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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黄埔军校
2020-07-20 10:22:18  来源:黄埔军校同学会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无论是鲁迅先生的传记还是黄埔军校的文史材料,关于“鲁迅与黄埔军校”的记载比较少,只有鲁迅在广州时被邀请去黄埔军校进行演讲,记录比较详细。笔者认为,鲁迅和黄埔军校最有渊源的联系也就这次“鲁迅造访黄埔军校”之事。

  鲁迅演讲成行的地利条件

  鲁迅来到广州后,大受欢迎。黄埔军校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邀请鲁迅演讲的。

  促成鲁迅到黄埔军校演讲的第一个因素,应该是刚好他在广州,这是先决的地利条件。1927年1月18日午后,鲁迅乘坐“苏州轮”在细雨中到了广州,当天住在长堤的旅馆里,次日进了中山大学。随后,广州的各种报纸发表了许多欢迎鲁迅的文章。时任黄埔军校留守政治部主任的熊雄,看到报纸上刊载鲁迅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的消息后,遂产生了邀请他来军校作演讲的想法。随后,熊雄把这件事与政治部的同事孙炳文、刘弄潮商议,三人一致同意。熊巢生的《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一文中有相关记载:“熊雄又就在当前尖锐斗争形势下,请鲁迅来讲演,会不会有什么问题等等,关切地问刘弄潮:‘会不会影响他在中大任教?会不会影响他的人身安危?’……刘说,只要他同意,料想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接着,便商议如何邀请,什么时间来,讲什么题目等,并请刘去征寻鲁迅的意见。”因此说,只有当鲁迅身处广州时,鲁迅和黄埔军校才会因为“地缘”联系在一起。

  应邀演讲时鲁迅忙碌的生活状态

  鲁迅来广州时,北伐战争还在进行,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已经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勾结,反革命政变正在酝酿中。当时共产党在中山大学的力量还是占优势,邀请鲁迅的主张也是共产党提出的。鲁迅来到广州后,左右两派纷纷设法接近鲁迅,争取鲁迅。因此,鲁迅来到广州后,一直是在繁忙中度过。自到校后,学生们就要求召开一个欢迎大会,鲁迅向来是反对把时间浪费在这些俗套上的,但是经过毕磊、徐文雅的反复劝说,他才勉强答应。1月25日下午,以学生会名义召开了欢迎大会。1927年9月3日鲁迅给李小峰的信中谈起了这件事的:“……我到中山大学的本意,原不过是教书。然而有些青年大开其欢迎会……。”另外,络绎不绝的客人,以各种原由来找他,“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闹得不亦乐乎。”因此,鲁迅说:“我现在真太忙了,连吃饭工夫也没有。”

  2月18日,鲁迅又应香港青年会的邀请前去作了两次演讲,题为《无声大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从香港回来,离开学的日子3月1日已经很近了,会议不断,闲暇时间极少。身为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鲁迅,除了教课外,还要处理很多杂务。

  “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可见,鲁迅先生当时是多么忙。在当年3月15日致李霁野信中更是提到,“我太忙,每天胡里胡涂过去,文章久不作了……但住在校内,是不行的,从早十点至晚十点都有人来找。我想搬出去,晚上不见客,活象可以看书及作文”。而在这时,却有一个叫宋云彬的年轻人在《国民新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鲁迅先生往哪里躲》说“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里去了”。 宋云彬写这篇文章,也许确实是出于不愿看到鲁迅消沉的好意,但是,对于忙得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的鲁迅来说,确实也有点受“委屈”。其实,鲁迅到广州来,本来是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继续向旧社会进攻的,但是,这时创造社的主要骨干都已离开广州,无从联合。由此可见,鲁迅不仅事务繁忙,而且有些人还不理解。

  正是由于这样的忙碌,鲁迅很害怕常常有人请他去演说。例如为了纪念孙中山逝世二周年,广州组织名流演讲,邀请了鲁迅;3月29日,在岭南大学举行的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大会上,鲁迅又被邀请去演讲。其中,黄埔军校也多次前来约请。

  黄埔军校演讲成行的革命主张原因

  在确定要请鲁迅前来演讲后,刘弄潮说:“鲁迅是支持革命的。他赞成办黄埔军校,他曾介绍他的学生李秉中报考黄埔三期。请他来演讲,他是不会推辞的。”其实,刘弄潮这种推测也不无道理。这时的中山大学,远比人们看到的复杂得多,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任戴季陶是个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副主任也是国民党人,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在中大的势力很大,校方在表面上不得不敷衍左派。鲁迅来中山大学任教也是中共广州区委提出的,校方也想趁机展示自己的“进步”和“革命”,但是,两种势力的斗争并没因为他的到来而停止。在广州的国民党高层人士戴季陶、孔祥熙、陈公博、甘乃光等先后送来请贴,请他赴宴。鲁迅眼光非常尖锐,来广州不久就看出了问题,他的政治倾向是很明显的,因而一概予以拒绝。由于请帖太多,而且还源源不断送来,他索性把请帖拿到传达室展览,写上“概不赴宴”。另外右派还派了一些特务学生前来打探鲁迅,鲁迅表面上不露声色,和他们大谈文学,应付过去。而对于那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和左派学生,鲁迅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热情接待。后来,他还应邀到中共两广区委所在地,秘密会见区委书记陈延年,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从这可以看出,鲁迅的革命思想是明确的,所以他说“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鲁迅认为那时是“革命尚未成功的”,是支持革命的。这也预示着,虽然鲁迅在忙于教务和一些杂务中,鲁迅对于去黄埔军校演讲应该还是愿意的,不会抵触。另外,由刘弄潮上门邀请也是非常适合的。刘弄潮1925年春在北京师大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交通员,曾受李大钊指示,请鲁迅指导青年工作。他在3、4月间多次拜访鲁迅,并有书信往来。由他和鲁迅谈论起来也比较方便。

  刘弄潮上门拜访鲁迅时,鲁迅一开始有些顾虑,他说:“现在去,怕起不了多大效果。”刘弄潮随即解释道:“黄埔同学,尤其是第五期,有许多是过去的大学生,都听过你的课。”而且学生入学前的文化水平也比以往各期学生为高。尤其是政治大队的学生选的大都是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分子,还有很大一批学生是国民革命军一至六军中的有文化的战士,又年轻又有思想。后来鲁迅才表示:“革命需要我,我就去,权在革命方面,不在个人方面。”

  关于邀请的详细经过有待考证

  关于邀请之事,应该研究考证的一点是,邀请鲁迅的次数以及鲁迅是在哪一次邀请中才答应来黄埔军校的。因为熊巢生的《熊雄是怎样邀请鲁迅到黄埔军校讲演的》中记载“同月25日,刘弄潮访鲁迅,谈及此事。当鲁迅听到受黄埔军校政治部熊雄和孙炳文之托,请他去黄埔讲演时,鲁迅爽直地回答:‘去!只怕起不了多大效果!’”这充分表示了他的负责态度。这里“爽直”交代了,鲁迅应该是在这次邀请中就答应了前去演讲,但这和鲁迅日记记载的演讲内容有出入。首先,《鲁迅日记》1927年 4月 8日记载:“晚修人、宿荷来,邀至黄埔政治学校讲演,夜归。”一个“邀”字,容易给人一种当晚来人邀请,鲁迅立即前往的错觉。而此前一两个月的《鲁迅日记》中,既没有接到黄埔军校邀请的记载,也没有“修人、宿荷”曾经来过的记载。其次,从时间上看,鲁迅是1月18日到广州,熊巢生记载的似乎是1月25日就邀请到了鲁迅,但在演讲时鲁迅讲到“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那么7天之内,对鲁迅邀请好几次,也有待商榷。另外,如果1月25日就邀请到了鲁迅,为何直到4月8号才得以成行?另外,熊巢生在文末还提到“以后,孙炳文打电话到黄埔校本部告诉熊雄:‘鲁迅已同意到黄埔讲演。’熊雄非常高兴,而且还到广州市内孙炳文住处,了解刘去联系的情况,表明了熊雄对鲁迅的信任与仰慕心情,而且考虑了鲁迅的影响和到黄埔的工作。熊雄临走时还说,约一个时间,我派专人去正式邀请,同学们一定会欢迎的。”其中“派专人去正式邀请”这也更加使人产生疑问,因此,《鲁迅日记》中1927年1月25日的“刘弄潮来”,即为邀请鲁迅讲演而来。《鲁迅日记》1927年4月8日记载的“晚修人、宿荷来”,系受熊雄委派。这和熊巢生记录倒是有一定吻合。但到底是哪一次,鲁迅才答应去黄埔军校演讲呢,一共来了几次邀请呢?显然,有关这次讲演的邀请与鲁迅应邀的材料,还稍显欠缺,还需进一步查证。

  鲁迅在黄埔军校作《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

  4月8日,鲁迅在好友、“湖畔派”诗人应修人等陪同下,前往黄埔岛的校本部礼堂,作了大约2小时的演讲,题目为《革命时代的文学》,博得了黄埔师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热血沸腾,群情激奋,爱国革命的热情油然而生,这又引发了军校内外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震撼。

  这次演讲,前来听的大多是国民党军官,鲁迅主要讲的是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在这次演讲一开始,鲁迅就对为什么推脱几次不来黄埔军校演讲做了一个解释:“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今天要讲几句的话是就将这‘革命时代的文学’算作题目。这学校是邀过我好几次了,我总是推宕着没有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诸君的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自然,因为自己的嗜好,文学书是也时常看看的,不过并无心得,能说出于诸君有用的东西来。加以这几年,自己在北京所得的经验,对于一向所知道的前人所讲的文学的议论,都渐渐的怀疑起来。那是开枪打杀学生的时候罢,文禁也严厉了,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为革命起见,要去‘革命人’,‘革命文学’到无需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 ,继而转入正题,“广州报纸所讲的文学都是旧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证明广州没有受革命的影响;……广州仍然是十年前的广州”。鲁迅认为:当革命成功之后,文学中将会出现对旧制度的挽歌和对新制度的讴歌,当时中国没有这两种文学,是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成功。“中国的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由此纠正了他早期片面看重文艺的改造作用的唯心史观,而开始强调“武器的批判”的作用,清醒地认识到:在改造旧社会过程中,革命的暴力往往比纸上谈兵的文学更为重要。他的精辟见解引来听讲者的热烈掌声。在演讲的最后,他还幽默地说:“我……倒愿意听听大炮的声音,或者觉得大炮的声音比文学的声音更好听得多似的。”但是时局动荡,在鲁迅演讲后的第四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了,国民革命失败。对此,鲁迅先生非常难过,在给好友章廷谦的信中,他不无感伤地写道:“黄浦(埔)学校已停办。截至今日止,如此而已。……大概很与政局相关的。”

  结语

  鲁迅为军人讲演一共两次,第一次在1924年7月30日,地点是西安讲武堂;另一次就是广州黄埔军校。鲁迅在黄埔军官学校讲演的经过、线索、资料保存完整,记载十分明确的,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6月12日出版的《黄埔生活》周刊第4期(以上演讲内容引文来自此),记录稿经鲁迅修改后收入《而已集》。

  (作者:雍玲玲)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8-05 10: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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