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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2014-05-30 14:26:05  来源:《抗日圣地重千秋——抗日时期的怀化综述》  点击:  复制链接

  文\麻少军 夏益民

  怀化地处湖南西南部,旧称“下湘西”,有连接东西的京昆古道和通江达海的沅江水道,自古为湘桂黔川滇五省通衢,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称,为通往大西南之最主要门户,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背靠国民政府战时首府重庆,又是通往西南的战略要道。随着战事的发展,怀化迅速成为扼守西南、支援抗战前线的重要战略基地,历史选择了怀化,而怀化这片神奇的土地和英雄的怀化人民不负历史的重托,在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上演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斗争无与伦比的传奇:抗战中,怀化是全国的区域性避难中心,它犹如一艘“诺亚方舟”庇护了数十万的难民、伤员和大量的战时急需的生产力;它牢牢地扼守西南门户支援前线作战,中国和盟军空军以芷江机场为基地,对全国各地的抗战给予了有力的空中支援,有效地打击了日军的重要目标,是抗日战争中重要的空军战略基地;在这里中国军队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湘西会战的胜利,敲响了侵略者的丧钟;1945年8月21日,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盼望已久的重大历史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投降仪式在芷江进行。“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落芷江。”怀化,见证了八年全面抗战的烽火硝烟,更铭刻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取得胜利的辉煌。

  一、避难怀化市井繁荣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华北、华中、华南大片领土相继陷落,大量难民和机构取道湘川、湘黔公路和沅江西迁。怀化作为战时大后方和通往西南的战略要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军政机关和人员西迁的重要站口。一时间,怀化各县呈现出人口激增、工商云集的空前繁荣的景象。

  一是大批的机构迁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以怀化境内的沅陵、辰溪、溆浦、芷江、黔阳、洪江、晃县等为中心的大湘西成为沦陷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内迁集中之地。1938年,湖南全省划分为10个行政督察区,怀化分属第九、第十行政督察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省政府在沅陵设立“湖南省政府沅陵行署”,管辖沅陵、溆浦、泸溪、辰溪、吉首、麻阳、凤凰、会同、芷江、靖县、通道、晃县等21个县。6月底,两湖监察署从武昌迁芷江;11月3日,湖南省政府迁到沅陵,随后,国民政府一些办事机构在怀化境内设立办事处。中国战时儿童救济协会湖南办事处、经济部工矿调查处驻湘办事处、湖南省审计处、湖南省电信管理局、湖南区烟类专卖局、湖南邮政管理局、湖南省税务管理局等机构分别迁入怀化的沅陵、芷江、晃县。

  二是收容了大量的伤员和难民。怀化于1938年3月开始收容6省难民,1938年3月,张学良从郴州移禁沅陵凤凰山。芷江设立了第五、第六临时伤残军人教养院,接纳二、三等伤残兵员,其中大部分为台儿庄战役伤兵员,还设立了第十伤兵医院,住有伤员2000余人,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500人。1942年,靖县设立“荣军生产处”,接纳“荣军”官兵及家眷5000余人。1939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在晃县首善镇长滩坪设立荣誉军人第十九临时教养院,收纳伤员3000余人。1944年12月晃县成立难民收容所,至1945年6月的半年时间共收容难民1143人,救济过境难民5022人,发放救济大米431石,发赈款184216元。1939年辰溪县设立第二十一、三十四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2628人,仅在1944年秋就疏散难民6355人,县政府垫发大米250余石,国币37000元,该县还开办了“难童学校”,专收难民子弟人学,常年有学生200余人,除免费提供教育外,还发给衣服、鞋袜及棉被,直到抗战胜利才停办。其中,芷江由于有芷江机场,大量的中美驻军涌入,原先不足3万人的县城,骤增至10余万人。而沅陵县人口随着抗战期间大量人口迁入,到1945年,人口上升到39.75万人,比原来增加了5.11万人。辰溪县城人口也由战前6000人猛增至10余万人,县城由大路口延伸到向家园乃至孝坪,到处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就连处于湘黔边境的晃县也由几千人激增至4万多人。

  三是大批的工商企业迁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支撑抗战和稳定后方统治,制定了《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对沿海沿江工业进行内迁,建设包括“湖南沅陵、辰溪为中心的电力、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为主的工业区”。据国民政府工矿调查委员会文件记载:“嗣奉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电令筹划战时工业,以川、黔、湘西为主,将各厂继续内迁,以筹后方生产安全。”于是,以机械制造和纺织为主的工厂沿沅水大批迁入怀化的沅陵、辰溪两地。从1938年开始,上海中国机器厂、新成布厂、汉口精益铁工厂等30余家企业相继迁入沅陵,沅陵的工商企业随之勃兴,工矿业一度达到100余家。迁入辰溪的有汉阳兵工厂、华中水泥厂、上海亚洲制刀厂、中亚机器厂、河南农工机械厂、利生棉织厂等50余家,职工逾万人。当时,辰溪工厂林立,一跃成为湖南战时一个颇有生机的重要工业城镇。据《大公报》载:“自抗战以来,前方工厂相继迁辰,目前工厂林立,纵横10余里,每值华灯初上,恍如武汉三镇之夜景”。怀化的安江、晃县、洪江等地也成为战区工厂内迁和新开工厂的集中地。迁入安江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等;迁人晃县的有新友企业公司、宝通运输公司等等。1941年7月,湖南省机械造纸厂从长沙迁来洪江,企业资本十余万元,有职工200余人,年产300余吨。同时,怀化的商业也迅速繁荣。洪江外商云集,传统的桐油、木材业盛极一时,从一个偏僻小镇成为一个新兴城市,人称“小南京”;沅陵的商店由战前的544家,资本不足40万元,骤增至3500多家,流动资金达373亿元(法币);安江市内有大小铺户700余家,其中旅栈业达180家,有从业人员3964人,拥有资本300余万元,年营业额约1300多万元。战时内迁的大批企业,带来了怀化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为战时的军工用品和民需用品生产,支援前线、安定后方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特别是汉阳兵工厂以及后来合并的第十一兵工厂的迁入和生产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枪支弹药,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战。而且这些门类齐全的工矿企业对改善湖南乃至全国的工业布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四是怀化成为当时遭到重创的文化的延续和发展的安全场所。一些大中小学纷纷搬迁怀化。如1937年10月,北平民国大学迁溆浦大潭,随校迁居的有著名学者翦伯赞、谭丕谟、张天翼,顾颉刚、徐炳昶等。1938年2月初,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由南京迁芷江,5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学校教育长陈果夫由长沙抵沅陵,16日赴芷江主持中央政治学校事务。10月12日,湖南大学迁辰溪,第一批师生200多人到达辰溪。省内省外中等学校往怀化迁的就更多,其中省立第十二中学、长沙雅礼中学、福湘女中、长沙新华初中、云麓中学、艺芳女中、岳阳贞信女中、湖滨高级农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江苏医学院、浙江银行专科学校等10多所学校先后迁到沅陵。而由安徽迁人的国立八中就有学生6000余人,它们分布在乾城、花垣、保靖、洪江、麻阳等地。1939年6月26日,教育部决定本年度国立各大学及独立学院统一招考新生,全国设15处招生区,湖南招生处就设在辰溪。一批文化团体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也来到怀化从事抗战文化宣传和教育工作。《抗战日报》1938年11月9日迁至沅陵,社长田汉、副总编廖沫沙、周立波也随之迁来;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中苏半月刊》1938年11月也迁入沅陵。1938年11月,湖南广播电台也迁沅陵,次年11月12日正式播音。1938年12月,长沙一致剧社迁沅陵,进行抗日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怀化的活动也较为活跃。1938年10月,中共湘西工作委员会在沅陵成立,加强了党对湘西抗战救亡工作的统一领导。1938年11月20日,由八路军高级参谋徐特立筹建的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从湘潭迁沅陵。

  抗战时,怀化成了市井繁荣、盛极一时的战时的区域性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二、战略要地空援基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怀化的军事战略地位得以提升,成为进出陪都重庆和捍卫大西南的军事要地。大批中国及美国、苏联等同盟国军事力量陆续迁入怀化的芷江、沅陵、辰溪、溆浦、黔阳、洪江等地。据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45年9月,驻芷江的各种军、警、特、宪机构多达220个,包括第六战区长官司令部,宪兵司令部,陆军总司令部,空军第九总站,空军第一、第二、第四大队,陆军大学,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等重要军事机构和部队。其中归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所辖的5个,归军政部分辖的28个,归后勤部所辖的15个,归空军指挥部所辖的33个,归第六战区所辖的3个,归第一集团军所辖的5个,归苏空军所辖1个,归美军所辖13个(美军地、空勤人员最多时达6000余人),其他中央军,地方军连、营以上单位66个。据当地年长的老人回忆,驻军从芷江七里桥一直驻防到竹坪铺的五里牌,军营绵延12华里,形成了“美国街”芷江成了大军云集的前哨阵地。迁入辰溪的国民政府军政机关有中央海军办事处、第四方面军司令部、陆军通讯兵团、海军鱼雷营、新编陆军独立第30师第32旅等。1941年,蒋介石兼任校长、徐廷瑶任教育长的“陆军机械化学校”由广西柳州迁来黔阳寨头和洪江罗卜湾一带,专务训练汽车、坦克驾驶员、修理兵及培训技术军官。1943年“中美特训班”由南岳迁至黔城,时任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和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亲临黔城视察,鼓舞士气。这时的怀化真正成为了战时的军事要地和大本营。

  为强化怀化军事防御能力和空中支援抗日前线,1936年至1938年,国民政府几度下令抢修扩建了芷江机场。1937年9月,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航空委员会电令湖南省政府第三次紧急扩修芷江机场,即由原来的约800米见方扩建成南北东西各长1200米的大型机场。第四行政专员公署从芷江、麻阳等11县征集19000名民工,于1938年1月12日正式动工。这次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弹药库等,工程十分浩大。1938年10月,除完成了2000亩机坪及1600米的跑道扩修任务外,还修建了导航台、指挥塔、疏散道等工程设施。经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芷江工程处验收合格,当月投入使用,使芷江机场成为盟军远东第二大机场,成为对日作战的重要空军基地。随后,国民政府武汉航空第九总站及南昌飞机修理第二厂相继迁来芷江。从1938年冬到1945年10月,先后有苏联志愿空军中队、中国空军第二大队、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第六十八飞行联队、运输机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一大队(轰炸机队)、第五大队(战斗机队)和中国空军第四大队等空军部队进驻芷江机场。尤其是1944年初——1945年8月,中美空军的大批鲨鱼式、野马式、黑寡妇式战斗机、侦察机、中程B-25型轰炸机、大型C-46式运输机聚集在芷江机场,最多时达400架,仅美军地、空勤人员就多达6000余人。芷江机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是中国和盟军对日作战的前进机场。1944年7月衡阳机场失陷后,芷江机场又成为了盟军唯一未被日军占领的前进机场,成为中国中南部的最后一个空军堡垒和华中空中军事指挥中心,在对日战略攻防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芷江机场除了担负袭击日军在衡阳、长沙、岳阳、汉口、南京等地军事设施外,还担负着掩护昆明机场起飞的B-29重型轰炸机实施对驻华北、华中日军的战略轰炸,切断日军后勤补给,封锁长江、湘江和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运输线,阻止日军南下西进和支援中国陆军部队作战等重要军事任务。同时还承担美国对华军援补给空运任务,为前线部队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并担负训练新兵和培训中国飞行员的任务。

  自1944年5月12日,驻芷空军第五大队分队长乔无遏率领战机第一次执行飞往遂川攻击日军兵站的任务开始,至1945年8月14日,驻芷空军飞行员沈昌德驾机从芷江机场起飞,到宝庆(今邵阳)上空进行军事气象侦察,完成中国空军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最后的一次作战任务时止,在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驻扎在芷江空军基地的美空军第14航空队第68飞行联队、中美空军混合团的第1大队(轰炸机队)、第5大队(战斗机队)和空军第4大队等中美空军部队,先后参加了1944年5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长衡会战,9月上旬至12月中旬的桂柳会战和1945年4月上旬至6月上旬的湘西会战。据不完全统计,共出动战斗机、轰炸机1200余批,4100余架次,出色地完成了夺取制空权,空中歼敌,对粤汉、湘桂等铁路、公路运输线及长江、湘江、洞庭湖等处水路运输线的轰炸和封锁,切断日军后方补给,阻滞其南下西进和支援中国陆军地面部队作战等项战斗任务,毙伤敌军数以万计,击沉、击毁敌运输舰船、坦克和军车数以千计,击落击毁敌飞机328架(其中空战中击落81架,炸毁地面敌机247架)。其中,仅在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据有关史料的不完全统计,驻芷江基地的第五大队就出动P-40式和P-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对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实施攻击,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战后,日本一位高级军官宣称:如果没有中美空军这种空中打击“我们可能已经到了我们所希望去的(中国的)任何地方。”(美国《空军》杂志1958年8月号载《美国空军史》第二篇第六章)。由此可见,芷江机场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攻防作用。

  为增强对日军的打击力量,完善芷江机场的作战功能,1944年5月,中美又在溆浦修建了怀化地区的第二座军事机场,即桥江军用机场。此外,还修建了辰溪皂角坪机场、黔阳沙湾机场等,使怀化可用的战时机场达4个,这些机场为前线的抗战提供了有力的空中支援,怀化成为大西南名副其实的重要空军基地。

  三、最后战役决胜雪峰

  1945年后,世界反法西斯各个战场,已进入决战阶段。年初,日本海空主力遭到盟军的致命打击,被迫退守本土各沿海岛屿。在中国战场,日军于1944年春夏发动了所谓的“一号作战”,形式上完成了所谓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目的。但是,日军占领区的平汉、粵汉、津浦、京沪及平绥铁路,不断受到从芷江起飞的中美空军的轰炸,使日军控制的铁路、公路、机场、航运等交通运输陷入半瘫痪状态。芷江机场就是中美空军对日军军事目标进行战略攻击的重要基地,而且又是中国军队的重要补给点,所以日军视芷江机场为其心腹大患,认为必须捣毁该飞机场,才能确保东南半壁的水陆交通。为此,日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芷江作战”,中国方面称为“湘西会战”,又因战役战场依托雪峰山天险设防和展开,故又称“雪峰山会战”。

  战事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3日,日军参战部队有5个师团,3个混合旅,总兵力约20万余人;中国军队有9个军,18个师,以及中美空军和后勤支援部队总兵力约30万人,其中包括王牌主力军之首的第74军和全美械装备的王牌军第18军,并从昆明把廖耀湘的全美械装备的新6军整装空运至芷江,布署到溆浦、安江一带作为总预备队,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任总指挥,由此可见中国方面对此次湘两会战的重视程度。担任湘西会战主力部队为王耀武第四方面军,辖第73、74、100军,司令部设辰溪,前线指挥所设安江。第74军于雪峰山东麓占据山险要隘有利地形,构成决战主阵地。第100军连结第74军左翼,主阵地配置于雪峰山东麓之山口、龙潭一线。第73军主力占据新化、安化县城。芷江飞机场驻有中美航空兵混合团,另有美国陈纳德率领的第十四航空队和中美混合空军大队参战,共拥有远程轰炸机及战斗机、侦察机群,参战各型飞机400余架。

  湘西会战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防御作战(4月9日至5月初),即日军全面进攻与中国守军逐点阻击。4月9日,日军兵分3路,从宁(乡)益(阳)至邵(阳)新(宁)的1300余公里的扇形地段实施全面攻击。驻守在雪峰山地域的中国军队则采取梯次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术顽强阻击日军。4月15日日军第6方面军第20军司令官坂西一良在邵阳设指挥部,分别从新化、邵阳、东安三个方向进攻芷江。国民党军迎战主力为第4方面军王耀武部,以第3方面军汤恩伯部策应。4月17日,日军关根支队(旅团)从东安进攻新宁县城,中国守军撤出。4月20日,关根支队进攻武冈县城,遭第4方面军第74军第58团阻击,无法进展。4月23日军重广支队(旅团)从新化进攻洋溪桥,遭第73军阻击,伤亡较大。担任正面进攻的日军第116师团在内田元之助指挥下,从邵阳进攻洞口县城。第4方面军派第74、100军逐步抵抗,将内田师团诱至雩峰山区,并于4月26日实施包围。

  第二阶段为反攻作战(5月初至6月3日),中国军队凭借有利地形,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日军溃败。5月初,国民军事委员会和陆军总部要求第18、94军和新6军赶到湘西,策应第四方面军。王耀武于5月6日下达“四方面军作命甲第九号”作战命令,5月8日,第74、100军在中美空军的火力支持下,对内田师团发起攻击。第18军第11师师长杨伯涛是芷江人,士兵们听说是保卫师长的家乡一个个士气高昂,从溆浦南下,先后攻克了山门镇和石下江,在雪峰山东麓形成了对日军第116师团的合围,形成了全歼日军的态势。日第116师团陷入弹尽粮绝境地,只能以野菜和冷水充饥,日军伤亡严重,内田元之助于5月14日下达了向邵阳方向撤退的突围命令。5月9日,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与美军索尔登等11人从昆明飞抵湘西视察,对王耀武部给予了鼓励。5月16日,王耀武命令各部咬住日军不放,穷追猛打。5月17日,中美空军30多架飞机轰炸日军,并向敌阵地投下大量汽油弹。但何应钦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国民党六中全会献礼,营造气氛,在战事已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命11师豁开了一条口子给日军亡命。5月20日,第116师团残部突出包围圈,在第34、47师团掩护下脱离战场。关根支队和重广支队在撤退中亦有较大伤亡。6月1日,日军全部退出战场。湘西会战以日军的溃败而告终。会战中,由新六军抽调精兵强将组成的远程突击队——钦迪特支队,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深人敌后,给日军以重创,开创了中国军队特种部队作战的先河。

  湘西会战历时55天,以中国军队的胜利而结束。此役共歼灭日军28174人,其中毙敌联队长2人,俘敌官佐17名、士兵430名,缴获战马3347匹,火炮24门,各类枪支1333支,其它战利品20余吨。中国军队伤亡8000余人。湘西会战的胜利,重挫了日军的锐气,写下了中国抗战史和中国近代史极其光辉的一页,此战是中国人民八年全面抗战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重要战役,也被后人称为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战”,彻底粉碎了日军攻占芷江机场、威胁陪都重庆的企图,标志着日对中国战略攻势的最终结束。美国《纽约时报》对此评论为“中日战争的转折点”。此战之后,日军被迫缩短战线,转入守势。会战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吞噬中国的迷梦,加速了日军投降的进程,也预示着中国抗战胜利即将来临,为后来“芷江受降”奠定了基础。两个月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在芷江进行了受降。

  四、震古烁今受降芷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不得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最终胜利、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急电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提示日军投降原则。8月17日、18日,蒋介石连续两次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派代表到芷江受降。中方作出这一重大的历史性选择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芷江的地理位置优越。芷江处于昆明、重庆、南京之中心地带,无论是重庆、昆明派出的中美受降代表,还是南京日军总部派出的乞降代表,乘飞机来芷江都很方便。二是取决于芷江雄厚的军事力量。当时芷江机场为中国战区第二大军用机场,又是对日战略反攻的前哨阵地,不仅机场上拥有数百架飞机,具有强大的空中实力。日本降使今井武夫到芷江后感叹道:“与日本空军简陋的现况相比较,不得不惊叹敌方空军势力之雄厚”。而且在其周围驻扎着大批中国地面部队,这对日本方面来说,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压力。也便于警卫,更便于受降部队的机动。三是芷江机场在抗战中的作用功不可没。芷江机场在抗战期间所出动的数千架次飞机,对轰炸日本本土和大陆占领区的城市和交通线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的的湘西会战使日军惨遭失败,芷江成为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放在芷江,既可杀杀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使其畏惧。

  8月17日,重庆方面指派人员先期到达芷江筹备受降事宜。8月20日,何应钦、肖毅肃和重要幕僚及新闻记者50多人,乘飞机从重庆抵芷江。当晚,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在芷江设立了“陆军前进总指挥部”负责全部受降事宜。

  8月21日上午,日本降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下午开始受降会谈。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代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七里桥空军俱乐部主持受降会议,张发奎、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郑洞国、杜聿明等高级将领,以及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团成员和美军驻中国战区参谋长柏德诺参加了会议。今井武夫呈交侵华日军战斗序册图表。肖毅肃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给今井武夫。会上所有发言,除用中文记录外,还译成英、日文字。8月22日至23日上午,肖毅肃先后交给今井武夫三份备忘录。中国确定了16个受降区,全面接受日军的投降。8月23日下午,何应钦最后召见今井武夫,要求日方按照四项备忘录照办,并做好南京受降仪式的准备工作。下午3时,今井乘原飞机去南京向冈村宁次复命,中国军队受降先遣人员孙桐岗上校、陈邵凯少校及一名译员同机前往。晚上,何应钦在受降会场举行鸡尾酒会,以示庆贺,并向报界发布新闻。

  芷江受降的消息传来,举国欢庆,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包括一切爱国力量参加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最后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结束,这也是近代史上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不仅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一举洗雪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以芷江受降为标志的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促进了民族觉醒和民族团结。

  五、共赴国难遍地英烈

  从1931年“九·一八”以后的抗日救亡,到“七七事变”以后的八年全面抗战中怀化人民始终站在抗日的前列,以高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英雄主义精神共赴国难,以鲜血和生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1、投丁投劳,抢修机场和公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将湘西作为重要军事基地,相继在怀化修建了芷江机场、溆浦桥江机场、黔阳沙湾机场、辰溪皂角坪机场,所用民工大多数是从这些县及相邻的县征调。怀化人民为修建这些军事设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芷江机场先后扩建三次,其中,1938年1至10月的扩建,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就从芷江、麻阳等11县征调19000名民工,工程十分浩大。扩修任务包括跑道、停机坪、排水道、机窝及隐蔽弹药库等,占用大量的良田、道路、村舍,开挖搬运土石方777888立方米,滚压面积544987平方米;铺沙石面积为181662平方米;搬迁民房20余处,计建筑面积7755.35平方米;搬迁坟墓24000余座。民工的劳动强度极大。当时挖土、运土、滚压等繁重劳动,没有机械作业,全靠手工。民工在挖山头的同时,还要把剩土运去填塞沟洼,每填高40—50厘米需锤牢夯实一层,最深处需得填3-4米的土层。几千亩的大机坪,都是靠上百人拉着一个个三四十吨重的水泥大石滚碾压。民工的生活极其艰苦,卫生条件极差。各县民工分住在县城的庵堂寺庙、宗祠会馆及居民的院落里。由于人员过份集中,暑天施工,体力消耗大,饮食差,身体虚弱,加之挖掘的上万座坟墓,白骨乱抛,日晒雨淋,造成工地环境的严重污染。1938年7月,发生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工,每天死亡数十。据官方统计,在几次扩修机场中,因患霍乱或劳累而死亡的民工不下5000人。当时外县人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语:“人到芷江,九死一伤。”民工施工的工钱,按施工付酬规定,原定每立方米的土方,价4角5分,后降为2角4分。实际上除每天两餐糙米饭外,民工分文未得。1940年至1945年初,又多次加固扩修,使其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远东的第二大军用机场,也是这个湘西人民用血肉筑成的机场。日军为了摧毁芷江机场,不断出动飞机轰炸。据芷江县府1946年空袭损失的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1月8日起至1945年2月21日止,日机轰炸芷江达38次,出动飞机513架次,投弹4731枚,炸毁房屋3756栋,损失粮食30万担,损失总值(法币)163.169亿元。而这38次轰炸中,攻击机场的就有23次,在机场上投掷的炸弹多达3109枚。838名同胞在日机的炸弹下丧命或伤残。但是芷江基地是炸不垮的,1943年,各机关、团体和居民,自发修建防空壕洞2276个。每当机场遭受日机轰炸后,成百上千的民众,就带上锄头簸箕,填补弹坑,抢修跑道,确保了作战飞机的正常起飞降落。为湘西会战和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39年修建溆浦桥江机场,征调民工1万人,1944年重建时征调民工1O万人,经一年抢修建成。1944年修建辰溪皂角坪机场,又征调民工5万人,黔阳沙湾机场也是征调民工修建。此外,为沟通交通,在怀化境内修建了常德——沅陵——榆树湾、洞口——榆树湾——安江——洪江、溆浦大江口——辰溪山塘驿等公路,这些重要军事设施的修建,都是无数民工用血汗和生命筑成。

  2、组织武装,参军参战。抗战时期,怀化人民不仅承担了修建和保卫芷江机场、桥江机场等机场以及公路的任务,还积极参军抗敌,或协同军队疏散群众、修筑工事、侦察敌情、破坏交通、输送弹药、抢运军粮、救护伤员、劳军济响。湘西会战期间,溆浦、沅陵、辰溪、黔阳等县组织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他们采取伏击战、麻雀战等方式与日军作战。溆浦县老庵堂一带以瑶族群众为主的“嗅枪队”,不仅经常单独袭击日军,而且还经常配合中国军队打击日军,他们摸敌哨、查敌情、当向导,协助第六十三师第一八七团在白石界、塘坎溪、镰刀湾等地先后歼灭日军第一〇九联队700多人,受到第一八七团嘉奖。龙潭司外线之役,老百姓手拿竹杆和部队并肩作战,冲锋陷阵;安江动员10万民众,协助军队修工事,服劳役。辰溪有60余名青年奔赴龙潭直接参与了雪峰山战役。此外,在抗战期间,湖南在怀化设立了沅辰预备师管区,招募兵源,怀化各县广大爱国青年纷纷奋起抗战,先后有数万人从军抗日。会同县在1939年5月至9月,6次组织壮丁自动从军抗日,从军人数达18OO余人,仅在9月6日,就输送兵员700多人,号称“八百壮士”,开赴抗日前线。1940年至1942年,辰溪、沅陵、溆浦、黔阳、怀化、芷江、会同7县有2800名青年自愿者入营。1944年,全国组建抗日“青年军”,驻辰溪的湖南大学、桃源女子中学、云麓中学及县立简易师范、县立初中等学校共有400余名学生报名编人青年军。怀化的抗日勇士,先后参加过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昆仑关等战役,有的还加入远征军,远赴滇缅作战,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国家的尊严,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仅在黔阳的忠列祠里,就供奉了421位本土抗日烈士灵位。

  3、捐款捐物,劳军支前。抗战爆发后,怀化人民发动了多次募捐献金活动。1935年,沅陵举行万人群众大会,当场募捐4000多元。沅陵衡光工艺社组织工人利用节假日加班,将所得工资购买寒衣支前。辰溪妇女慰劳委员会先后募集资金2000余元,布鞋200余双,还发动部分缝纫工人,开办支前缝纫厂。1940年1月,迁辰的湖南大学师生征募寒衣数百件、募集资金1000银元,还在学校举办了“青年号献机”募捐活动,募集资金400多元,学校歌咏戏剧队将公演所得2000余元全部捐献。溆浦县模范学校组织了劝募队,在县城民众教育馆和女校分别设立了两个“献金台”,收到群众捐献的金银首饰和光洋,折合银元千元。1943年9月,芷江成立劝募委员会,开展“一元献机”运动,全县共捐174529元。1943年12月,迁人安江的湖南第一纱厂全体员工捐薪2个月,合计20万元,慰劳参加常德会战的第六、第九战区将士。1943年4月,麻阳县商界教育界捐募1万元,1943年15月,麻阳县教职员工捐募4.6万元。1944年春,麻阳县再次捐募20万元。洪江各行各业在1944年至1945年的一年时间里,就募集各类款项4000余万元(法币),支前抗日。

  抗日圣地重千秋。怀化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这片热土上写下了中华民族的反侵略史乃至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光辉的一页,是当之无愧的抗日圣地。包括怀化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儿女在抗日战争表现出来同仇敌忾、不屈不挠、敢于牺牲的民族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我们世代铭记,永世颂扬!

责任编辑:赵丁言 最后更新:2014-05-30 14: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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