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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我在14航空队开轰炸机
2015-04-29 16:07:38   来源:方军的新浪博客    点击:

96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戴自谨先生

1945年中美混合联队3架B—25轰炸机正在编队飞行

1944年中美混合联队B—25轰炸机在轰炸黄河大铁桥

  我2011年12月14日采访了1916年生人、今年已经96岁的原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开B-25轰炸机的飞行员戴自谨先生。

  一般来讲,学术界把美国援华空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叫飞虎队。所以,戴自谨先生是曾经的飞虎队飞行员。

  戴自谨先生精神矍铄、身体健康、谈笑风生、思维严谨,每天还下楼散步一小时。

  戴先生是我所知道的,在中国大陆唯一健在的美国飞虎队最后一位飞行员。

  戴先生住在上海闵行路一座高层居民楼的最顶层。站在楼顶上极目远眺,阳光明媚下的繁华大上海尽收眼底。天是湛蓝湛蓝的,朵朵白云像人类社会千回百转的故事和梦想,层层飘过。96岁的原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开B25重型轰炸机的飞行员戴自谨先生说:

  1944年10月,中美混合联队第一大队二中队4架B-25轰炸机从四川梁山机场起飞,赴汉中待命,前往轰炸黄河大铁桥并将其炸毁。

  戴自谨自豪地说,我就是这次执行轰炸任务的飞行员。戴自谨回忆:

  “我轰炸侵华日军黄河大桥的时候超低空发行,黄河里的水都被飞机螺旋桨煽到驾驶室的玻璃上来!只见侵华日军鬼子兵们有的举枪射击,有的仓皇摇动高射炮的炮身,有的战马受惊在日本鬼子兵群里上蹿下跳、横冲直撞……。”

   “我操纵飞机飞向目标,并发出命令:——瞄准目标!准备投弹!”

  “日军的枪弹打在我们飞机的机身上,噔噔作响!”

  “——拉起!——盘旋!——黄河大铁桥一片烟雾,大桥炸断了!——胜利返航。”

  96岁的戴自谨先生用自己的双手上上下下地比划着,仿佛他还在1944年的轰炸中。

  阳光明媚下的戴自谨老人儒雅、健谈;他多么像一只在祖国的蓝天中自由翱翔的鹰。

戴自谨曾经是蒋介石、宋美龄专机的飞行员,少校军衔。

  戴自谨先生的基本情况如下:

  戴自谨先生祖籍是浙江宁波,但是,他本人出生在上海。戴自谨先生从小在上海读书(小学、中学、大学)。1937年 “8·13淞沪抗战”爆发,侵华日军的飞机、大炮、坦克、鬼子兵的蜂拥而至、杀人放火、难民如潮,已经深深地震撼了戴自谨的心!1938年初,戴自谨投笔从戎,毅然决然考上中国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经过数年在国内和国外(美国和印度)训练,于1943年毕业,被分配到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大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中美混合团的中国飞行员来自国民党空军第一、三、五大队)。

  戴自谨回忆:1943年初,他去的时候,美国援华空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飞机总数约七八百架飞机。

  戴自谨思维严谨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我采访他时,他详细地说出B-25轰炸机前面有几挺机关炮、后面有几挺机关炮,还能说出机关炮所必备的多少发枪弹!他能说出B-25轰炸机怕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为什么怕。他还能说出在护航的情况下,B-25轰炸机怕不怕地面的炮火,为什么不怕。我感觉,戴自谨先生天生就应该是轰炸机驾驶员,舍他其谁也?

  戴自谨先生回忆:“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我开B-25执行轰炸侵华日军的任务几十次。我的飞机中弹数次,九死一生。戴自谨先生说,抗日战争后期,我调至运输队,运送前线指挥所接收大员至全国各地和“还都”工作约半年多,然后调至专机组给蒋介石、宋美龄开专机。

  戴自谨回忆:1950年李弥率部撤往缅甸、老挝、泰国交界地,一度失去联系。所以,蒋介石下令,一定要和李弥联系上!戴自谨开飞机,到缅甸上空盘旋,找李弥将军。但缅甸北部碧绿一片,深山老林;当时没有和李弥将军的部队联系上。

  (注:李弥是国军中骁勇善战的人物,他1926年黄埔第四期毕业。1936年任江西瑞昌县长,1939年参加昆仑关战役。1940年,枣宜会战后,调升为第八军荣誉第一师师长。1944年奔赴滇西松山战场,加入中国远征军,打响松山战役,因功升任第八军军长。)

  戴自谨回忆:1951年3月27日,我与飞行学员刘希尚,受到史殿文手持手枪相威胁,从台湾飞回大陆。在机上刘等二人被击毙;降落的瞬间,机械师史殿文向我开枪。我中弹昏迷,被解放军救起。

  1977年,戴自谨在上海摩托车学校退休。

  一、淞沪抗战不久,中国即失去了制空权

淞沪抗战中日寇飞机在上海大场镇上空投弹

1937年10月26日日寇空袭上海后的局部照片

正在轰炸我国江南的侵华日军空军96式轰炸机

  抗战老兵戴自谨回忆,抗战开始,日本空军对中国空军一直处于绝对优势。但是,中日双方争夺制空权的战斗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了1939年,弱小的中国空军基本已经消耗殚尽。那时,日本空军可以任意攻击中国任何一个机场或者是城市、乡村。甚至当时的陪都重庆和外援物资集结地昆明等战略要地,都时刻处于日军飞机的疯狂轰炸之下。

  别说空军,就是地面部队已经无法进行大规模集结,失去制空权、制海权的中国军队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被动挨打的局面。

  (注:为了更好的保卫大后方和滇缅公路,中国政府不得已组建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美国航空志愿队和后来改编的驻华空军特遣队,在陈纳德率领下也打了一些胜仗,但是,由于飞机数量有限,物资稀少,因此仍然无法和侵华日军空军抗衡,只能采取游击战术。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的实力捉襟见肘。即使有美军参与,仍然是杯水车薪、远水近火。由于中美空军没有取得中国战场的制空权,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仍然十分被动。

  为了扭转中国战场盟军空军的被动局面,1943年7月14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第14航空队,实力大为增强。指挥官陈纳德决心经过一系列苦战,把中国战场制空权从侵华日军手里夺回来。)

  96岁的原B-25轰炸机飞行员戴自谨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从航空学校毕业。马上,被编入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轰炸机中队的。

  

  二、我学生时代的空军偶像

中华民国发行的纪念空军英雄高志航的邮票

  戴自谨的女儿在家史中写道:

  “我父亲1916年2月27日(阴历)生于上海,他家开了几家杂货店,家里虽不算富贵,却也丰衣足食。1936年5月,他在上海民治新闻学院肄业,1937年5月,经朋友介绍,到武汉国民党政治部中国电影制片厂技术科做实习生,有心钻研电影洗印技术。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只有21岁的父亲,血气方刚,再也不安心工作,一心想报效祖国,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人。那时,国内只有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山西民族革命大学招生,他来不及与父母联系(他是独子),便前往,录取后到山西运城民族革命大学分校上课,课程有民族运动和军事两部分。当时的教育长是李公朴,任教的有丁玲等共产党人。当年12月,日本人打倒临汾,局势混乱,学校宣布解散。李公仆去了西安,他随即跟赴,但到了那儿一看,无所作为,只得返回汉口。”

  笔者注:就在这个时候,战火烧到了上海,813淞沪抗战开始了。

  戴自谨先生把8·13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的空中战斗英雄高志航视为楷模。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后来也成为中国空军的一员,在祖国的万里领空同侵华日军作战。

  据淞沪抗战纪念馆出版的《回忆淞沪抗战》⑴记载: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当天早饭后,时任第四航空大队大队长高志航飞南京开会,行前指示空军第21中队队长李桂丹率21、22、23各中队按命令提前行动。

  下午,在经过冒雨、穿云,克服恶劣气象条件的长途飞行后,4大队21、23中队先行达到笕桥机场,高志航大队长也从南京直接飞抵笕桥。而此刻正好收到最新日机进袭情报,敌大型轰炸机若干向笕桥方向而来,高志航立刻前往起飞线前,以喊话、手势命令正在降落的21、23中队队员赶快再次起飞,利用最后一点余油拦截日机。

  高志航立刻驾机起飞,击落日机一架,这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十多分钟的空战中,高志航击落日机两架,全大队击落日机六架。事后统计,光是落在笕桥附近的敌机残骸,就有六架,都有照片,据信日本飞机也有可能坠落在钱塘江、太湖、及附近海面,所以,八一四空战缔造的六比0纪录,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成绩。另说,这次原本欲突袭杭州笕桥中国空军基地的日本轰炸机,全军覆没,不是被击落在笕桥附近空域,就是负伤后分坠毁在归队途中。

  此后的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8月14日为空军节。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根据命令他率援助的战机飞至周家口。因天气恶劣,留原地待命。11月21日,周家口机场接到报告,有11架日机向该机场飞来。他立即下令作战,然而此时日军战机已飞至机场上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早有准备的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30岁。

  

  三、戴自谨:我是怎么去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开轰炸机的

吴缘拿来不少当年戴自谨在美国上学时的照片,戴自谨看了很是高兴。

这是在孟买的合影(资料为吴缘提供。发表在关爱抗战老兵网)

美国援华空军B25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合影

  戴自谨的女儿在家史中,这样记述父亲的这段历史:

  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

  淞沪抗战之后,约在1938年一、二月间,我在报上看到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招收飞行员,便去报了名。通过体检和笔试,我被录取为该校第十三期学员。当时,空校要求入伍生必须在陆军军官学校(即黄浦军校)学习半年。5月,我赴广西柳州陆军分校报到,年底学业结束,本应回空校开始进行飞行训练,但因日军频频轰炸柳州航空分校和昆明总校,致使九至十二期的学员无法正常训练和结业。我虽心里万分焦急,却也无奈,只得随队转至昆明陆军第五分校继续学习。直至1939年底(共在陆军学校呆了一年半),我们才从黄浦军校陆军十六期步科班毕业。全体学生被授予准尉军衔,转至昆明航空总校待命。

  国内飞行训练

  终于,在1940年二、三月间,我们在云南的云南驿正式开始接受初级飞行训练,接着,又于1941年初,赴云南沾益进行中级飞行训练。在训练期间,我们一再遭到日军的轰炸,只得辗转于沾益、四川宜宾和昆明,坚持训练。直至1942年初,我们的中级飞行训练才告结束。

  那时,我们的飞行是聘请美国教官(志愿者)和中国教官进行严格的考核,而最终的考核决定权在美国教官手中。

  我们这一批(十三期)学员,当初入伍时共180多人,都是18—23岁,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是航校历届学员学历最高的,有来自清华、北大、重大 、浙大和齐鲁大学、南京体院,以及上海的大学生,最低文化程度也是高中生。可是,当陆军学业结束,回航校再体检,就被刷下了40多人;当初级飞行训练结束,又淘汰了50%,最后剩下70多人了。

  国外训练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尚未参战,但已有《中美租界法案》出台,即美国可租界飞机给中国,并接受中国飞行员赴美训练。那时,中国已有两批学员前往受训。

  在漫长的等待之后,1942年5月,几经辗转,我作为第三批学员,终于在印度的孟买,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因太平洋有日、德潜艇不时袭击,极不安全,故我们的船绕道印度洋、好望角,转南美洲。经过40多天的航程,我们终于在1942年6月抵达美国亚利桑纳州凤凰城威廉姆斯机场 。经过一个多月的飞行准备工作,我们又在雷鸟机场、土生机场分别重新进行初级和中级各两个月的飞行训练。接着,1943年3月,我终于毕业了,被授予空军准尉飞行员(见习官)。我选择了参加双发动机的高级飞行训练,因为当时我听说我们可能会飞P38战斗机(双发动机,是当时最好的飞机)。但是,我被分配飞轰炸机,另有一部分学员飞驱逐机。

  此时我们仍不能立即参战,又到墨西哥州接收B-25轰炸机飞行训练。一个月后,再到克罗拉多州进行“专门”演练。

  1943年6月,我们乘飞机经南美洲、非洲、再次转到印度卡拉奇(当时印巴尚未分治),进行了战斗演练(主要是编队和低空轰炸),直至1943年10月,国外训练结束。此期间,每个级别及各个阶段,我们再次经受美国教官严格的层层考试。

  这样的来回折腾和训练,到我们回国时 ,已经离开祖国一年零五个月了。

  我非常珍惜在美国和印度的各种级别和科目的飞行训练和实战演练。由于训练刻苦、认真,我比较扎实地掌握了飞行技术。

  赴美时 ,我们这批第十三、十四期两期共有150多名飞行员,到结业时又淘汰和失事了20多人,只有130多人了。

  回国后,我被编入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第一大队第二中队任少尉飞行员。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由队长陈纳德准将指挥作战,约有七八百架飞机,其中只有中美混合团有中国飞行员参战。他们来自国民党空军一、三、五大队,但该团的指挥权仍掌握在美国人手里。这是美国根据《租界法案》的规定:飞机及人员只可用于抗日,而非打内战

  中美混合团共有一个轰炸大队(下有四个中队,每队24名中国人,10余名美国人)及两个驱逐大队。我们大队的美国和中国队长名字我已记不清了,而二中队队长是福利(FOLLY)和吴超尘。飞机的地勤修理技术人员都是美国人。

  当时,美国人分管作战,人事和后勤补给归中国人管。

  参战!参战!!参战!!!这是我们的急迫心情。

2011年12月14日,吴缘、小楼和酷魔,我们一起采访96岁抗战老兵戴自谨

  四、抗日战争中戴自谨参战经历

  (笔者说明:此文参照戴自谨女儿写的家史中的父亲讲述。)

  1943年10月,经过千辛万苦,日思夜盼,我们一大队二中队(其中有我们十三期24人)终于来到广西二塘飞行基地,从此开始参战。这也是学成归来的首批参战的学员。

  那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从浙江以南到福建以北,从广东以西到海南岛,担任沿海巡航和轰炸日本运输船只。我第一次的任务是赴海南岛巡航,当时,正驾驶是美国人,我是副驾驶。初次在自己的祖国领空巡航,我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紧张,我渴望有战斗任务下达。在一、二次飞行后,我从此便作为正驾驶参战。11月,我方首次有一架飞机被日军击落,机上有中、美两国飞行员(正驾驶是美国分队长、副驾驶是13期同学高锦纲)。

  1944年初,我方10多架B-25开赴台湾,轰炸日占新竹机场。我未去,而是与其他四人(包括一美国军官)被派去印度接回三架B-25H型轰炸机。这种飞机上装有7.5厘米口径、专门对付地面坦克用的大炮(由飞行员操控)。飞机接回后,我方便准备攻击日军地面部队。全队军官个个争着要开B-25H机,我以为开回了飞机,必有我驾驶,可没想到,那架飞机却被张天民争去了。三月,我们转而在长江一带及汉口、九江等地轰炸日军机场和仓库。一日,张天民第一次驾驶B-25H飞机赴长江一带巡航,在芜湖发现日军炮舰。他急于进攻,但不是选用当时较先进的武器—7.5厘米大炮高空射击而是采取低空轰炸,结果被日军炮舰击中,迫降在江对岸。机上五人四死一伤。同学张天民牺牲了,只有枪手活着,被老乡救起,飞机也报废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因为他不仅是我朝夕相处的战友,还是同乡(上海人)和好友。在他之前,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好友,他叫温凯奇,无锡人。他是跟美国人一起牺牲的。

  至于那位枪手,被当地老百姓救起后,住在一个地主家养伤,当时因医疗条件缺乏,只能锯了腿。他伤愈后又归队了。

  那时候,中日空军势力处于对峙局面(以前我方一直处于劣势)。在轰炸目标时,我们虽都有驱逐机掩护,但仍遭到日军战斗机和地面高射炮的猛烈攻击,双方都有飞机被击落。

  记得有一次,我军要对汉中机场和仓库进行轰炸,为防止泄密,我们从二塘机场飞达衡阳的中途,美国上司才宣布作战任务。我们18架轰炸机在几十架战斗机的掩护下,飞临汉口上空,先是受到高射炮的猛烈炮击,接着我们受到四五十架日军战斗机的攻击。虽然我们有战斗机的掩护,但仍有日军战机闯入我轰炸机编队中。我方有几架飞机被击中,我驾驶的飞机也被打中了几发子弹,所幸未击中要害。这一仗,我方无一人伤亡,并圆满完成了任务。

  我“报销”的第一架飞机

  1944年5月,日军攻占广西,机场受到威胁。我们奉命撤到四川梁山基地。这时起,我们的任务改为巡航长江以北及黄河一带,轰炸日军机场、仓库、地面部队和黄河大桥。

  6月,我驾B-25飞机在许昌附近巡航,发现日军地面部队向南入侵。我们两架飞机先在高空投弹轰炸,接着我又发现了敌军先头部队,我瞄准后,狠很地按下按钮,接连发射了一串7.5厘米口径大炮。敌军装甲车立刻应声中弹起火,可我的飞机“上炮塔”也被日军击毁,枪手受伤。机身也被打了几十个洞,幸好未击中要害。我驾驶飞机平安返回机场,可惜飞机损伤太厉害,已无法修复,只得报废。

  此文到此,有一消息需要插入:

  我与在日本国工作的萨苏先生联系,提及要写此文的事情。萨苏说,他恰巧见过这架报废飞机的照片。我急忙拜托他:快找一找?如果能找到,还送戴自谨老人一张呢。

  轰炸黄河铁桥

  1944年10月,上面下达秘密任务,要我们四架轰炸机赴汉中待命。当时,由于飞行员奇缺,每架飞机都只有一个飞行员,其中一架是美国人,三架是中国人,我是其中之一。到达汉中机场,上面才宣布我们的轰炸目的地——黄河铁桥。

  (注:此前不久,我队有3架飞机在四川梁山出任务时遇到云层不慎撞机,牺牲了十多人,其中3名正驾驶中有两名13期学员,3名副驾驶是14期学员。因驾驶员奇缺,从此后每架飞机只有一名飞行员驾机参战)。

  当时,黄河铁桥早被日军占领,成了日军运送兵力和物资的重要交通枢纽。此次作战,上级要求我们低空轰炸,力求炸毁主桥,任务分配如下:中队的美国副队长德吉士少尉和我轰炸主桥(铁路铁桥);杨训伟和肖振昆炸另一座公路浮桥。听到命令,美国飞机上的领航员脸都吓白了,我们几个小伙子见了,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每架飞机上都装了三颗1000磅的炸弹,起飞后从黄河铁桥北岸低空进入轰炸路线,日军地面部队发现后,立刻用炮火密集猛轰,我们飞机上的枪手拼命地回击。刚进入桥头,就看见在我前面的美国人的飞机投弹了,可惜他投弹时间太早,未击中要害。我紧随其后,看得真切,咬紧牙关、沉住气。开始俯冲时,我利用机头前的四挺机枪猛然扫射,等飞到桥中,我按动按钮连续投出两枚炸弹。这时,美国人的飞机已经拉起,我在紧跟(编队)的同时,扔下了第三颗炸弹,可惜这枚炸弹撞针先碰到水面,落下后未能爆炸。

  离开铁桥后,我命领航员速到炮塔上去看看,是否击中目标,他回来兴奋地告诉我:(主桥已经)炸断了,炸断了!这时候我的心情真是难用笔墨表述,是哭是笑?是悲是喜?是激动是兴奋?也许就象打翻的五味瓶,什么都有。

  在此之前,另两架飞机也已将浮桥炸断,这些轰炸过程机上都有摄像记录。可笑的是那美国佬硬要说他炸中了一颗,生怕丢了美国人的面子,记者来采访时,美国佬只是让杨训伟(炸浮桥的飞行员)接受采访,却让我回避。对此我倒无所谓,你炸、我炸,只要炸中了就行。

  回到基地,大家兴奋不已,连老美飞机上的机械师都跑过来对我翘起大拇指,连声称赞。

  这是黄河铁桥第一次被炸断,这次轰炸的成功,不但截断了日军的地面交通命脉,对日本人也是一次重创。虽然后来日军又从桥下搭起枕木架铁桥,恢复运输,但运输效率大不如前。

  我方共4次去炸黄河铁桥。第二次是1945年我的老乡(上海人)余时骧(14期),白天去轰炸,被打下牺牲了。第三次是45年3月许,杨训伟夜间轰炸成功。第4次是同年6-7月间,张建功夜间轰炸,被打下牺牲了。

  (笔者说明:以上段落,参照戴老女儿文章。)

  五、B-25轰炸机像恶魔一样向我呼啸撞来

  戴自谨回忆:抗日战争中,遇袭遇险是家常便饭。1943年12月美国援华空军第14航空队轰炸机编队由昆明起飞,去轰炸广州日军。途经一条大河,河上有悬挂日本旗舰只。一美军轰炸机俯冲投弹,被日军舰只携带机关炮击中。一只起落架被打掉,机组人员跳伞逃生。我们作为后续投弹机组再次投弹,击沉该日军舰只。

  戴自谨回忆,1944年12月,侵华日军地面部队发动了旨在扫荡美国第14航空队在华东各机场的“桂柳作战”。虽然,日军占领了中美空军机场,但是,由于日军丧失了制空权,不得不很快撤退。第14航空队暂时丢失了几个前进基地,飞机物资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失。

  (据悉在桂林会战期间,中美空军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击落日寇飞机34架,击伤10架,毁地面机6架,炸毁敌车400余辆,炸毁日军大小船只518艘。)

  我“报销“的第二架飞机

  1944年11月的一天,我奉命飞往湖北宜昌机场轰炸(敌占区)。那天天气极差,飞到宜昌后无法寻到投弹目标,我只得折返。回航时天气更糟,阴雨绵绵,我用无线电导航,无线电失灵,呼叫梁山基地电台也得不到回应,盲目降落是不可能的,只会导致机毁人亡。我决定往西飞,看看成都那边的天气如何,可是飞了一个钟头,到达成都上空,天气仍不好。此时,天已黑了,飞机上的汽油也要用完了。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作出弃机的决定。通讯员、枪手、领航员一一跳伞后,我最后一个跳下(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跳伞)。跳伞前,我把飞机上的所有灯全部打开了,当我跳下后,发现那架无人控制的飞机,折转头向我飞来。

  只见失去控制的B-25轰炸机像一头恶魔一样向我呼啸而来。漆黑的夜晚,雪亮的灯光,巨大的轰鸣,飞机从我降落伞的头上掠过,空气激流把我携裹、震荡得东倒西歪,我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后,飞机在离我数公里的地方爆炸了(机上装满了炸弹)。

  第二天,根据我的约定,在飞行的反方向就近公路边,我相继找到了四个战友。他们中只有枪手一人受伤。因为在漆黑的夜里跳伞,他跌在树上,摔断了一条腿。

  在老乡的帮助下,我们来到了乐山县政府,得知飞机掉在深山里,未伤及人,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下。

  来到成都,我找到了国民党空军第五司令部,请他们接收枪手住院治疗,可他们推三托四,我只好找到美军驻成都后勤医院。当医院负责人听说我们是十四航空队中美混合团的,二话不说,爽快地答应让枪手住下。这说明我们当时在美军中是有威望的。

   我等四人第三天便从成都飞回梁山,重又接受新的任务……

  我是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2月参加战斗的,到1945年8月,我们第十三、十四期一大队二中队参加作战的24个同学中,就只剩下了12人,也就是说有一半人在抗战中牺牲了。最后一个牺牲的是45年6-7月,轰炸宜昌时被打下的13期蔡德功。

  抗战期间,我一共获得了六、七枚勋、奖章,其中有“彤弓”、“云徽”两枚勋章,另有两枚美国空军颁发的奖章,一枚是我轰炸黄河铁桥的奖章,另一枚是参加作战25次以上的奖章。我被美国空军授予“空军奖章”(AIRMADE)两枚。

  (笔者:老人跟我们讲到:开轰炸机,不怕地面的火力是因为高空中,地面火力基本作废,最怕是日本敌机擦肩而过的射击。

  老人飞跃过多次驼峰航线,老人说驼峰航线其他都不怕,就怕飞机出故障,出故障就直接掉下去完蛋了。)

  抗战后期

  1945年2月,日军已是强弩之末,无以应对。我们十三、十四期中美混合团中资格老、立战功的一批骨干,被调到成都,成立国民党空军运输队,队长是衣复恩。当时运输队主要运送人员,有时也到敌战区运送通讯器材等。当年8月,空运队扩大为空运大队。空运大队有四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三个分队,我在一中队任分队长(一中队队长是杨道古,副队长是邬钺)。空运大队驻扎在重庆,主要任务是将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白崇喜、李宗仁、张发奎等接收大员,运送到上海、广州、南京、北平、长春、沈阳、汉口、桂林、汕头、长沙、柳州等各个战区指挥受降。

  接收工作完毕,开始还都工作,把国民党大小机关官员运送回南京,直至1946年6月。此时,我们的运输队从C-47换成C-46,我由少尉升至中尉。

  1947年10月,我调至专机组,专门负责蒋介石、宋美龄以及蒋经国等高官的运送。1949年1月,专机组由上海转移至台湾台北松山机场。

  1951年1月,我经过周至柔(时任台湾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和衣复恩(空军大队上校大队长)的推荐,越级参加少校考试(因1940年我得伤寒住院,从十三期降至十四期,故本不能参加十三期晋级考试。当时是以飞行年限晋级而非功勋),考试及格后我升至少校飞行员。

  (以上是戴自瑾女儿所写家史中其父讲述)

 

  附、战友情不断:戴自谨在美国援华空军14航空队战友的朋友目录(戴自谨的女儿记录):

  汪正中: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三中队(飞轰炸机)

  中将退役(去世),在美国曾与父会面

  彭传梁:十四航空队五大队(飞驱逐机) 中将

  退役(现在台湾) 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吴捷松: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

  少将退役(现住美国),在美国、大陆与父亲会面

  杨昌发:十四航空队三大队(飞驱逐机)

  上校退役(现住台湾),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方杰臣:十四航空队三大队(飞驱逐机)

  上校退役(现在美国),在美国与父亲会面

  阮右仁: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

  上校退役(现住美国),在美国和大陆与父亲见面

  潘文炎: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上校退役(去世)

  杨训伟:十四航空队一大队二中队(飞轰炸机)上校退役(去世)

  邬 钺运输大队副队长,后任国民党三军参谋长,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上将退役(现住台湾),来大陆探望过父亲

  衣复恩:空运大队长,原与蒋经国是挚友,后因故两人矛盾加深,衣被送进监狱,现在台湾和大陆做生意,曾与父亲联系往来。

  本文来源:方军的新浪博客,有删节,全文请参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c5b67a0102e20t.html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9 16:3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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