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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中学与教会学校——他们要的是什么
2017-05-06 10:53:37  来源:凯迪社区 作者:陈峙屹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进行了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往中国西南迁移的战略大转移。八年全面抗战我军伤亡331万多人,人民伤亡842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313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204亿美元。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8年间,相对于沦陷区,作为西南和西北的中国抗日大后方却获得一个文化快速发展的大好时期。具毕节县志记载,1937年前毕节县城关人口仅仅两万人,由于从战区转移相当多的各种政府机构和不愿在日军占领区生活的老百姓,到了抗战结束的1945年,毕节城关的人口增加到了七万多,黔西北高原上这个小小的城镇开始了从民居小城到现代科技的变化:技抗战时期,毕节城里有两家电影院常常放影有关抗战题材的电影;从毕节到贵阳的清毕公路也是为了配合滇缅公路对抗日物资运输在这个时候建成的(听老两辈的人说,当时一个区长因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管辖内的公路工程进度还被戴枷流行了一个月)。电影让当时对外面一无所知的人们了解外界的东西,开阔了视线。而公路的建成,加快了信息物资的流通。但对毕节的教育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应该是毕节师范学校的成立,具毕节师专校史记载,现在毕节学院的前身毕节师范学校成立于抗日炮火正浓的1938年,“从1938年到1949年12年间,在毕师任教的或是兼职的教职员达200人,其来源大致有四个方面:(一)抗日战争时期转移到后方的知识分子和文职人员。。。。。。当时毕师有不少教师就是从这部分人中请来的,如法学博士谢嗣升、生物专家稽联晋、名画家江枚、音乐教授魏岩、化学专家曹东升。。。。。。这些老师知识水平较高,工作认真负责,是教学中的中坚和骨干,从而奠定了毕师良好的教学基础。(二)教育主管部门统一调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当时主的教育主管部门主要是指教育部和省教育厅。(三)当地教育世家子弟和青年学子。(四)地方行政官员出任毕师兼课教师。”――《毕节师专校史》第17-18页(解放前的毕节师范学校)。翻开《毕节师专校史》,老毕节师范的师资力量让人感吃惊,当时的大部分老师都来自于中央一级的大学,中央大学、大夏大学、中央音乐学院、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老师比比皆是。更有法官、律师,报社的主笔、编辑,政府的行政人员,其它部门如川滇东路局工程技术人员等也在在毕节师范任教(详见《毕节师专校史》-解放前的毕节师范学校)。这样强的师资队伍在教学上获得的成果是可想而知的,而培养出来的学生中也有相当部分留在毕节师范作为任课教师,这也不怪1960年代在毕节师范上过学的我的父亲一直说当时他们的老师很好,课讲得好,认真负责。

  而当我把眼光放远时,我发现除了这种公办性质的师范学校外,抗战时期,在整个大后方,政府还办了数量更多的中学,名为“国立中学”,这种国立中学由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直属,在战争期间的西南、西北大后方一共有二十二所之多,每所“国立中学”下又设若干分校,少则十来所,多则二十多所。

  抗战时期成立的国立中学及国立女子中学、国立华侨中学成立顺序如下:

  国立一中于1937年12月在河南晰川上集镇成立,在河南西峡和涌泉观两地设立了两个分校,用以接收河北省、绥远省和北平市、天津市逃出的流亡学生。1944年,因战区形势变化,国立一中又内迁到陕西城固,直到抗战胜利。

  国立二中原名国立四川临时中学,成立于1938年3月,设在四川合川,主要接收苏、浙、皖、沪等省市流亡学生。

  国立三中于1938年3月在贵州铜仁成立,原名国立贵州临时中学,接收在长沙、贵阳登记的华南各省流亡学生。

  国立四中是1938年3月在陕西安康成立的,原名是国立陕西临时中学,主要接收从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战区逃出的流亡学生,同时接收了在西安登记的其他省市一部分流亡学生。学校成立半年后,以当时该地办学条件太差,生活供应不能保证等原因,又迁到四川阆中。

  国立五中于1938年3月在甘肃天水玉泉观组建,当时名为国立甘肃临时中学,主要接收北方各省市流亡青少年。

  国立六中,由原山东省立一中和齐光中学等校联合于1938年在河南许昌组成,原名为山东联合中学,后迁至湖北郧县,改为国立湖北中学;再迁到四川绵阳,改名为国立山东中学,最后又顺序改为国立六中,并在罗江和德阳设立了分校。

  国立七中,设在陕西洋县。

  国立八中,设在湖南乾县(现湘西吉首市)。

  国立九中,设在四川江津德感坝。

  国立十中,设在甘肃清水。

  国立十一中,先设在湖南武冈(现洞口县),日寇侵湘后,西迁至淑浦、辰溪等地。

  国立十二中,设在四川长寿。

  国立十三中,设在江西吉安。

  国立十四中,设在贵阳。

  国立十五中,设在四川荣昌。

  国立十六中,设在四川永川,初中分校设在四川合江。

  国立十七中,设在四川江津白沙。

  国立十八中,设在四川三台。

  国立十九中,设在浙江江山。

  国立二十中,设在湖南芷江。

  国立二十一中,先设在安徽太和,后迁至陕西山阳和兰田。

  国立二十二中,先设在安徽阜阳,后迁至陕西汉阴和安康。

  因以上22所国立中学一般只招收男生,不收女生(或只招收少量的女生),故1942年8月,在四川合江专门成立了国立女子中学,并在贵州铜梓设立分校,也称国立第二女子中学。

  为收容大批华侨青少年,教育部于1940年开始,陆续在云南保山建立了国立华侨一中,在四川綦江建立国立华侨二中,在广东乐昌建立国立华侨三中。

  有资料显示,八年间,这些学校为我族培养了二万以上的知识青年,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佩云、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著名诗人贺敬之、国防科工委主任上将丁衡高、瑞士苏黎世学院博导许靖华、原天津市长聂璧初、中科院院士著名医学遗传学家吴旻、著名民族音乐大师彭修文,还有许多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教授、将军、社会活动家、传媒巨头、艺术家等等,都是抗战时期国立中学学生。

  国立中学的举办,据一位社会科学院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刘敬坤(他是国立八中学学生)说:抗战前夕,一次会议上,部分政府官员建议大中学不要办了,全部青年从军,增加抗日力量,当时参加会议的蒋百里将军力挺:学校不能不办,如果学校不办了,中华民族是要断子绝孙的!不知道是蒋百里将军这句话沉重的民族忧患还是当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民族教育的重视,民国政府在战时成立国立中学负起了相当大的责任。“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国共合作标志着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始。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为了保存教育实力,稳定社会秩序,收容大量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儿童,于1937年底开始在四川、河南、贵州、陕西、湖南、甘肃、江西、安徽等地分别成立了22所国立中学及三所国立华侨中学,加上国立大学的附中、国立中山中学和国立女子中学等,先后培养教育了十万‘战区流亡学生’”。《国立中学——抗战时期的教育传奇》―― 李瀚平。

  具刘敬坤说,当时的国立中学学生都是全公费的,衣、食、住都由政府全部买单,吃住条件相当差,但学生学习积极性非常高。在战火连天的中国,前方三百万将士在作战,后方一千四百万壮丁在训练,国民经济大幅下滑,物资极度缺乏,全民备战的情况下,可以想象当时的政府还有多大财力,但当时来到后方工作的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是这样的:教授级别的老师,一个月由政府开支工资120银元,中学老师一个月80银元。当时来到大后方进行教育工作的人员中,很多并不仅仅是为了工资而来,如果他们愿意,完全是可留在日军占领区进行教育工作的。但,当中国面对这样一个外来强敌时,民族精神在这些文人心里发挥了很大作用,以至于相当多的人举家来到大后方,在后方以他们的方式进行抗日救国。八年全面抗战,在大后方建立的这二十多所国立中学以全公费的形式培养了近二十万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一些在毕业后加入抗日军队,作为当时的旧军队中不可的文化力量,有的进入大学断续学习。建国后的相当多知识分子就是来自己于这一批学生中,在国立八中学习过的刘敬坤一位同学从台湾回来后对他这样说:在后来的台湾建设中,这批学生起了很大作用。

  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学为远离敌人炮火,躲避敌机轰炸,大都设在偏远地区的“穷乡僻壤”,学习和生活环境很差,只能是因陋就简,勉强维持。“晚上校舍一片漆黑,惟有教室中闪烁着灯亮,那是晚自习时点的桐油灯,两人共用一盏,灯草顶端发出如豆的萤光。自习下来,学生的鼻孔是黑黢黢的”。(《抗日战争期间的国立中学》――张颂甲),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流亡学生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籍贯的人亲密相处,熔于一炉,绝无狭隘的乡土观念,也没有“文人相轻”的思想,而是同心同德,共渡难关。以我所在的十六中初中分校为例,以籍贯分,鄂籍学生约占半数,苏、豫两地次之,人数较少的有东三省和冀、鲁、晋、皖、浙、赣、湘、粤、闽等省份,还有川、黔省籍的人。因为地域不同,口音也不一样,所以校内、班内都是南腔北调,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乍听起来,好像今日之相声剧。”学生和老师的教育学习都很积极,战时的艰苦生活、工作环境中有此良好的教学气氛实属不易。这与建立国家意识,提供最机本的生活保障,提供良好的教育制度是有很大关系的。但是,办学的方法和办学的理念应该是国立中学能办大办好的原因:政府对国立中学的办学经费实行国家和地方财政包干制,对流亡学生则实行全面的由国家供给低标准的免费教育,实质上是全部免费吃、穿、住,(刘敬坤因看反动书刊被开除时还给了两百元路费,后找到当时的国民党总裁室秘书叫刘去另外的学校上学时又给了二十元);将大批流离失所的教师加以收容聚集,组建成一支庞大的、爱国的、敬业的教师队伍,国立中学的课程安排虽有公民课,后期又加了军训课,并有纪念周训话的例行公事,但所占课时比重不大,政治色彩不明显,对学生思想控制难以收到实效。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5-06 10:5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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