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 8 - 《抗日战争研究》2022年第三期

抗日战争研究 2022 年第 3 期

但是，在国民政府高层，很多人对能否达到这个目标是怀疑的。 所以，在 10 月 25 日举行的国
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军方明确提出了停战的必要性。 经讨论，出席者一致认为，停战“利多害

少，所虑懈怠士气一层，可借口敌人撤退至某一线，我方停战为名”。 ① 军事委员会保定行营主任徐
永昌在同日的日记中还写道：“余以为靠俄尚不如怀日之较有利于国也（我病弱安可横忤疯狂，何
如稍假时日以待其敝，盖求己终胜于靠人也）。” 另外，在蒋廷黻于 10 月 26 日再次向苏联外交人
②
民委员李维诺夫（Litvinov）探询苏联对日态度时，李维诺夫回答说：“苏政府之政策早已决定，且为
中国最高当局所深知，前在日内瓦亦与孔副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引者注） 详谈，现无须再

③
声明。 鲍之回国与政策无关。” 至此，自 8 月 21 日中苏缔约起算，时间已过两月有余。 归结而言，
这 60 多天中，苏联政府对来自中方的参战请求，回答虽然婉转，但都是否定性的。 随着《外交方
略》推演局面的落空，国民政府内部对“苏联路径”的怀疑渐深，与之呼应的是对“德国路径”期望的

上升。 受这种氛围影响，蒋介石 10 月的日记中多处交叉出现了对苏不满与“对德运用”的记载。 ④
与此相关，孙科在主张中国应为取信苏联而排斥德意时，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斥责。 ⑤

二、 “反共”执念的复炽与“别寻途径”的尝试

恰在此时，德国出于反苏考虑，开始着手调停中日战争，以避免日本因在华消耗而减轻对苏压
力。 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0 月 29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向国民政府建议举行中日
谈判。 陶德曼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

协议比较困难了。 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 ⑥ 当时苏联在华情报机关很灵敏，故这一动
向立即为其掌握。 以此为契机，进入 11 月后，德苏两国围绕中日战争的角力顿现活跃。
首先是苏联的行动。 为鼓舞国民政府坚持抗战，11 月 1 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
（Voroshilov）接见杨杰。 会谈中，伏罗希洛夫先就前述蒋介石 10 月 22 日的询问做出答复：苏联将
作为友邦在比京会议上支持中国；苏联在东西两边都有敌人，现在尚未做好与所有敌人同时开战的
准备，不过苏联会加快准备。 杨杰则侧重于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使命，故向伏罗希洛夫转告说：蒋介

石认为，如苏联能维护远东和平，其西边的和平也就能得到保障；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战争。
伏罗希洛夫答道：如果苏联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远东的战争，战争将延长，而且日本的
矛头也许还会转向苏联。 这一回答显然不符合杨杰的预期，所以他再次强调：日本已因战争陷入原
料及财政危机，疲惫不堪；德国也未做好对日提供实际援助的准备，而且还须面对英法和捷克等敌
国，所以蒋介石和他都认为，苏联可利用目前的战局，给所有敌人以决定性打击。 对此，伏罗希洛夫

语带不快地说：“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只懂飞机、大炮与部队，杨杰将军却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

① 《邹琳致孔令侃电》（1937 年 10 月 30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孔祥熙档案，3009（2） / 52。
② 《徐永昌日记》第 4 册，1937 年 10 月 25 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 年版，第 157 页。
③ 《蒋大使致外交部电》（1937 年 10 月 26 日发），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外交部档案，11 - 29 - 01 -
02 - 017。
④ 譬如，1937 年 10 月 7 日谓“俄态不欲积极助我，显而易见也”；10 月 8 日谓“俄态愈凉，乃在意料之中”；10 月 10 日谓“俄
态暧昧，新甘飞机场设备将为其东进之基础乎？”另外，关于“对德运用”或“对德意运用”的记载，参见《蒋介石日记》（手稿），1937
年 9 月 30 日，10 月 4、5、21 日等。
⑤ 《傅斯年致胡适》（1937 年 10 月 11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
局 1979 年版，第 365 页。
⑥ 《陶德曼致德外交部》（1937 年 10 月 30 日），章伯锋、庄建平主编，陶文钊分卷主编：《抗日战争》 第 4 卷，“抗战时期中国
外交”（上），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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