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陪都重庆：一些曾被忽略的侧面（1）
2017-11-14 09:41:35  来源：腾讯  点击：  复制链接

　　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由于日敌的严密封锁与狂轰滥炸，战争的巨大消耗，陪都的经济环境变得恶劣，生活条件日益艰苦。到了抗战中后期，通货膨胀严重，百姓生活状况趋于恶化，情况越来越糟。本文拟从生活在战时陪都一些人士的日记与回忆录中，撷取不同的侧面(其中某些地方似曾一直为人们所忽略)，以使读者得到一些直观的印象。

　　【简陋的办公与住宿条件】

　　在战时重庆，沈剑虹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英文编撰科科长，国际宣传处撤退到重庆后，“大家挤在重庆两路口巴县中学原址一幢破旧不堪的校舍内办公”，“除极少数人之外，几乎全体同仁，上自副部长、处长，下至科长、主任、科员、办事员都在巴中觅地自建竹筋、土墙、泥地、稻草顶的房子，藉避风雨”。(沈剑虹《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

　　嘉陵宾馆，在当时的重庆是众人瞩目之地。1940年7月1日，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开幕，蒋介石请全体中委的晚宴就在此处举行。但这一战时陪都最好的宾馆档次究竟如何，顾维钧有一个有趣的回忆可供参考。1942年10月，他从驻英大使任上回重庆述职，“我听说这是重庆设备最好的旅馆，必要的卫生设备齐全，但不足之处甚多。房间里的电铃没有电，不响。抽水马桶因水管损坏，不能自动冲洗。夜间，灯光十分昏暗，我不得不用鼻子闻一闻来辨别是哪种食物。但是，这是整个重庆最好的旅馆……我睡在一张类似我在国外监狱看见过的那种简陋的铁床上，又小又窄，而且油漆剥落。我暗思，中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毕竟已有五年之久了。”(《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

　　可能战时重庆的居住条件确实较差，冯玉祥贵为军委会副委员长，看到一些人住洋楼，也表示愤愤不平：“因为我是个丘八出身，忍不住，没涵养，听说巴中周围的洋楼都被炸了，我真是忍不住要说几句话，这些少爷小姐们，在上海、南京、武汉都是住的小洋楼，到这里的重庆还是花了几十万元盖洋楼，把百姓的血汗都消耗在上面，为什么这样办，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抗战，什么是打仗。”(《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6月11日)

　　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主席、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东北接收主官等要职，战时以国民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欧美访问的熊式辉，1943年4月15日回到重庆，发现他的家人、亲友也很不宽裕，“住”是一大难题：“行装甫卸，纷纷于亲友之往来访问，所见一般衣衫多不齐整，午至山洞与家人团聚，居室服食，甚为简陋，但重见诸儿女甚乐，俱未言苦，城内屋租奇昂、无所居处，晚借空军招待所暂寓。”(《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

　　1939年3月，浦薛凤至重庆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之职，“初到时即闻房荒。时有谋事不如娶妻易，租屋不如谋事易之谚。以各大学而论，确有一个家庭挤住一间房子者。中央大学之建筑，全属临时性质。一切竹撑泥墙，因陋就简。大抵一家只一间房。一般公务员宿舍亦挤得不堪言状。大房间要住十余人，小房间要住三四人。携带家眷者更觉痛苦。”

　　不过，孙科的住房似乎较好，在嘉陵江边盖了一所“圆庐”作公馆，据说是由他的“二夫人”蓝妮出资所建。建成后，蓝妮以圆庐主妇的身份陪伴孙科，招待来宾。但住不到几年，蓝妮还是嫌轰炸威胁下的重庆生活单调，且时处险境，于1940年重返日伪占领下鱼龙混杂、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周旋于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日伪要人之间，如鱼得水。战后且让孙科出面为这位“敝眷”索回被查封的财产，闹得满城风雨。

　　【吃在陪都：物价飞涨，难以为继】

　　在战时陪都，食物的获取也十分不易，吃的条件有限。顾维钧提到嘉陵宾馆1942年10月份的一次宴会：“在嘉陵宾馆我出席了孔祥熙博士及行政院的人士为国民参政员举办的宴会。我们吃了一顿既经济又富于营养的饭。每人一个盘子，盛着三样东西：肉、蔬菜和米饭。豆浆是唯一的饮料。另外还有一碗汤、一碟甜食，主要是些水果。”(《顾维钧回忆录》)

　　在陪都，冯玉祥还常常请人吃饭，被请者包括左右中外、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日记中隔数日即有此类记载，但所用食材似较为俭省，因此他曾对苏联大使宴客食物之丰盛称羡不已：晚7点30分，“苏联大使请吃饭，真是烟酒充足，菜又丰富。咱们请他吃饭，也不过是馒头、豆包、稀饭，菜不过几盘。今日看到他的一切这么丰富，我有点面子上过不去的样子。可是他请我是他全国的钱，我请他吃饭是我自己的钱……”

　　而他自己及一次孔祥熙的请客亦是如此：某晚7点，“警报解除了，庸之先生请吃饭到行政院，菜也很简便”。另一次“散会后聚餐，每人一碗大锅菜和馒头，别的也没有什么。”(《冯玉祥日记》第5册)在重庆，冯玉祥与苏联、中共及左翼人士往来甚密，中共有时碰到某些难题也会请他出面解决，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精诚团结，抗日救国”。1940年4月16日，中共的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等到他处拜访，他即批评了国民党内搞摩擦的人，中共方面则向他“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拥护蒋委员长，精诚团结。”他听了很高兴，将此转告了国民党搞党务的马超俊。(《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4月16、17日)中共对冯玉祥的统战工作颇具成效，他身边亲近的人中，有些还是中共地下人员。

　　这期间，冯玉祥时有资助乡间邻里的贫困之人，从几十到数百元不等，但有些开支则能省就省：“报载马相伯先生逝世，本来想发电报吊唁，并安慰其家属，可是没发电报，发了一封快信，因为什么呢?电报每一个字须6元，要是有50个字就得300元，因为我是穷小子，所以没发电报。”(《冯玉祥日记》第5册，1939年11月6日)

　　1942年，搬迁到重庆的上海交通大学分校，学生“吃饭靠贷金。八个人一桌，有桌无凳，站着吃。饭是‘八宝饭’：霉米、老鼠屎、沙子，不一而足。有一位同学用早餐时从稀饭桶里捞出来一条蜈蚣。菜是牛皮菜、藤藤菜、莴笋叶子之类，有一点榨菜。月底如有结余，有一点肉，称为‘打牙祭’。伙食由学生管理。伙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选出主席、总采买和总保管。每天的采购和保管由同学轮流担任。我替刚从沦陷区来的同学写申请贷金的‘呈文’……呈文送上去，没有不批准的。”(《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近代史资料》总117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些流亡大学生因饥饿难耐，竟沦落至与乞丐无异：“昆明梅校长来渝，曾云联大学生竟有进入酒馆，俟客人散走，即群集取吃剩余菜食者。”〔《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湖北军政界元老、战时任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的何成濬记载，1944年1月27日，“近数日物价又涨，米每老斗已超过七百五十元，其他各物大略相同”。1945年3月11日，“简若素来寓……述成都物价之高涨，为人意想所不及，公教人员皆有朝不保夕之势”。(《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何并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只要是奉公守法的公务员，谁的日子都不会好过，有的甚至被迫自杀。4月18日，“今日中央通讯社发出之参考消息，有南郑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杨丕烈投井自杀一事云：杨家有妻一子女五，在法界任事多年，近以物价高涨，所入恒不能饱腹，房主又逼令迁居，陷入绝境，乃以一死了之……吾意杨必系一廉吏，否则枉法受贿，生活自可维持也，殊为国家惜之”。(《何成将军战时日记》下册)

　　过去我们熟知的一种说法是，国民党在抗战中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后方恰成鲜明对照。从上述情况看，似也未必尽然，后方“吃紧”的也实在不少，甚至包括许多中高级官员。

　　【食难，衣亦不易】

　　战时因纺织工业遭到重创，外援通道又极不畅，衣物的获取异常艰难。据浦薛凤回忆，当时公教人员十之八九来自外省，千里万里辗转流亡，只能携带少许衣服。起初一两年尚不觉困难，至三四年后，新者已旧，旧者已破，破者已补，补者已至捉襟见肘。且亦有因生活困难，早将可售之衣出售，及欲添衣而“一月薪金尚购不到一套旧西装”。帽子也成了奢侈品，“予自己所带呢帽，即是油腻发光。化成则冬夏光头，笑称时髦”。浦托人从安南代购回薄大衣一件，“幸重庆冬不严寒，尚可勉强支持。皮鞋则因为朝晚步行，特别消耗，所以破旧不堪”，若不幸为空袭所炸，则更是连破旧衣物也无力再添置。“总而言之，抗战重庆之一般公教人员，以言衣服，不特极不整齐，抑且近于褴褛”。

　　冯玉祥见其女儿“弗矜穿我的大小袄，有些不雅，想给她买一件黑外套，随便找了一件要800元钱，我们穿不起，还是不买吧”。(《冯玉祥日记》第5册，1940年12月17日)上海交大学生潘君拯自上海至重庆八千余里跋涉，一路所见，“沿途很少穿新衣的。布匹极端困难，连阴丹士林都算‘奢侈品’，要课重税。沿途大中城市的纺织厂都叫鬼子占了”，“当时全国有几百万将士在抗日，解决他们的被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

　　【陪都战时交通：行无车与蜀道难】

　　战时重庆的交通，显然也不敷分配。罗家伦身为中央大学校长、国民政府赴新疆监察使，没有自己的车，当然也没有配司机。1943年9月他回重庆参加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出行都是靠蹭车：9月6日，“本偕咏霓同进城，因相左，另乘车行，致未及参加开幕典礼”。9月12日，“上午休会，下午公祭林故主席，我因无车不能往，甚为怅怅!”(《罗家伦先生文存》第8册，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

　　一般人的“行”则更是麻烦，虽有黄包车，但价钱很贵。山城多上下坡，车行速度很慢，晚上车夫休息后，更不易叫上，就只得步行。至于公共汽车，“非常拥挤，车辆又少。自都邮街登车到上清寺，开驶只需二十分钟。但有时站立等候(平常每刻钟一辆)，连三接四，都已客满，故可等候至二小时之久。特别是重庆多雨满街泥泞，谓非狼狈而何”。〔《太虚空里一游尘：浦薛凤回忆录(中)》〕

　　1942年8月16日，时64岁的黄炎培续娶夫人姚维钧，在巴蜀礼堂举行了有杜月笙、沈钧儒等130余人参加的婚礼。次日，黄姚二人由城内往黄桷坪，清晨出发，下午4点半才到达目的地，路上几经周折：“赴朝天门……购票坐小汽轮下水，抵寸滩上岸，不意人多拥挤中所带行李较多，未及运完而轮已开，致维钧及一部行李均留船上，余坐江干茶肆读《论衡》，自九时半候至十三时，维钧之轮到唐家沱折回，乃始相聚……偕维坐滑竿行二十里至黄桷坪，已下午十六时半”。(《黄炎培日记》第7卷，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姚维钧是黄炎培第一位夫人去世后经自由恋爱喜结的良缘，姚先后毕业于江苏省立松江女子中学高级师范科、大夏大学中文系，见识、文采俱佳，黄炎培对其十分看重，结婚前写有大量的信稿、诗文予姚。一次黄视察川西北汶川途中，采到野花一束，触景生情，乃赋《牵牛花歌》一首：“你这花儿呀!天生你在碧涧旁，青峰下，很可怜地天然白玉无瑕……你不睬那阔绰绰的锦衣公子，绣阁娇娃，偏错爱了我穷书生冷落乌纱……花儿呀!你可怜我失却了如花美眷，我定要玉成你做有主名花……我只认你香是国香，色是国色，你所象征着的，是光明灿烂的中华。”(《黄炎培日记》第7卷)在国际大都市上海长期生活、阅人无数的黄炎培先生，对姚维钧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可知姚氏确是黄的知音。

　　1942年10月14日，顾维钧回到重庆，“飞机在长江中一个小岛上着陆”，代表蒋介石的陈仪、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及王宠惠等30余人前往迎接，随后坐滑竿离开机场。(注意，不是想象中的一长溜黑色轿车鱼贯驶出机场。)“我感到坐滑竿并不舒适，特别是自江边上坡登上几百磴石阶时更不舒服……滑竿不过是一把没有遮盖的藤椅。当轿夫抬着我上石阶时，我的脚和腿悬在空中，比我的身体还要高”。(《顾维钧回忆录》)

　　战时进入重庆的交通相当困难。潘君拯从上海到重庆，搭过的交通工具有木船、汽轮、汽车和火车。西南公路大部是山路，多急弯陡坡，“车辙深，晴天像香炉，雨天像浆糊。大雨以后多滑坡，山上的大石头滚下来压在公路上，阻碍车辆通行;或者一段路面整个滑下去了，公路中断”。汽车上坡时，部分乘客下来推车，潘的徒弟拿着一块三角木跟在汽车后面，当汽车爬不上坡向后倒退时，赶紧把木块塞在后轮下面，阻止汽车下滑。下坡时更危险，如刹不住车，遇急弯时来不及打方向盘，车子就会冲出路面，坠入深谷。“在七十二弯，从高处往下看，破车随处可见”。当时中国是贫油国，汽车和汽油都是进口的，汽油是军用物资，极其珍贵。当时有一句口号：“一滴汽油一滴血。”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用木炭作发动机燃料，车身旁装一个煤气发生炉，内填木炭，点火后用手摇鼓风机送风，然后用燃料产生的一氧化碳气体供给发动机。到站后要出灰，洗布袋(滤清器)，加料，极为繁琐。徒弟辛苦得很。“木炭车马力小，这也是车祸频发的原因之一”。(《从孤岛到陪都——抗战时期流亡学生的回忆》)

　　而到战争结束时，因大批职员、家属急欲离渝返回南京等地，出川交通工具之紧缺，超乎想象，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关系的，找诸如军统的高层人员去搞票。据唐纵日记：“今天有三位太太找我帮忙买票。现在的交通真困难，如再不能停战，恢复交通，政府将给人民怨死了!”没关系或关系不硬的，如沈剑虹的夫人，则只好改坐木船离川：“1946年内子等候飞机票无望，终于携同长女从重庆改搭木船，经三峡抵达南京转乘火车抵达上海，找到了我的老家”。(《半生忧患——沈剑虹回忆录》)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4 09: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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