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郎岱抗日救亡工作（有删节）
2018-04-08 14:53:42  来源：六盘水市政协门户网站 刘永  点击：  复制链接

　　原郎岱县的抗日宣传工作，时间较长，情况也比较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到1937年“七·七”事变以前，这一阶段的抗日宣传工作是在我党的影响下兴起的;第二阶段是从“七·七”事变以后到1941年“皖南事变”以前，这一阶段的抗日宣传工作，是在贵州地下党领导下进行的;第三阶段是1941年1月第二次反共高潮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为止，这一阶段的抗日宣传工作是在省工委撤退以后，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隐蔽方式进行的。其中第二阶段是郎岱地区整个抗日救亡工作的高潮期。

　　(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投降政策，密令东北军统帅张学良不予抵抗。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将整个东北三省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从此，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我国的主要矛盾。当时统治贵州的军阀是毛光翔，凡是宣传抗日和要求抗日的爱国志士均遭到残酷的镇压。但是，黑暗掩盖不了真理的光辉，暴力怎能压倒正义的要求!进步书刊仍源源不断通过各种渠道传入贵州。以贵阳为中心的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不断发展。“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郎岱城内的人民，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各校学生手执小旗，高呼反日口号，从西街第一小学出发，经杀猪巷转南门，过前营，再经石灰街、北门到书院脚解散。提出的口号是“打倒日本”，“还我河山”，“还我东北”等。当时还没有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 “反对封建主义”的口号，可见那时政治方面的局限性了。我记得游行时唱的歌曲也很不一致，有的唱大革命时期编的进步歌曲，“打倒东洋，打倒东洋，除军阀，除军阀……”也有的唱“花园里面蝴蝶飞”等不含有政治意义的儿童歌曲。可见这次反日游行效果是良好的。人们从这次游行中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国仇”。

　　1931年至1932年，刘雪苇同志从上海寄一些杂志回郎岱，杂志的内容是儿童科学常识，儿童文艺(如陈伯吹的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可歌可泣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日事迹。也有李治帮与刘鹤皋、陈敏学等的通信，除了隐约的谈及社会主义的常识外，还论及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问题。这些书籍和通信，对提高当时郎岱青少年的政治思想觉悟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李治邦、刘仁隆、刘茂隆(即刘雪苇)等同志虽然没有回家，但人们都传说“他们是共产党”。这也可能是郎岱人知道“共产党”这一光辉名词的开始(在此以前，周西成把共产党称为“工产党”)。不久，他们三人先后在上海被捕，有的从苏州监狱写信给郎岱家中要豆豉和辣椒面，知道的人都寄予同情，一致认为“共产党是好人”，他们说中国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那当然是正义的了。当时，有一位老帮工教育他的独生儿子说：“李治邦、刘茂隆是好汉!长大后要学他们打日本，救中国!”以后，郎岱的一大批青年即以他们为榜样，卷入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一部分人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有的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五十年来，有的同志至今仍战斗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1932年至1933年，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华北，抵制日货、奋起抗日的呼声遍及全国。贵阳学生大规模地游行示威，没收奸商贩卖的日货予以销毁，抗日刊物及书报遍及贵州大部分县城。郎岱留省学生中的陈敏学、曹克勤等同志在贵阳秘密学习马列主义书报，并积极参加贵阳的学生运动。1933年寒假，以陈敏学、曹克勤两位同志为骨干的郎岱留省学生回乡后，联合一部分教师组织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话剧演出。这次演出的目的在于对郎岱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唤起民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后共演出十多出独幕剧，内容比较丰富。其中一出独幕剧是以朝鲜农民当亡国奴的故事教育观众，说明“亡国奴当不得”的道理。这出剧由刘鹤皋、赖新民、李远达、刘鸿英、赵元成等十多人共同演出。这些话剧的演出，对于激发广大观众奋起抗日有巨大的教育意义。这次演出也有它的局限性和缺点，例如演出了《聊斋》上的《扬万担与马介甫》的故事，了给人们一个恶老婆(彭文彬饰)的形象外，只是逗人发笑一通罢了。这次演出后，陈敏学同志回到贵阳，不久又赴上海，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牺牲于龙华监狱，为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另一个主持演出的人曹克勤同志于1934年与我聊天时谈到这次演出说：“有好的戏，也有不好的戏，但，我们只能这样办，也算在郎岱开了头。”(大意如此)此后，克勤同志入了党，并参加长征，1938年随李富春、毛泽民等同志去新疆迪化(现乌鲁木齐)工作，牺牲在军阀盛世才的屠刀下。但是这两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在后人的心中，他们将永垂不朽!

　　1934年初，刘雪苇同志从上海回贵州，进行革命活动，同年十月份抵贵阳，随即经安顺返郎岱。雪苇那时两次回郎岱，他与老工人(手工业者)、老帮工谈穷人翻身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道理，深入浅出，言语形象，使这些受尽剥削的劳动者听得津津有味(上面说到的某老帮工教育他的独生子要以李治邦、刘茂隆为榜样的话，就是听了雪苇讲抗日救国的道理以后，有所感慨而发的)。雪苇在郎岱趁寒假留省学生回家，每有机会便对接触他的人讲解全国抗日形势。国民党大军入黔后，大肆军事宣扬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当时，我们对此，只知不对，但无言反驳，雪苇同志对此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深入的分析，雪苇同志对此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作出深入的分析，使大家茅塞顿开。当时只要有点爱国思想的年轻人都主张必须抗战，但畏惧日本军事力量的思想比较严重，雪苇对此，作了详尽的分析，他每次讲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常以“一·二八”抗战时，我党与宋庆龄等爱国志士发动上海工人和市民踊跃支持蒋光鼐、蔡廷楷的十九路军打击日本侵略军的事迹为例，并以他个的人所见所闻及参加支前的事例，具体形象地说明日本侵略军是可以战胜的，增强了人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二)

　　抗战开始后，我党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妥善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既有团结，也有斗争。在全国是如此，郎岱也是如此。

　　1937年寒假开始前，国民党为了装点门面，表示他们也讲“抗敌”(他们不提抗日，因为这个敌字可以作另方面的解释)，由贵州省党部出面组织各县留省学生下乡宣传抗战。中共贵州省工委根据中央负责同志现场对贵州工作“要利用公开的社会组织，广泛开展抗日民众运动，不要在蒋管区搞武装游击活动”的精神，指示各校党支部：要利用国民党组织学生下乡宣传的机会，争取领导权，开展贵州抗日活动工作。

　　那时在贵阳的郎岱学生，有一部分，由一些国民党员和青年卫地社的骨干分子为首组织了“郎岱留省学生党义研究会”，他们利用这一招牌向郎岱县政府搞了一笔钱，并挪用郎岱外出学生补助费，同时还向郎岱、岩脚的绅商募捐。这些钱他们不用于宣传抗日，而是装入他们的腰包，随意乱花，无账可查。周兴仁(中共地下党员)气愤不过，给他们换上一个名称为“姑爹舅子党义研究会”，一时传为笑柄。大约是1937年12月份，全部留省生在贵阳师范学校开大会，会前，周兴仁同志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召集部分靠拢党的积极分子研究对策，确定了几条原则：1、要求解散“党义研究会”，要他们把经费退出来。2、达不到目的时要求改组，取消“党义研究会”，改名“郎岱留省学生会”。3、改组后，要争取多数，掌握领导权。开大会那天，他们请刘敬常(未到会)、安伯英参加指导，表面上主持大会的是国民党党员肖相奎，幕后指挥策划的是国民党党员、青年阵地社骨干朱静蓉，还有他们的一些同伙。肖相奎致开幕词后，周兴仁同志首先发言，提议解散“党义研究会”，并揭露了他们的贪污行为。朱静蓉接着反驳，她的发言不但无理，而且无力。大家一哄而起，都支持周兴仁的意见，朱静蓉见势不妙，声嘶力竭地吼：“不准反动分子在会上乱说!”她的这种威吓不但没有收到效果，反而当场遭到大家的奚落，她脸色苍白灰溜溜地坐下，不讲话了。因为两派辩论时间过久，安伯英以所谓郎岱老前辈的身份站起来作“指导”，他说：“这个研究会不能解散，‘党义’两个字要不要可以考虑，这一届没有把事办好，可以改组，大家应该和衷共济。”安伯英讲话后，周兴仁同志即向我说：“安伯英确实是国民党老派党员，看样子，还有点民主味道，我们只有实行第二个方案：‘改组’。”于是我们提议：“按安先生的指导实行改组。”改组后的五个委员，我们占了三个，另两个是跟着我们走的。第二天召开委员会，推选周兴仁为主任委员。随即我们按理事会的决定，组成“郎岱学生寒假工作团”，并以接收朱静蓉交出的三百元买剧本、歌曲选集以及一些演出时用的化妆品、纸张之类，还买了一些进步的抗日救亡书刊供大家学习。

　　1938年元月中旬，出外读书的学生回郎岱，我们倡仪组织“郎岱留省学生工作团”，因在安顺读书的郎岱学生有意见，故去掉“留省”二字。工作团由周兴仁同志领导，并担任乐队指挥，选刘弘隆为团长，宾智仁为副团长，团员包括外出学生五十多人，本地教师数人，小学生(儿童合唱队)数十人，共一百多人。组团后便立即开始练歌、排演话剧，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就这样展开了。

　　当时，我们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及省工委的指示，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工作团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追随国民党的个别人员，绝大多数人都具有抗日救国的思想。共产党员紧紧掌握了领导权，因此，剧本的选择，歌曲的舍取，角色的排定，均由我们决定。

　　我们演唱的歌曲有《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船夫曲》、《长城谣》以及筑光音乐会谱的《老乡、亡国奴当不得》、《山歌》等，几乎包括了全国流行的以及贵州创作的各类进步歌曲。我们在关帝庙院子里练歌，队员们认真的学唱，不少青少年围着我们也跟着唱，当时周兴仁同志风趣地说：“这是真正的大合唱。”不到一个星期，街头巷尾都可以听到“老乡、亡国奴当不得”，“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鬼子兵”、“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的歌声。

　　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排练(从农历正月初八到二十四日止)，我们演出了《魔鬼》、《回去、杨柳青》、《放下你的鞭子》等十多出独幕剧，每晚观众都在千人以上，有些老太婆每天吃完晚饭后，就叫自己的孩子或孙子先扛板凳去占好位置，恐怕去晚了找不到座位。每当演到抗日勇士惨遭日本鬼子杀害时，有些老人在台下抹眼泪。有一个场面演的是一个日本兵举刀杀害我被捕的游击队员，台下一个妇女看得入神，便破口骂了一声：“挨刀的，你这样凶!”当时的布景较差，表演水平也是比较低的，但演出的效果很好，起到了鼓动和教育群众的作用。

　　这次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不是没有斗争的，最困难的是送剧本给当局审批。当时陈文彬任国民党郎岱县党部书记，此人阴险狡猾，一付笑脸对人，骨子里诡计多端，我们把剧本送给他审查，他说：“你们向民众宣传抗敌，是好事，我因事忙事多，不能帮助你们，很对不起。”送去的剧本在他那里放了几天，再去找他，他说：“我忙，无时间看，你们去找王禹成先生，剧本在他那里。”我们去找王禹成，他说：“还没有看。”隔了两天，我们又去找他，他还是说：“没有看。”第三次去找他，他还是说：“没有看。”我们不耐烦了，向他说：“王老师(他在小学时曾教过我和黄瑶章)，你们不看，不等你们审了，我们要上演了，反正我们宣传抗日，里面没有半句汉奸言论。”这样把他吓住了，王才说实话：“是陈书记长叫我拖下来，说你们唱的歌和演的剧都有些偏激，不过我再问问陈书记长。”我们听了后，知道陈文彬在耍手段，为了对付他，就发动地方上有点名气、又敢于说话的刘景行、周云臣等人士，去找陈文彬的麻烦，陈才叫王禹成把剧本审批后送回来。

　　演出结束后，我们将所有的书刊、剧本、歌本全部留给郎岱的同志，让他们继续宣传抗日，张文兴在五小教唱歌，我们送了他不少的歌本。

　　二月中旬我们返贵阳，刘鹤皋和李向贵(赖汉英)把我们送到东山脚。从郎岱到安顺步行三天，途中由周兴仁主持总结了这次抗日宣传工作：1、掀起了郎岱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高潮，街头巷尾都听到青少年大唱抗日歌曲，有的青少年骂人也带上了“八格亚鲁”，有的反骂“打你这个日本鬼子!”当时有个小朋友(他现在五十多岁了)被他父亲打时，他说：“打不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逗得他父亲啼笑皆非。2、锻炼了自己，丰富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经验，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还培养了一批靠向我党的积极分子。

　　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为什么我们演出结束就要离开郎岱，原因是周兴仁同志忙于回去向党组织汇报这次的工作情况(那时这件事是不能向其他人讲的)。

　　1938年4月，张益珊同志从武汉到贵阳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州省地方队部”，周兴仁同志是地方队部的负责人之一。郎岱留省学生罗天锡、黄瑶章、刘弘隆均先后参加民先。同年六月份，民先六冲关大会，张益珊在大会上号召民先队员趁暑假期间到各县发展民先组织，并利用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周兴仁同志因故不能回来，他要我和黄瑶章团结在郎岱的同志，共同搞好抗日宣传。我抵郎岱后，即会同黄瑶章同志以民先为基础开展暑假工作团的工作。

　　我们回到郎岱得知上次演出离开后，国民党当局在老百姓面前装出一付主张抗日的嘴脸，以便欺骗麻痹群众，背地里则施展卑劣的手段，阻止抗日宣传。一次，地方上的一些师生演出话剧，当局暗地唆使一些坏人将大粪罐子从场外丢进场内，有些观众淋得满头是粪，一时秩序大乱，使演出不能正常进行。这次我们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破坏，只好利用地方有权势的人，出面维持秩序。那里的国民兵团的团长是一个姓卓的，此人经刘鹤皋向他做工作，他答应每晚都观看演出，禁止坏人捣乱，但人有一个条件，要求他的部下马某某参加演出，我们同意了。马扮演日本军官，也还像个样子。国民党县党部害怕姓卓的枪杆子，不敢再唆使人来捣乱了。

　　我们按照寒假工作团的经验，改在城皇庙演出了话剧和歌剧《黄花曲》等十多出独幕剧，向观众演唱了比寒假时更为丰富的歌曲，其中有《我们在太行山上》、《黄水谣》、《淮河船夫曲》、《开荒》等几十首新传入贵州的歌曲，又一次在郎岱掀起了抗日救亡宣传的高潮。这一次参加宣传抗日的人比前一次更多了，除郎岱城区的同学外，岩脚、折溪和其他区、乡的同学又将这些歌曲带回农村去，乡下也唱起了抗日新歌。这次演出还有一个特点，有的女同学冲破家庭的阻拦，登上了舞台，开创了郎岱“女学生当戏子”的先例。

　　1938年8月中旬，我们动身回贵阳，15日到坡贡，看到报载“八·一三”(注)事件的消息，张益珊、周兴仁、罗天锡等均被捕，我们的姓名也在报上公布。黄瑶章与我商量回不回贵阳，因我们的关系均在贵阳，决定去后再说。我们回到贵阳时周兴仁、罗天锡等刚放出来，战友重逢，格外高兴，我和黄瑶章向周兴仁谈了在郎岱活动的情况，然后，我又向民先贵阳中学中队汇报了情况。

　　1939年以后，国民党反共活动逐步公开化。1940年部分地下党员被捕。尔后，我们每次回郎岱，不能再搞公开的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只好转入地下活动，与留在郎岱的党员和进步青年用访亲拜友的形式，一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一面说明我军进入华北、东北后鼓舞人心的大好形势，争取郎岱更多的青年赞同我党的主张;同时也将一批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带到郎岱，给一些进步青年阅读，这对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三)

　　1939年底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掀起了反共高潮，从贵阳到各县城，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省工委遵照中央“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期”的十六字方针，再根据周恩来同志“勤业、勤学、勤交友”的指示，从事隐蔽斗争。周兴仁同志回郎岱后与刘鹤皋、黄瑶章、刘定华、令狐治平等组织马列主义学习小组，他们各自秘密团结一批进步青年，学习、宣传马列主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假抗日、真反共”的本质。这样在郎岱青年中形成了一个核心，为郎岱地下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4年底“黔南事变”，日军攻占独山，我与王舍人商议，他回郎岱，我去黄平、镇远一带发动农民武装，准备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后日军退出贵州，因而作罢，我们又转入地下活动。

　　1945年，国民党反动派在郎岱嚣张一时，一些无耻文人如宋伯英之流，借县参议会的躯壳，大肆宣扬反共，并发表一些低级下流的文章如《老痰盂》等。他们不讲抗日，也不准共产党人宣传抗日，国民党郎岱县党部书记蔡树功等在各种集会上，把“抗战”的伪装收起来，公开叫嚣“剿共”。

　　虽然情况是这样的严重，但是一部分留在郎岱的共产党人，仍然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地将《新华日报》、《解放》、《群众》等书刊带进郎岱，在可靠的同志之间传阅。那时王舍人同志在贵阳，一面积极寻找党的组织，一面将《新华日报》等书刊托稳妥的人送来郎岱，从未间断。

　　以上回忆，很片面，故名之“我所知道的”，仅限于此。别的同志了解得更多，不当之处，还望知情者予以指正。

　　注：1938年8月13日，国民党贵州当局镇压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地方队部”，逮捕了很多同志，其中“民先”负责人张益珊、凌毓俊同志在皖南事变后英勇牺牲。

　　(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18-04-08 14:5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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