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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妄图攻下长沙:滚滚新墙河 铁血贵州兵
2018-05-02 14:44:11  来源:贵阳网—贵阳晚报 作者:徐其飞  点击:  复制链接

1944年,中国军人拿着步枪,在长沙城内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

  抗战★时局

  长沙会战

  1939年9月,日军调动十余万兵力沿湘鄂交界的洞庭湖南犯,妄图攻占长沙威逼重庆。此时,国民政府重兵把守湖南,日军此后也不断增兵参战,战事十分胶着。由于战线延伸太长,日军的侵略计划进展缓慢,中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此后6年里,3次长沙会战及豫湘桂战役等战事陆续打响。虽然长沙最终沦陷,但日军也伤亡达十多万人,其有生力量遭到了巨大打击。

  日军妄图攻下长沙威逼重庆,多支中国部队紧急应战——

  滚滚新墙河 铁血贵州兵

  历时6年的长沙会战中,日军尽管投入六十多万兵力,但经历6次大规模交锋后,中国军队毙伤日军十多万人,有力地配合了全国范围内的正面作战,并在战略上配合和支援敌后战场的反“扫荡”斗争,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参加长沙会战的百万中国军人中,国民革命军第82师、102师、121师、140师,这几支部队代表的正是贵州籍将士。6年里,他们在新墙河等地,用血肉保卫了山河。

  A.午夜设伏 阻击日军

今天的新墙河依旧浪花滚滚,仿佛在述说着当年中国军人阻击日军的英勇事迹

  位于湖南岳阳的新墙镇,因最宽处超百米的新墙河而得名。抗战期间,国民党第九战区在此构建湘北第一道防线:新墙河防线。1939年秋,10余万日军准备渡河进攻长沙。之前,日本关东军刚败于苏联红军,急需胜利鼓舞士气。然而数天争夺后,日方总指挥官冈村宁次认为战线拖得太长,恐落入中国军队圈套,下令逼近长沙的日军撤退。

  陆军第82师,师长罗启疆、副师长欧百川都是贵州松桃人,官兵大多来自松桃、印江等地,当年他们的任务就是,阻击自长沙折返岳阳方向的日军。

  99岁的张其嗣家住贵州安龙县,1939年时,他是82师的一位连长,是位机枪手。“我们草鞋兵在河边高地挖战壕,对渡河的日军给予顽强阻击。”张其嗣说。他还记得,1939年9月的一个午夜,在新墙河一座桥头堡,日军柑柏师团的一个纵队在午夜从长沙往岳阳行进。突然,新墙河山头枪声四起,中国军队对道路上的日军猛烈射击,日军纵队赶忙找掩体躲避,调整方位的坦克对着火力点开炮。

  后方行进的另一队日军部队欲来增援,然而公路已被82师官兵每隔20米就挖出的深沟截断,日军坦克和摩托部队难以挪动。在附近山头,82师作战团设下埋伏圈,用步枪轮流打击敌人。

  松桃县政协文史办主任刘华忠说,82师将4个旅分成多个作战团,一方面在道路上挖壕沟,另一方面,为拖延后方日军的速度,负责狙击的官兵在距日军不到一里路的山头伏击。这场战斗,经另一支黔军140师配合,以日军柑柏师团溃退告终,82师缴获军械数千支,战马600余匹。

  同时,新墙河战斗也是第一次长沙会战中诸多战事的缩影:日军机械化部队胜多败少,但在战略性撤退中,中国军队通过伏击,有效打击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B.孤立无援 顽强抵抗3天

  1941年9月7日至10月9日,第二次长沙会战进行。当年苏德战争爆发,美英无暇顾及中国战场,日军认为正是“一举解决中国战事”的良机,遂以10余万人再次由岳阳新墙河南犯。

  1941年9月18日拂晓,新墙镇仅有黔军102师驻守,师长柏辉章是贵州遵义人。然而,日军突然来袭。贵州省史学会致力于抗战史研究的梁茂林,对这场战事有详尽记述。

  “师长,请求增援!”在102师指挥部里,柏辉章身旁电话不断重复将士阵亡的消息。之前,日军将40多门火炮和几十辆装甲车一线推进,出动50多架飞机,对新墙河杉木桥沿港口一线只有20公里宽的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击。

  柏辉章一方面要求将士死守阵地,并抽调补充团构筑第二道防线;另一方面,他急电所在的第四军请求增援。电话里他向军长欧震说:“敌军步兵正攻击各个据点,我师伤亡过重,若再不派援兵,阵地失守恐影响后方部署。”然而,其他师已被调至他处防御,军部调不来援兵,欧震摔断了电话。

  随后,柏辉章赶紧开会制定方针,由自己和副师长亲赴前线督战。“虽然我们守不了多久,但要尽可能拖下去。”离开前,他给参谋长留下这句话。紧接着,柏辉章来到304团所在阵地督战,极大鼓舞了士气。刘华忠考证,当时黔军部队枪支弹药匮乏,一支8000人的师,只有2000杆枪。在这种情况下,四个人用一杆枪,死了的留在原地,另一个兵接上,渐渐地,黔军阵地变成了用血肉筑成的“工事”。

  102师顽强抵抗3天后,才接到指令撤退,当他们来到株洲集结时,全师原来的万余人只剩下600多人。柏辉章当场痛哭,“弟兄们,这一仗打下来,大家都抱着誓死卫国的决心奋战,有你们在,我们102师这杆大旗就倒不了。”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4.8万余人,击落飞机3架,使其妄图一举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计划遭到失败。久攻不下的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

  C.官兵搭“人桥” 强渡汨罗江

  1941年至1942年冬春之交,日军集结6万兵力发起第三次攻势,妄图攻占长沙重振士气。此前,日本偷袭珍珠港,在东亚地区形成中、美、苏三国对日本的牵制。中国战场上,迫于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日军超半数兵力集中在华北。

  参与第三次长沙会战的陆军140师,历任师长沈久成、王文彦、宋思一、毛定松均为贵州人,士兵也以贵州籍居多。

  “第三次进攻长沙,日军第11军指挥官阿南惟几算是头脑发热。”刘华忠说,从1941年12月24日进攻,到次年1月初,日军已打到长沙城下。然而,日军补给供应不上,弹药已严重缺失。

  这一情况被中国军队得知后,一方面从广东、江西调兵赶来增援,另一方面,湖南各地守军也准备对日军多面夹击。黔军140师将士等待的,正是日军第3师团撤退的两个联队。不过,日军此前在汨罗江上搭起便桥撤退后,又将桥炸掉。140师要追敌人,得徒步渡江。

  1942年1月4日凌晨,湖南雨雪交加,汨罗江边,140师两个团千余人开始渡江。当时正是枯水期,江水只有齐腰深,百余位官兵跳入江中,扛着木板和石料在数十米宽的江面架起“人桥”。扛着重武器的士兵踩着战友肩膀渡河急行军,赶在日军撤退的前方架好机枪阵地。

  此时,日军认为中国军队不可能这么快追上来,因此警惕性并不高。日军进入伏击圈后,140师机枪阵地猛烈扫射,打得日军四下逃散。中国士兵拿着步枪追击,子弹打完就和日军拼刺刀。

  刘华忠说,当时日军刺刀充分结合日本军人的身高和体重设计,肉搏较占优势。但黔军将士手持大刀杀入敌阵,凭借体力和意志更占上风,将日军击溃。最终,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万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

  D.湘西大捷 贵州军官殉国

  1944年5月27日,日军出动36万余人向长沙攻击。中国军队由于前三次会战胜利,湖南战区司令长官骄傲轻敌、指挥失当。6月17日,长沙陷落。此时,湖南仅剩湘西作为重庆的屏障。然而日军在太平洋战场遭受美军重创,决心在中国战场作“最后一搏”。1945年4月至6月,日军携30万余兵力西进,妄图攻占湖南芷江空军基地,却以全线溃败告终。

  陆军121师师长牟廷芳,是贵州六枝人。1945年4月9日,日军向湘西发起总攻,作为应战第二集团军的主力部队,121师从湖南步城、武岗向敌军反击。

  湖南武岗地区花桥,是群山间易守难攻的一处隘口。日军在花桥山头架设机枪,疯狂扫射压制黔军进攻,冲锋重任落在121师361团头上。361团团长霍世才,来自贵州贞丰。“我们不拿下这里,鬼子就要打到家门口,家都没了,要命做啥!”霍世才的话让将士倍受鼓舞。

  拂晓时分,361团几个冲锋班抵达日军阵地进攻,山脚的大部队也借火力掩护冲上来占领阵地。霍世才带兵行进时,碉堡里的机枪子弹打中了他。团长负伤让士兵更加勇猛,不到几个小时,361团拿下花桥阵地。此后,霍世才被送往后方治疗,最终还是因失血过多而殉国。

  刘华忠介绍,长沙会战是抗战中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万余人次)、规模最大的一次会战。六年中,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共伤亡十多万人。中国军队三次将日军击败于长沙城外,乘胜收复了新墙河等阵地,不仅是鼓舞全国民心士气的大捷,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大胜利。

  ■ 朱海 李强 杨颍博 田坚

  抗战★人物

  罗启疆

  贵州松桃人,1902年生。13岁考入贵阳道一中学。1921年秋,投靠川军罗觐光部,次年被保送到云南讲武学堂深造。

  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10军到松桃招募兵员,罗率部投军参加北伐,擢升少将师长。

  “卢沟桥事变”后,罗启疆奉命开赴上海、常熟等地作战。1938年初回乡募集万余兵员,整编为陆军第82师,罗任师长,此后参加武汉保卫战及第一次长沙会战。

  1940年4月,因突发阑尾炎,罗启疆病故于湖南岳阳前线,年仅38岁。

  关于罗启疆,贵州籍作者康振贤曾在为其所著的《罗启疆传》中提到,虽然82师被纳入中央军,但罗启疆作为苗族人,在老家松桃具有很高威望。

  这支82师队伍,至始至终都多由贵州籍军人组成,保持了“打苗话、讲侗话”的地方特色。

  82师里的兵和将官,当时有不少是招安的土匪。罗启疆晓之以理,让这些原本就具备射击、攀岩等实战技能的士兵派上用场,并在多次战役中让日军忌惮这支贵州“草鞋兵”。

  抗战★记忆

  黔籍兵工专家

  驰援百团大战

长沙会战中,中国士兵在捡日本兵溃逃后丢弃的武器

  1940年,由于主力部队投入湖南作战,在华北方面,侵华日军采取“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以20余万兵力将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封锁。

  为坚定全民族抗战信心,1940年8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出击,在晋察冀边区向日军发动攻势,重点破袭正(石家庄)太(太原)铁路及同蒲路北段。最初,由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挥120师、129师逾20个团作战。战事开展到第三天,由于八路军广大指战员参加战斗的积极性非常高,各部投入共105个团20余万兵力对日作战,史称“百团大战”。

  贵州毕节人刘仁,1940年8月“百团大战”期间,任八路军120师359旅参谋长。他随部队一起,在正太铁路沿线与日军展开交火。八路军一方面佯装撤退,吸引日军火力追击,一方面在防守空虚的沿线炸毁碉堡、桥梁,切断日军的增援及联络。359旅在作战中勇敢顽强,多次受彭德怀表彰。

  在120师中,当时还有一位来自贵州平塘的军人。他叫杨开林,是120师军械修理厂厂长,也是一名兵工专家。当时,八路军的装备落后,上百人的部队仅靠步枪射击。如何给八路军提供优质武器,成了杨开林和军械修理厂紧迫的任务。

  由于日军封锁,当时用于加工的材料有限,杨开林带领工人自制刺刀、手榴弹、步枪、机枪等军械,虽然数量不多,但只要一个营架起几挺机枪,可以加大对日军的歼灭力度。果然,1940年10月后,八路军的军械得到补充,加快了对碉堡的拔除速度,120师军械厂功不可没。

  1940年12月,“百团大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敌后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在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拔除敌人靠近根据地的2900余个碉堡、据点,炸毁多处铁路、桥梁、公路,使日军的交通线瘫痪。

  抗战★点评

  四川省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陈默:

  长沙会战提升

  中国国际地位

  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创建抗日根据地,实际控制了冀中平原、胶东地区、太行山区的农村,使得日本华北方面军在上述地区难以立足。

  华中及华东地区,国民党军则在新四军敌后作战的配合下,与日军进行数次交锋。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给予日军沉重打击,挫败其巩固华中占领区的企图。

  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主动向中国提出,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等地的公共租界。可以说,长沙会战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黔籍官兵在长沙会战中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也是当时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缩影。

  抗战★寻迹

  贵阳图云关

  红会大本营

  位于贵阳东南面的图云关,是南明区境内最著名的一处关口。抗战期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驻扎在图云关,为救助受伤的军民做出了极大贡献。

  1939年3月,抗日战事吃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从长沙迁至图云关,一住就是6年。

  1940至1942年,图云关的大小医疗队发展到150支,许多国际医务工作者到中国支援抗战,医护人员和各类辅助人员达3420人,担负着救护全国各个战区伤病员和民众的任务。

  当时,在图云关的树林里,几十间茅草房和满山遍野的帐篷,使图云关形成战时卫生医疗机构的“小城镇”,几千名医护人员从这里出发,奔赴抗日战场救护伤员。

  1942年,救护总队在图云关和大西门开设两个诊疗所为贵阳市民看病防疫,由于费用低廉、医术高超,很受百姓称赞。

  1944年冬,日寇从广西进犯贵州都匀、独山,大批难民逃至图云关进入贵阳。很多难民因沿途食宿困难又染上疾病,奄奄一息。救护总队随即设立接待站和诊所,还从衣物和食品上给予难民救济。

  史料记载,1939年至1945年,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在图云关及奔赴各战区的医疗机构,共治疗受伤军民182万人次。 杨皓钧

  抗战★老兵

  老兵王绍奎:

  十六岁入伍

  激战台儿庄

  94岁的抗战老兵王绍奎,是开阳县禾丰乡人,曾在国民革命军60军184师服役,参加过抗日战争。

  1937年7月,刚满16岁的王绍奎被抓壮丁入伍后送往贵阳。在贵阳,王绍奎与另外一千多名壮丁被安置在油榨街的几座仓库里,接受军事训练。两个月后,王绍奎被分到60军184师一个辎重营的警卫排,开始了抗战生涯。

  1938年3月,台儿庄战役打响,王绍奎所在的60军增援李宗仁的部队,在禹王山驻防。王绍奎回忆,当时辎重营一个来自贵阳的少尉排长,拿着炮弹壳说:“要是我不在了,活着的兄弟就把我的骨灰装进弹壳带回贵阳,送我回家”。

  “有一天晚上,日军突袭阵地,全师官兵不分兵种及职务,纷纷拿起家伙与敌厮杀起来。”王绍奎说,那晚战友越打越少,阵地上也是血流成河,大家都打红了眼,家仇国恨一起发泄出来,真正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后来取得台儿庄大捷,算是一场大胜利,但一想起很多战友都不在了,我真是既高兴又难过。”时至今日,王绍奎回忆起战场时,仍非常激动。 (徐其飞)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8-05-02 14:4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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