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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
2019-05-21 11:20:25  来源:中国文化传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主要大学迁移图

  抗日军政大学

  1936年6月1日,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共中央于瓦窑堡创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红大随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七七事变”后,抗大先后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遍及华北、陕甘宁、华东等地。抗大总校也曾辗转于陕北、山西、河北等地坚持办学,1943年1月返回陕甘宁边区。新中国建立后迁入北京,发展成为今天的国防大学。

  西南联大校舍

  西南联大

  “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同年10月25日开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翌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5月,三校迁回原址,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留昆独立设院,现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师生穿越秦岭

  西北联大

  “七七事变”后,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三所院校迁往西安,组成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春,西安临时大学迁至汉中,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随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指令,撤销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成立西北大学、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医学院、西北农学院五个独立国立院校。

  1938年7月,国立北洋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北平大学工学院和国立东北大学工学院在汉中组建国立西北工学院。1946年,西北工学院大部分师生返回天津,复名为国立北洋大学,现为天津大学。同年7月,焦作工学院在河南洛阳复校,现为中国矿业大学。东北大学工学院则迁回东北,现为东北大学。其余力量留在陕西,现为西北工业大学。

  1938年,西北联大农学院迁往陕西武功,与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合并,称国立西北农学院,现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现在的中国农业大学亦与西北农学院有渊源。

  1939年,北平师大改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0年,西北师院迁往甘肃兰州。1946年春,学校师生部分迁回北平,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部分留在西北,现为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联大医学院独立,成立西北医学院。西北联大文理、法商两个学院则组成西北大学,随后西北医学院并入西北大学,现为西北大学。

  走在交通大学重庆校区大道上的交大学生

  交通大学

  1938年1月,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湖南湘潭复校。

  1938年3月,国立交通大学北平铁道管理学院暂行并入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5月,学校迁往湖南湘乡杨家滩。随后,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举校再次被迫西迁。1939年,学校在贵州平越古城(今福泉市)复课。1942年1月,组建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下设唐山工程学院和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944年11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再次迁校到四川璧山办学。1946年8月,国立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更名为国立唐山工学院,迁返唐山原址办学,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定址成都。

  1942年8月,交通大学总部从上海转至重庆九龙坡,重庆商船专科学校并入交大。交通大学分设上海、西安两部分,现发展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发展为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

  部分师生迁至台湾后,复办交通大学,现为国立交通大学。

  陕北公学

  1937年10月,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翌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关中枸邑县看花宫开办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1月,陕北公学总部迁至枸邑看花宫与分校合并。

  同年夏,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所学校一部分或全部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校址在河北正定县,后迁入北京,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城北十余里的杨家湾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北公学)。1941年9月,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1943年,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民族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抗战胜利后,延安大学迁至西安,现西北政法大学与其有较深渊源。

  武汉大学

  1938年2月,国立武汉大学决定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6月,武汉大学从乐山迁回武昌珞珈山,现为武汉大学。

  浙江大学

  “七七事变”后,浙大迁至天目、建德。12月底至次年1月底,浙大师生从浙江建德迁往江西吉安、泰和。1938年10月,迁往广西宜山,最后于1940年初迁至贵州遵义、湄潭。1946年秋,浙江大学迁返杭州,现为浙江大学。

  在信阳涉水过河的河大战教团成员

  河南大学

  1937年12月,河南大学撤离开封。次年3月,河南大学农学院和医学院首批迁往豫西镇平,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及校本部迁往鸡公山。同年10月,校长王广庆将羁留在鸡公山的文、理、法学院迁到镇平,以期在镇平安定扩充。河南大学畜牧系与西北农专、西北联大农学院组建国立西北农学院。1939年5月,河南大学迁往嵩县。医学院迁到嵩县城内,校本部及文、理、农三院均到潭头。1945年4月,河南大学西迁宝鸡附近的石羊庙、卧龙寺、姬家殿(现今的宝鸡县八鱼乡)等地暂时安居。抗战胜利后,河南大学回归开封。

  同济大学

  “七七事变”后,同济大学迁往浙江金华。同年11月,学校迁往江西赣州、吉安。次年7月,同济大学迁往广西贺县八步镇。同年冬,再次迁往云南昆明。1940年10月,同济大学迁往四川宜宾李庄。1946年4月,迁回上海。现为同济大学。

  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视察被日本机炸毁的校舍

  厦门大学

  1937年9月,日军侵犯厦门,厦门大学被迫迁往鼓浪屿;11月间,学校决定迁往福建西部的长汀,并于次年1月抵达。1946年6月,厦门大学校本部开始迁回厦门,现为厦门大学。

  重庆松林坡中央大学校园

  中央大学

  1937年10月,中央大学开始迁往重庆沙坪坝。学校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迁成都。此外,中央大学实验中学,因两次遭敌机轰炸,已先迁出南京,10月在安徽屯溪开学。南京沦陷后,安徽形势吃紧,又迁至长沙,最后内迁至贵阳。

  1946年,中央大学迁回南京,现为南京大学。

  中山大学战地服务团成员合影

  中山大学

  1938年10月,中山大学迁往云南澂江。1940年,中山大学从云南澂江迁往广东省北部的东昌县坪石镇。1945年1月,日本侵略者进犯粤北,中山大学不得不再次迁校,学校一分为三,分别迁往粤东各县、连县、仁化。同年8月,中山大学迁回广州石牌等原址复课。现为中山大学。

  【摧不垮的大学风骨】

  【完整】中央大学:“人不当亡国奴,动物也不当亡国奴”

  “武力占据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武力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从南京西迁重庆沙坪坝,而后扩展到四个校区。在时任校长罗家伦的带领下,成为内迁最迅速而完整的学校。

  在敌军飞机的持续轰炸和炮火的不断蔓延中,国立中央大学的师生携带着大量仪器、书籍,甚至还有飞机和教学用的解剖尸体、家禽等物长途跋涉,却未有一丝损耗。

  在学校师生西迁入重庆新址后,第二年深秋,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这些农学院的荷兰牛、澳洲羊、英国猪脚步悠闲,美国鸡、北京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与动物大军会师的场面被罗家伦在《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一文中记录下来:“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八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自强】武汉大学:将士效命疆场 教授尽瘁讲坛

  有大师,有苦读,方有大学。

  1938年到1946年,国立武汉大学西迁乐山。

  小城有大师,才有大学。乐山八年,武汉大学教授少则100余人,多则近120人,人才济济,蔚为壮观。也由此涵育出淳朴、严谨的学风,并在大学最重要的组成肌理——“教与学”上生发出不少趣闻轶事。

  当时的武大,教师不问出身、派别等一律兼容并包,自由讲学。学者们强调“学术至上”,提倡“研究事实”,追求“不拘一格”。经济系刘秉麟教授指出“唯学术是永久的事业”;历史系吴其昌教授坚持“前方将士效命疆场,后方教授当尽瘁于讲坛”的执着信念,疾病缠身之际写下论著180余万字,最终累死乐山;外文系钱歌川教授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为中华书局校阅多达一千三百余页的《英华词典》,功成之日亦是病倒之时。

  治学严谨,教学更是如此。武大重基础、重学科交叉培养、重实践教学、重外语教学、重教学硬件建设。学校实行严格的淘汰制,学生勤奋学习,自强自爱。乐山茶馆几乎被武大学生占有;大渡河旁的李码头,上游的木头被河水冲到岸边,女生便坐在这些木头上自习。有学生为求安静甚至渡江登山,到大渡河对面的大佛寺和乌尤寺学习。晚上就在食堂改造成的自修室学习,或在灯光昏暗的宿舍内自备煤油灯学习。几百人的宿舍,“连上楼梯都是轻手轻脚”。有一次,吴其昌出了一道很难的考试题,学生中无人能答,但全班学生都情愿交白卷也不愿作弊。

  严苛铸就了老武大的辉煌。短短八年间,武大培养出了“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我国第一代核武器最后型号的总体设计师俞大光、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12位后来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知名院士。

  【藏书】厦门大学:东南最优之学府

  能藏书,亦可安放求学之心。

  1937年12月至1945年7月,国立厦门大学内迁福建省西部的长汀。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等人马悉数到齐,校长萨本栋逐一清点: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因为搬迁及时,厦大图书仪器等损失相对较轻,这为学生学习留下了难得的学习资料。当时该校图书馆现藏中日文书44050册,西文书15962册,中文杂志5375册,西文杂志16222册,合计81609册。馆内经常订购中文报纸26种,西文报纸3种,中文杂志144种,西文杂志128种。

  1942年10月9日,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浦江清路过厦大,在老友施蛰存的带领下参观图书馆,浦江青在日记中写下:“西文书,凡语言、哲学、历史、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尤其让他惊讶的是:“又有德文书不少,自哥德以下至托麦斯·曼均有全集。尼采、叔本华全集英、德文皆有。亚里斯多德有最新之英译本。”

  在抗战的烽火中,厦门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种类之多样,令人惊叹。厦大在长汀八年,规模日大,声誉日隆。1945年抗战胜利时,全校发展为4院15系,教授、副教授94人,学生达到1044人。在空袭威胁下,“弦歌不辍”,被誉为“东南最优之学府”,成为名副其实的“南方之强”。

  【扎根】中山大学:行走中赓续文化命脉

  在流离中守护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在群众中赓续文明火种。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占广州。中山大学校方被迫迁校:一迁云南澂江、二迁粤北坪石,三迁仁化、梅县、连县等地,一走,就是离乡背井整整七年。在这漫漫征途上,中大给当地人民带来了文明开化的风气,人民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改造了青年学生的趣味。两者相辅相成,真正走出了扎根中国办学的大学气象。

  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10日刊行的《教育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号“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刊载了余一心所写的《抗战以来的中山大学》。文中细述:同学们最初很不喜欢澂江,因“苍蝇多,屎粪多,沙尘多,澂江人日上三竿不开店门,他们不洗脸,不洗澡,他们小气,他们顽固……”可历经艰苦生活的磨练,他们的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广东的青年开始认识了中国的全貌,省籍的隔阂慢慢消除,那种过分夸大的广东精神,也受矫正……此后,流离中的中大学子尽管身处艰难岁月,却始终充满着革命激情。中国大学的文化氛围并没因环境的剧变而荡然无存,它不仅存留着不灭的火种,更借助从人民中汲取的精神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高峰】西南联大:“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连天炮火,中国大学最贫穷也是最富有的时光。

  1937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西迁入滇,4月抵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它是当时办学水平最高的大学,拥有约3000名学生,文学、法商、理学、工学和师范5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当时在昆明主持校务的梅贻琦主张“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自由”和“严格”成为若干年后追忆联大课堂时最常被提及的鲜明性格。

  从课程设计开始,联大有意让每个学生都能自由选择。学校规定,文法学院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而不论文理工,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

  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也可以拿高分。由于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有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在校方看来,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

  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联大办学8年,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但仅有3800人毕业。联大对教授的要求也是极严的,无论多有名的教授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但对其言行有损为人师表形象的,即便是名教授,也要解聘。同时,大考小考不断,要求极其严格。比如理学院,计量时发生误差意味着会丢掉50%的分数,方法错误就等于交白卷吃零分。

  名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良好的学风,联大孕育了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深受联大精神熏陶的本科生。恰如彼时经济系教授陈岱孙所言,不是学生的天赋,而更主要是联大的学风使他们发出耀眼的光芒。

  【跋踄】西北联大:师生入编 行军过秦岭

  过渭河,越秦岭,徒步千里,长达一月,至今依然是破天荒的壮举。

  193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从西安到汉中的西汉公路正式开通。工程师张佐周承担起从留坝到汉中80公里的测绘与施工。张佐周毕业于西北联大的组成学校之一天津北洋工学院。谁也没想到,他呕心沥血修筑的公路,却为两年后母校内迁汉中提供了方便。

  1937年3月,陕西门户潼关告急,刚刚落脚的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大前身)不得不内迁汉中。据资料统计,1937年底,西安临时大学共有学生1472人,教职工316人。当时,为保证全校千余名师生的安全,校方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行军办法,将全校师生编成一个大队,其中含有三个中队,若干区队、分队,行军时以中队为单位,这样算下来,每个中队近600人。

  从出发第三天开始,行军最艰辛的时刻到来,队伍开始翻越秦岭。秦岭高峻,人员攀爬已十分困难,雇佣的大车上行更加艰难。3月19日,大队伍到达目的地后,运输炊具的大车还未到达。原来,装满东西的大车,根本爬不上坡陡的山岭。最后只好雇佣三头黄牛,一步一顿,最后到达目的地东河桥时,已是凌晨3时。

  4月4日,队伍到达褒城之北石门。刘德润曾记载:“至此群山敛迹,汉中盆地在望,余心中余日来犹如石悬,今一日欣然若有所获,不禁感谢苍天者再!”

  【救亡】陕北公学:义勇向前 到抗战前线去

  “到抗战前线去,到民众中和困难的地方去!”

  从1937年11月到1941年8月,陕北公学在近4年的时间里,共培训了约1.1万多名学员。有的分到各敌后根据地,有的分到国统区或敌占区,也有一部分留在边区工作。尤其是在十一队以后的毕业生,有80%以上前往前线工作。

  那时候,学员常常六七人共睡一个土炕,挤得翻身都十分困难。因为学校没有教室,上课常常都在露天。雨天里,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大家的背包白天当凳子用,晚上睡觉的时候就用来盖在身子上。学员入校,往往第一课就是挖窑洞,首先解决栖身之所。学习用品,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主食则是小米、土豆,咸菜是主菜。为了克服物质困难,学员们自己动手种菜、打扫卫生,发动社会进行募捐。

  【守护】浙江大学:西迁的另一重使命

  不是简单的内迁,而是文化的守护。

  1937年11月,国立浙江大学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历时两年多,穿越江南六省,行程2600公里,于1940年抵达贵州遵义、湄潭、永兴。浙大西迁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即保护《四库全书》的转移。《四库全书》共有7部,3部清末已毁,日本侵华又损失2部,竺可桢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委托,将一部《四库全书》140箱,成功转移至贵阳黔灵山公园北的地母洞存放。

  当时,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陈训慈觉察到杭州的文澜阁《四库全书》面临万劫不复的险境。他一面动员全馆人员赶制木箱,准备装箱转移,一面积极筹措运费。他想到浙大,专程找竺可桢商议对策,两人除共同向教育部力争之外,赶紧利用浙大迁校的卡车,分批装运库书,终于在1937年12月杭州沦陷之前搬出杭州。

  这次库书的迁移,几经波折,历尽艰难。先是雇民船,将库书迁至富阳石马村赵宅,后将库书迁至建德松阳坞再至金华,继而觅车运至龙泉。后又从龙泉启运,自福建浦城而至江山峡口,再上浙赣铁路,过江西,到湖南长沙,从湘北到湘西,直奔贵州贵阳。如此经过5个月的跋涉,终于将库书存于贵阳西部的张家祠堂。后因日寇轰炸贵阳,又将库书迁入贵阳城北4公里一个名叫“地母洞”的洞穴。库书存储于贵阳地母洞之后,先是每年一次曝晒后又改为春秋两次,全年无停歇之日。如此6年,国宝万无一失。

  【无惧】河南大学:书生亦血性

  与敌抗争,毫无所惧,这是知识分子的果敢和坚毅……

  1944年5月初日寇占据嵩县,河南大学师生决定撤出所在地潭头。5月12日清晨,先行撤出潭头的河大师生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装,涉过伊水,沿着陡峭的山路南行。12日傍晚到达大青沟。当晚大雨滂沱,三日不止,千余师生困厄山中。

  15日9时许,日寇数百人分两路侵入潭头镇境,这时,大雨倾盆,山洪暴发,师生在危急之中不知避向何处。一些教师家属和数十名学生向北山转移,而日寇一路骑兵正从北山迂回袭来,师生中有6人饮弹身亡,20余人被俘。

  16日,潭头被日寇的铁蹄所蹂躏,河大校园变成了日寇的兵营。化学系学生刘祖望和医学院学生李先识、李先觉两姐妹不甘受辱,均投井身亡。助教商绍汤、吴鹏和法律系学生朱绍先、辛万灵奋勇与敌搏斗,壮烈牺牲。文学院学生孔繁韬和一位女生痛斥日寇暴行,日寇用铁丝把他俩串在一起,刺杀后投进秋林村西的一口两丈多深的井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博士被俘,夫人吴芝惠惨死在日寇刺刀下,侄儿张宏仲被刺伤颈部,张静吾乘敌不备跳入深沟才得侥幸脱身。农学院院长王直青教授、段再丕教授与该院20余名师生被日寇罚做苦役,稍有怠慢,便遭毒打。王直青不堪忍受日寇暴行,跳下山崖,身负重伤,幸亏附近乡亲营救,一个月后才转赴荆紫关。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22-12-23 10:4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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