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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山的抗战史:武大珞珈山上的抗战遗迹
2020-04-18 10:47:03  来源:荆楚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0年代的十八栋。

  一场春雨,武汉大学的樱花又落了不少。这场樱花盛宴眼看已到尾声。

  提起樱花,注定与日本脱不开关系。1938年,武汉沦陷后,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1939年,为了慰藉日军的思乡之情,从日本引种来樱花在武汉大学老斋舍前种植。此后,樱花更是成为中日外交中的一件礼物被赠与。

  而鲜少有人知道,除了樱花,被称为中国最美校园的珞珈山曾作为战时首都和抗战中心的核心地存在着。至今,珞珈山上仍然保留着这些抗日战争的痕迹: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居住过的半山庐;周恩来和郭沫若曾居住过的十八栋;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场宋卿体育馆、老图书馆、礼堂;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场地奥场等。

  1937年底,南京沦陷,国民政府名义上宣布以重庆为陪都,而事实上包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及多个重要部委都移驻武汉办公,美、英、法、苏等国使节也转赴武汉。193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武汉成为了中国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和抗战大本营。

  与此同时,为了传承保存中国优秀文化和人才,武汉大学决定迁校四川乐山,珞珈山顿时成为一所空校。1938年1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午后携段书怡参观武汉大学最近完成之理学院扩充部、工学部及体育馆。校中图书仪器已装迁宜昌,闻之黯然。”刚刚建成的校舍,美丽的环境,和身处武昌郊区可以躲避日军轰炸等诸多有利条件,使得珞珈山成为众多抗日活动的所在地。

  1938年底,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校园珞珈山举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改组国民党党务和体制、召开国民参政会等重要决议,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在此期间,蒋介石也表现出积极的抗日姿态。2月,国民政府军令部借武大校舍举办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一派新气象。

  在樱花盛开之时,带你去看看珞珈山上,樱花之外的抗战遗迹。

  日军入侵

  老斋舍前种满樱花十八栋被高级军官享用

  除去十八栋,樱花大道一侧的老斋舍是珞珈山上最为人所知的建筑了,每到三四月份,老斋舍前的樱花次第开放,迎风飘落,凄美和绚烂相交错,伴着老斋舍的老建筑,这里往往是游客最集中的地方。大多数人也都知道,这美丽的樱花最初是日军占领珞珈山时从日本引进,在欣赏樱花的自然美丽的同时,心里多少会有些五味杂陈吧。

  1938年10月25日,中国军队主动撤离武汉,26日,日军波田支队进入武昌,珞珈山成为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的司令部。在谢红星主编的《武汉大学校史新编》中记录,据当年武大护校负责人汤商皓回忆,早期进驻珞珈山的是两批日军野战部队,负责人均为大佐军衔。

  日军入侵的8年时间,武大新竣工的工学院大楼成为日军野战医院,水工实验所成了马厩,东湖中学变成了辎重场,理学院大楼变成了日军司令部,体育馆成为日军娱乐场。图书馆背面原有茂密的松林,被日军肆意砍伐,用以建造防空洞,或烧炭取火。

  老斋舍内住进了日军中级军官,一区18栋则被高级军官享用,除了外观内部装饰均被日军改造,许多楼板被改成了日式的榻榻米。徐正榜介绍,2006年武汉大学对一区18栋的房屋进行维修时,在墙体里发现了日军的衣物,仍然保存完好。

  1938年,日军将珞珈山校园辟为其中原司令部后,为了缓解住在这里休养的大批日本伤兵的思乡之情,同时亦有炫耀武功和长期占领之意,于1939年从日本引来樱花树苗在武大校园今天的樱花大道两侧种植。日本天皇的二弟高松宫宣仁亲王曾于1939年2月22日来到珞珈山,在武大老斋舍中门留有照片,照片中依稀可以看到门洞背后的老图书馆,樱花树苗正是他所带来的。

  1945年8月9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9月1日,武大成立复校委员会,指派赵师梅、萧洁等先回珞珈山接收校产。当时武大校舍仅外观完好,内部的门窗、水电等均已损坏殆尽,留校的余景华、李济生、查润三名护工已于1941年4月被日军杀害。

  1946年3月10日,武汉大学开始了和八年前方向相反的回迁之路,首批物资起航,6月20日,首批人员启程。当年10月31日,在珞珈山举行了开学典礼。

  文人抗战

  发表近200篇演讲分析抗战国情

  徐正榜认为,早在1937年之前,武汉大学已经进行了许多抗战活动,“珞珈山抗战最激烈的时期其实是在七七事变之前”,从校长、老师到学生都积极宣传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武大校务委员会立即致电中央政府和国际联盟,呼吁各国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共同制裁日本;同时致电北京、中央、同济三大学,倡议联合各大学组建国际宣传的机关,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而其中最值得提及的就是武汉大学的教授们在“总理纪念周”上的公开演讲。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孙中山崇拜运动,将孙中山象征符号渗入民国社会生活。1925年4月,建国粤军总部制定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大学、党政军机构“以每周星期一为纪念周永久行之”,内容包括鞠躬行礼、默哀、宣读孙中山主义和革命历史等内容,此后一直持续。

  “九一八”事变后,武汉大学决定从12月7日起利用“总理纪念周”集会时间开展国难演讲,王世杰为此专门作了题为《国难演讲的意义》的讲话。南京沦陷后,国民党当局党政军各大机构和首脑都云集武汉,每星期的总理纪念周,也在珞珈山举行。武汉地方的党政军要员,都要匆匆从三镇赶来参加。

  从此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武大的教授关于抗战救亡的演讲持续不断,从1932年到1937年共有近200篇,都在《国立武汉大学周刊》上发表。这些教授利用学科专业优势,从政治、外交、经济、历史、战争等各个方面深入探讨抗战救国方略,如著名经济学家杨端六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日本发动侵略的原因,发表了《建设的意义》、《进步的意义》、《战时经济的特征》等演讲,物理学家查谦发表《国防与科学》,邬保良发表《战争毒气与个人防御》等,呼吁师生做好充分准备,挽救民族危亡。教授们还利用学科知识和学校设备,研发防毒面具,生产手榴弹。

  此外,武汉大学充分发挥大学的责任,大量收容沦陷区的流亡学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保存中国文化的教育根基。1937年8月19日,王星拱签发了《站区内学校处置办法》,8月27日,教育部颁发了《总动员时期督导教育工作方法纲要》,鼓励高校设法接收借读学生,使其完成学业。据徐正榜介绍,单1937年,武大就接收了来自沦陷区的燕京大学等61所大学的借读生582人,占当时在校学生1371人的42.5%。

  蒋介石曾下榻,常与周恩来珞珈山上偶遇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等在十八栋前合影。徐正榜供图

  午后携段书怡参观武汉大学最近完成之理学院扩充部、工学部及体育馆。校中图书仪器已装迁宜昌,闻之黯然。——1938年1月8日,武汉大学校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

  探访半山庐

  蒋介石曾下榻,常与周恩来珞珈山上偶遇

  长江商报消息 武大校园有两处不可忽视的建筑,半山庐和十八栋。

  前者位于珞珈山腰西北,后者处东南,翻过珞珈山便可到,皆建于20世纪30年代国立武汉大学初创时期。但鲜有人知,在70年前“武汉抗战”期间,为携手共谋抗日大计,蒋介石和宋美龄曾寓居半山庐,周恩来和邓颖超曾下榻十八栋。据周恩来的秘书童小鹏回忆:“那时周恩来和蒋介石都住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经常会在散步时遇到。”遥想当年,不知二人所谈内容为何,是否有针锋相对和相谈甚欢的时刻。

  从武大逸夫“人文馆”向南,迎面就是著名的珞珈山,沿右侧的环山路上去,不过百米,即到蒋介石的故居半山庐。看到这栋两层高、三栋小楼组成的建筑时,很难让人相信这是蒋介石的故居,因为它看上去非常低调:整体呈灰白色,高七米左右,由两个阳台将三栋两层的楼房连接而成,中间一楼伸出一个装饰性屋檐为入口,八个屋檐毫无装饰讲究,只用白色的漆粉刷一遍。整栋小楼皆青砖黑瓦,很是质朴,几乎掩映在珞珈山的苍秀山势中了。门前放置了一块大石,上面写着“半山庐”,出自易中天之手。

  相传,半山庐的建筑与选址,为当年武大一位研究易经的教授设计。据武汉大学原档案馆馆长徐正榜介绍,半山庐是为当时武汉大学的单身教授所盖的宿舍,1932年开工,1933年竣工,由胡道生合计营造厂中标承建。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赵师梅、汤佩松、高尚荫、李先闻、郭斌佳等年轻教授先后在此居住多年。年轻的汤佩松、高尚荫还经常课后与学生一道在大操场上打网球、踢足球,给学校带来一股虎虎生气。

  因为是单身教授宿舍,楼房被分割成20间左右的小房间,条件也比较简陋。这里曾经长期作为武汉大学校友总会、董事会和基金会的办公地,曾在此工作的张师傅对那栋小楼很熟悉,他掰掰手指说到,“三栋,每栋八个房间,加上后面的一间,一共25个房间。”在半山庐背后和珞珈山体之间还有一栋更小的小楼,是厨房和卫生间所在地。

  将修缮,作招待所使用

  1938年春夏,国民政府在珞珈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蒋介石也从江西来到珞珈山,他和宋美龄下榻于武大半山庐,就住在二楼东头的两个房间,他在此调度指挥全国抗日战场、操控内迁、规划后方大西南的交通建设等。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侍从室随员,也在此居住办公。半山庐下面的工学院(现行政大楼),是军事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老斋舍,则是军事委员会军官训练团的宿舍。

  因为战事吃紧,蒋介石在武汉的生活并不顺心。日军不分昼夜地轰炸,蒋介石在珞珈山的寓所会客室竟被炸塌了一角,为安全起见,他白天住在离寓所不远的曲尺形防空洞里,和普通人一样。武大退休教授李守庸回忆说,1938年夏天,一听到空袭警报,大家就躲到自家的防空洞或是床底下。

  半山庐的房子下面也有一个地道通向珞珈山体,张师傅透露,这一地道并不为人所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搬开挡住地道入口的柜子发现了这个地道,当时柜子里还放着很多酒,“地道里面用灰砖垒成,很大,都是通着的。”但蒋介石并不太在意环境的恶劣,他习惯以散步作为消遣。

  2001年,这座见证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历史建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作为武汉大学董事会、校友会和基金会的办公地,去年因为屋顶漏水,房屋被腾出一空,预计进行修缮。

  因此,现在的半山庐已经闲置,记者不得而入,从玻璃窗中望进去,屋内有些破败,留着一些办公用品和家具。张师傅介绍,秀山之后,半山庐将会作为招待所使用,接待一些重要来宾。

  但徐正榜对蒋介石是否下榻半山庐存有疑虑,他表示,蒋介石更可能的居住地是位于珞珈山南麓的山南招待所。山南招待所是武汉大学招待重要人物的招待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每次回校就居住在此。

  10月17日,日军已逼近武胜关,王世杰也已购买了次日凌晨由汉口到重庆的机票,当日下午六时许,他独自一人由汉口渡江再次来到珞珈山,此时军官训练团已经结束,喧闹的武大校园中仅剩下护校队员余景华等人留守,晚上住在湖畔山坡招待所,望见关月出,顿感“悲寂之至”。徐正榜表示,蒋介石另一个可能的居住地是位于珞珈山下的曹家花园。

  周恩来故居

  与蒋介石为邻,显示国共合作决心

  离开半山庐,向右沿一条宽敞的水泥路往珞珈山东南方向走,五分钟左右,就可见到散落在珞珈山上的十八栋建筑群。树木葱绿,一栋栋青砖绿瓦的小楼掩映在山林中,别致幽静,仿若世外桃源,令人不禁遐想当年的教授们在此散步、谈天、读书、写作的文雅日子。

  周恩来旧居就在十八栋27号,沿着水泥路往上走十几级台阶就到了,门洞旁的墙壁上的铜牌写着“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周恩来故居”。这是一栋标准英式田园别墅,绿瓦青砖,地基开阔,屋后被参天大树环绕,庭前两棵樱花树正盛开着,通往山上山下的是几条铺满落叶的石阶小径。

  1937年末的武汉萧瑟阴冷,12月18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从延安风尘仆仆抵达国民政府“战时首都”武汉。国共“武汉抗战” 的合作序幕,由此拉开。照片中,这个时期着戎装的周恩来剑眉星目、英气十足。

  周恩来到达武汉后,与邓颖超下榻武汉大学珞珈山十八栋一区27号别墅,与早已居住在半山庐的蒋介石夫妇,毗邻而居。周恩来和邓颖超居住在二楼的起居室,为卧室兼办公室,对面小房为警卫人员(副官)居住。

  周恩来夫妇得以居住在国民政府军事指挥中心,并与蒋介石成为邻居,不是机缘巧合,也绝非出于单纯的安全保卫考虑,其中有着非同一般的深长意味。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国难当头下,国共决心联手抗日的一次精心安排。

  1937年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武汉一周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在汉口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周恩来出任副书记,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共产党的斗争和组织工作,重点主管八路军办事处军事、统战以及新四军的组建工作。1938年1月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因战时宣传所需,恢复了政治部,陈诚为部长的同时,周恩来任副部长,这进一步对外昭示了国共通力合作的抗日决心。

  三次演讲,鼓励青年“到军队去”

  据党史资料记载,当时身兼国共两党要职的周恩来,每天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在国民政府武昌政治部办公,晚上又要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处理公务,每到东方大白。还接待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在珞珈山访问时,在寓所门前留下了与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

  百忙之中,周恩来还为武大学生做过一次演讲。徐正榜对记者介绍,1938年夏,数千武汉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借读生,和当时在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在大操场聆听了这次演讲,周恩来一连讲了两个晚上。此次演讲的内容主要是阐述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著作中的军事思想,号召青年学生行动起来,投身抗日战争,夺取抗战的胜利。

  其实早在武汉大学西迁之前,周恩来已经受邀在武汉大学做过两次演讲。1937年8月,周恩来冒雨从汉口来到武汉大学礼堂(现为学生俱乐部),宣讲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正在演讲时,传来空袭警报,周恩来临危不惧,镇定地指挥学生疏散,自己最后才离开会场。警报解除后,又继续演讲。演讲结束后,许多学生请他签名留恋。当年周恩来为一位学生亲笔签名的小册子《俄语一月通》,至今仍保留在武汉大学档案馆,徐正榜为记者展示了他拍下的照片。

  1937年12月31日,周恩来第二次在武汉大学演讲,地点仍在学校礼堂。此次演讲的题目是《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周恩来在这次演讲中,号召青年学生“到军队里去”、“到战地服务去”、“到乡村中去”、“到被敌人占领了的地方去”,鼓舞青年们的抗战热情。

  1983年,因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被武汉市政府列为武汉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这里被修旧如旧,作为周恩来故居开放,一层到三层均为展厅,用实物和图片、文字资料介绍了武汉大学“十八栋”与周恩来在武汉的这段历史,其中展出了多张周恩来与邓颖超、埃德加·斯诺、郭沫若等人的合影。

  “神秘会议”晚上举行,常持续到凌晨

  武汉大学学生俱乐部,原礼堂。 徐楚云 摄

  1938年3月30日,武汉各大报纸都刊登了一则中央社的简短消息:《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昨在渝举行开幕典礼》。该消息称:“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二十九日上午八时,在渝举行开幕典礼。……九时许礼成,唯以代表尚未到期,闻拟稍缓数日,再行正式开会。”

  然而事实是,会议已于当天下午移师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继续进行,这个神秘的会议,便是为针对抗战时局制定工作方针和改革党务而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四天时间里,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国立武汉大学珞珈山举行,如今的老图书馆、宋卿体育馆、礼堂都曾是会场。

  在抗日战争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蒋介石认识到对军官们进行持续军事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在战时首都武汉开办了多期军官训练团,对战士进行分期轮训。那个时期的珞珈山校园满布着戎装的军人,一时英气勃勃,一派新气象。

  奥场

  珞珈山上一时遍布戎装

  武汉大学行政楼和理学院中间,就是大名鼎鼎的奥场,武汉大学草创时期已存在。 1938年,珞珈山上的学子们大部分迁到乐山学习,珞珈山上则办起了各种军事训练班,奥场就是其中重要的训练场地之一。珞珈山上一时生活着许多军人,英气勃勃,一张蒋介石在奥场检阅军队的历史照片更是广为流传。

  1938年2月6日,蒋介石对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今军事失败,实由于军事教育失败。在此情况下,中国抗战只有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要不断地对军事干部实施分期轮训,训练终于作战。于是电令第25军军长万耀煌速来武汉筹办战时军官训练团。

  当时,作为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昌的军政教育已经十分火热。1月下旬,桂永清借珞珈山开办“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招收各省大中学生千余人,施以军训。这些学员,绝大部分是家乡被日军占领的流亡青年。2月中旬,该团又增收学员,桂永清致函王星拱校长,请求再拨校舍,武大只好腾出实习工厂应急。徐正榜介绍,当时在珞珈山的抗战训练班种类繁多,此外,还有军委会六部举办的“青年战时服务训练所”、航空机械学校举办的“第九期甲种机械班”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些众多的抗战训练班中,规格最高、时间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是由军事委员会主办、万耀煌负责的军官训练团,该团于1938年3月1日在珞珈山举行了开班典礼。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兼任教育长,万耀煌为副团长兼将官班主任。

  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实际负责人是万耀煌,他当时住在武大一区301号,他在日记中写道:“训练团利用武汉大学宽敞宏伟之校舍,不仅在此受训者心旷神怡,且地处武昌郊区,教育训练不受敌机光顾而中辍,实为难得……珞珈山上一时英气勃勃,显得一番新气象、新天地。”

  3月24日,王世杰携李四光渡江来到珞珈山,见到“校中仅四年级生在上课,余则正往四川嘉定迁徙。但军事机关则正假校舍举办诸种短期训练。学生达一二千人。”而稍感欣慰。

  由于国共合作,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教员,既有国民党的军政官员、德国顾问,也有中共方面的周恩来、刘伯承等人。周恩来曾多次为珞珈山军官训练团的学院讲授“游击战”及“通信工程”等课程,成为学院最受欢迎的教员。此外,要算冯玉祥最受欢迎。陈家珍在《回忆珞珈山军官训练团》中写道,冯玉祥讲课的方法很特别,常用问答形式,第一次讲课就问同学们:我们今天坐的这个地方在古代战国是哪一国?学员答道:楚国。他又问:楚国有一个爱国者,经过努力,终于恢复了祖国,他是谁呢?学员们回答说:申包胥。他说:对了!现在在座的有1000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申包胥吗?学员们说:有!他又说:我想一定是有的,也绝不会只有一个。

  1938年7月,中训团成立,军训团正式结束。军官训练团共举办了将官班3期、校官班3期、党务班1期、陆军空军联络班1期,将官班每期受训120人左右,校官班每期受训1000余人。徐正榜说,前来受训的军官来自九大战区,他们往往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有一些还未毕业就需要重返战场,不久就牺牲了。

  宋卿体育馆

  地板为意大利进口楠木

  从樱花大道往武大正门方向下行,穿过右手边一条狭窄的小道,便可看到宋卿体育馆,这也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之一。

  1936年,时任武汉大学体育主任的袁浚多方奔走,争取到黎元洪家属捐赠10万元,建成可供学生雨天活动的小型健身房,并以黎元洪之号命名为“宋卿体育馆”。宋卿体育馆于1935年10月开工,1936年7月竣工,由上海六合公司中标承建,是当时中国规格最高的大学体育馆。

  体育馆掩映在巨大的樟树林中,周围有樱花、石楠等观赏植物,极为幽静。体育馆为钢筋混凝土柱,灰墙绿瓦,内部采用了巴洛克式轮舵形山墙和三重檐歇山顶,空间高且光线好,这是当时西方非常先进的建筑工艺,里面有看台,外有观景台,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建筑,已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其他许多早期建筑不同的是,宋卿体育馆保存得很是完好,外观古朴典雅,可看出岁月的痕迹,内部则已翻新,仍然作体育馆使用,人气很足。当天,一场篮球赛正在这里激烈进行着,遇着大雨,看樱花的人群也络绎不绝地进来躲雨。

  徐正榜介绍,当初建造宋卿体育馆的木材、钢材大多从国外进口,因为其时东北已被日军占领,交通不便,且为抵制日货,而此时欧洲经济出现了大萧条,物价普遍下降,进口建筑材料造价也颇为低廉,宋卿体育馆的地板使用的就是意大利的楠木,钢材则普遍从德国进口。后来武汉大学对一些早期建筑进行维修时,发现很多钢材上带有德国制造标志。

  1938年3月29日到4月1日,中国抗战史上一场重要的会议——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徐正榜介绍,《湖北文史资料》1985年第一辑登载了一张临时代表大会代表们在宋卿体育馆前的合影照片,其下注明该馆为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会址”。

  礼堂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沿着宋卿体育馆往樱花大道走,在老斋舍第一个门洞沿楼梯登到樱顶,旁边就是武汉大学学生俱乐部,以前的武汉大学礼堂,楼下则为樱园食堂。礼堂的门紧闭着,看进去很是破败,偌大的空间里,闲置着几张椅子,前方一个舞台。这个地方,是1938年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之一。

  徐正榜介绍,这次临时代表大会为了保障安全,主要会议全部选在晚上举行,许多与会人员在文章中都有提及,比如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五十三十分即同车赴珞珈山开会……会开五小时,于夜下一点始返福音堂。”由于议程繁重,与会者众多,会议经常持续到凌晨。

  但关于开会的具体地址,一直以来有些扑朔迷离。根据徐正榜的研究和判断,当时的会场应该有三个地方:宋卿体育馆、武汉大学礼堂和武汉大学图书馆。他介绍,在武汉大学档案馆的一份1938年3月14日的密函上,写着:“兹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二次会议决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关于开会会场,拟暂行借用贵校礼堂,并请借拨房屋一部分,以为工作人员办公之用……”而后在3月21日武汉大学的回函中则说:“……准此,本校谨当遵嘱照办。”会议亲历者郭沫若在《洪波曲》中也明确表明会议在礼堂举行。

  而会议亲历者、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在会议期间的日记中则写道:“三月廿九日。……晚八时,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会议”,“四月一日。临时代表大会,今晚续在武汉大学图书馆举行”。这可以明确无误地确定图书馆也是临时代表大会的会场。

  徐正榜表示,临时代表大会一共举行了四天,而且会议议程繁多,且分成不同的组别,所以会场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参加临时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五百余人,三处会址中,只有宋卿体育馆可以容纳这么多人,可以推断,在宋卿体育馆举行的应该是开幕式和全部代表参加的会议。而后分组会议则分别在礼堂和图书馆举行。

  这次会议确立了国民党的总裁制,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王世杰写道:“闭幕前,出席大会之若干人,联名提出一案,推举蒋中正为总裁,汪兆铭为副总裁……”

  而这次会议确立的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总裁制等决议,都对之后的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阐述了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对日本侵略、在内政外交各方面的立场和政策,对抗战作出了总体上的部署,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4-18 11: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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