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1期
2020-06-08 21: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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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与抗日战争的胜利金普森(1)
在日本侵略使大片国土沦陷、面临财源枯竭、发生财政危机的情景下,中国的对外方针是最大限度争取外国的支持与援助,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美国、英国举借了外债。这些外债的特点是借款为易货性质,无折扣,低利率,计息以实际动用部分为限,不用提供担保,仅指定由中国运售某些货物以售价抵付。抗战时期举借的外债,填补了国民政府的财政亏空,缓解了财政危机,补给了战备物资,增强了抗日的军事装备,为长期抗战起了巨大作用。
抗战时期革命根据地公债述论潘国旗(13)
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为筹措抗日经费、开展经济建设和赈灾救灾发行了20余种公债,对巩固抗日根据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与财政、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和战时公债的一些特点:第一,从公债面额的货币单位看,有14种公债是以法币作为面额单位的,除此之外的8种则以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货币和银元作为公债面额单位。第二,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绝大部分是由根据地各阶层群众认购的。公债的发行方式大都采取政治动员的方式进行,因此公债按债券面额十足发行,没有任何折扣,而且公债的利率比较低,甚至有的是无息发行。第三,在各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中还有少数是实物公债,在抗战后期法币迅速贬值的情况下,起了保护持券人利益的作用。第四,从根据地公债的偿还来看,各抗日民主政府采取了极为认真负责的态度,大都已清偿完毕。总之,抗日根据地发行的公债具有种类较多,名称不一,公债面额、单位各异,用途、利率、偿还期限等也各不相同的特点。这种差异性较大的特点,能较好地因时、因地制宜地解决各根据地所面临的财政困难。
抗战时期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吴景平 何旭艳(39)
在抗战期间特殊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上海华商信托机构数量剧增,信托业务也有所发展;但信托业的资本、资产总额极大缩水,业务经营中投机性、不稳定性大大增强,信托业务在行业的总体业务比重中,仍然微不足道。与战前以及战后相比,战时的上海华商信托业呈畸形繁荣状态,金融信托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愈演愈烈。信托业只是充当了上海市面富余资金牟取暴利的一个载体,依旧无法发挥长期资金融通与财产管理功能,不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金融分业。
日据时期的香港殖民教育曹必宏(64)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就占领了英属殖民地香港。日本对香港进行殖民统治的三年半时间里,在大肆破坏香港原有教育的同时,还积极推行殖民教育,加强对学校的控制,编订适应殖民统治需要的教科书,推广日语教学,奴化香港青少年,以培养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人才”。在日本的统治下,香港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锐减,形成了香港教育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
伪满“勤劳奉公法”的出台及其与协和会的关系刘萍(87)
抗战时期,伪满政府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在协和会的推动下,掀起了国民“勤劳奉公”运动。在运动中,协和会作为伪满政权最高的国民组织体,从组织上、思想上、实践上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加,为“勤劳奉公”制度的实施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动员,并培养了大量的后备军,从而为该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协和会的推动下,伪满政府颁布了“勤劳奉公法”,使之成为伪满后期劳务新体制的重要内容。该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确保劳力供给资源,利用国家权利来掠夺青年劳动力。
太平洋战争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中国侵略”[韩]金仁镐(111)
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朝鲜资产阶级处于被统治、从属的地位,具有明显的寄生性、从属性。但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中,朝鲜的资产阶级为了追求经济的扩张,依附于日本侵略者,呈现出一种“第二日本人化”的趋势,成为“侵略战争的前卫队”。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进入中国的朝鲜人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为日本侵略军提供协助,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暴露了其露骨的“侵略性”。这种侵略性是殖民地时期朝鲜人资本家的特性。
抗战前期中国争取同苏联订立互助条约始末孙艳玲(138)
1932年和1935年,国民政府先后向苏联提出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和互助条约问题。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苏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此后,争取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促使苏联出兵参战,成为国民政府战时外交工作的重点。这一条约最终未能订立,但有关交涉一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结束。本文探讨了这两个条约的相互关系及交涉的全过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重在分析国民政府从首先提议,到不愿订立,再到急于签订的种种原因。关于互助条约交涉,则着重梳理其过程,并分析其对中国战时外交的影响。本文最后指出,两个条约交涉的不同结局,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异同所决定的。
论1941年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访华的起因和由来周乾(168)
1941年罗斯福总统派遣居里为特使出访中国,考察中国经济。居里此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产生重大影响。国内学者多数认为蒋介石邀请美国特使访华始于1941年1月,并与美国国会辩论《租借法案》相关;认为中国原先邀请的对象并不是居里,而是地位和影响力远在居里之上的霍普金斯。本文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事实。蒋介石邀请美国特使访华的计划始于1940年10月底,当时他提议的中英美远东合作方案,其中包含邀请美国军事、经济和交通专家来华,同年11月初,宋子文已经向蒋介石建议首先邀请美国财政专家访华来考察经济和币制,以争取美国对华扩大援助。1941年1月霍普金斯离美赴英访问,不可能为蒋介石邀请的对象。
问题讨论
抗日战争“八年还是十四年”张振鹍(184)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抗日战争史本身遭遇到猛烈冲击。刮起了一股强风———“十四年抗日战争”之风,要吹掉八年抗日战争,否定八年全面抗战。有人到处鼓吹“中国的抗战不是八年,而是十四年”,并说这“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学者的共识”。有人说得更干脆,这个问题“十年前就已解决”,好像“八年全面抗战”已铁定为“十四年抗日战争”所取代,再也不容置疑。然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可疑的。“早已解决”之说可疑。“绝大多数共识”之说可疑。“十四年抗日战争”之说本身也可疑。这个问题很大,需要开展一点讨论,以辨明是非。八年全面抗战: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不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社会上,一提到抗日战争(简称抗战),人们马上就会想到八年全面抗战;一说到八年全面抗战,马上就会想到1937—1945年那场抗日战争:八年全面抗战就是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就是八年全面抗战,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这已成为人们多年来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真正共识。在这种习惯下,社会上任何带“抗日战争”字样的事物,人们基本上都可以准确地理解为与八年全面抗战有关。①这个习惯完全是历史地自然形成的。1937年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妄图一举灭亡中国,“三个月结束战争”。中国政府采取持...
论“九一八”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刘庭华(192)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带转折性质的重要历史事件。毛泽东曾经指出,“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中国人民蒙受了一场空前的全民族的灾难和浩劫。从此,它亦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英勇斗争的序幕。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下,经过十四年之久的艰苦奋战,终于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第一次取得了百余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公开侵略我国东北,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独占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一个严重步骤。“九一八”侵华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远东战争策源地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它打乱了各列强主宰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格局,加剧了日本同英美等国家的矛盾。中国人民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哨战的第一枪!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序曲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因此,深入研究九一八事变这段历史,不仅对中国近代史,而且对世界近代史,都有重要意义。从国内外出版发表的有关著作论文看,特别是1985年以前,大多数专家学者,都把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算作中国抗日战争时期,从而把七七事变的爆发算作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我认为,这种划分法,...
毛泽东3月19日致彭德怀等电的年代考陈标(200)
关于一份落款时间为“三月十九日”的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朱德、杨尚昆的电报(以下简称毛电)的年代,目前有1940年和1939年两种说法。1940年说出现较早,持此说者甚多。《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编入毛电,在题下注明时间是“一九四O年三月十九日”。①顾龙生《毛泽东关于财政工作的论述概要》一文说:“1940年……3月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足自给;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②他编著的《毛泽东经济年谱》在1940年3月19日条中也引用了这段文字。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编入毛电,也在题下注明时间是“一九四O年三月十九日”。④1939年说出现较晚,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提出的。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而同时出版的3本书中,《毛泽东军事文集》是合编的,上述毛电的题下注“一九四O年三月十九日”显然是军事科学院的意见,而文末注“有材料说,这份给彭德怀电报的时间为一九三九年”。①显然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意见。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独编...
战争遗留问题研究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袁成毅(210)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书评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书介晓华(232)
在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10卷本,于8月1日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纂,周振国、杨公之为编委会主任,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为总主编。这是一部大型的档案文献资料工具书,也是近年来日本侵华罪行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向世人又提供了一份日本侵华罪行的铁证。该书的编纂出版,经过了长期的酝酿。1998年,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在长期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史与中日关系史的基础上,向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申报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研究》课题。此后,经过合作单位6年的共同努力,广泛搜集资料,反复核实,对日本侵略华北的历史及其犯罪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此过程中,课题组对有关档案文献史料加以审慎编纂,使该书成为集损失调查、战犯供述、文献报刊、研究发现及日伪资料为一体的一部综合性大型档案史料工具书。该书具有“新”、“全”两大特点,为教学、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关于抗日战争史、中日关系史、中国革命史的广博而珍贵的资料。第一,该书的体系架构新颖,以综合卷和专题卷相结合,而以专题卷为主。全书共10卷。其中,综合卷包括第一、二两卷。第一卷《损失调查》...
学贵求真创新苏智良(237)
近年来,由于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美化侵略战争和教科书持续改恶,中国史学界的同仁们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进一步自觉加强了日本侵华史和日军暴行的研究,并相继取得了一批优秀成果。这其中有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更不乏深入的专题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黄尊严先生的《日本与山东问题》(齐鲁书社2004年8月版)便是一部颇具特色的有关日本侵华的区域性研究专著。黄尊严先生长期从事日本史和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且收获颇丰。《日本与山东问题》是他继《日本皇宫百年内幕》(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积十年之功厚积薄发的成果。“山东问题”由1914年日本出兵占领山东而引发,曾是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中日之间多次交涉且备受国人关注,并最终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之一。但已有著述或因出版时间较早观点认识陈旧,或因资料掌握不全面,多局限于一般性的陈述,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论剖析,难以给人以更深刻的启示。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和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更新,如何进一步深化该课题的研究,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也必将有助于推动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以及山东地方史研究的...
评萧一平、郭德宏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全史》李庆刚(240)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林林总总的著作中,由中共中央党校萧一平、郭德宏教授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全史》(以下称《全史》)一书值得关注。这是一部从1985年就开始酝酿,积20年之功才撰写完毕的著作。二十年磨一剑,“剑”锋所指,颇有几多亮点。从框架结构方面看,《全史》共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从1931年9月至1937年6月),写的是局部抗战阶段;中篇(从1937年7月到1941年11月),写的是抗战全面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初期和中期;下篇(从1941年12月到1946年9月),写的是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胜利、国共内战前夕,也就是抗日战争的后期。现在,包括局部抗战在内的十四年抗日战争的观点,得到一些人的认同。《全史》这样的阶段划分,将局部抗战阶段纳入进来,体现了其“全”;同时各篇涵盖的时间跨度相差不大,避免了各篇内容上的畸轻畸重,这是能够为史学界认可的。同时,上、中、下三篇的结束部分,都有对本篇内容的小结,短短两三页纸的文字,就能使读者抓住本篇的核心及架构,这种方便读者的人性化做法,值得借鉴学习。从所论内容来看,《全史》有两个“关注”较为明显。一是对...
“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易青 夏良芹(244)
2005年12月26日至28日,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南京召开。有来自中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50多人参加了会议,收到论文28篇。主要围绕新近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其他史料、南京大屠杀史专题研究以及如何深化南京大屠杀研究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1·《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社会影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教授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60余位学者、教授,经过近5年的艰苦努力、埋头苦干,先后赴日本、美国、英国、德国和我国台湾,搜集了大量史料,加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单位和个人提供的各类档案文献,共搜集、整理、翻译了1500万字的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的原始材料,编辑成《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8卷(以下简称《史料集》),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出版问世。该史料集中的许多资料系首次公开出版,有着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张宪文在发言中强调,《史料集》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
第四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在北京召开本刊(250)
第四届“历史认知与东亚和平论坛”,于2006年元月7日在北京召开。本届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主办,日本方面由“孩子与教科书21世纪网络”,韩国方面由“历史教书运动本部”负责组织。中方参会者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及近代史所、日本所、世界史所,北京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50余人;日方参会者包括“孩子与教科书21世纪网络”,及大学、中学教师和市民团体人员40余人;韩方参会者包括“历史教书运动本部”,及大学、中学教师30余人。本届论坛以“战后60年历史的总结与展望”为中心,研讨了“三国如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与历史教育”、“历史事实与历史认识的共有”等三方面的问题。中国主办方代表步平在大会主题报告中,就东亚地区现状和如何建立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秩序提出如下问题:“第一,在战争结束60年后的今天,建立关于战争历史的基本的正确认识对于东亚国际关系正常化与向和平发展的方向十分必要与重要”;“第二,在各国人民间建立关于战争历史的基本的共同认识的重要意义”;“第三,历史事实的共有是在战争历史问题上建立基本的共同认识的基础”;“第四,历史学者在促进不同国家...
书讯：
《日本工商资本与近代山东》
《黑龙江抗日历史图鉴》
《中日甲午战争全史》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3-01-02 09:3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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