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
2020-04-30 09:50: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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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抗战时期汪精卫与汪伪政权的几个问题之我见 蔡德金
近代史所张所长海鹏先生,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钅禾先生,各位专家、学兄、各位老朋友:首先请允许我向各位表示欢迎致意,欢迎各位光临此次盛会。这是我们两岸学者在大陆首次举行的专题学术会议。这次学术会议能得以如期举行,是《近代中国》和《抗日战争研究》两个编辑部各位同仁不辞劳苦,真诚合作的结果。尤其是陈主任鹏仁先生,薛会长君度先生,郭社长俊钅禾先生慷慨资助的结果。我本应亲临会议向各位叩谢,但近一年来我两度手术,体力不支,不能到会,实在抱歉。
日本与汪精卫 张振鹍
本文研究1937—1945年中日战争中日本与汪精卫(汪兆铭)的关系,着重于从几个条约看这种关系的发展及其意义。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向中国军队挑衅,由此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一个月后战火蔓延到上海,发展成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又开始了所谓和平工作。公开的军事进攻与秘密的和平进攻平行或交错进行,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使蒋介石(蒋中正)国民政府屈从于日本,满足其侵略要求。
简评《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 曾业英
海外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克文先生于1997年2月14日在台北“国史馆”作了一个专题演讲,题为《战争与和平:试论汪政权的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王文”),后由该馆林秋敏小姐整理成文,经其“同意”,刊载于该馆馆刊复刊第22期。王文总计六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言”,说明该文目的“是希望跳出‘汉奸’和‘翻案’的框框,从一个新角度检讨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及其所衍生的汪政权”。第二部分为“汪精卫与‘和平运动’之缘起”,说明汪精卫和平思想的来历及怎样从与蒋共主和平到弃蒋独主和平的过程。
汪精卫与“低调俱乐部” 胡春惠
虽然我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并没有研究,但是能够参加这次包括两岸有关权威学者所组成的学术座谈会,仍然是感到十分高兴的。特别是这一个座谈会能够在此时此地公开举行,它本身就代表着两岸学术风气的一种进步,让以往大家感到禁忌而不愿多谈多思考的课题,变成可以畅所欲言,可以从不同角度交流心得。汪精卫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不仅是由于他在抗日情绪最高潮的时代,脱离了抗日阵营,出任了南京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
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蒋永敬
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打入日伪内部的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略谈何世桢、陈中孚与陆玄南 杨天石
打开《民国人物词典》,有两个人物,一为江苏吴县人陈中孚,1938年任南京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梁鸿志顾问,1941年任汪伪国民政府委员,后又任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为安徽望江人何世桢,1939年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曾被重庆中央宣布开除党籍,明令通缉。按二人职位,理应列入汉奸行列。但是,此二人在抗战胜利后都没有受到惩罚。不仅如此,何世桢还在上海参预接收日伪财产。1948年并被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这就奇了。
战时渝方与汪伪的地下斗争——以吴开先案为例 邵铭煌
两国对仗,有地上交火,也有地下角力,无论地上地下,目的都为了驱敌制胜,战场规模和激战程度或有差异,惟对于战争结果的作用则一。对日抗战时期,御侮拒寇,陆海空大小战役无数,政治过招频频。然而,在正面作战背后,有多少无名英雄屈伏黑暗角落里,默默活动,为捍卫国家前途与稳定陷沦区孤零无助的民心,冒死与顽敌斗争。中国国民党高级党工吴开先奉派潜返上海,重振党务,与日伪周旋,以争取人民支持,就是其中一个具体事例,值得加以探究。
抗战时期伪政权高级官员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汪朝光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近代以来,在列强对中国的各次侵略战争中,都有一些汉奸卖身投靠侵略者,但起初他们一般是以个人面目出现,人数也还不多。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并扶植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到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中国出现了日本有目的扶植的、有组织的汉奸集团。
1937～1945:日伪对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中沦陷区的物资统制 黄美真
物资是战争的物质基础。日本从1937年7月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就面临着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即:战争规模越打越大,兵员投入越来越多,时间越拖越长,而本国资源贫乏,不足以支持这场战争的巨大消耗。“以战养战”,攫取占领地的物资以充军需,并弥补国内物力之不足,就成为日本势所必然采取的政策。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战前的工业生产、港口贸易等均占全国一半左右,物资贮存量也为全国各大城市之冠。其周边苏浙皖三省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交通便捷,工商繁荣,物产丰富,为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统治的中心地区。
日本华中“毒化”和汪伪政权 陈正卿
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占领区实行的“毒化”政策,这一严重罪行当年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就已得到确认。近年来,国内外已有学者对它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这一活动作了研究揭露,并都分别强调了它于贯彻时采取的“以华制华”的手段,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然而作为日本“毒化”政策主要受害地之一的原华中地区,恰又正是它扶植的最大一个伪政权汪伪所在地,却至今未有专文论及。因此,揭露日本在该地区实行“毒化”真相,同时也围绕这一活动对日伪双方作用进行剖析。
汪伪政府粮政述评 刘志英
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都面临着十分紧迫的军需民食问题。粮食问题是关系战争各方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通过减租减息与大生产运动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国民党在国统区则通过实施田赋收归中央、“三征”与“限价”等粮食政策也渡过了难关。然而,投靠日本的汪伪政权,尽管也采取了一系列的粮政措施,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综观汪伪政权在其存在的5年中的所实施的粮食政策与法规,自始至终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实施粮食统制。
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 史桂芳
东亚联盟论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侵略理论。它以王道主义为指导原理,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并用,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1939年10月日本东京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发行《东亚联盟》月刊,由此开始了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据统计,日本“东亚联盟协会会员有10万人,共建立了8个地方事务所、57个支部”。
日本有关汪精卫及汪伪政权之研究状况 许育铭
近现代中日关系自晚清至今,是一条极为坎坷的路途,其过程可以归纳为“相互依存、竞存、敌对”三个侧面混合存在的情形。特别是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及侵略行为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害,双方的“敌对”部分,最为世人所注意。中国对日本的“羡憎交织”情结至今仍是中国对日关系演变中暗藏的潜流。在中国现代史的范围中,抗战时期的历史别具特性,因为抗日战争对中国而言,乃是事关民族存亡与国家再兴之一战。在抗战的过程中,在中国不论是国民政府统治区,或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皆呈现重大的变化。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批判(续) 王希亮
佐藤和男系青山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曾就读于海军兵学院(第75期),后毕业于一桥大学。佐藤的文章题为《东京审判与国际法》,一开头,他就十分感叹地说:眼下日本的学生“对近现代史的知识十分贫乏,而且,其贫乏的知识内容又受到极度的歪曲……不能不认为是个怪现象,连美国或欧洲的学者都很难理解,现代的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就是持续地受这种自虐史观的教育和洗脑”。佐藤认为,造成这种“自虐史观”的原因有三条。
东史郎诉讼案二审判决述评 吴广义
1998年12月22日,东京高等法院继东京地方法院之后,再次判定东史郎败诉。这起东史郎诉讼案,从东京地方法院开庭一审,到这次东京高等法院二审判决,历时5年零8个月,竟然判定在以《阵中日记》为蓝本撰写的《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如实记述当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一起虐杀无辜中国人事件的原日军士兵东史郎“有罪”,强令东史郎向那个杀人凶手、原日军分队长桥本光治“赔偿名誉损失”、“登报谢罪”。
香港西贡烈士碑园 罗存康
香港西贡烈士碑园,座落在香港斩竹湾,是为纪念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于西贡的先烈而建立的。西贡位于香港九龙的东北方,三面环海,山峦起伏,便于进行游击战争。香港沦陷期间,西贡区爱国志士利用当地有利地形奋起抗敌,和新界各区志士一起组成港九独立大队,在东江纵队曾生司令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使西贡成为香港地区著名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港九大队在西贡人民的大力支援和帮助下,营救了大批文化精英安全返回内地,援救很多英美盟军和国际友人脱险,歼灭大量日寇,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综述 张连红萧永宏
1999年1月21日,由南京师范大学“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发起主办的“东史郎诉讼案”研讨会在南京举行,来自史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和新闻界的3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大会提交论文18篇。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别就东史郎诉讼案败诉的原因、实质、前景及各种对策的可行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关于东史郎日记案败诉的原因,来自于法学界的专家普遍认为,东京法院的不公正是东史郎日记案败诉的直接原因。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王星旅认为:日本的审判制度实行的是“四级三审制度”,按照二审案件的审理原则,应当围绕一审案件审理的争议焦点即被告东史郎不服一审判决的理由来进行,而二审法官面对大量的、无可辩驳的证据事实不予采信,武断地“推定认为不存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残虐行为”,判定东史郎败诉,这是十分反常的。
一年来抗日战争研究述评 《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
一年来,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方面的图书,主要出版了以下几种: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陈吉安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冀中抗日根据地斗争史》(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地方生态》(冯崇义、古德曼编)等。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3-01-02 09: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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