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沦陷后苦难深重日子:日寇恣意烧杀掠夺
2017-05-02 15:54:24  来源：《长江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打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幌子，实施的却是残酷的轰炸、野蛮的屠杀、疯狂的掠夺——这就是日寇统治武汉7年的恶迹。翻阅那一页页武汉沦陷时期的资料、图片，我们的心头一阵阵发紧，那是何等悲惨、屈辱的年代，我们的先辈遭受了多么深重的灾难!回眸那苦难的岁月，无不时时警醒我们：国家要强大，人类要和平，那黑暗的历史不再重演!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日寇的铁蹄践踏江城达7年之久。在这苦难深重的日子里，侵略者的罪行罄竹难书!武汉人民经历着亡国奴的生活，遭受着日本法西斯的野蛮统治。

　　罪恶的“东亚共荣”

　　在武汉沦陷的第二天，日寇就将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拨快1小时，改为东京时间。并强行规定每日下午新5时后实行戒严，不准行人街上行走，违者格杀勿论。从此，钟声在城市上空飘荡，震慑着市民的心灵以至隐隐作痛。

　　为推行殖民统治，日寇扶植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1939年4月20日，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由张仁蠡出任市长。伪政府下设有警察局、财政局、盐政局、统税局、统税总署、司法部等机构，冠冕堂皇地推行“以华制华”政策。他们还在汉口设立司令部指挥所、军营房和“武汉警备司令部”，把武汉作为他们重要经营的战略据点。

　　日军把武汉划分为军事区、租界区和难民区。如今的汉口三民路至桥口、中山大道以南地带，以及武昌城外八铺街一带，都是当年所划分的难民区。难民区进行监狱式管理，四周都用铁丝网圈起，在各个水陆要道设置武装岗哨。开放有时间限制，进出都要接受严格的搜身检查。中国人进出还要向日本士兵鞠躬敬礼，并出示他们签发的“良民证”。如果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拳打脚踢甚至有杀身之祸。

　　在伪市政府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先后设立了各种学校，实行所谓“中日亲善教育，以沟通中日文化”，从思想上麻醉毒害武汉青少年，开展奴化教育。日本帝国主义调整学制年限，加大初等教育阶段的比重，出版以“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大东亚新秩序”为内容的教科书，日语被定为“国语”课，学校不得悬挂中国地图，不得使用“中华”字样，凡是易于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内容都被剔除。这种奴化教育往往以残酷的镇压手段来推行。据原湖泗乡学生鲁经斌回忆：学校每天都有日本人巡视，一次有个名叫久保田的“宣抚班长”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出这样的一公式来：“天皇+南京政府+满洲国=?”一位被点名的学生答不上来，“宣抚班长”骂他是笨蛋，打了他好几个耳光，还让他在太阳下脱光衣服暴晒。“宣抚班长”公布的答案是：“天皇加南京政府加满洲国等于大东亚共荣圈”。

　　当时的舆论工具皆被日本人掌握。《大楚报》、《武汉报》和“中日文化协会”均沦为日寇在武汉的宣传工具。为了加强所谓的“中日文化研究和交流”，还成立了“中日文化协会武汉分会”，豢养“汉奸文人”，大力鼓吹“沟通中日两国文化，发扬东方文明”。此时的武汉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政治文化阵地。

　　滔天罪行令人发指

　　日寇进驻武汉后无恶不作，恣意烧杀掠夺，犯下累累罪行，给武汉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

　　据不完全统计，武汉会战前后日机空袭武汉共61次，出动飞机946架次、投弹4590枚、炸死炸伤8600余人，炸毁房屋4900栋，而实际损失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不少老人还记得″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屙巴巴″的童谣，“飞机来了”成为当时吓唬小孩最有效的办法。

　　1938年7月12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将百余枚炸弹投向繁华的市区、车站、码头、近郊农村、学校、医院。顿时火光冲天，血肉横飞，烟雾弥漫，成堆的尸骨满街都是，房屋变成了瓦砾场。据资料显示，当天被送进医院的伤残者：天主堂医院113人、仁济医院135人、同济医院110人、重伤医院50人，其他医院50人。在胭脂路，几十间房子被轰然而下的炸弹击中，民众躲避不及，死伤无数。一位婆婆抱着烧死的孙女，看着被炸死的儿媳，哭得死去活来。省立医院的病房被炸塌，许多职工和病人被活埋在底下，一位孕妇被砸得流产，血流了一地，终至死亡。美国圣公会办的希理达女子中学屋顶上虽插有美国国旗，但仍然不能保障该校的安全，同样遭到了日机的轰炸。

　　沦陷时期，日军有计划地在城内放火，大街上不断可以看到房屋燃烧，有时一天有10多处，有些地方大火竟连续7天不灭，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据统计，在日军盘踞武汉的7年里，汉口有34640户、124300人无家可归，房屋被毁达43025间。民权路、民族路、襄河(汉江)一带，尽成瓦砾。具体损失难以计算。

　　除了频繁的轰炸和放火，日寇还对民众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设在原大孚银行?今中山大道、南京路交会处武汉图书馆外借部 的汉口宪兵队，经常在市内滥捕滥杀无辜市民。他们采用定期查户口、突击搜查旅馆行栈的方法，大批抓捕所谓嫌疑犯。汉口宪兵队成了一座地地道道的杀人魔窟。这里有多种极其残酷的审讯刑法，如狼狗咬、灌水、钉竹签、电烙、电针等。宪兵队周围的居民，每当夜深人静时都可听到里面传出的阵阵惨叫声。宪兵队杀人的方法更是残酷，挖眼、剥皮、镪水漫、刀劈、电死等，不胜枚举。凡进去者没见活着出来的，半夜常常有尸体被运到江边抛掉。从1938年11月到1939年11月，仅一年时间被宪兵队残杀的中国人就达2万左右。原汉口日军特务部长、战犯福山太乙郎等1946年在汉口日本战犯拘留所曾有一段供词，称“在大孚银行硝镪水池内，骨肉化尽的中国人约有1万多”。

　　日寇在武汉四周遍设杀人场、埋人坑。仅在汉阳的杀人场就有10多处。汉口郊区的东西湖走马岭、岱家山公路桥附近和武昌大矶头等处，有大批中国人在这里被集中杀害。汉口市郊的坦教湖是日军行刑场之一，1952年，在坦教湖发现了掩埋尸体的沟有60多条，其中尸体的头颅与身子都是分开的，许多尸骨上还有绳子、手铐和铁镣。估计在这里被杀害的中国人至少在4000人以上。

　　日军的魔爪还伸向武汉市郊。1939年农历七月十八日，日寇纠集700余兵力，分三路袭击黄陂王家河，进行搜捕、扫荡。他们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抓。在光天化日之下强行脱去2个青年妇女的衣裳，牵作猴戏。还将一青年系在马尾巴上，扬鞭策马，直至将该青年活活拖死。进入王家河镇后，日军杀死20余名河南籍猪贩并抛尸于地，并侮辱了10余名妇女。

　　1938年11月17日，日寇在新洲王家寨苦水塘砍死并枪杀23名村民。又在罗家大街，以捕抓“匪徒”为名，残杀70余名无辜百姓。随后，沿途焚烧21个村庄，致使1000多人流离失所。而在主要“打掳”地点林家大湾，日寇抢钱劫物，侮辱妇女，无恶不作。仅3天时间，共74人在此惨遭杀害。据资料记载，1938年至1939年的两年间，日军在新洲共杀害平民500余人，烧毁房屋无数。

　　据《日本在中国沦陷区》载：“日军到了武汉，便将‘随营娼妓’集合起来，指定区域居住，名为‘陆军公娼区’、‘海军公娼区’，如老联保里、新联保里、生成里，以及特一区和已烧成二分之一的六合里，现在都是公娼区。日军在武汉抢掠妇女，奸淫以后便送到公娼区……”日寇肆意凌辱妇女的暴行令人发指。现年81岁的王世杰老人说，他曾目睹在游艺路?现六角亭附近 ，有一日本马队，围住一提篮换鸡蛋的中国妇女施暴。事后，又拉来一些中国苦力逼他们强奸自己的同胞，并在一旁照相取乐。在武昌下新河的一个防空洞中，有十几个妇女被日军轮奸后杀死。还有不少妇女，被日军糟蹋后，强迫到汉口中山大道积庆里等处“慰安所”当慰安妇，过着非人的生活。

　　敲骨吸髓花样百出

　　为了保证军需军用，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的政策，对武汉大肆搜劫抢掠，其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当时在武汉街头，常可以看到日军成群结队持枪抢劫，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不论是商人还是普通百姓，他们统统不放过。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该邮局局长对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供称，日军占领武汉后的一个月内，该邮局所存日军士兵的款项，折合日币已达到60亿日元，而军官的存汇款还不包括在内。由此可见日军在武汉的劫掠达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据民间文史研究专家刘谦定介绍：为了满足侵略战争之需，日寇对汉冶萍公司等众多工厂的机械设备疯狂拆运，将汉冶萍之江岸大型钢铁起重机拆走;还在汉阳兵工厂、铁厂及民营机械厂废址上搜刮钢铁。仅南岸嘴一带数十家民营机械厂的设备、钢铁，都被拆除运走。日军还在民间寻铁找铜，强买强夺，以做枪炮原料。

　　对粮食等物资的占有是日军掠夺的重点。他们采用的方法，一种是直接抢夺。每当秋收时节，日军必定下乡抢粮。单汉阳县1939年被抢粮食就达4000担左右。另一种方法是征粮。1944年，日酋高桥在沌口设屯粮仓库，专门征收粮食，规定有田有地的农户按每亩纳大米六斗，无田无地的户头按每人纳大米2斗，如拖延少量按“抗粮”论罪，要处以死刑。就此，日军仅在汉阳一年搜集的粮食达1亿斤以上。

　　除了粮食，食盐等其他物资日寇也是大肆搜刮。据相关资料介绍，当时食盐被日军控制，他们按户配给食盐，一斗大米或一斗小麦、两斗大麦或一斤皮棉换一斤食盐。还强迫群众种植蓖麻到洋行收购点交换。不仅如此，他们还垄断工商业，控制煤油、火柴、布匹、肥皂、医药等必需品，抬高物价，换走大量农副产品。

　　倾销鸦片是日军掠夺的又一手段。日军唆使成立伪武汉戒烟局，设土膏店联合公司，以倾销毒品，牟取暴利。一方面宣称戒烟，其实是对烟民进行登记，发放证件，要求持登记执照，用粮食、柴草、苦力与之交换限量烟土。另一方面，他们又鼓励私人经营可供给抽鸦片的烟馆，如在汉阳县，按照规模每月配给“售吸所”30两到500两，比市场低了60%，致使武汉烟馆林立，光蔡甸一镇就有18家，新沟、沌口等地各达10家左右。与此同时，日军在武昌城郊的东湖沿岸、纸坊镇的三斗丘一带派专人负责督促乡民种植罂粟，任凭毒品泛滥。

　　除此之外，日军还通过没收“敌产”、发行军票、修建机场、构筑工事、设立马场等搜集物资和聚敛钱财，这些物资全部运回日本，供日军开支。

　　当时武汉市场上法币被废止，强制规定使用汪精卫政府发行的伪币和日币。同时，日军还大量发行军用票，进行金融控制，从货币流通中掠夺财富。

　　据统计，在近7年的沦陷时期内，武汉遭受的财产直接损失达979万亿元，间接损失更是无法统计。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5-02 15: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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