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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位少校回忆亲历的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
2016-08-28 10:36:23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1-08-15 (记者:韩福东)  点击:  复制链接


美国人所拍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纪录片中的赵振英。

参加援华抗战的美国军官约翰·葛顿南。

赵振英在建川博物馆留下的手印。

新六军十四师给约翰·葛顿南的奖状。
  尼尔·葛顿南(Neal Gardner)会说几句简单的中文。他说自己拿筷子吃饭的技术“马马虎虎”,然后指了指桌上的饭菜说,烧得“顶好”!这几句简单的中文,都是他父亲约翰·葛顿南(John Gardner)少校生前教给他的。作为援华美军,约翰·葛顿南少校在中缅印战区(CBI)参加抗战多年,他回国后带走的纪念品中包括中国的象牙筷子、绣花鞋,还有与65年前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相关的一系列珍贵文物。

  尼尔显得有点激动,他摸了摸浅蓝色领带,问大家自己的打扮是否够帅。这一天,2010年9月9日,对他特别具有意义。65年前的今天,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召开,而他24年前去世父亲的雕塑,将被矗立在中国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四川成都建川博物馆聚落内。专程从美国赶来的尼尔,是雕塑的揭幕者。

  “今天很荣幸来到这里,全是我父亲的荣光,不是因为我自己。”尼尔说。在建川博物馆聚落中,约翰·葛顿南少校的雕塑和他珍藏下的诸多文物,被定格在专门兴建的援华美军博物馆内。揭幕仪式上,建川博物馆馆长樊建川向他鞠躬说,美军对中国的抗战帮助巨大,特向你的父亲表示感谢!希望少校的雕塑和文物永留中国,让更多人认识他和那段历史!尼尔俏皮地用手摸了摸父亲塑像的耳朵,说:“他在那里竖着耳朵听着呢!”

  这个生前并无多少人知晓的新六军美军联络官,身后开始在中国获得名声。这样恍若重生的经历,也发生在北京海淀区一间民房内。曾与约翰·葛顿南少校一道并肩对日作战的赵振英少校,在沉寂了60余年后,开始舒展了压迫他大半生的历史负重。和美军少校约翰·葛顿南一样,赵振英也亲历了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的全过程,且是现场警卫营营长。在1945年回到美国之后,约翰·葛顿南再未回到中国,并于1986年去世,但他一直保留着赵振英等人的签名、照片。这些珍贵的历史痕迹,令赵振英唏嘘不已。他们两人的故事,开始进入纪录片、媒体报道与博物馆中,并在中国的抗战史上留下新的印记。

  两位少校的9月9日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当天,赵振英正在湖南芷江。几个月前,听说日军要攻打芷江的消息,赵振英所在的新六军十四师四十团第一营,特地与军部一道赶往这里,保卫这里的飞机场与指挥所。大势已去的日军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发动猛攻,严阵以待的赵振英多少有些意外,但在听闻日本投降消息时更多的是高兴———“8年东跑西颠与日军周旋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937年参军的赵振英此时是少校营长,他旋即接到命令,前往南京接受日军投降。新六军是首批进驻南京的国民党军队,而赵振英指挥的营队又是新六军中率先抵达南京的一支。该营下设三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迫击炮排,共有约500人。光复的氛围在他们甫抵南京大校飞机场时就感受得到。“机场周围种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是国军,都拿着镐头和锄头,举手在欢迎我们。后来到了城里,也是如此。”赵振英对南都记者说。

  赵振英到南京的时间大概在8月底9月初,他们营被安排在机场附近警戒,保证陆续赶来的国军安全。南京城内,仍是持械的日本军人在维持治安。比赵振英年长4岁的约翰·葛顿南(1914-1986)稍晚来到这里时,情况仍然如此。他见证日本在南京投降的家信,曾刊登在1945年的美国家乡妞科克镇报纸上:“亲爱的父亲母亲家人们,我是9月5日到达这里的,旅途顺利,飞行3个多小时。到达之时,南京全城以及125万居民,均由日军守卫,因为中国军队还未到达。所以日军负责全城的安全与秩序。日军随处可见,而且个个荷枪实弹,他们表现得礼貌且恭敬,气氛和平无恙,但我就是看不惯这些王八蛋……今天具有多重意义,投降协议的签字仪式,将在九月份第九天早上九点举行。而我正好是1943年9月9日离开美国的。这是我海外服役的两周年纪念日。天哪,想到可以回家我兴奋不已……”

  在机场警戒了没几日,赵振英奉命带第一营进城负责受降仪式的维安。“我们营在新六军中是比较好的,所以才会被从机场又调到受降仪式现场。”赵振英说。

  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赵振英率领营部负责会场内外警卫,要事先检查场地,仪式当天进入现场的人必须手持请帖,且要排队按顺序签到。“很多外国外交官参加,不能出漏子,要防止坏人捣乱,如果出事,就是国际大笑话,丢人大了。”赵振英说,随身携带手枪的他大概是会场上唯一可以走动的人,而手下的士兵或携带冲锋枪,或携带半自动步枪(里面均没有子弹,以防走火),都在适当的位置警卫。为显郑重,这些士兵特地脱掉作战服装,改为草黄色哔叽军服,而赵振英本人,还临时做了一双马靴,穿在脚上。

  约翰·葛顿南进入现场前,接到何应钦将军签发的请柬,他也佩戴了来宾证。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买了一部德国相机,在受降现场拍照,他感觉冲洗出的照片质量出奇的好,他把在受降仪式现场拍的照片,都寄回了美国。

  在约翰·葛顿南及其他美军联络官回美之前,新六军举办了欢送party,一起吃了顿饭。“并不伤感,大家都很高兴,因为抗战胜利了。”赵振英说,他还以营部的名义送给曾经在他们营的美军联络官汤尼·班克一面锦旗。赵振英和班克原来在一个帐篷中住过,关系非常融洽,在芷江和南京时,美国联络官已经集中在一处,但班克每周末还特地跑到他那里吃中国饭。

  大概就是在这次欢送会上,赵振英在约翰·葛顿南的红皮日记本上签了名。因为不属于同一团部,两人关系并不热络,现在赵振英对他的记忆已经模糊。那个红皮日记本,是约翰·葛顿南来华前美国军部发的,上面有汉字“来华助战盟国军人,请各地同胞予以礼待与协助”字样。这个日记本上,有相当多中国军官的签名。此外,尚有一张新六军军官与美军联络官的合影,照片上注明是“新六军军官俱乐部开幕纪念,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六日于南京”,其中赵振英亦在其中,脚上依然穿着马靴。

  这一次的签名与合影,赵振英原本早已不再记得。但当它们以实物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历历往事再度重演。

  共同的敌人

  赵振英1937年参军。7月初,在北平的他刚刚参加完高中会考,正在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卢沟桥事变的枪响,让他意识到大学上不成了。

  在赵振英的高中记忆中,日本始终是一个威胁性存在。高一假期,他们被集中起来军训,负责培训的总队长是国民党著名将官黄杰,但军训尚未完成,就因何梅协定签署,被迫解散。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在北平就已经“很猖狂”。有一天早上,他骑自行车去公园读英文,回来的路上,被一个日本宪兵拦住,批评他不应在这骑自行车,看赵振英有点不服气,还狠狠打了他一记左耳光。

  “我内心里对日本人是相当恨的。”1937年7月23日,20虚岁的赵振英乘坐从北京西站开出的大概是最后一列火车南下,参军抗日。为防日军开枪,火车前还特地挂了一面白旗,经过卢沟桥时开得很慢。车厢内的赵振英看见日本人正在远处用望远镜往车内看,“他们怕是军车”。

  参军后的赵振英,首先在江西星子县庐山脚下的中央陆军中央官学校(黄埔军校)特别训练班受训。1939年春天,他开始到54军14师当参谋,年底,当日军从广州向北侵犯,要打通粤汉路,赵振英参加了在广东翁源与日军的激战。他参加的第二场对日战役是在广西,阻止日军从越南北部入侵南宁。在这两场战役之后,赵振英并未再和日军正面较量过,但对日本人的痛恨已入骨髓,一直延续到1945年胜利之后。在南京大校机场警戒时,当一个日本兵开着卡车擅自闯警戒区,赵振英命令手下将其枪毙了。下令的时候,赵振英也在想:这个日本人不知有没有杀过中国人,是否冤枉的?但转念他又觉得抗战时中国冤死了那么多人,即便冤死一个日本人,也没有什么了不得。这时候,他又想起八年前自己曾挨过日本人一记耳光。现在提起这件事,赵振英仍不后悔。

  当赵振英在翁源与日军激战时,约翰·葛顿南正在美国过他悠闲的单身生活。他当时是一家农场安保公司的主管,不过,很快结识了小他四岁在法院工作的薇丽(V erlee)。两人相处一年多,于1941年6月结婚。结婚刚刚四个月,他就被征兵入伍,前往乔治亚州贝宁堡基地,成为基本19部下的一名军人,接受三个月的训练。按规定,受训期间不许携带家属,但薇丽住在附近一个朋友的姐姐家,葛顿南每周末可以与薇丽相聚。他们的周末通常这样度过:薇丽开车接他,然后两人到周边乡村游玩,周日晚再开车将他送回基地。12月6日是星期六,他们去了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度周末,第二天开车返回的途中,打开收音机,就听到珍珠港遇袭的消息。这个意外的事件,让薇丽怀疑自己是否再也见不到自己的爱人。美国开始正式出兵太平洋战场,约翰·葛顿南三个月的军事生涯被迫延长。

  从军的约翰·葛顿南1943年9月9日正式离开美国。在中印缅战区,他成为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下的一名联络官。“当时每个营都有一个美国上尉联络官,团部则视需要有两三个美国少校联络官。”赵振英回忆。少校军衔的葛顿南应服务于某团部,在初来中印缅战区时,他还给中国军官进行过培训。

  赵振英也参加过这次培训。“大概是1943、1944年,在昆明有个军官训练团,因为中国的武器装备差,接受美式装备时,要先接受培训,否则不会使用。”美国联络官充任教官,高中毕业的赵振英受训一段时间后,因表现不错,还出任了区队长,协助美国教官对其他人进行培训。

  美国联络官跟随各个营团,帮助中国军队训练,提供具体意见,补充武器弹药,并将中国军队的所需向美军传达。他们大半不会中文,带有中国大学生翻译。可以简单英文口语交流的赵振英,与美国联络官有很多直接接触。“他们很认真,也很乐观。我们感情很好,没有矛盾冲突。我和我们营的美国联络官汤尼·班克在一个帐篷里,吃住都在一起,无话不说。”赵振英记忆比较深的是,在丛林雨季,班克教他一句美国的顺口溜:

  Rain Rain GoAway,ComeAgain Some Other Day(雨啊雨啊赶快走开,改天再来吧)。

  约翰·葛顿南在缅甸行军了一段日子。1944年5月31日,他给自己爱人写了一封短信:“亲爱的薇丽,我感觉还好,我已经两天没收到邮件了。你也别期望近几天能收到我的信。我此刻正躲在一个修筑良好的散兵坑里,在膝盖上给你写信。亲爱的,别为我牵挂,我会照顾好自己。相信我。匆匆忙忙,请原谅我字迹潦草。我所有的爱。约翰。”这封信迄今仍被收藏。

  日军此时败相已露,葛顿南写这封信的时候,著名的密支那战役(1944年4-8月)正在进行中。这次战役中,赵振英所在的十四师四十团是预备队。虽然没有直接参战,但赵振英仍时常去现场了解情况,学习经验。密支那战役后仅一年,抗日战争宣告结束。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8-28 10: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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