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2期
2020-04-27 22:25:4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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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第三种力量 闻黎明
第三种力量,是指国共两大势力之外由具有中间政治倾向的党派、社团及群体集合而成的一种社会性力量。这种力量具有独立性、政治性、社会性三个特点。独立性主要通过思想意识而表现,即它既不苟同执政的国民党,也不依附与其对抗的共产党,而是带有明显的超意识形态倾向,“中”性色彩十分突出。政治性则主要表现于它以在野地位争取问政参政权力,其一方面积极提出建国主张与实施具体方法,一方面亦尽力正视客观实际,不放弃渐进的点滴改革。
抗战时期新桂系治皖 申晓云
抗战八年中,安徽的抗建工作是由被称为“新桂系”的广西将领李宗仁、廖磊、李品仙领导下进行的,三任主席在各自任间又因抗战情势、任务的变化,在治皖方针、重点、实绩,以及工作作风上各具特色。本文试将安徽战时的整个抗建过程分为李宗仁、廖磊、李品仙三个时期,逐一作出考察,并加以客观评述。一李宗仁时期,从1938年1月南京失陷后保卫徐州时起,到武汉会战时安徽沦为敌后止,可称安徽战时省政改革的新生时期。抗战爆发后不久,为贯彻军政统一,安徽省主席即由国民党内广西派领袖、其时正为指挥徐州会战作准备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兼任。
对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的考察 刘 萍
抗战中期,从生产度荒中发展起来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妇女纺织运动(简称妇纺运动),不仅为根据地顺利度过灾荒起过功不可没的作用,而且把抗战爆发后根据地妇女运动的发展推进到崭新的阶段,在中国妇运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历来研究者对该问题多有忽视,或限于就事论事中,对妇纺运动为何在1943年蓬勃发展以及形成相当规模的原因,妇纺运动在生产度荒、对敌经济斗争以及妇运发展史上的意义,特别是妇纺运动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妇运指导方针转变的联系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初步的考察,以就教于方家。
战时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金以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曾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的灾难,中国的大学教育也备受敌人侵略之摧残。然而,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国的大学教育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战时中国大学教育何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及怎样得到恢复和发展,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一抗战初期,随着战火的蔓延,中国大学教育发达的平、津两市和东南沿海地区先后沦入敌手,众多学校被迫内迁。大学教育出路何在?曾引发了一场有关战时教育方针的争论。
抗战时期教会高校的迁变 余子侠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高教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教会高校亦未因其为“教会”主办的身份而幸免。在战争重创之下,教会高校或远迁内地以图生存,或立足原地力谋发展,为着中华民族教育现代化事业不致中辍,广大师生员工精诚团结、顽强奋斗,使得教会学校在艰难的处境中,进一步向着中国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型和演变。
一自本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教会高校大多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以“私立”的名义在中国社会中稳定下来,并逐步发展。
高校内迁与战时西南科技文化事业 侯德础张勤
抗战时期,濒于战火的几十所国立、省立和私立的高等院校络绎内迁,形成了我国教育史上一次自东向西的院校大转移,成千上万的专家教授、职员工友和莘莘学子,为保存我国高等教育之精华,千里辗转,共赴国难,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教育诗篇。本文仅就抗战时期内迁院校的艰苦办学及其对发展内地科技文化事业的贡献,作一点分析、探讨。一七七事变后,日军长驱直入,陷我大片河山,给本不发达的我国高教事业带来空前浩劫。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1,但“至本年(1938年)8月底止,此108校中受敌人破坏者,共计91校,其中全部受敌人破坏者计10校”。
关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的几个问题 徐国利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是为抗日救亡、复兴民族而进行的一场史无前例、中外罕见的教育大转移。它与中华民族的抗日伟业相始终。但迄今为止,国内对它的研究甚少,除为数寥寥的专著和论文,仅在有关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民国史专著、一些高校校史、某些教育家传略及文教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简略、附带提及。而对于“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这一概念几乎没有作过全面、准确的界定,有的解释为:抗战爆发后至1938年武汉、广州陷落后,中国高校向西南、西北地区的迁移。
从一份伪造的“作战命令”谈起 李惠兰
笔者在读《佟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时发现,两书均引用了一份1937年7月29日午前10时发布于军司令部的二十九军“作战命令”,后面印着宋哲元的名字。但笔者仔细阅读之后和曾见过的一份宋哲元发布的7月16日作战命令内容相比较,认为7月29日的作战命令漏洞百出:1.赵登禹已于7月28日战死,军长怎么还在7月29日仍给他布置军务? 2.笔者查阅七七事变后档案资料未见有国民政府允准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改称第几路军的文件……
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留平事件考——兼与李惠兰先生商榷 肖今
卢沟桥事变后期,第二十九军作战失利后,宋哲元率部撤离北平,而张自忠则奉宋哲元之命,以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北平市市长之名留守北平,以后才撤走。“逼宫说”是指这样一种说法:宋哲元所以撤离北平,是受张自忠的逼迫,而张自忠所以如此做又是出于个人野心以及同日军的默契。笔者以为,“逼宫说”不过是捕风捉影,并无事实根据。宋哲元、张自忠两位将军当时就对事实经过有过明白的说明。张自忠将军殉国后,中共领袖周恩来在追念文章中使用了“忍辱待时”4个字。
日本觊觎、强占我钓鱼列屿的历史考析——再质奥原敏雄教授 吴天颖
从14世纪至19世纪中叶,中国及琉球大量历史文献记载证明,中国人民原始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列屿,并在明代将其纳入中国版图。至于日本方面,1868年明治维新以前,唯一涉及钓鱼列屿的著述,即是日本天明五年(1785年)仙台人林子平所撰《三国通览舆地路程全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1,不仅将钓鱼台、黄尾山(黄尾屿)、赤尾山(赤尾屿)的设色与中国大陆完全保持一致,而且明确地把它们画在中国海域之内,“提及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为中国领土”。
日本是如何掩盖化学战罪行的 高晓燕
近年来,关于处理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遗弃在中国的大量化学武器的问题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1997年开始生效的新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更加明确了日本对这一问题所负的历史责任。如此重大的历史问题在战争结束近半个世纪后才被提出来,原因有许多,其中日本方面在战争中竭力掩盖化学战的罪行是主要的一点。时至今日,大量的历史资料相继被披露出来,对日军化学战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日本违背国际公约,研制、使用、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已逐渐为人们了解,而日本方面仍有一些人在这一问题上遮遮掩掩,不肯正视历史,不愿为自己的罪行承担责任。
陈独秀抗战主张述评 史远香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之一,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及中国革命局势的变化,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往人们对他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这个方面,而对他在30年代以后的抗日主张,研究尚不充分。而这项研究,对于评价陈独秀晚年政治思想以至于他的一生又非常重要。本文试图在这个问题上略陈管见,就教于史学界同仁。一陈独秀早年就有抗日反侵略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日,以托派中央名义先后两次起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托派刊物《火花》、《校内生活》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抗日。
怎样“以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去研究历史”——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 林治波
在1997年召开的七七事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得到了一本由李惠兰教授和明道广博士共同主编的一本书,名叫《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作为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得到一本抗战史的著作,当然高兴。但是拜读之后却大失所望,该书讹误之多令人惊讶,对书中的许多说法笔者也不敢苟同。一关于史实、观点的错误和质疑1.《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以下同书所引,仅标页数)的绪论中说:“60年前,由那时开始了为期八年的艰苦抗战……
战时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收获——读《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 徐万民
1996年出版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以下简称《合作与冲突》),是李嘉谷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精心撰写的著作。该书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为丛书外交系列之一种。广泛搜集与考订档案资料,依据档案资料写成论文与专著,是李嘉谷治学的特点之一。从《合作与冲突》一书可以看出,为了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他研读过《美国外交文件》、《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
石家庄集中营蒙难同胞纪念碑 何天义
抗战时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战俘劳工集中营。仅华北地区就有石家庄、太原、济南、北平、塘沽、青岛、西工、大同等多处集中营。其中石家庄集中营是开设时间最长,关押人员最多,对战俘劳工迫害最参烈,劳工斗争最激烈的集中营之一。石家庄集中营位于石家庄火车站东南方,今平安公园和宇宙王电视机厂一带,占地277亩。该集中营建立于1938年,关闭于1945年,曾使用过战俘收容所、劳工教习所、劳工训练所3个名称,实际上是日军对被俘的抗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策反利用、奴役使用、输送劳工的大本营,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日军民的人间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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