方面举例证明的，大
体上不会好。 就史学而论，好文字不仅是字面上顺理成章，更重要的是材料与事实相互贯通，透过

① 王锺翰：《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燕京学报》第 ３０ 期，１９４６ 年 ６ 月，第 ３０７—３１０ 页。
②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２５ 册，“现代中国学术论衡”，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５、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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