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2020-04-24 18:22: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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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 〔日〕中土冢明
前言:日本日清战争研究的“奇怪的倾向”我在1968年出版的《日清战争的研究》一书中,对日清战争中日本的出兵意图做了如下论述:日本政府及军部注视着因农民战争而激烈动荡的朝鲜,与其说是对农民叛乱,不如说是对清政府的动静格外关注。如果清政府派兵镇压叛乱的话,那么日本也会立即出兵,凭借多年的准备将清一举压倒,使之成为称霸朝鲜的契机。而且,一旦在朝鲜起事,“对外强硬”派的目光就会立刻转向国外!当时正值日本国内危机异常高涨之时,专制天皇制的当权者们一定早就等着这个机会呢。
日本预谋发动甲午战争的一组史料 吕永和译
编者按:这组史料系出于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的“战争关系资料”。日本学者中?明先生独具慧眼地发现了这组史料的价值,即作为确凿的例证,它揭露出当年日本军阀发动甲午战争的详细预谋。我们请吕永和先生据复印件把这组史料翻译出来发表,是为了驳斥歪曲历史的谬说,也是为了把甲午战争研究推向深入。吕永和先生在翻译过程中,查阅了大量中日文献,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惟因时间久远,文中有些地方字迹潦草,语句艰涩,个别地名无法在地图上查找,这些均增加了翻译难度。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彭敦文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1935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内容上看,“防共”既针对中国国内的共产党和红军,也针对苏联;对持反共立场的国民政府来说,虽然“共同防共”具有一定的诱惑力,但它不能不考虑到因此而导致日本进一步控制华北,产生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从中、日、苏三方关系看,国民政府同意与日本在华北“共同防共”,将意味着恶化中苏关系,影响联俄制日策略的运用和正在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共合作,若拒绝日本这一要求,无疑将加剧中日矛盾,使中日战争的危机更加迫近。
略论共产党与救国会的抗日统战主张 陈伟桐
在1936年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各种政治力量的合力作用下,经历长达9年内战的国共两党正式举行谈判,谋求合作抗日,开始了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其中,中共与救国会的关系,对时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在国内革命惯势下的“抗日反蒋”方针“抗日反蒋”曾是中国共产党使用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口号。至1936年9月1日中共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才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
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 沈海波
对于第二次国共合作,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这次合作没有共同纲领,而且许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1992年,唐培吉和张劲两位先生发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纲领试论》一文,首次提出:“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着共同的政治纲领。”1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但是,学术界并未给予这一观点以应有的关注,近年出版的多种论著大多仍沿袭了旧说。笔者认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问题,有必要进行深一步的研究。
论抗日根据地的军事社会保障 陆玉徐云鹏
军事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根据军事职业特征,对军人及其家属提供确保一定生活水平和一定社会地位的特殊社会保障制度。本文所要阐述的主要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各边区政府和人民群众对抗日军人及其家属实施的各种优抚措施和制度。由于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采取限制甚至敌视态度,因而严格说来,根据地对军队官兵及其家属的优抚制度,并不属于完整意义上的以国家为实施主体的军事社会保障。但这些优抚措施和制度,初步具有了军事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并且在实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仍可将其作为特殊时期的军事社会保障制度加以研究。
论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瓦解敌军工作 周晓东
瓦解敌军工作是共产党军队的传统之一。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军队瓦解敌军工作经历了八年的磨炼,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经验,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完善,连素以“不可战胜”自居的日军也不得不为之胆颤。在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八年全面抗战中,瓦解敌军工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对这个问题作以下探讨。一中共瓦解敌军的策略方针瓦解敌军,在中国古代就受到许多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
伪满留日教育述论 孔凡岭
从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宣布成立,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日伪统治东北整整14年。在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为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在实行军事镇压、政治控制、经济掠夺的同时,竭力推行奴化教育,通过伪满派遣大批青年赴日留学便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笔者拟就伪满留日学生派遣的原因、留日教育的过程、留日学生类别、留学制度及留日教育的特点等问题作以下阐述。一吸引中国青年留学,是日本政府对华的一项既定政策。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 王奇生
七七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愤然返国。此次归国行动与以往不同,弃学归来的学子们没有再返回日本续学。查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在1938—1945年的赴日留学生统计表上,均记载为“零”。1虽然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已经终结。因为,除伪“满洲国”继续派遣留日学生外,关内各个汉奸政权也向日本派遣留学生,并以此作为一项维系日伪“亲善”和“共存共荣”的重要方策。
刘少奇与华中敌后抗战 徐承伦
刘少奇于1939年1月到华中,组建中原局,并担任中原局书记,1942年12月回到延安。在此期间,他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与当地的实际结合起来,纠正了王明右倾错误的影响,迅速打开了华中敌后抗战局面。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华中局,把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贯彻到新四军部队和长江南北的广大地区,使华中敌后抗战得以坚持和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形成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徐波
在由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巨大转变中,中国共产党制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根据近年陆续公开的大量原始档案材料,目前情况已经逐渐明了: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和解、共御外侮的转变中,张闻天乃是领导中共实现转变的核心领导者。按照实事求是原则,笔者拟对张闻天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订、完善过程中的领导作用作一分析。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制订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曾提出“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主张同下层小资产阶级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
四访彭大将军 陆诒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之后,我作为《大公报》记者先随军撤退到临汾,以后又渡河到西安。11月底,我在西安接到范长江从汉口来电,说上海、太原失守以后,人心惶惶不安。他要我设法去陕北一次,报道延安的声音。12月1日,我搭上八路军驻陕办事处租来的商车启程北上,在12月3日傍晚到达延安。得到党报编辑委员会徐冰的大力协助,为我精心安排好访问日程,使我先后访问了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罗瑞卿、成仿吾等人。对于他们纵谈抗战形势,得出的结论,乐观而坚定的态度,我即以电讯告报社。
抗日战争中的李约瑟博士 萨本仁
抗日战争爆发后,现代中国初具规模的科学技术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一些著名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迁往大后方。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迁徙动荡中,大量实验和科研设备被损坏,大批珍贵图书、文献资料散佚,方兴未艾的现代中国科学技术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正是在这个时候,不畏艰险,来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他除在英国筹款资助中国迁往内地科研机构外,还以亲身经历撰写成专论或报告发往国外发表,以期国际科学界能及时了解战时中国科学界的活动情况,并给予国际支援。
我的亲身经历——对张振鹍先生一种观点的补充说明 郭汝瑰口述宋冬游整理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振鹍先生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上的《淞沪会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中有如下一段话:“淞沪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首都的门户,日本帝国主义早已虎视眈眈。中国无意把战争引向淞沪地区自伐肺腑,自损资源,以改变敌进攻方向,而是日本侵略者决意夺占上海。因此,在淞沪地区进行一战势必难免。”(《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卷第152页)这段话显然是批驳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个论点:淞沪会战,中国把日本侵华战争的作战重心由华北引到了华东,使敌作战方向从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的几个问题——答金冶同志 王辅一
关于项英与皖南事变,史学界一直有争论。金冶所写《评〈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论述》(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4期)片面引述材料,可能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因此,笔者仅就金冶的文章谈点看法,并客观地提供一些史料,供读者明晰。第一,关于研究态度。金冶文完全否定《项英传》有关皖南事变的叙述,说指出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前形势分析不当和决策上有失误,就是否定“抗日战争中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的正确性,以及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看法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
“审蒋”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张伟
联系到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前已经制定了“逼蒋抗日”的策略方针,学术界仍有人认为,中共中央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决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在策略上有一个发展过程,即由“审蒋”,到“保蒋安全”,再到“释蒋”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没有矛盾,只是对和平解决方针的完善。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事实上,在“保蒋安全”的策略提出以前,即西安事变爆发的最初6天中,中共中央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还不能真正称得上是和平方针,
也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就教于马仲廉先生 李继华
1995年《抗日战争研究》第3期发表了拙作《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以下简称“拙作”)。1996年,该刊第3期又发表了马仲廉先生的《再谈抗日战争的阶段划分》一文(以下简作“马文”)。马文对拙作既有相当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使笔者深受鼓舞和教益。对马文的不同看法,笔者有的可以理解和接受;有的则难以理解和赞同,特写出来向马先生及其他关心这一问题的专家学者请教。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不能忘记的历史——评孙金科著《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罗焕章
列入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所编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一书,是近年来研究日本人民反战斗争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之一。该书作者孙金科,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较全面系统地记述了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至1945年败降期间,在日本国内、中国解放区、中国国统区等地,日本人民反战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全部过程;客观地评价了反战斗争各方面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
解放区战场研究的新成果——读《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 杨圣清
近几年来,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把研究重点转到两个战场,研究两个战场的论文和专著不断出现。但相比之下,研究正面战场的文章和专著要多一些,而研究解放区战场的文章和专著却少了一些。这种不平衡情况的出现,虽有其历史原因和其他原因,但也是我们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王淇主编的《砥柱中流──抗战中的解放区战场》,令人感到高兴,它是近几年解放区战场研究中一个新成果。
《共产党人》介绍 方明东
《共产党人》月刊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理论刊物。1939年10月20日创刊,1941年8月20日终刊,共出19期。该刊设有论著、专载、支部通讯、乡村通讯、学习通讯等栏目,刊登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党的建设和其他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决定,以及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关于党的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关于党内学习中的各种问题等的论文或通讯等180余篇。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洛甫(张闻天)、王稼祥、朱德、董必武、陈云、李富春、罗迈(李维汉)等都曾为之撰文。
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 程琪璜
黄花塘是盱眙县(原属安徽,今属江苏)东南35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位于津浦铁路东侧,淮河东岸,洪泽湖南端,南京城北90公里,是个战略要地。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此庄。1941年1月,新四军第二师师部也驻这里。1942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撤离苏北阜宁县停翅港,于1943年1月10日,移至黄花塘,二师师部迁至盱眙县境内的大刘郢。新四军军部直至1945年9月19日才北上山东,黄花塘是新四军军部驻各地时间最长的一地,长达两年8个月多。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3-01-02 09: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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