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抗战牺牲到何种程度？
2017-11-14 10:06:29  来源：铁血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下达作战命令：二十六日十三时对重庆实施第一次轰炸。至于攻击目标和任务，寺仓正三的表述是：“重庆市街，务使敌政权上下感到震撼。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三十分，日军第一飞行团的十二架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自汉口机场起飞，十三时三十五分抵达重庆上空。可是，飞行员根本看不到重庆，机翼下是一片灰白色的浓雾。即使降到了安全允许的最低高度，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因为油料有限，转了几圈后，日军飞行员只好返航。在第一批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起飞二十分钟后，十架意式重型轰炸机跟着起飞，于十四时抵达重庆上空，盘旋良久后，日军飞行员终于从云雾的缝隙间发现了一片看似城市的目标——“推测这可能是重庆东侧地区，即以此为基准进行了推测轰炸”。第一次轰炸就这样结束了，日军认为：“战果虽不明，但从敌人的无线电信判断给了敌人极大威胁。”

　　日本人只顾考虑自己飞机的作战半径了，没有想到中国的重庆还有一个“雾都”的绰号。——每年春节过后的一至五月，这座山城基本上昼夜不断地被笼罩在潮湿的云雾中。在此期间，山城居民会把阳光照射大地的某个瞬间视为出现了人间奇迹。

　　日军对重庆的第二次大规模轰炸，发生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七日。此时日本方面获悉，国民党即将在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决定。于是认为，应该立即使用军事手段在中国的政治伤口上撒上一把盐。日军第一飞行团根据气象情报，判断七日那天重庆的浓雾有开裂的可能。是日，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分三批从汉口机场起飞，于下午三时左右飞临重庆上空，却没有看到浓雾裂开的迹象：“云量十米，云高二千五百米，但扬子江上云量稍薄，可以判断出江的形状，在东南云上望见了金佛山。”于是，日军以隐约可见的长江的形状以及距重庆约九十公里的露出云层的金佛山顶为基准，依据航程和航向对重庆市区进行了推测性轰炸。——“敌机没有迎击，所以我未受损失。战果不明，但重庆发布广播称：重庆遭到轰炸，击落敌机八架。”

　　炸弹迟迟不能落在重庆市民的头上，这令日本军方焦躁不安。一月十日，第一飞行团的三十一架重型轰炸机第三次飞往重庆，这次终于在重庆上空的云缝中看到了市区，日军飞行员从四千五百米高空投下了四千五百公斤航空炸弹。受到这一战果的刺激，十五日，日军第一飞行团的重型轰炸机第四次起飞，拟对重庆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但是，令日军飞行员没想到的是，他们在重庆上空遭到了中国空军的猛烈截击。飞在最前面的侦察机发现云层上的十二架中国战机后，马上通知后面的轰炸机，可轰炸机已经飞临重庆上空。中国战机立即向日军轰炸机扑来，双方开始了激烈的空战。重庆地面的中国防空炮也首次向日军轰炸机开火。尽管重型轰炸机不适合空中格斗，日军还是在空战的同时把携带的航空炸弹全部投向了重庆。此次空战的结果是：中国空军损失战机十一架;日军重型轰炸机四架被击伤，但均安全返航。

　　日本人从反馈的情报上看，大批量的炸弹似乎没有几颗落在重庆平民头上，连续的轰炸后也没见中国方面有什么激烈反应。——“连日来天气恶劣，寺仓第一飞行团长认为坚持攻击重庆不妥当，建议应把攻击转向天气较好的兰州方面。一月二十一日，航空兵团司令官采纳了这一建议”。

　　日本人决定耐心地等待中国“雾都”上空的浓雾消散。

　　尽管日军已经四次飞临重庆进行轰炸，但这座中国的战时之都并没有显示出日本人想象中的惊恐。

　　无论日本方面如何强调蒋介石政权已经沦为一个“地方政权”，作为国家统帅机构的国民政府依旧在照常运转。国民政府完善了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归并改组成立经济部，实行金融外汇管制，成立粮食部和农林部，组建航空建设协会总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水路运输联合委员会等。国民政府召开了第二期抗战国民参政会，审议事项涉及军政、外交、侨务、赈济、财政、经济、教育、交通、蒙藏等国家战时建设的所有方面。为新县制在全国的实施，国民政府督办成立了各省市首届临时参议会，推行地方自治，完成县政计划，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其间，蒋介石不间断地举办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每一期训练班都要亲自训话，因为他认为中国“要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就必须有现代的干部”。——蒋介石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记述：“本年，蒋公所最致力者，军事而外，为干部训练，为县政建设，为经济建设。第一事由中央训练团分期举办党政训练班。第二事则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第三事以牵涉繁多，未有所兴举，然备战区经济委员会之设置，金融机构之调整，及工矿交通之督促改进，蒋公无不昼夜筹策以赴之。”

　　每一天都盼着国民政府崩溃的日本人终于等到了五月。

　　五月，笼罩在重庆上空的云雾裂开，阳光倾泻山城。

　　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记者莉莉·阿梅斯，显然对雾散之后的重庆所显露的真实面目十分惊讶：

　　中国的新首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景色优美得宛如一座大花园，这远远抵消了气候的不足。满山梯田，到处竹林，一片棕榈、柑橘，使人想起亚热带的地方。这个富饶的盆地平原，松树弯曲茂盛，神秘的群山环抱，悬崖峭壁耸立，任何初来四川的外国人，都会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能创造出如此富于幻想的图画。

　　一个名叫西奥多·怀特的美国青年，以记者兼作家的身份被国民政府聘为宣传部顾问。当他抵达重庆的时候，沿着码头陡峭湿滑的台阶，几个近乎全身赤裸的中国舆夫扛着滑竿把他抬进了重庆的城门。怀特看见这座中国的战时都城被陡峭的山崖环绕着，城墙古旧得弥漫着斑驳的陈年色泽，城门上装饰着金色圆形大钉，而城门之外农民们开垦的梯田从一条山脊延伸到另一条山脊。走进重庆高低不平的街巷里，花摊比他的“故乡波士顿的还要多”，在水仙花、杜鹃花和各种各样不认识的花朵的香气中，怀特看到了中国百姓的市井生活，其坦然从容令他感到眼前的一切并非是在战争中。

　　最令怀特吃惊的是，重庆到处充斥着的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气概”：中国人不把日本人称为日本人，他们必须称之为“倭寇”;中国人也绝不称日本人在进攻，而是称“日本军队在到处流窜”;汉口被日军占领后，中国人说“敌踪在汉口出现”了;中国军队的每一次退却，都被说成是“重大的战略性迂回运动”;而来自前线的哪怕是小小的胜利消息，中国人都要口口相传以至变成“虏获无数”;当又一座城市陷落时，中国人要特别强调是他们“诱使敌人陷入罗网”。怀特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灌注方式，相比这种方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即中国正在进行的极端艰难的对日作战，他隐隐地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伤感。

　　日本人想用炸弹使这样一个重庆“陷落”能有多大的胜算?

　　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清晰地袒露在万里晴空之下。

　　日军航空兵团全面总结了前期轰炸重庆的经验和教训，详细研究编成、技术、情报、补给和通信等诸方面构成要件，不但补充了必要的装备和通信器材，还加强了远距离、高强度、夜间和恶劣气候条件下的飞行以及投弹训练。

　　日军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第十三、第十四战队以及高雄航空队奉命加入轰炸重庆的作战。

　　一九三九年五月三日十六时，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的四十五架中型轰炸机飞临重庆上空。日军机群沿着长江北岸开始俯冲，向重庆的繁华商业区投下了密集的炸弹。中国空军三十架飞机升空迎战，击落日机两架，但自己损失了五架，对日军的轰炸没有起到严重妨碍作用。重庆城中心的二十七条主要街道十九条中弹，中弹区烈焰熊熊，房倒屋塌，人声惨叫，血肉横飞。据不完全统计，日军投弹一百六十六枚，炸死重庆平民六百七十三人，伤三百五十人，炸毁房屋一千零六十八间。

　　日军轰炸的不是战场，是城市市民区。

　　这是肆意的屠杀。

　　为了应对日军的空袭，国民政府要求重庆所有的人倚山城的特点挖掘出大大小小无数的防空洞。国民政府希望把日军空袭的伤亡降到最低限度，但是，谁也不可能把一座城市和它的百姓全都藏起来。

　　第二天，日本海军第二联合航空队决定对重庆嘉陵江边的商业区和住宅区再次发动空袭，时间定在黄昏。为应对中国空军的截击，日军采取了这样的策略：机群先在重庆附近上空盘旋，与中国战机周旋，待中国战机燃料耗尽必须加油时，突然集群式地向预定目标俯冲而下。四日十七时左右，二十七架日军轰炸机分三个批次在预定目标上空投下了携带的航空炸弹，落弹区从中山公园到嘉陵江边长一公里多，从朝天门码头到七星岗之间长约两公里。日军投弹一百二十六枚，炸死重庆市民三千三百一十八人，伤一千九百三十七人，毁坏建筑三千余间，始建于唐代的罗汉寺荡然无存，连英法使馆和美国教堂都未能幸免。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与南京大屠杀一样，战争时期人口的混乱流动，使得伤亡数字无法准确地统计出来。作为战时首都，重庆难民遍地，而日军实施“无差别轰炸”，因此官方发布的平民伤亡数字应该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

　　尽管这个国家的平民也要像军人一样，在日军发起的军事攻击中付出沉重的死亡代价，但国民政府依旧没有显现出日本人所期望的崩溃征兆。就中国人的秉性而言，苦到了极致反而能够静默如常——中国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是独一无二的。

　　大火在燃烧，成堆的尸体被拉出城掩埋，哭声震天，天地缟素。而伴随着这一幕的，是入伍的青壮年被隆重地送出防空洞，一碗浓烈的川酒令他们个个面如重枣。城郊的农民，每家每户都接纳了城里人或是外地人，他们宁愿把本来并不宽裕的米粮拿出来，很自觉地在日军的轰炸中与自己的国家同舟共济。中国广大民众的抗日意识，已经被战争的残酷进程所唤醒，老百姓懂得努力生产是为了什么，节衣缩食是为了什么。无论日军如何疯狂轰炸，中国大后方的工业生产始终没有停顿，一九三九年的农业竟然获得了丰收，抗战前线的军粮供应因此从未间断。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1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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